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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分析当前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成长管理”和“反规划”理论为基础的城市空间管制规划论题，详细探讨了城市空间管制规划的编制方法和成果形式，以期寻求科学的城市空间管制规划对策。
[关键词]空间管制；城市规划；“成长管理”理论；“反规划”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城市规划对城市所在区域的土地和空間利用的战略指导作用越来越体现出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规定:城市规划应当“划定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并制定空间管制措施”。但这只是一个原则性规定,在从事城乡规划工作时,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思考各类区域的划分？如何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空间管制仅仅就是城市土地的空间区划和管制？有没有更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和方法？本文带着这些疑虑对城市空间管制问题进行了如下探讨：
1 传统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从源头上说，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方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性质—规模—空间布局”为模式的物质空间规划。作为城市政府建设管理城市的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在指导城市健康有序、公正公平发展和平衡城市政府短期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传统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上的缺陷，导致城市面临诸多问题（如城市边界无限蔓延，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得不到妥善解决。那么，传统的城市规划编制方法存在哪些缺陷呢？
1.1 城市发展规模预测与城市发展需求不相适应
基于现行规划编制方法的城市空间发展规划是一种建立在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之上的空间布局。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快速的城市化，城市规划在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的预测上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很多城市在确定人口和用地规模时，往往掌握资料不全面，预测方法欠科学。同时，由于城市人口流动性大，统计口径不统一，而用地规模预测又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性，往往造成要么规划期末城市用地突破规定指标，要么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虽然城市规划对人口和用地规模的控制对防止城市过度扩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现行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及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的科学性仍然值得思量。
1.2 对城乡空间区划的空间管制重视不够
现行的规划体制偏重于城市建成区的用地布局和控制，并对城市用地进行安排，一般划分为九大类用地，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细分。无论是哪一层次的规划，规划都对用地性质、规模等指标进行了严格控制，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划，每一地块都给出了具体的数值。但在现实社会中，一块土地往往以一种功能为主，兼顾其他功能，其他功能的用地怎样操作控制呢？就算对每一用地都赋予数值（上限或下限），而这个数值的科学性又在哪里呢？是否与当地实情相宜？这些问题均值得商榷。同时，城市土地具有商品属性，规划时应给予投资者一定的选择权，过度的控制必会抑制投资者的热情，从而导致城市土地无人问津。近年来，随着城市规划法制建设的加强，执法力度的加大，过死的规划控制必然造成城市的实际开发建设受阻，最终影响城市健康发展。
1.3 环境保护利用规划严重滞后
不明智的土地利用和用地布局对城市用地结构和功能提出了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城市生态景观支离破碎、自然水系污染严重、生物栖息地和迁徙廊道遗失。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用地的扩张和市政设施建设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认识到，土地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是有结构的，有不同空间格局和不同生态功能的有机体。协调城市与生态系统的关系绝不是一个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空间格局和质的问题。因此，当前城市规划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在有限的城市土地上，建立一个战略性的既能充分发挥每块用地价值又能为人们生活居住提供一个安全高效的生态环境，为城市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以保护城市文化和构建安全的生态网络。
目前，城市规划在土地利用、道路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考虑比较科学，而对城市所处区域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显得比较苍白。往往仅把城市污水处理达标、大气污染治理、城市垃圾处理等方面作为环境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这种被动的补救式的规划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城市有机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渴求。城市应该是所在区域内整体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区域生态的和谐，就没有城市存在的基础环境保障。因此，仅从城市内部考虑是不能解决城市整体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
针对以上问题，近年来，规划界和学术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有益探索，均试图在现行的规划体制下寻求问题的突破，从而提出了城市空间管制这一论题。然而，这种基于城市土地区划的城市空间管制方式方法是否科学？依据是什么？区划与城市生态环境、规划弹性有什么关系等问题则值得我们探讨。
2 城市空间管制规划对策
2.1 对策一：以“成长管理”和“反规划”理论为编制空间管制规划的理论基础
研究城市规划编制中城市空间管制的目的是：针对传统城市规划土地使用方面的上述问题，通过对区域土地的空间整体使用战略划分和微观层面的用地控制，以解决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城市发展空间的弹性问题。在这一方面，源于美国的城市“成长管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其思想核心是把握城市开发的地点、时机和程度，在城市不该生长的地方坚决制止生长，在城市可以生长的地方控制开发的量和度，两个方面相辅相成。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该理论在北美地区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与“成长管理”理论同出一脉，很具相似特点，目标导向均为城市环境保护和城市发展空间弹性问题，只是侧重点不同的是“反规划”理论，其重点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反规划”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一种新方法，即城市规划与设计应该首先从规划和设计非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反规划”理念是相对于传统城市规划理论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城市设计中的“图—底”关系。如果把“城市与生态环境”比作“图—底”的话，传统城市规划理论是将城市作为“图”，着重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布局规划，将生态环境作为“底”；而“反规划”则是“图一底”互换，将生态环境作为“图”，先行研究非建设用地布局规划[1]。
值得强调的是“反规划”理论的生态学内涵，它为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其生态学理念是：在自然生态评价的基础上，确定生态敏感性分区及生态适宜度分区，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加以保护，在规划、完善非建设用地布局的基础上，再安排建设用地布局规划[2]。即先将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保护控制起来，作为维护城市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基础加以保护，从而使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得以延续和发展，为建构城市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打下基础。
从以上两种理论模式可以看出，其研究思路是：城市规划应对不可逆的城市环境（即城市不该生长的地方）进行严格控制，对城市建设用地（即城市可以生长的地方）进行适度的开发建设，并对城市建设用地内的生态环境进行合理保护。笔者认为，规划师首先应该转变常规的规划思维模式，对传统的规划编制方式进行调整，让其转变为：首先对城市及周边环境进行宏观的空间管制，其次是对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微观强制性要素进行严格控制，最后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模式（即“性质—规模—用地布局—专项规划”模式）。
2.2 对策二：建立完善的城市空间管制体系
2.2.1 空间管制内涵
管制是现代管理的延伸和发展，它强调多层组织机构或多集团的对话、协调与合作，促进跨区域协作、多行业合作发展，有效补充政府管理调控与市场运行的不足；管制可全面综合改善社会发展环境，建立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完善相应的权益分配规则和行为规范；管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部门性。城市空间管制是指对城市内部及周边事关全局或不可替代要素，特别是弱势要素进行的强制性或引导性的规划控制，具体体现为：对城市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它是协调城市内部与周边要素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原则和政策，是城市空间协调发展的基础。
2.2.2 空间管制内容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各种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协调和引导各要素在城市空间内合理布局，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达到整体资源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空间管制是伴随城市规划而来，是对城市规划要素进行度和量的控制。因此，城市空间管制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城市空间资源要素，如土地、水体、植被、矿藏等；城市土地利用属性，如性质、范围、开发强度等[3]。
2.3 对策三：寻求科学的编制方法和成果
对城市所在区域用地进行全面的资源评价，制定空间资源区划，确定分区发展和保护的区域；在空间资源区划基础上制定空间利用区划，并对各类区域从用地使用功能角度进一步划分，进而对各类功能区提出管制要求。
2.3.1 加强空间资源区划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原则性的规定了“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四大空间区划类型。但每个城市、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考虑到分区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规划时可以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和研究层面进行更为具体的划分。空间资源区划一般从城市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地质水文、生态敏感区和土地利用现状4个方面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并从宏观层面确定可供城市发展的空间和生态保护范围，从而引导城市建设在一定的合理空间内进行，并与城市生态保护相互协调。城市空间资源区划一般分为生态敏感区、生态缓冲区、开发控制区和强制控制区等四个区域与编制办法规定相对应[4]。后两者是城市的发展区域，生态敏感区是生态保护的范围，生态缓冲区为两者之间的过渡区域。
2.3.2 强化土地利用区划
空间资源四级区划是从资源管理角度对城市整体空间使用做出的方向性规定，而土地利用区划则是在空间资源区划的基础上确定用地的使用功能，以便指导具体的土地利用和建设。土地利用区划应坚持以下原则：(1)协调原则:协调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为宏观层面的城市空间管理提供理论支持；(2)粗线条控制原则:在宏观尺度上对城市空间进行用途划分，不追求过于细致的分类，为土地使用留有一定弹性和余地；(3)强化控制原则:以有效保护环境和引导建设集中发展为目标，加强对非建设用地的管理与控制；(4)生态优先原则:结合城市的自然和人文属性，按照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遗产优先原则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5]。如对城市适建区内用地再次划分为工业集中区、商业中心区、居住区和城市公共绿地等，并对每个区域进行建设强度的规划控制。
这种逐级划分和分层控制的规划思想解决了城市规划编制中用地规模确定缺乏弹性的问题。它在结合城市实际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提出用地规模的上限和下限范围及土地利用的最大范围，为城市发展对土地需求量的增长留出了弹性，在区域范围内协调了城市空间拓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这种宏观意义上的空间管制方式在城市规划成果中的体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空间管制图（城市已建区、适建区、限建区和禁建区区划图）和城市用地开发强度控制图（容积率控制图、建筑密度和高度控制图、绿地率控制图等）。
2.3.3 加强对强制性要素的控制
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是在2002年建设部颁布施行的《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中提出的。强制性内容涉及区域协调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风景名胜资源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等方面，它们是正确处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城市的强制性要素，既不同于强制性条文，也不同于强制性内容，它是对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中刚性最强的部分进行的提取，是对城市发展中各类空间要素的概括和总结，是保证城市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包含了强制性的要求和措施。
通过对城市规划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本文从众多的城市要素中选取最为重要的作为城市的强制性要素，并通过对各要素的量刚（每一要素对城市发展影响力与作用力大小）评估，筛选出以下四大类强制性要素：自然生态保护要素、文化遗产保护要素、基础设施要素和公共服务设施要素[6]。
针对不同的强制性要素，城市规划可以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或管制措施，而对于城市管理而言，微观的空间管制措施可以概括为控制线管理，将不同的强制性要素统一纳入空间控制线的控制管理之中，即为常规的六线控制图。传统的控制线规划图，往往只是简单的对每类要素进行宏观意义上的控制，强调每类强制性要素的重要性，多只有技术措施，而没有具体的刚性指标，缺乏可操作性，实施效果较差。因此，为加强城市空间管制效能，规划中的六线控制图必须进一步深化，规划成果必须要具体界定出每类控制线的范围、面积等刚性指标，而控制线内的每类指标则可上下浮动，以体现出城市规划的弹性和与城市管理的适应性。
3 结语
城市空间管制所涉及的内容繁多而复杂，而传统的城市空间管制方式往往只限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缺乏微观层面的要素控制，更没有提出可行性的量化标准。因此，实施难度大，可操作性差。笔者认为城市空间管制应是宏观区划和微观要素控制相结合，应对每一层次的控制提出具体可行的量化指标、实施原则和措施，并在城市建设管理中强制执行，这样才能体现出城市空间管制的作用和意义。宏观控制和微观控制相结合的城市空间管制方式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成长管理”和“反规划”理论的实践要义，并为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及城市规划弹性留出了余地，最终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1]俞孔坚，李迪华，刘海龙，程进.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城市规划，2005（9）：76-80
[2]俞孔坚，李迪华，韩西丽.论“反规划”.城市规划，2005（9）：64-69
[3]孙斌栋，王颖，郑正.城市總体规划中的空间区划与管制.城市发展研究，2007（3）：32-36
[4]吕斌，陈睿.我国城市群空间规划方法的转变与空间管制策略.现代城市研究，2006（8）：18-24
[5]吕斌，陈睿.实现健康城镇化的空间规划途径.城市规划，2006增刊：65-74
[6]高军，裴春光，刘宾，潘丽珍.强制性要素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机制研究.城市规划，2007（1）：57-62
作者简介：奚星伍，男，1977年3月出生，工程师，现任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七所副所长。
[关键词]空间管制；城市规划；“成长管理”理论；“反规划”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城市规划对城市所在区域的土地和空間利用的战略指导作用越来越体现出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规定:城市规划应当“划定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并制定空间管制措施”。但这只是一个原则性规定,在从事城乡规划工作时,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思考各类区域的划分？如何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空间管制仅仅就是城市土地的空间区划和管制？有没有更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和方法？本文带着这些疑虑对城市空间管制问题进行了如下探讨：
1 传统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从源头上说，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方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性质—规模—空间布局”为模式的物质空间规划。作为城市政府建设管理城市的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在指导城市健康有序、公正公平发展和平衡城市政府短期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传统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上的缺陷，导致城市面临诸多问题（如城市边界无限蔓延，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得不到妥善解决。那么，传统的城市规划编制方法存在哪些缺陷呢？
1.1 城市发展规模预测与城市发展需求不相适应
基于现行规划编制方法的城市空间发展规划是一种建立在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之上的空间布局。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快速的城市化，城市规划在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的预测上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很多城市在确定人口和用地规模时，往往掌握资料不全面，预测方法欠科学。同时，由于城市人口流动性大，统计口径不统一，而用地规模预测又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性，往往造成要么规划期末城市用地突破规定指标，要么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虽然城市规划对人口和用地规模的控制对防止城市过度扩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现行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及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的科学性仍然值得思量。
1.2 对城乡空间区划的空间管制重视不够
现行的规划体制偏重于城市建成区的用地布局和控制，并对城市用地进行安排，一般划分为九大类用地，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细分。无论是哪一层次的规划，规划都对用地性质、规模等指标进行了严格控制，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划，每一地块都给出了具体的数值。但在现实社会中，一块土地往往以一种功能为主，兼顾其他功能，其他功能的用地怎样操作控制呢？就算对每一用地都赋予数值（上限或下限），而这个数值的科学性又在哪里呢？是否与当地实情相宜？这些问题均值得商榷。同时，城市土地具有商品属性，规划时应给予投资者一定的选择权，过度的控制必会抑制投资者的热情，从而导致城市土地无人问津。近年来，随着城市规划法制建设的加强，执法力度的加大，过死的规划控制必然造成城市的实际开发建设受阻，最终影响城市健康发展。
1.3 环境保护利用规划严重滞后
不明智的土地利用和用地布局对城市用地结构和功能提出了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城市生态景观支离破碎、自然水系污染严重、生物栖息地和迁徙廊道遗失。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用地的扩张和市政设施建设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认识到，土地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是有结构的，有不同空间格局和不同生态功能的有机体。协调城市与生态系统的关系绝不是一个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空间格局和质的问题。因此，当前城市规划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在有限的城市土地上，建立一个战略性的既能充分发挥每块用地价值又能为人们生活居住提供一个安全高效的生态环境，为城市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以保护城市文化和构建安全的生态网络。
目前，城市规划在土地利用、道路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考虑比较科学，而对城市所处区域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显得比较苍白。往往仅把城市污水处理达标、大气污染治理、城市垃圾处理等方面作为环境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这种被动的补救式的规划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城市有机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渴求。城市应该是所在区域内整体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区域生态的和谐，就没有城市存在的基础环境保障。因此，仅从城市内部考虑是不能解决城市整体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
针对以上问题，近年来，规划界和学术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有益探索，均试图在现行的规划体制下寻求问题的突破，从而提出了城市空间管制这一论题。然而，这种基于城市土地区划的城市空间管制方式方法是否科学？依据是什么？区划与城市生态环境、规划弹性有什么关系等问题则值得我们探讨。
2 城市空间管制规划对策
2.1 对策一：以“成长管理”和“反规划”理论为编制空间管制规划的理论基础
研究城市规划编制中城市空间管制的目的是：针对传统城市规划土地使用方面的上述问题，通过对区域土地的空间整体使用战略划分和微观层面的用地控制，以解决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城市发展空间的弹性问题。在这一方面，源于美国的城市“成长管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其思想核心是把握城市开发的地点、时机和程度，在城市不该生长的地方坚决制止生长，在城市可以生长的地方控制开发的量和度，两个方面相辅相成。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该理论在北美地区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与“成长管理”理论同出一脉，很具相似特点，目标导向均为城市环境保护和城市发展空间弹性问题，只是侧重点不同的是“反规划”理论，其重点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反规划”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一种新方法，即城市规划与设计应该首先从规划和设计非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反规划”理念是相对于传统城市规划理论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城市设计中的“图—底”关系。如果把“城市与生态环境”比作“图—底”的话，传统城市规划理论是将城市作为“图”，着重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布局规划，将生态环境作为“底”；而“反规划”则是“图一底”互换，将生态环境作为“图”，先行研究非建设用地布局规划[1]。
值得强调的是“反规划”理论的生态学内涵，它为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其生态学理念是：在自然生态评价的基础上，确定生态敏感性分区及生态适宜度分区，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加以保护，在规划、完善非建设用地布局的基础上，再安排建设用地布局规划[2]。即先将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保护控制起来，作为维护城市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基础加以保护，从而使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得以延续和发展，为建构城市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打下基础。
从以上两种理论模式可以看出，其研究思路是：城市规划应对不可逆的城市环境（即城市不该生长的地方）进行严格控制，对城市建设用地（即城市可以生长的地方）进行适度的开发建设，并对城市建设用地内的生态环境进行合理保护。笔者认为，规划师首先应该转变常规的规划思维模式，对传统的规划编制方式进行调整，让其转变为：首先对城市及周边环境进行宏观的空间管制，其次是对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微观强制性要素进行严格控制，最后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模式（即“性质—规模—用地布局—专项规划”模式）。
2.2 对策二：建立完善的城市空间管制体系
2.2.1 空间管制内涵
管制是现代管理的延伸和发展，它强调多层组织机构或多集团的对话、协调与合作，促进跨区域协作、多行业合作发展，有效补充政府管理调控与市场运行的不足；管制可全面综合改善社会发展环境，建立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完善相应的权益分配规则和行为规范；管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部门性。城市空间管制是指对城市内部及周边事关全局或不可替代要素，特别是弱势要素进行的强制性或引导性的规划控制，具体体现为：对城市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它是协调城市内部与周边要素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原则和政策，是城市空间协调发展的基础。
2.2.2 空间管制内容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各种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协调和引导各要素在城市空间内合理布局，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达到整体资源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空间管制是伴随城市规划而来，是对城市规划要素进行度和量的控制。因此，城市空间管制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城市空间资源要素，如土地、水体、植被、矿藏等；城市土地利用属性，如性质、范围、开发强度等[3]。
2.3 对策三：寻求科学的编制方法和成果
对城市所在区域用地进行全面的资源评价，制定空间资源区划，确定分区发展和保护的区域；在空间资源区划基础上制定空间利用区划，并对各类区域从用地使用功能角度进一步划分，进而对各类功能区提出管制要求。
2.3.1 加强空间资源区划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原则性的规定了“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四大空间区划类型。但每个城市、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考虑到分区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规划时可以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和研究层面进行更为具体的划分。空间资源区划一般从城市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地质水文、生态敏感区和土地利用现状4个方面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并从宏观层面确定可供城市发展的空间和生态保护范围，从而引导城市建设在一定的合理空间内进行，并与城市生态保护相互协调。城市空间资源区划一般分为生态敏感区、生态缓冲区、开发控制区和强制控制区等四个区域与编制办法规定相对应[4]。后两者是城市的发展区域，生态敏感区是生态保护的范围，生态缓冲区为两者之间的过渡区域。
2.3.2 强化土地利用区划
空间资源四级区划是从资源管理角度对城市整体空间使用做出的方向性规定，而土地利用区划则是在空间资源区划的基础上确定用地的使用功能，以便指导具体的土地利用和建设。土地利用区划应坚持以下原则：(1)协调原则:协调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为宏观层面的城市空间管理提供理论支持；(2)粗线条控制原则:在宏观尺度上对城市空间进行用途划分，不追求过于细致的分类，为土地使用留有一定弹性和余地；(3)强化控制原则:以有效保护环境和引导建设集中发展为目标，加强对非建设用地的管理与控制；(4)生态优先原则:结合城市的自然和人文属性，按照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遗产优先原则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5]。如对城市适建区内用地再次划分为工业集中区、商业中心区、居住区和城市公共绿地等，并对每个区域进行建设强度的规划控制。
这种逐级划分和分层控制的规划思想解决了城市规划编制中用地规模确定缺乏弹性的问题。它在结合城市实际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提出用地规模的上限和下限范围及土地利用的最大范围，为城市发展对土地需求量的增长留出了弹性，在区域范围内协调了城市空间拓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这种宏观意义上的空间管制方式在城市规划成果中的体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空间管制图（城市已建区、适建区、限建区和禁建区区划图）和城市用地开发强度控制图（容积率控制图、建筑密度和高度控制图、绿地率控制图等）。
2.3.3 加强对强制性要素的控制
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是在2002年建设部颁布施行的《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中提出的。强制性内容涉及区域协调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风景名胜资源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等方面，它们是正确处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城市的强制性要素，既不同于强制性条文，也不同于强制性内容，它是对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中刚性最强的部分进行的提取，是对城市发展中各类空间要素的概括和总结，是保证城市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包含了强制性的要求和措施。
通过对城市规划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本文从众多的城市要素中选取最为重要的作为城市的强制性要素，并通过对各要素的量刚（每一要素对城市发展影响力与作用力大小）评估，筛选出以下四大类强制性要素：自然生态保护要素、文化遗产保护要素、基础设施要素和公共服务设施要素[6]。
针对不同的强制性要素，城市规划可以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或管制措施，而对于城市管理而言，微观的空间管制措施可以概括为控制线管理，将不同的强制性要素统一纳入空间控制线的控制管理之中，即为常规的六线控制图。传统的控制线规划图，往往只是简单的对每类要素进行宏观意义上的控制，强调每类强制性要素的重要性，多只有技术措施，而没有具体的刚性指标，缺乏可操作性，实施效果较差。因此，为加强城市空间管制效能，规划中的六线控制图必须进一步深化，规划成果必须要具体界定出每类控制线的范围、面积等刚性指标，而控制线内的每类指标则可上下浮动，以体现出城市规划的弹性和与城市管理的适应性。
3 结语
城市空间管制所涉及的内容繁多而复杂，而传统的城市空间管制方式往往只限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缺乏微观层面的要素控制，更没有提出可行性的量化标准。因此，实施难度大，可操作性差。笔者认为城市空间管制应是宏观区划和微观要素控制相结合，应对每一层次的控制提出具体可行的量化指标、实施原则和措施，并在城市建设管理中强制执行，这样才能体现出城市空间管制的作用和意义。宏观控制和微观控制相结合的城市空间管制方式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成长管理”和“反规划”理论的实践要义，并为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及城市规划弹性留出了余地，最终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1]俞孔坚，李迪华，刘海龙，程进.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城市规划，2005（9）：76-80
[2]俞孔坚，李迪华，韩西丽.论“反规划”.城市规划，2005（9）：64-69
[3]孙斌栋，王颖，郑正.城市總体规划中的空间区划与管制.城市发展研究，2007（3）：32-36
[4]吕斌，陈睿.我国城市群空间规划方法的转变与空间管制策略.现代城市研究，2006（8）：18-24
[5]吕斌，陈睿.实现健康城镇化的空间规划途径.城市规划，2006增刊：65-74
[6]高军，裴春光，刘宾，潘丽珍.强制性要素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机制研究.城市规划，2007（1）：57-62
作者简介：奚星伍，男，1977年3月出生，工程师，现任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七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