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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罗马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观对爱尔兰诗人W.B.叶芝的宗教思想及其抒情诗歌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但叶芝并未完全跟随先贤的脚步,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对教义进行重构,形成了其对奥古斯丁释经学经典的全新阐释。本文从奥古斯丁著名的原罪说和恩典说入手,分析叶芝对其神学观的继承与发展,认为叶芝提出了关于原罪和恩典概念的新解释,构建了二元对立和人类文明循环发展的新理念。
[关键词]奥古斯丁;叶芝;基督教;原罪说;恩典说
[中图分类号]B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1-2-0098-04
1 引 言
W.B.叶芝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爱尔兰诗坛上具有神秘色彩的诗人。他出生于爱尔兰的新教家庭,却没有顺理成章的成为基督教徒。他独有的宗教体系中包含基督教经典学说、爱尔兰民间神话、东方神秘主义、古埃及和古希腊神话等多种因素。尽管如此,基督教的影响仍然渗透到了其精神之中,成为其宗教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古罗马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观对他抒情诗的创作影响深远。本文从奥古斯丁的原罪说和恩典说入手,探讨了叶芝对其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现实意义。
2 叶芝对奥古斯丁神学观的继承和发展
奥古斯丁是举世公认的影响世界最为深远的基督教神学大师,他的理论是基督教改革后的原罪与恩典思想的源头。
2.1 原罪说
奥古斯丁认为,自由意志是指上帝赐予人类的完全能够自己决断自己意愿的特权。完美的上帝创造了具有自由意志的完美人类。但自由意志不等同于“良善意志”。幸福是自由意志趋向于上善的表现;罪恶是自由意志趋向于下善的表现。上帝作为一切善之来源,他赐予人类自由意志的初衷是望其向善,追求幸福,而并非制造罪恶。因此,当人滥用上帝所赐予的自由意志,背离善之本源(即“上帝”)时,人就犯下了罪。亚当和夏娃违背神圣,偷吃了象征智慧的禁果,这是人类第一次滥用自由意志,犯下了“原罪”。而且由于原罪的“遗传性”,人类不仅失去了永生,更要世世代代背负原罪,并遭受各种苦难的折磨。
2.1.1 叶芝对原罪说的继承
叶芝继承了原罪说中对于人类犯下了原罪并将世世代代接受因原罪而遭受惩罚的教义,并将其运用到抒情诗歌的写作中去。如《亚当所受的诅咒》一诗所叙:“……/答言的是那美丽温柔的女子/听见她嗓音低沉甜美/许多人都会感到心中隐痛:/“虽说学校里没有这门课程/但生为女人就理应知晓/力求美好我们必须辛劳。……/我说:无疑自从亚当堕落以来/没有美好的东西不需耗费大量精力。” 这里的辛劳指的正是《旧约•创世记》中记载的上帝对于女性的惩罚:“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诗人还通过“我”之话语直接表达了认可《旧约•创世记》中上帝对亚当的惩罚“土地必因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须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获得粮食。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长出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至你归了土。”
2.1.2 叶芝对原罪说的发展
虽然继承奥古斯丁对于原罪的存在及具有遗传性的说法,但对于原罪仅仅只带给人类灾难这一说法,叶芝却有着独树一帜的见解,在他的诗作中体现了:人类祖先虽然滥用自由意志犯下了原罪,但同时也获取了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元素——智慧,因此原罪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起源。在此之后的发展中,人类的自由意志又将智慧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使之发挥到极致,因此智慧本身和对智慧的渴求理所应当成为被颂扬的对象。叶芝在抒情诗作《所罗门与示巴》中,运用对话的形式描述了一个男人如何通过与一个女人在语言和身体上的交流而变得睿智的过程:“所罗门对示巴唱/吻着她微黑的脸:/“从日中起一整天来/我们都在同一地方交谈,/从无影的中午起整日里/我们围着爱的狭窄主题/一直在转啊转/就像一匹老马在畜栏里。”所罗门王怀疑爱的重要性,他认为“爱”就像“一匹老马在畜栏里”。从他的言语我们可以发现他思想的局限性,使他仅仅能够看到关于爱的部分事实。在第二节中,示巴对所罗门唱道:“如果你提出一个话题/使得博学者欢畅/你就在太阳把我们的身影/投到地上之前/发现我的思想,而非话题/不过是一个狭窄的畜栏。”她富有哲理的聪慧言语启发了所罗门王关于爱的深层含义的领悟。在示巴的启示下,所罗门王终于领悟到示巴所表达的爱的重要性,他说“除了爱,没有一件事/能把这世界变成一个狭窄的畜栏。”爱是如此的强大,如同一个围栏,虽然狭小但可以囊括世界上的所有东西。而在此前,“所罗门对示巴说:/‘在这天空下出生的/男人或女人没有一个/敢于与我们俩较量学识’”。在此,作者表达了对人类拥有智慧与爱情这两样对于人类发展和繁衍至关重要的事物的赞美之情。
像这样由两性交流带来智慧启示的诗句还有很多:如叶芝的另一首诗歌《论女人》写道:“尽管书呆子们拒不承认/但显然圣经的意思乃是:/所罗门在与他的后妃们/交谈的过程中变得睿智……/示巴女王做他的情妇时/所得到的一切赞颂/当时她正把那生铁锻炼/或者刚从炉火中出来/它正在冷水里打战……”诗中作者直接用圣经之口肯定了人类对知识爱情的追求,并表达了作者对聪慧过人的优雅女性的赞美,对人类虽犯下原罪却收获智慧与爱情的赞美,对人类文明繁衍和发展的赞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叶芝在继承奥古斯丁原罪说的同时对此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
2.2 恩典说
奥古斯丁的恩典说可以分为三个重要的部分:①预定限于善行;②耶稣基督的降临及二次降临;③双城理论。叶芝对于救赎说的继承与发展也应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说明。
2.2.1 预定先于善行,恩典起了决定作用
恩典说是奥古斯丁基督教理论的另一重大观点,他认为:人类始祖犯下原罪,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一部分人重新获得向善的能力,最终摆脱必死和遭受灾难的命运得到永生。在此之前,上帝会选择部分人,并赐予所选之人一种纯粹的无法察觉的恩典。这种恩典使人自然而然选择向善并追随上帝的脚步,并最终获得救赎。奥古斯丁强调预定先于善行,恩典起了决定作用。即人类的一切向善的行为都是上帝赐予的结果,而非个人努力的成果。
叶芝继承了奥古斯丁关于上帝赐予人类恩典的理论,认为只有上帝及其儿子耶稣才能够将人类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并将此理论运用到爱尔兰的民族斗争中。身处爱尔兰抵制英国压迫的浪潮之中,叶芝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向往着在他的诗歌王国中为他的祖国建立一个永生的圣地。因此他结合当时爱尔兰的国情在诗歌中创作了一位化身为“拯救女神”的现世基督,并深信这位女神不仅能解救国人现世的苦难,更能引导人类灵魂进入精神净化在圣地,从而得以永生。在诗歌中,拯救女神的形象往往通过“玫瑰”这一象征表现出来。玫瑰是叶芝诗歌中频频出现的含义复杂的象征之一,它不仅代表着美丽,更是基督教思想的一种延伸。正如叶芝于1925 年对其《玫瑰》诗集的加注所说:“那被象征为玫瑰的品质与雪莱和斯宾塞的理性美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把它想象成与人类一同受难,而不是从远处追求和望见的某种东西。这一定曾经是我这一代人的一种思想……”虽然诗人没有明确指出玫瑰象征的意向,但从这句话里读者已了然于心了。
在《战斗的玫瑰》一诗中,作者惊呼:“一切玫瑰之冠,举世共仰的玫瑰!/那思绪编织的高帆,鼓荡在/时间的浪潮之上……”爱尔兰是一个盛产玫瑰花的国度,作者运用“玫瑰之冠”和“举世共仰的玫瑰”塑造了守护这片美丽大地的拯救者形象。在《致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诗人运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型引出“十字架上的玫瑰”这一意象,象征着与人类一同受难的拯救女神的形象。作者感叹:“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我一生的悲哀的玫瑰!”暗喻了耶稣来到人世,历经痛苦救赎人类的过程。在《和平的玫瑰》一诗中,叶芝直接把上帝比喻成玫瑰,他写道:“上帝将会下令停止他的战争/说,一切都是好的/且轻柔地造出一个玫瑰色的和平……”在《旧约•创世记》中,上帝以自己喜怒爱好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再以自己为原型创造了人,因此,在《和平的玫瑰》中,诗人按照玫瑰的原型造出了一个玫瑰色的和平。
2.2.2 上帝恩典的核心体现于: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及二次降临
上帝通过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蒙受羞辱和苦难,并被血淋淋地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这种残酷的过程帮助人类洗清自身的罪过最终得到永生。正是通过耶稣的受难和死亡,人们的罪才得到了赦免。耶稣的受难是为了高尚的目的,他经历的绝望,其意义是积极的。并且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主耶稣会再次降临,并把上帝所选择的获救者带入天堂。
(1)从《基督重临》看末世论
叶芝的代表作《基督重临》就是建立在基督教末世论基础上的先知诗篇。叶芝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残破不堪的社会现实。经历各种社会变迁后,叶芝看透了当时西方社会现实的荒凉和破败,人性的冷漠与堕落,从自身独有的视角出发企图用宗教理论来寻找拯救西方社会的方法。
叶芝在诗中写道:“……世界上散布着一派狼藉/血污的潮水到处泛滥/把纯真的礼俗吞噬/优秀的人们缺乏信念/卑劣之徒却狂嚣一时/确实有某种启示近在眼前/确实第二次降临近在眼前……”诗歌描写了当前人间世界充斥着血腥、杀戮,良知泯灭,罪恶横行的几近崩溃之现象。并认为这种种灾难显示着末日已经来临,而启示近在眼前——基督重临近在眼前。“……第二次降临!这几个字尚未出口/蓦地一个巨大形象出自‘世界灵魂’/闯入我的眼帘:在大漠的尘沙里、一个狮身人面的形体、目光似太阳茫然而冷酷、正缓缓挪动着巨腿、它周围处处旋舞着愤怒的沙漠野鸟的阴影、黑暗重新降临……”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强调,真正的信徒要在基督二次降临前,抵制人间世界的各种灾难与诱惑,恪守归属上帝的信念与盼望。在基督重新降临“人间之城”前的最大灾难是恶魔将会出现并冒充基督迷惑众人。在诗中叶芝利用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来突显他心目中的“假基督”形象。以先知的视角暗示着灾难终将过去,“假基督”必将被人类战胜。
(2)叶芝的“旋锥意象”
叶芝在继承奥古斯丁恩典说的同时并不止步于对先贤理论的重现,他将自创的“旋锥意象”与奥古斯丁的末世论相结合,从而提出了人类历史循环发展的观点。
在其作品《幻象》中,叶芝形象地将历史的发展进程比作两个共用中轴线互为反方向旋转的一模一样的圆锥体。(如图所示)这两个圆锥体每时每刻都围绕中轴线互为反方向的旋转。这两个圆锥体的每一个横切面都代表着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都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性质相反的法则互为反作用运动而形成的。随着双旋锥的不断运动,对于其中一个圆锥体来说它所包含的法则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越来越小,而相对另一个圆锥体来说,其法则对人类历史的作用越来越大。当一个圆锥体的横切面到达最小点时,另一个就到达最大值。这时双旋锥的运动方向立刻改变:成为点的横切面越旋越大,另一个则越旋越小。当双旋锥开始改变运动方向时,历史便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叶芝认为这种巨大变化出现的周期约为两千年。在这一理论下,叶芝认为从古希腊建立到公元元年耶稣诞生是一个两千年的历史;自公元元年起到20世纪初正接近第二个两千年的轮回。于是当下社会的混乱与堕落使他如先知一般预言下一个人类文明即将开启。
《基督重临》描绘的正是他旋锥理论中代表基督教所引领的两千年的圆锥体旋转到最大值时即将崩溃的情景。按照叶芝的思想体系,基督教的两千年是由耶稣的诞生所开启,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带领上帝的选民进入“上帝之城”共享永生结束。“盘旋盘旋在渐渐广阔的锥体中/猎鹰再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但如今我明白/那两千年的僵死的沉睡/已被一只摇篮搅扰成噩梦……”“猎鹰”象征着人类,“驯鹰人”喻指基督,“猎鹰再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指人们不再信奉基督教的教义,不再听从基督的召唤;“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象征了西方世界宗教精神的普遍失落,宗教体系濒临崩塌的现状。“那两千年的僵死的沉睡/已被一只摇篮搅扰成噩梦”是叶芝对一个文明即将结束另一个文明就要开始的冷静思索。
2.2.3 “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相对立的双城理论
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代表良善的“上帝之城”与代表罪恶的“人间之城”相互对立的“双城理论”,“人间之城”注定要被消灭,上帝的选民终将和上帝一起在“上帝之城”得到永生。
(1)从《驰向拜占庭》看“双城理论”
《驰向拜占庭》是叶芝久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诗中的“拜占庭”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东正教的中心——拜占庭,而是灵魂圣地的象征,是古老而浪漫的爱尔兰民族传统,是充满神话色彩的“上帝之城”,他与诗中所描写的在殖民主义者压迫下的真实的爱尔兰(人间之城)形成强烈对比,诗人以此表达了对祖国能战胜颓败成为纯净圣地的向往和无限的憧憬。
(2)叶芝对“双城理论”的发展
现在看来“双城理论”的基础是哲学中的“二元论”。叶芝对于西方文化中“二元论”和“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有很深的理解。他在“双城理论”的基础上引入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认为世界是固有的各种矛盾互相作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对立存在的不仅仅是“双城”,而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相生相克的法则存在,且总有一个法则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另一个相反的法则起着对抗和制约作用。叶芝同时引入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学说:把整个人类历史看做是两个互相对立呈圆锥状的螺旋体相互交错循环发展的过程。比如说当人类的主观法则处于主导地位时,人类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思想,改变客观世界;当人类的客观法则处于主导地位时,人类屈从于客观世界,为客观世界所奴役,人类被物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则总会让位于处于从属地位的相反的法则。
这种历史的法则在叶芝的诗歌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丽达与天鹅》和《玛利亚与白鸽》这两首诗歌中,作者将为人类带来特洛伊之战的海伦(丽达与幻化成天鹅的宙斯结合所生)与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基督(玛利亚受上帝感召而生)构成鲜明的二项对立。表明了古希腊众神的两千年必将被基督教所引领的两千年所代替。
又如《驰向拜占庭》中所呈现的“老年人”“青年人”“树上的鸟类”“鲑鱼”“瀑布”“大海”等象征意象也绝不是纯粹的客观现象的简单罗列,而是诗人运用隐喻的方法塑造的互相对立的两个世界:“老年人”象征着未被玷污的古老文明的爱尔兰;而“树上的鸟类”“鲑鱼”等则是“现实爱尔兰”中充满颓废之气的真实写照。颓败的“爱尔兰”同他理想中的圣城“拜占庭”构成了二元对立,“因此我扬帆驶过波涛万顷/来到这神圣之城拜占庭。/呵,伫立在上帝的圣火之中/一如在金镶壁画中的圣贤们/走出圣火来吧,在旋锥中转动/来教导我的灵魂练习歌吟。”表现了作者希望被客观世界物化了的爱尔兰人能够觉醒起来,调动自己良善的意志和丰富的创造精神,努力改造被物质所奴役的现实爱尔兰的爱国主义情结。
3 结 语
奥古斯丁创建了一个以原罪为源头,救赎为支撑的神学理论体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理论的弊端日益凸显:它否定人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忽视人性善良的一面;阻抑人类的主观创造性。在身处基督教依然占统治地位的英国,叶芝能够在继承奥古斯丁经典学说的同时意识到其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其中部分说法提出质疑,从而发展出自己独有的理论,这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进步。叶芝将奥古斯丁传统的神学观念与现代哲学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双城理论”,提出了更符合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旋锥意象”。这种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循环发展的类似唯物主义辩证法观点,更贴近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对于我们当下建立和谐社会也有诸多的提示作用。
参考文献:
[1]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西方名著选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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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B.Yeats.Autobiographies[M].London:Macmillan,1959.
[5]王家新.叶芝文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圣经.旧约[M].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社,2000.
[7]傅浩.叶芝的象征主义[J].国外文学,1999.
[8]吴持哲.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基金项目]《叶芝宗教诗学研究》,项目编号:2007k020。
[作者简介]祝懿婷(1982—),女,湖北武汉人,硕士,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叶芝宗教诗学。
[关键词]奥古斯丁;叶芝;基督教;原罪说;恩典说
[中图分类号]B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1-2-0098-04
1 引 言
W.B.叶芝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爱尔兰诗坛上具有神秘色彩的诗人。他出生于爱尔兰的新教家庭,却没有顺理成章的成为基督教徒。他独有的宗教体系中包含基督教经典学说、爱尔兰民间神话、东方神秘主义、古埃及和古希腊神话等多种因素。尽管如此,基督教的影响仍然渗透到了其精神之中,成为其宗教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古罗马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观对他抒情诗的创作影响深远。本文从奥古斯丁的原罪说和恩典说入手,探讨了叶芝对其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现实意义。
2 叶芝对奥古斯丁神学观的继承和发展
奥古斯丁是举世公认的影响世界最为深远的基督教神学大师,他的理论是基督教改革后的原罪与恩典思想的源头。
2.1 原罪说
奥古斯丁认为,自由意志是指上帝赐予人类的完全能够自己决断自己意愿的特权。完美的上帝创造了具有自由意志的完美人类。但自由意志不等同于“良善意志”。幸福是自由意志趋向于上善的表现;罪恶是自由意志趋向于下善的表现。上帝作为一切善之来源,他赐予人类自由意志的初衷是望其向善,追求幸福,而并非制造罪恶。因此,当人滥用上帝所赐予的自由意志,背离善之本源(即“上帝”)时,人就犯下了罪。亚当和夏娃违背神圣,偷吃了象征智慧的禁果,这是人类第一次滥用自由意志,犯下了“原罪”。而且由于原罪的“遗传性”,人类不仅失去了永生,更要世世代代背负原罪,并遭受各种苦难的折磨。
2.1.1 叶芝对原罪说的继承
叶芝继承了原罪说中对于人类犯下了原罪并将世世代代接受因原罪而遭受惩罚的教义,并将其运用到抒情诗歌的写作中去。如《亚当所受的诅咒》一诗所叙:“……/答言的是那美丽温柔的女子/听见她嗓音低沉甜美/许多人都会感到心中隐痛:/“虽说学校里没有这门课程/但生为女人就理应知晓/力求美好我们必须辛劳。……/我说:无疑自从亚当堕落以来/没有美好的东西不需耗费大量精力。” 这里的辛劳指的正是《旧约•创世记》中记载的上帝对于女性的惩罚:“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诗人还通过“我”之话语直接表达了认可《旧约•创世记》中上帝对亚当的惩罚“土地必因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须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获得粮食。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长出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至你归了土。”
2.1.2 叶芝对原罪说的发展
虽然继承奥古斯丁对于原罪的存在及具有遗传性的说法,但对于原罪仅仅只带给人类灾难这一说法,叶芝却有着独树一帜的见解,在他的诗作中体现了:人类祖先虽然滥用自由意志犯下了原罪,但同时也获取了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元素——智慧,因此原罪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起源。在此之后的发展中,人类的自由意志又将智慧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使之发挥到极致,因此智慧本身和对智慧的渴求理所应当成为被颂扬的对象。叶芝在抒情诗作《所罗门与示巴》中,运用对话的形式描述了一个男人如何通过与一个女人在语言和身体上的交流而变得睿智的过程:“所罗门对示巴唱/吻着她微黑的脸:/“从日中起一整天来/我们都在同一地方交谈,/从无影的中午起整日里/我们围着爱的狭窄主题/一直在转啊转/就像一匹老马在畜栏里。”所罗门王怀疑爱的重要性,他认为“爱”就像“一匹老马在畜栏里”。从他的言语我们可以发现他思想的局限性,使他仅仅能够看到关于爱的部分事实。在第二节中,示巴对所罗门唱道:“如果你提出一个话题/使得博学者欢畅/你就在太阳把我们的身影/投到地上之前/发现我的思想,而非话题/不过是一个狭窄的畜栏。”她富有哲理的聪慧言语启发了所罗门王关于爱的深层含义的领悟。在示巴的启示下,所罗门王终于领悟到示巴所表达的爱的重要性,他说“除了爱,没有一件事/能把这世界变成一个狭窄的畜栏。”爱是如此的强大,如同一个围栏,虽然狭小但可以囊括世界上的所有东西。而在此前,“所罗门对示巴说:/‘在这天空下出生的/男人或女人没有一个/敢于与我们俩较量学识’”。在此,作者表达了对人类拥有智慧与爱情这两样对于人类发展和繁衍至关重要的事物的赞美之情。
像这样由两性交流带来智慧启示的诗句还有很多:如叶芝的另一首诗歌《论女人》写道:“尽管书呆子们拒不承认/但显然圣经的意思乃是:/所罗门在与他的后妃们/交谈的过程中变得睿智……/示巴女王做他的情妇时/所得到的一切赞颂/当时她正把那生铁锻炼/或者刚从炉火中出来/它正在冷水里打战……”诗中作者直接用圣经之口肯定了人类对知识爱情的追求,并表达了作者对聪慧过人的优雅女性的赞美,对人类虽犯下原罪却收获智慧与爱情的赞美,对人类文明繁衍和发展的赞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叶芝在继承奥古斯丁原罪说的同时对此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
2.2 恩典说
奥古斯丁的恩典说可以分为三个重要的部分:①预定限于善行;②耶稣基督的降临及二次降临;③双城理论。叶芝对于救赎说的继承与发展也应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说明。
2.2.1 预定先于善行,恩典起了决定作用
恩典说是奥古斯丁基督教理论的另一重大观点,他认为:人类始祖犯下原罪,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一部分人重新获得向善的能力,最终摆脱必死和遭受灾难的命运得到永生。在此之前,上帝会选择部分人,并赐予所选之人一种纯粹的无法察觉的恩典。这种恩典使人自然而然选择向善并追随上帝的脚步,并最终获得救赎。奥古斯丁强调预定先于善行,恩典起了决定作用。即人类的一切向善的行为都是上帝赐予的结果,而非个人努力的成果。
叶芝继承了奥古斯丁关于上帝赐予人类恩典的理论,认为只有上帝及其儿子耶稣才能够将人类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并将此理论运用到爱尔兰的民族斗争中。身处爱尔兰抵制英国压迫的浪潮之中,叶芝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向往着在他的诗歌王国中为他的祖国建立一个永生的圣地。因此他结合当时爱尔兰的国情在诗歌中创作了一位化身为“拯救女神”的现世基督,并深信这位女神不仅能解救国人现世的苦难,更能引导人类灵魂进入精神净化在圣地,从而得以永生。在诗歌中,拯救女神的形象往往通过“玫瑰”这一象征表现出来。玫瑰是叶芝诗歌中频频出现的含义复杂的象征之一,它不仅代表着美丽,更是基督教思想的一种延伸。正如叶芝于1925 年对其《玫瑰》诗集的加注所说:“那被象征为玫瑰的品质与雪莱和斯宾塞的理性美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把它想象成与人类一同受难,而不是从远处追求和望见的某种东西。这一定曾经是我这一代人的一种思想……”虽然诗人没有明确指出玫瑰象征的意向,但从这句话里读者已了然于心了。
在《战斗的玫瑰》一诗中,作者惊呼:“一切玫瑰之冠,举世共仰的玫瑰!/那思绪编织的高帆,鼓荡在/时间的浪潮之上……”爱尔兰是一个盛产玫瑰花的国度,作者运用“玫瑰之冠”和“举世共仰的玫瑰”塑造了守护这片美丽大地的拯救者形象。在《致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诗人运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型引出“十字架上的玫瑰”这一意象,象征着与人类一同受难的拯救女神的形象。作者感叹:“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我一生的悲哀的玫瑰!”暗喻了耶稣来到人世,历经痛苦救赎人类的过程。在《和平的玫瑰》一诗中,叶芝直接把上帝比喻成玫瑰,他写道:“上帝将会下令停止他的战争/说,一切都是好的/且轻柔地造出一个玫瑰色的和平……”在《旧约•创世记》中,上帝以自己喜怒爱好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再以自己为原型创造了人,因此,在《和平的玫瑰》中,诗人按照玫瑰的原型造出了一个玫瑰色的和平。
2.2.2 上帝恩典的核心体现于: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及二次降临
上帝通过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蒙受羞辱和苦难,并被血淋淋地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这种残酷的过程帮助人类洗清自身的罪过最终得到永生。正是通过耶稣的受难和死亡,人们的罪才得到了赦免。耶稣的受难是为了高尚的目的,他经历的绝望,其意义是积极的。并且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主耶稣会再次降临,并把上帝所选择的获救者带入天堂。
(1)从《基督重临》看末世论
叶芝的代表作《基督重临》就是建立在基督教末世论基础上的先知诗篇。叶芝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残破不堪的社会现实。经历各种社会变迁后,叶芝看透了当时西方社会现实的荒凉和破败,人性的冷漠与堕落,从自身独有的视角出发企图用宗教理论来寻找拯救西方社会的方法。
叶芝在诗中写道:“……世界上散布着一派狼藉/血污的潮水到处泛滥/把纯真的礼俗吞噬/优秀的人们缺乏信念/卑劣之徒却狂嚣一时/确实有某种启示近在眼前/确实第二次降临近在眼前……”诗歌描写了当前人间世界充斥着血腥、杀戮,良知泯灭,罪恶横行的几近崩溃之现象。并认为这种种灾难显示着末日已经来临,而启示近在眼前——基督重临近在眼前。“……第二次降临!这几个字尚未出口/蓦地一个巨大形象出自‘世界灵魂’/闯入我的眼帘:在大漠的尘沙里、一个狮身人面的形体、目光似太阳茫然而冷酷、正缓缓挪动着巨腿、它周围处处旋舞着愤怒的沙漠野鸟的阴影、黑暗重新降临……”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强调,真正的信徒要在基督二次降临前,抵制人间世界的各种灾难与诱惑,恪守归属上帝的信念与盼望。在基督重新降临“人间之城”前的最大灾难是恶魔将会出现并冒充基督迷惑众人。在诗中叶芝利用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来突显他心目中的“假基督”形象。以先知的视角暗示着灾难终将过去,“假基督”必将被人类战胜。
(2)叶芝的“旋锥意象”
叶芝在继承奥古斯丁恩典说的同时并不止步于对先贤理论的重现,他将自创的“旋锥意象”与奥古斯丁的末世论相结合,从而提出了人类历史循环发展的观点。
在其作品《幻象》中,叶芝形象地将历史的发展进程比作两个共用中轴线互为反方向旋转的一模一样的圆锥体。(如图所示)这两个圆锥体每时每刻都围绕中轴线互为反方向的旋转。这两个圆锥体的每一个横切面都代表着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都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性质相反的法则互为反作用运动而形成的。随着双旋锥的不断运动,对于其中一个圆锥体来说它所包含的法则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越来越小,而相对另一个圆锥体来说,其法则对人类历史的作用越来越大。当一个圆锥体的横切面到达最小点时,另一个就到达最大值。这时双旋锥的运动方向立刻改变:成为点的横切面越旋越大,另一个则越旋越小。当双旋锥开始改变运动方向时,历史便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叶芝认为这种巨大变化出现的周期约为两千年。在这一理论下,叶芝认为从古希腊建立到公元元年耶稣诞生是一个两千年的历史;自公元元年起到20世纪初正接近第二个两千年的轮回。于是当下社会的混乱与堕落使他如先知一般预言下一个人类文明即将开启。
《基督重临》描绘的正是他旋锥理论中代表基督教所引领的两千年的圆锥体旋转到最大值时即将崩溃的情景。按照叶芝的思想体系,基督教的两千年是由耶稣的诞生所开启,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带领上帝的选民进入“上帝之城”共享永生结束。“盘旋盘旋在渐渐广阔的锥体中/猎鹰再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但如今我明白/那两千年的僵死的沉睡/已被一只摇篮搅扰成噩梦……”“猎鹰”象征着人类,“驯鹰人”喻指基督,“猎鹰再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指人们不再信奉基督教的教义,不再听从基督的召唤;“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象征了西方世界宗教精神的普遍失落,宗教体系濒临崩塌的现状。“那两千年的僵死的沉睡/已被一只摇篮搅扰成噩梦”是叶芝对一个文明即将结束另一个文明就要开始的冷静思索。
2.2.3 “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相对立的双城理论
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代表良善的“上帝之城”与代表罪恶的“人间之城”相互对立的“双城理论”,“人间之城”注定要被消灭,上帝的选民终将和上帝一起在“上帝之城”得到永生。
(1)从《驰向拜占庭》看“双城理论”
《驰向拜占庭》是叶芝久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诗中的“拜占庭”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东正教的中心——拜占庭,而是灵魂圣地的象征,是古老而浪漫的爱尔兰民族传统,是充满神话色彩的“上帝之城”,他与诗中所描写的在殖民主义者压迫下的真实的爱尔兰(人间之城)形成强烈对比,诗人以此表达了对祖国能战胜颓败成为纯净圣地的向往和无限的憧憬。
(2)叶芝对“双城理论”的发展
现在看来“双城理论”的基础是哲学中的“二元论”。叶芝对于西方文化中“二元论”和“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有很深的理解。他在“双城理论”的基础上引入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认为世界是固有的各种矛盾互相作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对立存在的不仅仅是“双城”,而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相生相克的法则存在,且总有一个法则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另一个相反的法则起着对抗和制约作用。叶芝同时引入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学说:把整个人类历史看做是两个互相对立呈圆锥状的螺旋体相互交错循环发展的过程。比如说当人类的主观法则处于主导地位时,人类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思想,改变客观世界;当人类的客观法则处于主导地位时,人类屈从于客观世界,为客观世界所奴役,人类被物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则总会让位于处于从属地位的相反的法则。
这种历史的法则在叶芝的诗歌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丽达与天鹅》和《玛利亚与白鸽》这两首诗歌中,作者将为人类带来特洛伊之战的海伦(丽达与幻化成天鹅的宙斯结合所生)与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基督(玛利亚受上帝感召而生)构成鲜明的二项对立。表明了古希腊众神的两千年必将被基督教所引领的两千年所代替。
又如《驰向拜占庭》中所呈现的“老年人”“青年人”“树上的鸟类”“鲑鱼”“瀑布”“大海”等象征意象也绝不是纯粹的客观现象的简单罗列,而是诗人运用隐喻的方法塑造的互相对立的两个世界:“老年人”象征着未被玷污的古老文明的爱尔兰;而“树上的鸟类”“鲑鱼”等则是“现实爱尔兰”中充满颓废之气的真实写照。颓败的“爱尔兰”同他理想中的圣城“拜占庭”构成了二元对立,“因此我扬帆驶过波涛万顷/来到这神圣之城拜占庭。/呵,伫立在上帝的圣火之中/一如在金镶壁画中的圣贤们/走出圣火来吧,在旋锥中转动/来教导我的灵魂练习歌吟。”表现了作者希望被客观世界物化了的爱尔兰人能够觉醒起来,调动自己良善的意志和丰富的创造精神,努力改造被物质所奴役的现实爱尔兰的爱国主义情结。
3 结 语
奥古斯丁创建了一个以原罪为源头,救赎为支撑的神学理论体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理论的弊端日益凸显:它否定人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忽视人性善良的一面;阻抑人类的主观创造性。在身处基督教依然占统治地位的英国,叶芝能够在继承奥古斯丁经典学说的同时意识到其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其中部分说法提出质疑,从而发展出自己独有的理论,这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进步。叶芝将奥古斯丁传统的神学观念与现代哲学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双城理论”,提出了更符合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旋锥意象”。这种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循环发展的类似唯物主义辩证法观点,更贴近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对于我们当下建立和谐社会也有诸多的提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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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叶芝宗教诗学研究》,项目编号:2007k020。
[作者简介]祝懿婷(1982—),女,湖北武汉人,硕士,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叶芝宗教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