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那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曾三次“谋面”，他都是穿着灰衣布袍，咧着嘴，笑着。
　　第一次是我读那篇有名的《道士塔》：“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我曾一样“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看到他漠然、狡黠甚至有些猥琐地笑着，完全不顾因为他，“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我愤然：你怎么笑得出！
　　第二次，一个盛夏，我到莫高窟，阴暗洞窟中的璀璨文化使我震撼，但周边环境更让我震惊——它如锅内翻炒过的黄沙，很快炙干了我刚刚灌入体内的水分。导游说，这里的冬天更加严酷，飞沙如刀，寒风胜剑。就在这里，我又一次见到了我不想见又躲不过的王道士，他还是那副笑容。我知道了这个王道士奇迹般地从湖北来到荒凉的莫高窟，在这里扎下根，直到终老的几十年里，还真的创造了奇迹。
　　王道士在19世纪90年代来到莫高窟，之前这里无人看管，年久失修，洞中大量积沙，一片残败。王道士凭着对宗教的虔诚，发下大愿，四處化缘，筹集资金，清沙修窟，成了这里的主人和守护者。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是依山起势造的九重楼，最初的督建者不是别人，正是王道士。单就这走壁飞檐的建筑而言，一个小小道士竟有如此眼界，也不枉为“敦煌人”。除了莫高窟繁重浩大的清沙工程，还有三层楼、古汉桥、太清宫等设施的修缮，莫不与王道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仔细端详着王道士的照片，他虽不像墓志铭上说的那样“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但也绝非榆木疙瘩，他的笑里有几分慈祥，几分舒心，还有几分坚毅。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清理16号窟甬道积沙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一间石室展现在眼前，里面一层一层堆满了遗书、绢画及其他艺术品等，大致5万多件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藏有中华文化瑰宝的密室，在沉寂900多年后，被一个默默无闻的道士偶然打开，一段中华文化的“伤心史”随之也被打开，“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拉开了序幕。王道士也因此落下千古骂名，似乎要被永久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7年岁尾，“敦煌会计文物精品展”在上海松江大学城开展。我再一次见到了微笑的王道士，“不一样的王道士”，见证了“一个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展览主题）。冲击我眼球的是《千佛洞重修改建各佛洞募化》和《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两件斑驳的王道士募缘簿。我看到这个“王阿菩”为了保护洞窟，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维修建筑。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有人认定他是“敦煌的罪人”，因为他把国宝廉价卖给了“外国强盗”，而根据对他账簿记录的研究，并考证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著作，可以发现，他“自奉极俭”，对捐款和卖经卷的钱从未据为己有，并自觉地做了收支账目。“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资”，悉数用于莫高窟的清理和补葺，比起同时代利欲熏心的达官贵人，不知要高尚多少倍，所以他粗衣敝屣，笑得很坦然，甚至天真。
　　我也看到了王道士无奈的苦笑：他拿着经卷找到敦煌两任县令，县令说这是无用的“旧物”;他赶着毛驴经800多里找到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认为经卷的书法不如他的好;他找省府要求保管这批文物，省府说运费需花几千两银子，让王道士就地封存。万般无奈，王道士又斗胆写了“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的奏报，但老佛爷忙于造园祝寿，且内有“庚子之乱”，外有八国联军，哪有闲心和闲钱管这“破事”？可以说，一个不拿朝廷一分钱俸禄，靠化缘维持生计的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不高尚，甚至有点可悲，但这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积贫积弱的国家之心痛、民族之悲哀！
　　我以为，王道士也不用笑得那么凄苦。学者周国平断言，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藏经洞的宝藏只有两种命运：“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如果王道士是在今天的盛世中华叩开敦煌瑰宝之门，那就是中华之幸，也是王道士之幸，他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灿烂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