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册上，沈括（1031-1096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甚或今天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传统社会里，人们重官位、重八股、重名利、重意识形态，而轻科技创新。工匠身份卑微，不为人知，不为人敬，也无人关注。可沈括异乎于众，将那些普通人写进了《梦溪笔谈》之中。
　　先人对于沈括的评价有限，等到洋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问世后，才幡然醒悟，原来早在宋代，国人就已对人类科技开拓做出了重大贡献。李约瑟研究了人类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科技成果，认为在两宋时，中国的科技成就已超越欧洲。他断言，沈括是中国科技史上最杰出的人物，尤其是《梦溪笔谈》记载了早期中国人的科技成果，成为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世人或许不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与火药）中有两项是沈括记录并传播的，从而推动了后来的工业革命。宋仁宗庆历年间（11世纪中期），杭州工匠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将印刷技术大大提高。战国时，中国就已发现磁石吸铁现象，用天然磁石制造“司南之勺，其柄指南”。此后，又造就更先进的磁性指向仪。沈括首先记录了地磁偏角，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使之磁化成为磁针，即可指南。后又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罗盘）。两宋时，指南针用于航海的“针盘”导航，对于海上交通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尽人皆知。
　　吴越国定都杭州后，一跃成为东南大都会。元祐二年（1087年），知府蒲宗孟作成杭州新学，请沈括撰文。他写的《杭州新作州学记》有：“杭为大州，当东南百粤之会，地大民众，人物之盛，为天下第一。”
　　杭州不仅经济繁荣，而且是东南佛教中心。西湖周边有许多寺院，高僧云集，经书需求量大。佛教兴旺发达带动了印刷业的繁忙，也促使佛教建筑技术的提高。由此，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了相关的两名杭州工匠，一位是毕昇，另一位是建筑工匠喻皓。
　　吴越国王钱镠在凤凰山建梵天寺木塔，某日，钱王登塔，微觉塔动，便询问原因。喻皓说，只要逐层布板，用钉钉实，塔就不会动了。工匠依法照做，木塔果然稳固了。他的《梦溪笔谈》摘录了喻皓的著述《木经》。由于《木经》已散佚，沈括书中的记录更有了特别的意义。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写到了“钱氏捍海塘”。吴越国时，为了防范潮水泛滥，钱塘江已筑就了海塘石堤。堤外立大木桩十余行，称为“滉柱”。滉柱用来保护堤坝，减少潮水对大堤的冲击（今称“深水桩”）。有人提议拔掉江中的滉柱，可得几十万根上等木料。时任杭州知府听了，觉得有道理，下令在江中拔木取材。堤坝缺少了滉柱的保护，易受潮水侵袭，造成不断塌陷。沈括感叹地说：“先人埋下木桩，本为了消减潮水势头，避开大潮对堤坝的冲击。大堤依靠滉柱保护，尽管潮水汹涌澎湃，堤坝仍能安然无恙。”
　　沈括书中记载的另一件事，杜杞任两浙路转运使时，有人建议在税场以东，将大堤后移几里筑月堤，屹立堤外以保护堤坝。水工们赞成兴筑月堤。未料有人说：“修筑月堤后就不会有水患了，那我们还靠什么生活呢？”水工听了，也就附和了他的说法。杜杞不知他们的目的，没有修筑月堤，而将金钱花在原来大堤上，由此，潮水祸害仍年年不断。在《梦溪笔谈》中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记载，难于一一叙述。
　　时至今日，杭州人没有忘掉沈括。2000年，有位市民丁云川，读到一篇介绍沈括的文章，提及沈括墓在余杭安溪镇的太平山上。他想，沈括是一位科学家，甚至受到西方人推崇，文中提及的沈括墓还有吗？于是，一个人跑到了安溪，找到了太平山。他向《杭州日报》记者谈及此事，由于杭报的报道，才引起各方关注。
　　而今，杭州市区已拓展到城北，良渚、安溪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弘扬地域文化成为开发的一部分，名人效应不仅可以扩大地域知名度，增加人们对区域的了解，更可促使青少年从名人事迹中获得启迪，发扬光大先人的事业。为什么不在沈括的家乡、归宿之地，建一座纪念馆，让人追思与怀念这位记录了先人的创造与发明的伟大作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