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各国都加强了卫生检疫工作，平时很少有人关注的卫生检疫开始重新被人重视。中国的卫生检疫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人是如何拿回卫生检疫权的？本文讲述了上海海港检疫所的前世今生，介绍有关情况，以飨读者。
14世纪，欧洲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期间欧洲人口的1/4约2500万死于鼠疫，意大利、英国死于鼠疫的差不多是各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
鼠疫让欧洲人充分认识到海港作为海岸国家卫生检疫的重要性。世界上第一个检疫站在意大利威尼斯港建立，对到港船舶实施“检疫（英文Quarantine）”，意思是隔离40天的措施。其目的是使原来处在潜伏期的疾病在隔离期逐渐呈现症状，从而防止疫病的传入。后来该单词衍生为国境卫生查检与隔离消毒传染疫病。
→ 海港检疫管理处、上海海港检疫所之职员。
日本在明治十二年（即1879年）立法检疫时，将Quarantine译为“检疫”。从此中国在有关检疫文献中对Quarantine借用了日本译法，且延续至今。
海港卫生检疫随着海运的兴起传入中国。1605年，荷兰东印度商会派调查团团员詹森到我国台湾省作报告，认为“一切疫病皆自海港传入，由海路至平安之货船与船员实有检疫之必要”。这或许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检疫理念。
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由于地缘、交通等优势，上海很快被英帝国主义视为扩大中国市场的最佳口岸，是英国商品输入中国的枢纽，也是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因而发展十分迅速。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上海港就超越广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海港，对外贸易占全国的2/3。
黄浦江上各国轮船穿行如梭的同时，通过外轮传入上海的传染病的概率大增。当霍乱等传染病不断传入上海并屡屡流行，威胁到旅居沪上人民的利益和生命健康时，海港检疫提到了议事日程。在1872年12月9日工部局董事会议上，上海江海关医务股医生颠地提请会议关注截止到该年3月3日的海关半年度医务报告，其中有一段摘要：由于上海的水源受到深度污染，水中存有各种传染病菌。但生活在水上的居民日常饮用水全部从中汲取，因而容易染上痢疾、伤寒等传染病，进而传播到岸上。故建议对《上海港口条例》第9条规定予以扩大范围或强制实施，即“到达港口的船只，凡船上有传染病，均不得靠近港口下游界线一英里之内。同时应在前桅上挂一面黄旗。若无河泊司许可，任何人不得下船或上船。一旦发现船上有严重肠胃病症状时，必须强迫船主将该船上的人统统送到岸上。官方的定期检查将使逃避执行条例的情况不致大量发生。”
清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印度、暹罗（今泰国）、马来亚、印尼等南洋诸国又起霍乱且不断向外传播。与之有频繁而密切海上交通往来的上海港再度受到严重威胁。是年7月，上海海关税务司怀特拟就4条检疫简章向北京总税务司哈特报告，要求委派医官登轮检查暹罗等有疫情港口驶来的船舶，以保护上海租界侨民健康及洋商利益，并建议制定永久性条例；任命固定的海港卫生官员。总税务司认为海港检疫虽与海关有关，但属地方行政事务。
不过外轮的检疫因为涉及所属国领事裁判权，遂决定由海关和地方官共同执行，检疫官则由上海道台从江海关的医官中选聘，受地方官道台和海关税务司双重管辖，并按规定收取检疫费以助检疫事业的发展。
上海首任检疫官为江海关医官詹梅森，于1873年8月15日登轮查验世界各有疫情港口驶来的船舶。中国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依章国境卫生检疫，就这样发轫于上海港。
随即，江海关监督会同各国驻沪领事拟定了《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主要内容有4条：疫港来船应悬挂黄旗在港外待检，派水警在旁看护，人员不得上下，由海关检疫上船查验。如船上有人患病，该船实施检疫一至三日；如船上曾有人病故，该船实施检疫三至五日；如船上现有多人患病，易地停泊，实施必要的卫生处理，检疫期限酌情而定。
翌年7月经领事团商定，又对以上章程进行修正，补充了以下几点内容：疫港由海关监督及各国领事馆随时确定；来自疫港的船舶均给以检疫章程，须悬挂检疫信号（白天悬黄旗1面、夜间成一直线挂红灯3盏）方准进港；船上曾有人染疫，但患者已离船，该船也准入港；船上曾有人染疫病故，实施检疫一至二日。如船上有多人患病，易地停泊，船舶、货物熏洗，检疫期限由医官与该船本国领事馆商定；引水员不能擅自离船；船方应填报《航海健康申报书》《船舶除鼠或免予除鼠证明》等各类证书；违反检疫章程，华人送地方官、洋人送领事馆查办。
随着上海港实施国境卫生检疫，厦门海关也着手制定规章，在厦门港实施检疫。1882年夏，菲律宾一些岛屿、港口发生霍乱，香港开始对马尼拉来的船舶实施检疫。1883年汕头港、1894年宁波港、1899年牛庄（今营口）港和天津港、1902年汉口港、1909年秦皇岛港、1911年广州港、1912年烟台港等港口陆续开始对出入港口的船舶实施卫生检疫。后来陆路口岸也对车辆实施卫生检疫。
上海海港检疫创建时，实施的是有疫情港口驶来的船舶的进口检疫制，业务较为单纯，未设立专门机构，仅有海港检疫医官詹梅森一人。海港检疫工作听命于海关税务司，日常工作由理船厅港务监督长指挥，检疫医官的聘任和执法业务受制于驻沪各领事团。检疫规范的制定、修改等立法活动均由江海关负责，并送达当地政府备案。办公地点设在汉口路外滩于1857年所建之古庙式海关关署内。詹梅森的办公室即为海港检疫的办公室。1893年，上海海港检疫随税务司迁至外滩西式海关新署。
1894年，为防止鼠疫传入上海，江海关在杨树浦设立临时检疫机构，设备相当简陋；同时在港口外2海里处设立检疫所，动用数只船舶并在一起以收容隔离病人或接触者。1899年，又在吴淞口外中炮小岛上设立华洋公共验疫行，以检验来自鼠疫疫区的船舶。1902年在长兴岛崇宝沙建立固定之防疫医院，后因潮汐冲刷发生倾塌而弃用。1905在黄浦江口张华浜对岸的野鸡墩另建防疫医院。1911年起为防止鼠疫袭沪，在浦东三叉港建立30张病床之检疫医院，供收治鼠疫病人之用。1912年在吴淞建立临时卫生所（又称海关检疫处），由海关聘任英国医官主理事务。另外又在浦西新建一所医院，占地约8亩，拥有当时最新的实验仪器和消毒器具，開设病房、诊查室、图书室等，随时准备接受由船上转来的传染病病人。 1927年12月19日，位于外滩重建的海关大钟楼正式落成，海港检疫处搬入，船舶检疫仍由海关医官负责。
至1920年，江海关税务司和驻沪领事团辖下的上海海港检疫机构更名为“上海卫生处”，设检疫股和熏船股。检疫股由检疫医官统辖，并常驻吴淞，负责呈报疫港的宣布和撤销及查船、疫船处理以及决定外国人、中国人分别入院隔离留验和解除。检疫股备有1艘检疫交通艇，专负责办公地点和检疫锚地之水上交通往来以及吴淞两岸病人留验的接送。检疫股有检疫医官1人、警官1人、医院助理1人，共3人负责查船。另外配备交通艇船员15人，足供日夜换班轮值。
熏船股亦由检疫医官负责全股业务，主要工作为熏蒸船舶、除虫灭鼠及消毒。具体由江海关与之签约的一家消毒公司完成。医官负责蒸船结果检查和签发熏蒸证书。
海港检疫业务于1348年在意大利初创时非常原始、落后，不需要界定疫区，无须经过检查，仅凭检疫当局认为有传入鼠疫的危险，就将来船隔离在港外40天甚至80天。检疫的方法由检疫医官登轮巡视，使用铁钳、食醋作为医疗器械和消毒药物，打开货舱或货柜暴晒货物，禁闭船员和旅客，甚至会命令船员顶着棉花包在烈日下暴晒。1710年英国实施的检疫则较为文明和妥当，但仍与大帆船航海贸易矛盾重重，遭到航海强国的一致反对。
100多年后，经过多次国际会议协调，检疫方法由早期的隔绝法改进为沙滤法，即根据来自不同传染病病种疫区的不同船舶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而我国开始海港检疫时，已经过了原始检疫时期，采用的是沙滤法。执行检疫业务的具体过程是由检疫医官（后改成港口卫生官员）带领1名港警、1名助手，在疫区来船抵达吴淞检疫锚地后乘检疫交通艇登船，令船长集合全体船员和旅客于甲板上，由检疫医官逐个审视或询问每人的健康状况，疑有发热或行走不便者请助手测体温或进行健康检查。同时向船长了解航行途中和目前的人员健康状况。在医学检查中若发现有传染病病人时，在查清与其接触者后将病人和接触者移下。其中外国人送公共租界传染病医院；中国人送检疫医院。移走病人和接触者后，对船舶进行彻底消毒。船上的饮用水和用过的食物必须消毒或毁弃，洗舱水、人粪便和污水，不经检验医官同意，不得倾倒于港内。
从1913年起，查验进口船舶时，还必须严格检查船舶熏蒸除鼠证书以了解船上是否存在活鼠；还必须详细了解船舶所载货物和其他物品。若有来自被宣布为鼠疫疫区的裘皮、皮张、毛发，应持有消毒证书或卫生证书；鲜果类如蔬菜、香蕉、柠檬等数十种水果果体必须完好，包装清洁，并持有来自霍乱地区的证明或卫生报告；块茎、根茎、球茎等必须包装清洁；沙子必须持有取自无霍乱地区的证明方可允许进口，否则都被拒之门外。破布、废纸、薄皮类水果、芹菜等叶类蔬菜、沾有泥土或霉菌的任何植物、泥土或霉菌、有尸体的棺柩都严格禁止进口。上述物品只有在来自已经宣布撤销疫区的地区并持有消毒证书或达到章程所规定的其他要求时才可放行。另外还须向船方宣布进港后必须采取防鼠措施，即在缆绳上放置防鼠板或在舷梯上方照射强光等卫生要求，以防止老鼠逃逸上岸。
更为严厉的措施是熏蒸来自鼠疫疫区的船舶。熏船是一项繁重且危险的工作，也是为防止鼠疫传入上海而设立的检疫所熏船股的主打业务。上海海港检疫所之所以坚决执行，起因是1908年在上海港一码头发现染有鼠疫的老鼠，而该码头经常停靠许多来自疫区的国际航行船舶，因此初步断定鼠疫通过疫鼠已经传入上海且开始在鼠间流行。
1910年10月在租界边界地区出现了第一个鼠疫病例，接着又在闸北区的居民中出现了鼠疫突然蔓延的迹象。这一疫情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上海海港检疫所除了加强吴淞口船舶进口检疫查验外，还开始对来自鼠疫疫区的船舶实施熏蒸除鼠。那时每年熏蒸约960艘。
除了对船舶和货物进行查验和检疫，以断绝疫病的传入，海港检疫所还在租界里展开大规模的霍乱注射和天花预防接种，以阻断霍乱和天花在上海的传播。江海关1份医务报告记载：“由于采用了接种牛痘的办法，因为天花而死亡的人数已经逐渐减少。”另1份报告称：“1912年至1918年天花较普遍。1919年至1920年是天花在本地居民中完全绝迹的2年。后来由于放松种痘，1921年又发现天花病例多起来……但在开展大规模种痘之后，疫情很快被控制住。1904年以来，工部局卫生处给大约二十万人免费种痘，卫生处化验室还向中国慈善机构免费供应了大批预防疫苗。”
如果在国际航运船舶中发现疫情，船上所有人员都必须注射或接种。如1932年1月24日，发现“PaoFoong”轮为天花染疫船，立刻对全体船员和旅客接种牛痘。同年7月20日，发现“Shantung”轮为霍乱染疫船，立刻对全体船员和旅客注射霍乱疫苗。1934年3月7日，上海海港检疫所通过新闻媒体发出通告：凡开往日本、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船只，离沪前所有船员旅客必须到北京东路2号种痘。1946年1月28日，上海宣布为天花有疫口岸，对过往旅客施行强行种痘。
中国海港卫生检疫主权早年直接操纵在殖民主义者手中。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先驱、海归伍连德博士等有识之士呼吁政府收回权力。1912年东三省成立防疫事务总处，伍连德作为总医官负责检疫技术领导，首先喊出了“国人自主检疫”的口号。
1930年7月1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卫生署在上海建立海港检疫管理处，设上海海港检疫所，委任伍连德为第一任处长兼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从此由国人直接管理国境卫生检疫事宜，并参照国际惯例和国际卫生公约，制定了《传染病预防条例》《海港检疫章程》《海港检疫、消毒熏蒸及收费规则》《海港检疫标式旗帜及制服规则》《出国旅客健康检查规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国人接收原先由洋人把持的上海海港检疫，遭到驻沪外国领事团的百般阻扰，洋人不甘心放弃海港检疫主办权。伍连德凭借国联卫生组织聘任的鼠疫专家之名誉和声望，更主要的是依靠国民政府的支持，同洋人据理力争、毫不相让、誓不妥協，有理有节地婉拒各种不合理要求，并认真了解和处理了债务问题。 通过伍连德等国人的努力，1931年5月8日，上海海港检疫所组建完成。经上海江海关税务司迈尔恩氏同意，借外滩海关大钟楼4楼1间大办公室作为海港检疫所办公场地。上海海港检疫所最初为20人，不久因业务发展人手增加到66人，搬至九江路2号花旗银行4楼办公。1932年6月，又迁入北京东路2号外滩怡泰洋行大厦办公。1934年，在吴淞炮台湾增设吴淞检疫医院，配有4艘交通艇。
海港检疫所共设有检疫科、蒸船科、医务科和总务科，后来增设研究院。检疫科负责船舶的查验、处理、确立疫港，通过拟定各项规章制度、技术标准和抽样检验方法，检查监督各检疫机构的贯彻执行情况；蒸船科负责船只、货物的熏蒸，疫船的处理以及消毒、除鼠、除虫、各种昆虫的研究和细菌检验的卫生工作，并进行卫生监督管理和提供医疗服务；医务科主要负责传染病调查研究，预测其发生、发展和流行规律，采取必要的预防、控制措施，评价预防结果，以及船员、旅客的健康检查、预防接种和检疫病院、消毒所、实验室的管理工作；总务科负责全所的行政事务，诸如人事、机构编制、财务、检疫业务的统计、各地疫情的收集分析以及人員的进修培训、举办主要会议、组织科研和技术引进等。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霍乱此时正流行，全国其他省份也出现病例，近10万人发病。伍连德敏锐地意识到上海防疫力量的薄弱，紧急成立了中央防止霍乱临时事务所。同年8月18日，伍连德在《申报》上发布《海港检疫处霍乱周报》，申明“本管理处现编制1200尺长之霍乱影片，关于霍乱之病因及预防治疗方法演述甚明，且亲以上海市乡之各种风景人物及卫生机关，如医院化验所，收罗靡遗，不久即可在各著名影戏院与各界相见”，对市民进行病情知识普及教育。并追究霍乱根源，标本齐治、防患于未然。海港检疫所除了大力宣传，还推广疫苗接种，号召从源头上提供清洁饮水。在伍连德的指挥以及海港检疫所的努力下，霍乱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抗战前，上海已成为全国卫生检疫技术中心，检疫所总务科长经常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联合会卫生组委员会议，学习国际最新的海港检疫技术，以提高本国海港检疫水平。另外，检疫所的职员常常被邀请去作与公共卫生有关的演讲。1934年，就曾应上海公共卫生学会、国立上海医学院、中华医学会及本埠其他学会的邀请作过多次演讲，广泛宣传传染病防治知识。检疫所还十分重视检疫人才的培养。先后派出多名高级医官赴西方国家学习检疫技术。学成归国即刻举办讲座、撰写文章，积极推广国外先进经验，为国内检疫工作提供借鉴，如伍长耀的《考察欧美各国海港检疫报告》等，并把每年各地检疫所呈送的工作报告，汇编成集，为传染病的检疫、检测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作为传染病研究主要基地，上海检疫所大力提倡学术研究，仅1931和1932两年，就连续召开了17次学术讨论会，由伍连德和一些高级医官主讲。检疫所还摄制了影片《关于鼠疫疫源及防治方法》，制作了鼠疫、霍乱防治模型；熏蒸除虫、鼠蚤标本。通过一系列科研活动与业务交流，大大加深了老百姓对疾病防治的认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所长伍连德出国避难，其他人员也都因战乱另谋出路，检疫所自动解体。上海沦陷后，上海海关被日军强占；中国防疫医院浦东部分场所被日军炸毁；检疫用船被日军扣留。上海海港检疫被侵略者攫取。1942年，上海海港检疫所改名为江海关海港检疫所，所址设在原江海关大钟楼1楼，日本人古川实任所长，金乃逸任副所长，工作人员二十几人，日本人居多。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委派卫生署京沪区特派员姚克芳来沪接收江海关检疫所，恢复上海海港检疫所原名，归卫生署防疫司领导，有职工130人。
根据卫生署制定的《交通检疫实施办法》等条例，海港检疫所对来往疫区的船舶一律实施检疫和开展天花、霍乱预防接种；对进口船舶查验全部旅客、船员健康情况和实施预防接种，未经检疫不能擅自进港。同时正式进行空港检疫，上海龙华、江湾两机场在1946年开始办理航空检疫手续。
1949年上海解放，6月1日市军管会接管了上海海港检疫所。1950年改称交通检疫所。1957年再改为上海卫生检疫所，隶属国务院卫生部管辖。
（摘自2月27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上海纺织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中国检疫机构的开端
14世纪，欧洲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期间欧洲人口的1/4约2500万死于鼠疫，意大利、英国死于鼠疫的差不多是各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
鼠疫让欧洲人充分认识到海港作为海岸国家卫生检疫的重要性。世界上第一个检疫站在意大利威尼斯港建立，对到港船舶实施“检疫（英文Quarantine）”，意思是隔离40天的措施。其目的是使原来处在潜伏期的疾病在隔离期逐渐呈现症状，从而防止疫病的传入。后来该单词衍生为国境卫生查检与隔离消毒传染疫病。
日本在明治十二年（即1879年）立法检疫时，将Quarantine译为“检疫”。从此中国在有关检疫文献中对Quarantine借用了日本译法，且延续至今。
海港卫生检疫随着海运的兴起传入中国。1605年，荷兰东印度商会派调查团团员詹森到我国台湾省作报告，认为“一切疫病皆自海港传入，由海路至平安之货船与船员实有检疫之必要”。这或许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检疫理念。
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由于地缘、交通等优势，上海很快被英帝国主义视为扩大中国市场的最佳口岸，是英国商品输入中国的枢纽，也是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因而发展十分迅速。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上海港就超越广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海港，对外贸易占全国的2/3。
黄浦江上各国轮船穿行如梭的同时，通过外轮传入上海的传染病的概率大增。当霍乱等传染病不断传入上海并屡屡流行，威胁到旅居沪上人民的利益和生命健康时，海港检疫提到了议事日程。在1872年12月9日工部局董事会议上，上海江海关医务股医生颠地提请会议关注截止到该年3月3日的海关半年度医务报告，其中有一段摘要：由于上海的水源受到深度污染，水中存有各种传染病菌。但生活在水上的居民日常饮用水全部从中汲取，因而容易染上痢疾、伤寒等传染病，进而传播到岸上。故建议对《上海港口条例》第9条规定予以扩大范围或强制实施，即“到达港口的船只，凡船上有传染病，均不得靠近港口下游界线一英里之内。同时应在前桅上挂一面黄旗。若无河泊司许可，任何人不得下船或上船。一旦发现船上有严重肠胃病症状时，必须强迫船主将该船上的人统统送到岸上。官方的定期检查将使逃避执行条例的情况不致大量发生。”
清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印度、暹罗（今泰国）、马来亚、印尼等南洋诸国又起霍乱且不断向外传播。与之有频繁而密切海上交通往来的上海港再度受到严重威胁。是年7月，上海海关税务司怀特拟就4条检疫简章向北京总税务司哈特报告，要求委派医官登轮检查暹罗等有疫情港口驶来的船舶，以保护上海租界侨民健康及洋商利益，并建议制定永久性条例；任命固定的海港卫生官员。总税务司认为海港检疫虽与海关有关，但属地方行政事务。
不过外轮的检疫因为涉及所属国领事裁判权，遂决定由海关和地方官共同执行，检疫官则由上海道台从江海关的医官中选聘，受地方官道台和海关税务司双重管辖，并按规定收取检疫费以助检疫事业的发展。
上海首任检疫官为江海关医官詹梅森，于1873年8月15日登轮查验世界各有疫情港口驶来的船舶。中国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依章国境卫生检疫，就这样发轫于上海港。
随即，江海关监督会同各国驻沪领事拟定了《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主要内容有4条：疫港来船应悬挂黄旗在港外待检，派水警在旁看护，人员不得上下，由海关检疫上船查验。如船上有人患病，该船实施检疫一至三日；如船上曾有人病故，该船实施检疫三至五日；如船上现有多人患病，易地停泊，实施必要的卫生处理，检疫期限酌情而定。
翌年7月经领事团商定，又对以上章程进行修正，补充了以下几点内容：疫港由海关监督及各国领事馆随时确定；来自疫港的船舶均给以检疫章程，须悬挂检疫信号（白天悬黄旗1面、夜间成一直线挂红灯3盏）方准进港；船上曾有人染疫，但患者已离船，该船也准入港；船上曾有人染疫病故，实施检疫一至二日。如船上有多人患病，易地停泊，船舶、货物熏洗，检疫期限由医官与该船本国领事馆商定；引水员不能擅自离船；船方应填报《航海健康申报书》《船舶除鼠或免予除鼠证明》等各类证书；违反检疫章程，华人送地方官、洋人送领事馆查办。
随着上海港实施国境卫生检疫，厦门海关也着手制定规章，在厦门港实施检疫。1882年夏，菲律宾一些岛屿、港口发生霍乱，香港开始对马尼拉来的船舶实施检疫。1883年汕头港、1894年宁波港、1899年牛庄（今营口）港和天津港、1902年汉口港、1909年秦皇岛港、1911年广州港、1912年烟台港等港口陆续开始对出入港口的船舶实施卫生检疫。后来陆路口岸也对车辆实施卫生检疫。
上海海港检疫所的建制
上海海港检疫创建时，实施的是有疫情港口驶来的船舶的进口检疫制，业务较为单纯，未设立专门机构，仅有海港检疫医官詹梅森一人。海港检疫工作听命于海关税务司，日常工作由理船厅港务监督长指挥，检疫医官的聘任和执法业务受制于驻沪各领事团。检疫规范的制定、修改等立法活动均由江海关负责，并送达当地政府备案。办公地点设在汉口路外滩于1857年所建之古庙式海关关署内。詹梅森的办公室即为海港检疫的办公室。1893年，上海海港检疫随税务司迁至外滩西式海关新署。
1894年，为防止鼠疫传入上海，江海关在杨树浦设立临时检疫机构，设备相当简陋；同时在港口外2海里处设立检疫所，动用数只船舶并在一起以收容隔离病人或接触者。1899年，又在吴淞口外中炮小岛上设立华洋公共验疫行，以检验来自鼠疫疫区的船舶。1902年在长兴岛崇宝沙建立固定之防疫医院，后因潮汐冲刷发生倾塌而弃用。1905在黄浦江口张华浜对岸的野鸡墩另建防疫医院。1911年起为防止鼠疫袭沪，在浦东三叉港建立30张病床之检疫医院，供收治鼠疫病人之用。1912年在吴淞建立临时卫生所（又称海关检疫处），由海关聘任英国医官主理事务。另外又在浦西新建一所医院，占地约8亩，拥有当时最新的实验仪器和消毒器具，開设病房、诊查室、图书室等，随时准备接受由船上转来的传染病病人。 1927年12月19日，位于外滩重建的海关大钟楼正式落成，海港检疫处搬入，船舶检疫仍由海关医官负责。
至1920年，江海关税务司和驻沪领事团辖下的上海海港检疫机构更名为“上海卫生处”，设检疫股和熏船股。检疫股由检疫医官统辖，并常驻吴淞，负责呈报疫港的宣布和撤销及查船、疫船处理以及决定外国人、中国人分别入院隔离留验和解除。检疫股备有1艘检疫交通艇，专负责办公地点和检疫锚地之水上交通往来以及吴淞两岸病人留验的接送。检疫股有检疫医官1人、警官1人、医院助理1人，共3人负责查船。另外配备交通艇船员15人，足供日夜换班轮值。
熏船股亦由检疫医官负责全股业务，主要工作为熏蒸船舶、除虫灭鼠及消毒。具体由江海关与之签约的一家消毒公司完成。医官负责蒸船结果检查和签发熏蒸证书。
检疫业务的开展
海港检疫业务于1348年在意大利初创时非常原始、落后，不需要界定疫区，无须经过检查，仅凭检疫当局认为有传入鼠疫的危险，就将来船隔离在港外40天甚至80天。检疫的方法由检疫医官登轮巡视，使用铁钳、食醋作为医疗器械和消毒药物，打开货舱或货柜暴晒货物，禁闭船员和旅客，甚至会命令船员顶着棉花包在烈日下暴晒。1710年英国实施的检疫则较为文明和妥当，但仍与大帆船航海贸易矛盾重重，遭到航海强国的一致反对。
100多年后，经过多次国际会议协调，检疫方法由早期的隔绝法改进为沙滤法，即根据来自不同传染病病种疫区的不同船舶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而我国开始海港检疫时，已经过了原始检疫时期，采用的是沙滤法。执行检疫业务的具体过程是由检疫医官（后改成港口卫生官员）带领1名港警、1名助手，在疫区来船抵达吴淞检疫锚地后乘检疫交通艇登船，令船长集合全体船员和旅客于甲板上，由检疫医官逐个审视或询问每人的健康状况，疑有发热或行走不便者请助手测体温或进行健康检查。同时向船长了解航行途中和目前的人员健康状况。在医学检查中若发现有传染病病人时，在查清与其接触者后将病人和接触者移下。其中外国人送公共租界传染病医院；中国人送检疫医院。移走病人和接触者后，对船舶进行彻底消毒。船上的饮用水和用过的食物必须消毒或毁弃，洗舱水、人粪便和污水，不经检验医官同意，不得倾倒于港内。
从1913年起，查验进口船舶时，还必须严格检查船舶熏蒸除鼠证书以了解船上是否存在活鼠；还必须详细了解船舶所载货物和其他物品。若有来自被宣布为鼠疫疫区的裘皮、皮张、毛发，应持有消毒证书或卫生证书；鲜果类如蔬菜、香蕉、柠檬等数十种水果果体必须完好，包装清洁，并持有来自霍乱地区的证明或卫生报告；块茎、根茎、球茎等必须包装清洁；沙子必须持有取自无霍乱地区的证明方可允许进口，否则都被拒之门外。破布、废纸、薄皮类水果、芹菜等叶类蔬菜、沾有泥土或霉菌的任何植物、泥土或霉菌、有尸体的棺柩都严格禁止进口。上述物品只有在来自已经宣布撤销疫区的地区并持有消毒证书或达到章程所规定的其他要求时才可放行。另外还须向船方宣布进港后必须采取防鼠措施，即在缆绳上放置防鼠板或在舷梯上方照射强光等卫生要求，以防止老鼠逃逸上岸。
更为严厉的措施是熏蒸来自鼠疫疫区的船舶。熏船是一项繁重且危险的工作，也是为防止鼠疫传入上海而设立的检疫所熏船股的主打业务。上海海港检疫所之所以坚决执行，起因是1908年在上海港一码头发现染有鼠疫的老鼠，而该码头经常停靠许多来自疫区的国际航行船舶，因此初步断定鼠疫通过疫鼠已经传入上海且开始在鼠间流行。
1910年10月在租界边界地区出现了第一个鼠疫病例，接着又在闸北区的居民中出现了鼠疫突然蔓延的迹象。这一疫情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上海海港检疫所除了加强吴淞口船舶进口检疫查验外，还开始对来自鼠疫疫区的船舶实施熏蒸除鼠。那时每年熏蒸约960艘。
除了对船舶和货物进行查验和检疫，以断绝疫病的传入，海港检疫所还在租界里展开大规模的霍乱注射和天花预防接种，以阻断霍乱和天花在上海的传播。江海关1份医务报告记载：“由于采用了接种牛痘的办法，因为天花而死亡的人数已经逐渐减少。”另1份报告称：“1912年至1918年天花较普遍。1919年至1920年是天花在本地居民中完全绝迹的2年。后来由于放松种痘，1921年又发现天花病例多起来……但在开展大规模种痘之后，疫情很快被控制住。1904年以来，工部局卫生处给大约二十万人免费种痘，卫生处化验室还向中国慈善机构免费供应了大批预防疫苗。”
如果在国际航运船舶中发现疫情，船上所有人员都必须注射或接种。如1932年1月24日，发现“PaoFoong”轮为天花染疫船，立刻对全体船员和旅客接种牛痘。同年7月20日，发现“Shantung”轮为霍乱染疫船，立刻对全体船员和旅客注射霍乱疫苗。1934年3月7日，上海海港检疫所通过新闻媒体发出通告：凡开往日本、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船只，离沪前所有船员旅客必须到北京东路2号种痘。1946年1月28日，上海宣布为天花有疫口岸，对过往旅客施行强行种痘。
收回检疫主权
中国海港卫生检疫主权早年直接操纵在殖民主义者手中。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先驱、海归伍连德博士等有识之士呼吁政府收回权力。1912年东三省成立防疫事务总处，伍连德作为总医官负责检疫技术领导，首先喊出了“国人自主检疫”的口号。
1930年7月1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卫生署在上海建立海港检疫管理处，设上海海港检疫所，委任伍连德为第一任处长兼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从此由国人直接管理国境卫生检疫事宜，并参照国际惯例和国际卫生公约，制定了《传染病预防条例》《海港检疫章程》《海港检疫、消毒熏蒸及收费规则》《海港检疫标式旗帜及制服规则》《出国旅客健康检查规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国人接收原先由洋人把持的上海海港检疫，遭到驻沪外国领事团的百般阻扰，洋人不甘心放弃海港检疫主办权。伍连德凭借国联卫生组织聘任的鼠疫专家之名誉和声望，更主要的是依靠国民政府的支持，同洋人据理力争、毫不相让、誓不妥協，有理有节地婉拒各种不合理要求，并认真了解和处理了债务问题。 通过伍连德等国人的努力，1931年5月8日，上海海港检疫所组建完成。经上海江海关税务司迈尔恩氏同意，借外滩海关大钟楼4楼1间大办公室作为海港检疫所办公场地。上海海港检疫所最初为20人，不久因业务发展人手增加到66人，搬至九江路2号花旗银行4楼办公。1932年6月，又迁入北京东路2号外滩怡泰洋行大厦办公。1934年，在吴淞炮台湾增设吴淞检疫医院，配有4艘交通艇。
海港检疫所共设有检疫科、蒸船科、医务科和总务科，后来增设研究院。检疫科负责船舶的查验、处理、确立疫港，通过拟定各项规章制度、技术标准和抽样检验方法，检查监督各检疫机构的贯彻执行情况；蒸船科负责船只、货物的熏蒸，疫船的处理以及消毒、除鼠、除虫、各种昆虫的研究和细菌检验的卫生工作，并进行卫生监督管理和提供医疗服务；医务科主要负责传染病调查研究，预测其发生、发展和流行规律，采取必要的预防、控制措施，评价预防结果，以及船员、旅客的健康检查、预防接种和检疫病院、消毒所、实验室的管理工作；总务科负责全所的行政事务，诸如人事、机构编制、财务、检疫业务的统计、各地疫情的收集分析以及人員的进修培训、举办主要会议、组织科研和技术引进等。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霍乱此时正流行，全国其他省份也出现病例，近10万人发病。伍连德敏锐地意识到上海防疫力量的薄弱，紧急成立了中央防止霍乱临时事务所。同年8月18日，伍连德在《申报》上发布《海港检疫处霍乱周报》，申明“本管理处现编制1200尺长之霍乱影片，关于霍乱之病因及预防治疗方法演述甚明，且亲以上海市乡之各种风景人物及卫生机关，如医院化验所，收罗靡遗，不久即可在各著名影戏院与各界相见”，对市民进行病情知识普及教育。并追究霍乱根源，标本齐治、防患于未然。海港检疫所除了大力宣传，还推广疫苗接种，号召从源头上提供清洁饮水。在伍连德的指挥以及海港检疫所的努力下，霍乱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抗战前，上海已成为全国卫生检疫技术中心，检疫所总务科长经常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联合会卫生组委员会议，学习国际最新的海港检疫技术，以提高本国海港检疫水平。另外，检疫所的职员常常被邀请去作与公共卫生有关的演讲。1934年，就曾应上海公共卫生学会、国立上海医学院、中华医学会及本埠其他学会的邀请作过多次演讲，广泛宣传传染病防治知识。检疫所还十分重视检疫人才的培养。先后派出多名高级医官赴西方国家学习检疫技术。学成归国即刻举办讲座、撰写文章，积极推广国外先进经验，为国内检疫工作提供借鉴，如伍长耀的《考察欧美各国海港检疫报告》等，并把每年各地检疫所呈送的工作报告，汇编成集，为传染病的检疫、检测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作为传染病研究主要基地，上海检疫所大力提倡学术研究，仅1931和1932两年，就连续召开了17次学术讨论会，由伍连德和一些高级医官主讲。检疫所还摄制了影片《关于鼠疫疫源及防治方法》，制作了鼠疫、霍乱防治模型；熏蒸除虫、鼠蚤标本。通过一系列科研活动与业务交流，大大加深了老百姓对疾病防治的认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所长伍连德出国避难，其他人员也都因战乱另谋出路，检疫所自动解体。上海沦陷后，上海海关被日军强占；中国防疫医院浦东部分场所被日军炸毁；检疫用船被日军扣留。上海海港检疫被侵略者攫取。1942年，上海海港检疫所改名为江海关海港检疫所，所址设在原江海关大钟楼1楼，日本人古川实任所长，金乃逸任副所长，工作人员二十几人，日本人居多。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委派卫生署京沪区特派员姚克芳来沪接收江海关检疫所，恢复上海海港检疫所原名，归卫生署防疫司领导，有职工130人。
根据卫生署制定的《交通检疫实施办法》等条例，海港检疫所对来往疫区的船舶一律实施检疫和开展天花、霍乱预防接种；对进口船舶查验全部旅客、船员健康情况和实施预防接种，未经检疫不能擅自进港。同时正式进行空港检疫，上海龙华、江湾两机场在1946年开始办理航空检疫手续。
1949年上海解放，6月1日市军管会接管了上海海港检疫所。1950年改称交通检疫所。1957年再改为上海卫生检疫所，隶属国务院卫生部管辖。
（摘自2月27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上海纺织博物馆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