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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在央视读经典、谈《心得》，突然蹿红，并引发国人读经热潮，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于丹读经典，人们读于丹。一些“沙发土豆”、“鱼丸”，将于丹的读解奉为真经。到底是不是真经?十博士和朱维铮先生等人已经有过不同的见解了。而这些正在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中汹涌的意见似乎更“热”了于丹。
争论归争论。不可否认，不管谁读经典，都是阐释。皓首穷经注六经，是一种阐释；阅读或误读六经，是一种阐释；解读“读经典”的现象，也是一种阐释。而阐释自会基于个人主观。于是，一时很难分对错，但对经典的阐释终归要有受众接受。从接受的角度读读“于丹现象”，或许能展现一种“社会事实”之“真”：
人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复杂的自在体，文化传播中的人亦莫过如此。在传统与现代的边沿，在大众文化的喧嚣中，传统精英总忘不了发思古之幽情而又不能从生活的当代抽身而出，大众文化精英、潮流人物总要借传统之躯壳在大众传媒中贩卖大众的文化快餐，而大众并不自然而然地接受浅薄的快餐文化，而希冀自己接受的是一种有底蕴的文化，希冀在享受大众文化的快乐中沐浴传统文化的光辉。于是，大众便欣然在传统文化的虚假光环中懵然而快乐着。
这就是“于丹现象”中受众接受行为的注脚。
“文化工业”笼罩中的“单向度”受众：懵然的接受行为
“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是法兰克福学派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一个核心概念。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回忆道，1937年，他和霍可海默在《启蒙时期辩证法》的草稿中，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概念。“我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是为了一开始就排除与它的鼓吹者相一致的那种解释：这里有点像从大众本身自发产生的文化问题，即现代大众艺术形式的问题。文化工业必定和后者有别。”①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标准化。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的结果，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被类型化，劳动大众成为满足文化工业倾销需要的标准化的消费者，成为资本家赚取利润、资本增值的机器上的齿轮。2.麻醉性。文化工业以娱乐的快感和享受满足大众的虚假需要，把在现实中不幸的人引向虚幻的美好世界中去，麻醉了大众的思考和反抗的神经。“文化工业是从上到下强加给大众，表面上看，把大众款待得仿佛专为他们量身制作，实际上是在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化了的形式和情感。”②
在考察美国发达的传播产业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文化工业”，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移回欧洲以后，这一概念的使用有一个逐渐被本土化(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伴随着欧洲传播产业的逐渐发达和私有化。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工业”也逐渐消解了它的批判性本质，并逐渐进入欧洲各国政府的文化政策。20世纪80年代，欧洲委员会使用“内涵工业”一词来概括文化产业的本质特性。1997年，英国工党新政府上台后，随即举起文化产业的旗帜，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将其称为“创意产业”。在法国，虽然依然使用“文化工业”，随着法兰克福学派在欧洲影响的式微，其批判性已逐渐被人淡忘。而在亚洲，目前的日本，文化产业被统称为娱乐观光业；在韩国，文化立国的思路使得“韩流”滚滚。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晚期，我国就有了“文化工业”的说法。虽然一度出现过对与其相关的一些表述如“传媒产业”、“媒介产业化”等概念的质疑与争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如今，“文化产业”已是众口铄金，并成为铁定的文化政策。“文化工业”概念随着批判学派的著作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起知识界的重视；到了90年代，它又是在对宣传体制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的抗争中进入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语境并被很快消解、生成为“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的，顺应了当时的新闻改革和传媒市场化进程。“文化工业”进入中国，它的批判性被中国的语境收编了。到了本世纪初，“文化工业”的批判性随着“文化产业”的大发展而又显现出必要性来，因为现实给了我们当头棒喝。而在“于丹现象”中，在电视中快餐式地解读经典的系列节目(《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不就是一种“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吗?!“于丹现象”中的“沙发土豆”，不就是标准化生产的“文化工业”中的被麻醉了的受众吗?!虽然“文化工业”概念产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但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实践着市场经济，传媒经受着市场化的改革，文化经历着市场化的转型，传媒的生产、文化的生产，其规模与方式，与上世纪中期前的美国的文化生产相比，“‘工业’化”的程度毫不逊色。在当下的中国，文化正在而且日益迅猛地“工业”着。不只是电视，还包括报纸、广播、网络等各类媒体，都在寻求着、实践着一种“文化‘工业’化”的模式，快乐的主题主打着传媒的生产与消费，娱乐风行，类型化的娱乐不断克隆。受众日益被这样的“文化工业”笼罩住了。
1964年，马尔库塞出版了一本很快引起轰动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他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它们提供了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等方面的完整的训练”，③但却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④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人只有一个面向，没有第二个向度，即只有肯定、认同和顺从现状的面向，而没有否定、批判、超越现状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面向。
然而，当我们把视野落回到当下的中国受众时，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人也已经“单向度”了。也许中国人历来就是“单向度”的，改革开放前，人的思想的一元化，不就是一种“单向度”吗?尽管那还不是如今的“单向度”，是一种政治的“单向度”。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在文化产品和传媒产品的接受中，一部分受众终于完成了“单向度”的转型——从政治的“单向度”转向文化接受的“单向度”——更愿意在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喧嚣中不需要思考地接受文化产品，而这种接受，是在一种“我在‘文化着’”的心态中进行的。这种“我在‘文化着’”的心态，在最近的“国学热”的涌动中，体现为对文化经典的碎片式的解读与接受。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工业”笼罩中的“单向度”受众，其文化接受行为呈现出一种懵然的行为。
“偏好式解读”中的“生产性”受众：快乐的接受行为
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简称《编码/解码》)中提出了著名的“霍尔模式”。他认为，受众在解读电视文本时有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1.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即解码者认同编码者的权威，采取与编码者完全一致的立场。2.协商立场(negotiated position)，即观众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又强调自身的利益，采取的是既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否定的立场。3.反对立场(oppositional position)，即解码者采取与支配意识形态相对抗的立场。相对应的，受众有三种对文本的解读方式：第一种是偏好式解读(preferred reading)，那些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观众，他们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进行解读。在这种方式中，观众直接从文本中获取传播者想要传播的意义，即根据编码的规则来解码讯息。第二种解读方式是协商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即原则上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但同时也觉得这一解释不能完全符合自身的社会经验，于是通过协商，最后得出一种既部分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又部分满足自己需要的解释。第三种则是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因其社会情境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悖，解码者并不以编码者的规则来解读，而是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霍尔模式”揭示出了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传播者制造的文本不过是接受者“生产”意义的原料而已。
中国的公众，无论作为“公众”，还是作为“受众”，在思想“大一统”的时代，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众和受众。作为“公众”，他们不能表达“公意”，只能以政治概念“人民”的身份出现，表达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千篇一律的“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作为受众，接受的是以新闻的面目承载的主流的意识形态。那个时代，没有“自我”，没有“自我”的集合构成的“公”，只有“公”化了的假“我”和“公”化了的假“我”构成的“公”，也就没有“公众”和“公意”(public opinion)。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私”可以走入阳光之中而不用畏惧了，传媒的市场化改革更让那种“准受众”变成了传媒竞相争取的市场，变成势力集团，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受众。西方的“受众是上帝”的口号堂而皇之地被引入。他们不知不觉地从“人民”的单一身份变成既是“人民”，也是“公众”了。受众的主体意识觉醒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变得不那么有效了。拥有了“小我”意识的受众在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面前便有了“协商式解读”，甚至有时有了“对抗式解读”。
我们可能始料不及的是：市场化改革居然导致了另一个副产品——价值观念多元化。也就是说，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再具有一统天下的威严。但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沉积在民族的灵魂中，即便是不识字、不读书，也俨然有儒家文化的浸染。哥伦比亚大学“丁龙汉学讲座”纪念的那位丁龙，就是一个目不识丁而集中国伦理道德于一身的中国劳工。⑤对于传统文化，中国人自有一种当然的亲近情结。在主流意识形态缺位或失位时，传统的意识形态便悄然登堂入室。于是，国人通过传媒对传统经典的接受，竟然暗合了霍尔的第一种解码方式——偏好式解读。但此类“生产性”受众在对于丹系列《心得》的第一种解读中，解读出的意义与于丹如出一辙。于是，于丹对经典的解读，不红都不行了!正是这种契合，使受众的阅读与解码变得快乐起来。而这种快乐，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是多么不可多得而又带有“文化者”的气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也许还得加上一个状语，我们“体面地”“娱乐至死”!
结语
有人这样说：“应当说，于丹走红不表明她这个‘小妮子’的水平多么高，不走红也不表明该‘小妮子’水平多么低。”⑥于丹是因时而至，因当下的受众而至。而当下的受众，既懵然而又快乐着。有人会说，懵然者会如何快乐呢?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知道：一个不需要认真思想的人，其实就是快乐的人。因为，只有思想者才会是痛苦的。当然，这个结论不是针对所有受众的，不针对那些对大众文化还保留着一份警惕的人。
注 释：
①阿多诺：《文化工业的再思考》，转引自马丁·杰伊：《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183页。
②陆杨、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51页。
③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68页。
④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14页。
⑤闵良臣：《面对“于丹现象”》，《民主与科学》，2007(2)，52页。
⑥王谦：《于丹“论语”八宗错》，《出版广角》，2007(2)，64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编校：施 宇
争论归争论。不可否认，不管谁读经典，都是阐释。皓首穷经注六经，是一种阐释；阅读或误读六经，是一种阐释；解读“读经典”的现象，也是一种阐释。而阐释自会基于个人主观。于是，一时很难分对错，但对经典的阐释终归要有受众接受。从接受的角度读读“于丹现象”，或许能展现一种“社会事实”之“真”：
人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复杂的自在体，文化传播中的人亦莫过如此。在传统与现代的边沿，在大众文化的喧嚣中，传统精英总忘不了发思古之幽情而又不能从生活的当代抽身而出，大众文化精英、潮流人物总要借传统之躯壳在大众传媒中贩卖大众的文化快餐，而大众并不自然而然地接受浅薄的快餐文化，而希冀自己接受的是一种有底蕴的文化，希冀在享受大众文化的快乐中沐浴传统文化的光辉。于是，大众便欣然在传统文化的虚假光环中懵然而快乐着。
这就是“于丹现象”中受众接受行为的注脚。
“文化工业”笼罩中的“单向度”受众：懵然的接受行为
“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是法兰克福学派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一个核心概念。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回忆道，1937年，他和霍可海默在《启蒙时期辩证法》的草稿中，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概念。“我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是为了一开始就排除与它的鼓吹者相一致的那种解释：这里有点像从大众本身自发产生的文化问题，即现代大众艺术形式的问题。文化工业必定和后者有别。”①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标准化。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的结果，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被类型化，劳动大众成为满足文化工业倾销需要的标准化的消费者，成为资本家赚取利润、资本增值的机器上的齿轮。2.麻醉性。文化工业以娱乐的快感和享受满足大众的虚假需要，把在现实中不幸的人引向虚幻的美好世界中去，麻醉了大众的思考和反抗的神经。“文化工业是从上到下强加给大众，表面上看，把大众款待得仿佛专为他们量身制作，实际上是在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化了的形式和情感。”②
在考察美国发达的传播产业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文化工业”，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移回欧洲以后，这一概念的使用有一个逐渐被本土化(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伴随着欧洲传播产业的逐渐发达和私有化。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工业”也逐渐消解了它的批判性本质，并逐渐进入欧洲各国政府的文化政策。20世纪80年代，欧洲委员会使用“内涵工业”一词来概括文化产业的本质特性。1997年，英国工党新政府上台后，随即举起文化产业的旗帜，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将其称为“创意产业”。在法国，虽然依然使用“文化工业”，随着法兰克福学派在欧洲影响的式微，其批判性已逐渐被人淡忘。而在亚洲，目前的日本，文化产业被统称为娱乐观光业；在韩国，文化立国的思路使得“韩流”滚滚。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晚期，我国就有了“文化工业”的说法。虽然一度出现过对与其相关的一些表述如“传媒产业”、“媒介产业化”等概念的质疑与争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如今，“文化产业”已是众口铄金，并成为铁定的文化政策。“文化工业”概念随着批判学派的著作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起知识界的重视；到了90年代，它又是在对宣传体制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的抗争中进入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语境并被很快消解、生成为“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的，顺应了当时的新闻改革和传媒市场化进程。“文化工业”进入中国，它的批判性被中国的语境收编了。到了本世纪初，“文化工业”的批判性随着“文化产业”的大发展而又显现出必要性来，因为现实给了我们当头棒喝。而在“于丹现象”中，在电视中快餐式地解读经典的系列节目(《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不就是一种“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吗?!“于丹现象”中的“沙发土豆”，不就是标准化生产的“文化工业”中的被麻醉了的受众吗?!虽然“文化工业”概念产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但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实践着市场经济，传媒经受着市场化的改革，文化经历着市场化的转型，传媒的生产、文化的生产，其规模与方式，与上世纪中期前的美国的文化生产相比，“‘工业’化”的程度毫不逊色。在当下的中国，文化正在而且日益迅猛地“工业”着。不只是电视，还包括报纸、广播、网络等各类媒体，都在寻求着、实践着一种“文化‘工业’化”的模式，快乐的主题主打着传媒的生产与消费，娱乐风行，类型化的娱乐不断克隆。受众日益被这样的“文化工业”笼罩住了。
1964年，马尔库塞出版了一本很快引起轰动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他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它们提供了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等方面的完整的训练”，③但却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④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人只有一个面向，没有第二个向度，即只有肯定、认同和顺从现状的面向，而没有否定、批判、超越现状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面向。
然而，当我们把视野落回到当下的中国受众时，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人也已经“单向度”了。也许中国人历来就是“单向度”的，改革开放前，人的思想的一元化，不就是一种“单向度”吗?尽管那还不是如今的“单向度”，是一种政治的“单向度”。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在文化产品和传媒产品的接受中，一部分受众终于完成了“单向度”的转型——从政治的“单向度”转向文化接受的“单向度”——更愿意在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喧嚣中不需要思考地接受文化产品，而这种接受，是在一种“我在‘文化着’”的心态中进行的。这种“我在‘文化着’”的心态，在最近的“国学热”的涌动中，体现为对文化经典的碎片式的解读与接受。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工业”笼罩中的“单向度”受众，其文化接受行为呈现出一种懵然的行为。
“偏好式解读”中的“生产性”受众：快乐的接受行为
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简称《编码/解码》)中提出了著名的“霍尔模式”。他认为，受众在解读电视文本时有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1.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即解码者认同编码者的权威，采取与编码者完全一致的立场。2.协商立场(negotiated position)，即观众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又强调自身的利益，采取的是既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否定的立场。3.反对立场(oppositional position)，即解码者采取与支配意识形态相对抗的立场。相对应的，受众有三种对文本的解读方式：第一种是偏好式解读(preferred reading)，那些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观众，他们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进行解读。在这种方式中，观众直接从文本中获取传播者想要传播的意义，即根据编码的规则来解码讯息。第二种解读方式是协商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即原则上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但同时也觉得这一解释不能完全符合自身的社会经验，于是通过协商，最后得出一种既部分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又部分满足自己需要的解释。第三种则是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因其社会情境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悖，解码者并不以编码者的规则来解读，而是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霍尔模式”揭示出了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传播者制造的文本不过是接受者“生产”意义的原料而已。
中国的公众，无论作为“公众”，还是作为“受众”，在思想“大一统”的时代，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众和受众。作为“公众”，他们不能表达“公意”，只能以政治概念“人民”的身份出现，表达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千篇一律的“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作为受众，接受的是以新闻的面目承载的主流的意识形态。那个时代，没有“自我”，没有“自我”的集合构成的“公”，只有“公”化了的假“我”和“公”化了的假“我”构成的“公”，也就没有“公众”和“公意”(public opinion)。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私”可以走入阳光之中而不用畏惧了，传媒的市场化改革更让那种“准受众”变成了传媒竞相争取的市场，变成势力集团，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受众。西方的“受众是上帝”的口号堂而皇之地被引入。他们不知不觉地从“人民”的单一身份变成既是“人民”，也是“公众”了。受众的主体意识觉醒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变得不那么有效了。拥有了“小我”意识的受众在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面前便有了“协商式解读”，甚至有时有了“对抗式解读”。
我们可能始料不及的是：市场化改革居然导致了另一个副产品——价值观念多元化。也就是说，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再具有一统天下的威严。但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沉积在民族的灵魂中，即便是不识字、不读书，也俨然有儒家文化的浸染。哥伦比亚大学“丁龙汉学讲座”纪念的那位丁龙，就是一个目不识丁而集中国伦理道德于一身的中国劳工。⑤对于传统文化，中国人自有一种当然的亲近情结。在主流意识形态缺位或失位时，传统的意识形态便悄然登堂入室。于是，国人通过传媒对传统经典的接受，竟然暗合了霍尔的第一种解码方式——偏好式解读。但此类“生产性”受众在对于丹系列《心得》的第一种解读中，解读出的意义与于丹如出一辙。于是，于丹对经典的解读，不红都不行了!正是这种契合，使受众的阅读与解码变得快乐起来。而这种快乐，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是多么不可多得而又带有“文化者”的气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也许还得加上一个状语，我们“体面地”“娱乐至死”!
结语
有人这样说：“应当说，于丹走红不表明她这个‘小妮子’的水平多么高，不走红也不表明该‘小妮子’水平多么低。”⑥于丹是因时而至，因当下的受众而至。而当下的受众，既懵然而又快乐着。有人会说，懵然者会如何快乐呢?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知道：一个不需要认真思想的人，其实就是快乐的人。因为，只有思想者才会是痛苦的。当然，这个结论不是针对所有受众的，不针对那些对大众文化还保留着一份警惕的人。
注 释：
①阿多诺：《文化工业的再思考》，转引自马丁·杰伊：《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183页。
②陆杨、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51页。
③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68页。
④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14页。
⑤闵良臣：《面对“于丹现象”》，《民主与科学》，2007(2)，52页。
⑥王谦：《于丹“论语”八宗错》，《出版广角》，2007(2)，64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