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3年前的公元601年10月，隋文帝分舍利于泾州，在大兴国寺入函；
　　1314年前的公元690年10月，武则天诏令泾州建大云寺，发现隋文帝分的舍利，遂置金银棺供养；
　　40年前的公元1964年10月，泾川水泉寺社员偶然发现金角棺与舍利。
　　
　　 佛教圣地的标志被发现
　　
　　 1964年10月某日，正逢秋收秋播时节，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庄生产队组织社员在泾河川里集体劳动。社员乔世荣在铲草堆时，铲出了一个洞口，并发现里面有东西，就报告给生产队长乔万春。乔万春（现年63岁）立即派人到泾河对面的县文化馆（博物馆）报告。张怀玉馆长得到信息后，马上向县上有关部门汇报，并派文物专干张映文（已故）等人亲临现场进行详细勘查。农民说，这地方旧名叫官背后，东面是古泾州城州署和隍庙遗址，西南部叫营里，东南部叫仓里。这里自古是一个杂草乱石堆起的墓堆（塔基），耕地时很不方便，所以年年叫人把面积很大的墓堆往一起铲，墓堆逐年变高变小。今年和往年一样，铲土时铲出了洞口，他们把头伸进去好久才看清里面景物，洞口有石门，洞内石砖铺地，中间放一个斗大的石盒（石函），重约40公斤，洞壁有少量的图画。洞内冷如冰窖，乔碎成个子太大，乔世荣爬了进去，石盒子冰冷彻骨，抱上直不起腰。乔碎成说：“你把石盒子抱紧，我把你拉出来。”乔碎成用足气力，抓住乔世荣的双脚，连人带盒子一同拉出了地宫。
　　乔碎成说，实际上地宫离地面不足1米，多少年了，东方红拖拉机耕地，每次耕到墓堆跟前，总有犁铧刮出刺耳的声音，但谁也没在意，这次才知道是刮得地宫口的石板发出的声音。张怀玉、张映文等叫乔世荣、乔碎成把石盒抬出地面，发现石函铭文上写着：这是释迦牟尼逝世后的骨灰舍利，钥匙放在铜棺下面。工作人员按说明一个一个、一层一层启开，首先揭开油青石制作的石函，再取出铜棺，铜棺用银锁子锁着，在铜棺下取出钥匙，开启银锁，打开铜棺，又取出银椁，在银椁中又取出金棺，棺内放有7枚金钗，还有药葫芦形的7个舍利瓶，里面装有灰色骨舍利，其中一个瓶口已破烂。张怀玉等人在次日还到现场用筛子把挖出的土细筛一遍，使出土宝物不缺。挖开的地宫让闻讯赶来的川里、塬上人参观了几天后埋了。宝物放在县文化馆后院东面的文物室里，县城和乡里人参观了近半月时间，天擦黑还不能关门。乡里人直呼看金棺材去，能到县上的人都看到了，到不了县上的人都听到了。
　　 人们没在意，有关金银棺的事有两次是在10月发生的，一是在唐代，二是在现代。这次发现，是佛教圣地的标志重见天日的重大发现。
　　
　　 周总理低调处理泾川金银棺出土新闻，使“世界之宝”与走向世界的机遇擦肩而过
　　
　　 省上听说泾川出土了金银棺，派一位干部专门来泾川检查，一看吓了一跳，这是世所罕见的佛祖舍利和金银棺。不久省上来文通知上调省上保护，县上便派公安人员护送宝物，乘坐长途班车送省博物馆。张怀玉是送宝人之一，他说，当时走兰州得两天，晚上在定西要住一夜，第二天才到兰州。有些宝物当时未送，张怀玉等人第二次又上省城送宝。郭沫若知道这一重大发现后说：“舍利石函，贵在石函。”于是石函也送到了省上，这是第三次送宝。
　　 1965年9月，张怀玉到省上开文化工作会，有关人员向他介绍了舍利石函整修后的情况，他专程到省博物馆，经领导批准，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到了珍宝馆，一位刘姓专家从保险柜中取出了舍利石函，专家向他解说说舍利石函是释迦牟尼圆寂后人们把他的骨灰装在舍利瓶内，埋在邻国各地作为纪念。在我国云南、贵州等地也有发现，但都不完整，有的被挖坏了，全国只有泾川发现的最完整，所以十分珍贵，很有价值。 张怀玉说：“我这次看到的金棺材，和刚出土时大不一样，金棺材上的7颗（缺1颗）红宝石闪闪发光，棺体金光灿烂，神葫芦似的舍利瓶光亮透明，里面的灰色舍利清晰可见；银棺材光芒耀眼，上面的花纹十分清楚。铜棺材也发出了原有的亮光。真是个珍宝啊！随后专家又从盒子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新华通讯社……’，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一则未发出的新华社消息。由于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中印关系紧张，周恩来总理知道了甘肃泾川发现舍利石函的事，考虑到中印关系，暂时不让发表这个消息，说如果登报后，一定会有人来访，不利于国际关系。”
　　 后来，县文化馆将馆里两辆旧架子车，奖给了贾家庄生产队，算是对保护文物的先进个人和集体的奖励。 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县文化馆最大的学问家张映文写了出土报告：地宫有门，门拱是石质半圆形的，正面线刻祥云围绕宝器，两飞天临空翱翔。门拱由两根四棱形石柱支撑在石门槛上。柱的正面和内侧面线刻护法神。地宫内存放有一具半米见方的石函，函盖是覆斗形，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颗”16字。函身四周均刻有铭文。函内盛有4寸见方的铜匣，样子很像石函，匣上有锁，钥匙由一条细金链系在匣上，尚可开启。铜匣内是一具长方体银椁，比匣略小，盖为瓦形，周围还有一周低矮的小栏杆，椁身两侧各有一对并列的小环。匣、椁的表面都是细工雕刻的素文缠身忍冬花，银椁内才是金棺。金棺的样子与银椁相同，比椁稍小，周身是金页贴成的莲花图案，花中镶有各色宝石，正中与侧面均嵌有较大的白色珍珠。金棺内盛一很小的球形细颈琉璃瓶，内含豆大的白色晶体14粒，即“舍利子”。 新华社奉周总理之命对泾川出土的佛祖舍利不报道，是非常时代的非常之举。于是，泾川出土的这一震惊世界的无价世界文化遗产，就这样不为世人所知，而默默无闻39年。
　　
　　 郭沫若与世界之宝相遇并亲自鉴定，是泾川金银棺的千年之缘
　　
　　 1971年9月19日，79岁高龄的郭沫若有机会陪同柬埔寨王国首相宾努亲王来兰州参观，世界之宝与考古学伟人在甘肃省博物馆见面了，郭老激情难抑，评价至高。他一一鉴定了泾川金银棺、佛舍利等珍宝。这批自隋至唐在泾川入土、完好无损存至现代的佛教圣物、文物极品遇到了中国历史上顶级的鉴定家，实乃千年之缘。虽然新华社消息未能发出，世界不知，为千年之憾，但世界级伟人在一个非常时代相遇世界之宝，却是历史安排的，其文化意义无法形容。法门寺等地出土的佛教圣品，却未能与郭老相识。此后，郭沫若指示调泾川金银棺到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珍贵文物长期出国展出，其在国外的礼遇盛况我们可以想象。
　　
　　 泾川不只出土了这一个舍利塔基， 泾川在一座古城出土了两个塔基 ，两批佛舍利，可谓“世界之最”
　　
　　 无独有偶，大云寺舍利塔基发现5年后的1969年冬，离大云寺半华里的宝宁寺舍利塔基又在水泉寺村发现，“水泉寺又挖出了金棺材”，这是当时传播于泾川全县、连乡下人也知道的新闻。当时正值“文革”高潮期，此物有“四旧”之嫌，不能对其作正面宣传，又悄没声息地进了博物馆。这是北周比丘慧明舍利石函，铭文纪年为北周天和二年（567），比大云寺塔基早123年，比隋文帝分舍利早34年。天和二年，正是发祥于关陇的北周太祖宇文泰之子宇文邕做北周武皇帝时，隋文帝之父在北周为隋国公，隋文帝后袭此爵，女儿为北周皇帝宇文 皇后，身为皇上外祖父的杨坚立宇文阐为帝，自己出任丞相，总揽朝政。其石函有精美的浮雕“双狮供宝”及铭文，有两具铜棺椁、舍利瓶、舍利。
　　
　　 佛祖舍利及金银棺与泾川之缘，是隋文帝武则天两朝皇帝钦定敕赐的
　　
　　 隋仁寿元年、二年、四年，隋文帝杨坚三次下诏令在全国各州起塔供养舍利，当时的泾州属长安门户，乃京畿之地，其地位似今日的沪、津、渝，14粒舍利被高僧送往泾川，在大兴国寺建地宫，置函，供养在皇天后土之下。泾川大兴国寺很有名气，其碑、其记在《四库全书》等多种典籍中均有收录。 史学界认为，中国所有帝王中，以分舍利、建塔立寺、写经造像、延僧讲习，无过于隋文帝者。其分舍利建塔之举，更为特殊。隋文帝直接选择了印度的护法之王———佛教大力歌颂的转轮法王———阿育王为榜样，是以阿育王的气魄来“弘法护教”的。仁寿元年（601）6月13日，隋文帝60岁生日的这一天，他下诏在30州建30座舍利塔，钦定10月15日午时，30州“同下”（舍利入石函）。阿育王所建84 000塔，是在一日同时修起的，隋文帝仁寿元年的起塔，也是“限10月15日午时，同时下石函”。 时间过去89年，公元690年9月9日，67岁的武则天登基，称“神圣皇帝”。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武则天称帝受到各方面的反对和阻挠。武则天对女性经变故事为主题的《大云经》很崇敬，于这年7月将其颁行天下。10月，又敕令两京（长安、洛阳）、各州都建一座大云寺，珍藏《大云经》，并总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解《大云经》。泾州又一次受到皇帝特别是这位女皇帝的青睐，大云寺在大兴国寺遗址上建塔立寺，动工之际，发现了隋代供养的舍利，女皇敕建大云寺之举恰与佛祖舍利相遇，这是大吉大利的巧合，于是请了当时中国制作袖珍金银器工艺水平最高的大师，凝炼了一个时代的最高智慧，镂金雕银，选择了当时最珍贵的宝石珍珠，做成铜、银、金棺椁，并以硫璃瓶盛装14粒佛骨舍利，再配以石函，以魏碑书法镌刻清楚朝代地点数量，入砖筑地宫，建塔立寺，造就了泾州大云寺的美轮美奂，金碧辉煌。
　　 人们常问，泾州大云寺舍利是否佛祖舍利，回答是肯定的，是佛祖舍利，甘肃省博物馆已出具了权威证明。而大云寺地宫，还创下了“中华第一”的纪录。考古专家祝中熹在《精雕盛饰舍利棺》一文中说：“佛祖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于古印度拘尸那迦城郊的两棵娑罗树之间，火化后的遗骨被当时印度境内8个国王分别造塔供奉。”后来“有十九座塔布落在华夏大地，这便是时至今日我国许多佛教名刹尚保存着的舍利子的来源”。“按佛教本来的传统，舍利子应装在罂坛内，置于舍利塔的主室中”。 这种做法“在中国逐渐演变为以棺椁作容器埋于塔基下之地宫，这显然是接受了华夏葬丧习俗的影响。1964年甘肃泾川县城关镇水泉寺村，发现了重建于武周延载元年（694）的大云寺故址，其 地宫中即出土一套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玻璃瓶组成的五层套装舍利容器，时代比著名的陕西法门寺地宫八层套装舍利容器要早约180年，说明武则天时地宫舍利棺瘗埋方式已成制度。
　　 考古专家安忠义在《佛骨舍利流光溢彩》一文中说：“隋文帝曾三次下诏分舍利起塔。”“第三次在仁寿四年四月八日，又在三十州建舍利塔”。《广弘明集》卷17载“泾州大兴国寺起塔造函，三家各献旧磨好石，非界内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称”，说的就是此事。安忠义指出：泾州大云寺地宫的出现，在中国舍利瘗埋制度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建塔瘗埋佛舍利的习俗也在中国流行，依照中国的风俗，逐渐改变了印度用罂坛盛放舍利的方式，改用中国式的棺椁，并从塔的上部改放在地下。“而地宫的形成，以泾州大云寺为最早，开始以中国传统的棺椁制度设计舍利容器，并按墓室形貌在塔基下建地宫。”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辛革著《塔中的秘密———佛宝》一书，则把全中国曾经藏过佛宝（佛祖舍利）的地宫，按建制年代排序，甘肃泾州大云寺塔地宫排为第一，其他依次是陕西临潼、甘肃天水、陕西扶风、河南郑州、河南密县、辽宁朝阳、云南大理、宁夏贺兰、上海嘉定、江苏南京。辛革考证，全国就这11座佛宝地宫。
　　 三位专家的考证结论是：佛祖舍利最早在印度用口小腹大的罂坛盛装，供养在塔上部的“覆钵”部位，传入中国渐以地下棺椁形制供养，而以墓室形貌在塔基下建地宫，泾州大云寺为最早。这就是说，泾川大云寺地宫是“中华第一佛宝地宫”的地位，在世界上早已经确立了。
　　 大云寺及金银棺当年精美绝伦、鼎盛之光，我们今日可以想见。遗憾的是，明洪武年间的水患，使泾州城全城覆没，也一次性泡烂淹朽了文书档案，该城自商周至明代的辉煌历史记载瞬间化为乌有，这不仅使大云寺、金银棺缺失史料，也使明代以前的安定郡、泾州治所泾州故城所有史料全无，这是人类遗产的巨大损失。因而大云寺的湮没，并非人为的禁佛毁佛所致，而是灭顶之灾的水患使在一马平川里的大云寺荡然无存，而高于大云寺的石台上的水泉禅寺旧址和唐代山门至今依然完好。
　　
　　 泾川一县的一座古城内何以能创下供养两批佛舍利的世界之最
　　
　　 泾州，关中之襟，丝路咽喉，长安门户，京畿之地，联络中外，翼带东西。西安西城墙至今有安定门，实际是照应着古安定（泾州）的，安定有安定，长安才长安。这就是泾州和古城在3 000年历史上的地望。只要站在大云寺原址上看，南可望北魏高峰寺，左右有朝那沟、合子沟二水（皆为矿泉水），西南有耸立王母祖祠、下凿石窟的如龙回之山脉 ，东南是朝那山，东下为西魏薛举城、北魏南石窟寺，西上为商周祭坛，背靠兼山（也叫五龙山）和水泉禅寺等古佛寺群，正面为浩浩泾水与 水相汇，其地理位置、天下奇景决定了这里有供奉两批佛舍利的条件，任何一位观者见了只能脱口说好。 除了天下无二的自然风光，泾州供养佛祖舍利更有宏阔而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比如，有西秦文昭王，北魏宣武帝、孝明帝、胡太后，还有隋文帝、武则天、唐宣宗、宋太祖、宋真宗、元世祖、元成宗、明孝宗等12位帝王或下诏或敕赐或巡幸兴泾州佛事；有丝路上最早的佛教文物之一 ——— 西秦华盖镏金铜佛出土；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魏南石窟寺、全国开凿最早的石窟领衔的百里石窟长廊（窟龛512个）；有北魏二碑、元八思巴文碑等佛教珍贵文物1 400多件。北魏至清代泾川有佛寺庵130多处，僧尼达1.8万人，有10名高僧、28位名僧在泾州弘法，以禅宗、华严宗为主。泾川佛事的特点，就是佛生身舍利和法身舍利共供养。中外无数典籍记载了泾川佛教文化遗产，因而美国哈佛大学学者80年前就全方位拍摄了泾川百里石窟长廊照片并断清了年代，哈佛大学博物馆收藏着泾川的7件佛头像；还因为泾川古城自商周至明代连续使用，有3 000多年历史，周长28华里，是西北少有的大城。
　　 这一切不是偶然的。
　　 佛教自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边陲之地武威、敦煌停留后进入长安，而千里河西茫茫大漠，只有翻越陇山进入泾州，才算进入内地第一大城。佛教东进，最早是停留在泾州的。
　　 作者附记：
　　 法门寺的辉煌与大云寺的低调，反差强烈，原因不明或纯粹没有原因 。
　　 同样一件事，往往是两个结果。法门寺所在的扶风（美阳）与泾州古已有缘，东汉时因战乱，安定郡曾迁往美阳，18年后迁回，12年后安定郡又一次迁往扶风。扶风法门寺因其佛舍利出土正当改革开放时代，因而法门寺成为陕西省的人气本源之一，为陕西老百姓造福巨大，并力促台湾同胞认定大中华只有一个根源。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温家宝、钱其琛、王兆国、赵朴初等几十位国家领导人，泰国国王、法国总统和总理亲往参观。而泾川金银棺因39年前国门未开时低调处理，国门大开之后的今天还低调处理，神秘莫测。不仅中国、甘肃人不知，平凉人也不知。个别人士闻知，将信将疑。真正知道的，每当提起法门寺，必要相提并论泾州大云寺而留下难以言述的巨大遗憾！ 大云寺金银棺佛祖舍利是丝绸之路的非常物证，佛祖舍利是佛祖存在的物质象征，是人类共有的圣物。联合国拟把罗马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整体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云寺将是世界名景。大云寺的复出绝不是复古，事情本来非常简单，陕西法门寺、扬州大明寺就是成功的范例。如果大云寺能和它们一样平等地出现，将为泾川、平凉、甘肃争得永久的荣光，将是甘肃东大门无价的人气之源，使泾川不仅有国家“华夏故土地图”取过土的王母祖祠，更有佛祖舍利供养圣地大云寺，泾川将复兴古代“联络中外，翼带东西”的辉煌，仅从朝拜西王母、伏羲、黄帝和丝绸之路、长安游这一条整体旅游线路讲，仅从泾州自古有关陇商埠重地的地缘计，大云寺也是领衔的，是世界级的。 大云寺的复出，以年最低10万人朝圣、千万元收入算，等于为数万农民免税。当江南的周庄一个古镇年旅游收入达几十亿元时，泾川的西王母圣地、佛教文化圣地、古人类发祥地、名人和民俗文化胜地等五大遗产资源如果仅开发1/3，假设收入仅占周庄年收入的1%，也该有几千万元的旅游收入。 仅从县城周围这一块讲，大云寺可以拉快泾川城市化之速，泾州古城至今未挖掘过，还是一片农村，早年未开发倒成了好事，有利于今后保护好历史遗产，在其上可建唐城。未来铁路如能做安定城南面的钢铁城墙，完整的水泉寺村将实现农村就地城市化，数万人可以入住。以汉特别是唐代风格的城貌，由大云寺领衔，还有李商隐名诗《安定城楼》咏唱的天下名楼———安定城楼的复出性的崛起，到那时，你再看泾川是何等品位，何等地望，何等人气。 当你登临王母祖祠之回山看水泉寺这片风水宝地，才能领略中国古城与山水和谐的审美本义，其美是天然的，如泾河在此相汇。而在大云寺看王母宫，才真正能悟得如龙的山、如天宫的王母祖祠的“发祥”之美。而大云寺王母宫恰能摄入一个镜头之中，南北示意，上下呼应，国道与泾河从中穿过。王母宫为女性之祠，武则天之大云寺也是女性所为，这不仅仅是巧合。 不争的事实是，它是泾川乃至甘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必需的历史与自然早已赋予的取之不竭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与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