金庸先生与郭靖有些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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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

  10月30日,我正在桌前写文章,忽然收到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停下笔,坐了一阵子,感觉很悲痛,开始回想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也回忆这些年研究金庸小说的日子。
  钱理群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谈他读金庸小说的缘由:有段时间,他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个学生跑来问他:“老师,有一位作家叫金庸,您知道吗?”那确实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那个学生还说,几乎全班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区一个书摊高价租金庸小说看,且一致认为,金庸的作品比钱老师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有意思得多。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还不止一次。
  因为年轻人的推荐,我试读了《射雕英雄传》,一读之后,竟然就放不下来。此后,我研读了金庸的全部小说,有些读了三遍,每看完一遍,我就仔细思考其中的涵义。当然,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得到了金庸小说带给我的快乐与悲伤,感觉非常精彩。
  1994年初冬,北京大学鉴于金庸在法学、新闻事业、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我在这一仪式上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辞。不料,此举遭到一位杂文界朋友的刻意嘲讽和谴责,他在《拒绝金庸》一文中说,虽没有读过金庸小说,却知道武侠小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还说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是“北大自贬身份而媚俗”。正因如此,我也就不自量力,于1995年春开始将金庸小说搬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台,让大家来共同讨论和鉴别金庸小说。
  武侠小说有娱乐性,是通俗文学,这个毫无问题,大家都是这么看的。但我认为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娱乐品,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曲折反映。不过,这个反映是用夸张的形式,甚至是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比如,金庸的小说避免抽象地谈论武林人物的正与邪,避免悬空地讨论人性的好和坏,他认为地位、权力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
2004年,严家炎与金庸登四川青城山时交谈。

  《笑傲江湖》里就表达了一个观点——权力对人是有腐蚀作用的。任我行是小说中的原任教主,被东方不败关入地牢十几年,后在别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刚逃出来的时候,他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的一套理论非常生气。手下上官云见到他习惯性地说:“属下上官云参見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我行很反感,当下挖苦说:“甚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接着又对上官云说:“上官兄弟,咱们之间,今后这一套全都免啦。”可见这时任我行的头脑是很清醒的。但当他杀了东方不败,重新当上教主,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那套规矩足以维护教主的尊严,也就沿袭下来,不再废止了。他越到后来野心越大,甚至想把各门派都吞并,当五岳盟主。连令狐冲这样救过他的人都在想:坐在教主位置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女儿任盈盈也对令狐冲说:“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个性子很快就变了。”金庸在好几部小说里提出了“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深刻。他写的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虽然理论上没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必须建立监督制度来防止掌权者腐化这样的问题。
  金庸先生曾在一个采访中说:“武侠小说的精神在‘侠’不在‘武’,‘侠’就是牺牲自己利益去帮助别人、主持正义。只要人与人之间有关系,这种侠的精神是永远有价值的。”在个人和社会总体的关系上,金庸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赞美萧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和个人的关系上,他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的人格,肯定洪七公、黄药师、周伯通等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
  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方面,人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两方面不可偏废。近现代有些人只讲求个性自由,以至于自我膨胀,人欲横流,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害;可如果像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那样,只肯定群体或者王权的利益,过分地抑制甚至忽略个体的利益,牺牲人的个性,那么这个社会也会死气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许多悲剧。只有把社会责任和个性自由两者兼顾,才真正使人类现代社会有一种健全的意识,这也正是金庸所要表达的一种现代精神。
1998年5月,严家炎(左三)参加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

  1995年,我与金庸有过一次对谈。我问他:“有人说郭靖的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他答:“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
  在我看来,金庸先生确实与郭靖有相像的部分,他同样不太善于言谈,但从来都是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治学、著作,都是如此。他年轻的时候,晚上写小说,白天写社评,辛劳的程度可想而知,这也体现了他的性格。他晚年曾极为诚恳地说:“我想做学者,想取得一点成就;我想研究历史,想得出一些结果。我去过北京大学、剑桥大学,与大学的教授、学者交换意见的时候,才感受到,要做一个真正的学者,真的很难。”金庸先生谦虚如此、认真如此。
  金庸先生去世了,早几年前,梁羽生去世。回想过去的这几十年,他们确实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他们刷新了武侠小说的面貌,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为武侠小说注入了浓郁的文化历史内涵,也努力学习了“纯文艺”创作中某些艺术经验。凡此种种,对于整个文学领域来说,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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