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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来说，80年代是一个传奇。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娱乐节目的时代，人们如何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畅谈文学是怎样的场景。
今天说走就走、可以四处旅行的孩子们也许无法想象，自己的父辈在80年代了解外面世界、了解外国人吃什么穿什么平时聊什么，也许是从一本《契诃夫小说选》的手抄本开始的。
80年代初的燕园，学生人人是诗人。他们晚上睡前讨论的是，那诗哪里好，这诗怎么写才好。文学是文青彼此相认的“接头信号”，谈对象找话题要靠聊小说和背诗歌，检验友谊的标准是看到好书美文会不会“奔走相告”。
近期，诞生于80年代并铭记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舒婷的《致橡树》、巴金的《随想录》、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震云的《塔铺》和余华的《鲜血梅花》等作家手稿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一经展出，马上引起了不同年龄段读者的一场“奔走相告”。
手写的痕迹
舒婷的诗歌代表作《致橡树》就写在42年前的两页“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印制的红色格子稿纸上。如今它被串上线，悬挂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厅中央。
“一走进展厅，属于80年代的那种气息扑面而来，真挚的，洋溢着热情。”前来观展的田磊记得，这首诗的走红刚好是80年代初。“当时在北京，许多新人在自己的婚礼上深情地朗诵这首《致橡树》，想抒发新时期的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对爱情的一种态度。”
但在那时还只有15岁的文学爱好者赵小梅来说，这首诗还太“朦胧”。是时在“西铁局”创作组任创作员的赵父下班后常带一些文学杂志回家，供孩子们翻阅。
《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收获》《十月》杂志都是赵小梅特别喜爱的。“文艺的春天来临，我们兄妹几人就像高尔基口中‘饥饿的人扑到了面包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刘心武的《班主任》、路遥的《人生》、韩少功的《风吹唢呐声》都是这时候看的，不仅看，还要翻来覆去看上好几遍。”
在这些展出的手稿中，“北京文学稿纸”“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农民日报社”等字样出现在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稿纸页脚，颇具时代特色。“那时，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能用上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稿纸也代表一种认可、一种特别待遇。常来稿件、跟编辑部关系好了，才能用得上报社、出版社和杂志社给的稿纸。”作家李敬泽说。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来说，文学期刊曾是他们实现文学理想的最佳舞台。随便一本80年代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都在二三十万份以上，有时一部小说在期刊的公开发表，能使杂志创下“当日脱销”的纪录。
据说那时老牌文学双月刊《收获》的发行量曾高达100多万份，这让时任主编巴金颇为担忧，“满大街都是（这本杂志），是很可怕的……100万份的发行量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在这股“文学热”的潮流中，无数写作者、批评家、文学爱好者们共同组成了“文学的天堂”。与数字时代不同的是，编辑们催稿靠嘴也要靠腿：距离近的作者家门一推就进去了，距离远一些的要靠骑着凤凰自行车在他们家与家之间来回穿梭。阿城198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短篇《树桩》和汪曾祺发表在《人民文学》1983年第9期的《故里三陈》，就是那时《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这样得来的。
编辑骑车取回的稿子都是手稿，是作家一笔一画写过、圈涂过的。那些手写的痕迹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坦露出一条写作者思考的轨迹。他们下笔前后的犹疑、遗忘或是突然发现，甚至写作时的心情起伏都跃然纸上，每一份与每一份都不重样。
与《致橡树》手稿一同悬挂在展厅中央的，还有莫言30多年前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化部”稿纸上的，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和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
莫言在创作《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作品时，共手写4万余字，修改誊写数次后方才发表。《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是1985年他在《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其创作冲动源自于1967年莫言儿时随石匠打石头时的一段经历。
莫言的两份手稿中多处布满醒目的勾划与修改痕迹。在《白狗秋千架》的手稿中，仅第一页，莫言就删掉了七八处、三四行，还在删除的部分旁边补充了11行对大狗午后活动的细致刻画。
《透明的红萝卜》原本的篇名是《金色的红萝卜》，或许是字多读起来拗口，作家徐怀中用笔圈掉了“金色”，改为“透明”二字，于是“金色的红萝卜”成了“透明的红萝卜”。徐怀中把这篇小说推荐给他的老上级冯牧，这小说就刊发了。据亲历者回忆，“黑娃”的故事见刊以后还专门开了座谈会一一此前，没人能将一种意象表达出一种油画般的凹凸感一一“那篇文章真有一下子耀亮整个文坛的感觉”。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瞧一眼莫言的字迹就猜得到，‘一定是写黑板报写出来的’。”李敬泽说。的确，青年莫言曾是连队的一名通讯员，黑板报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前来观展的书迷朋友一边凑近观察这些细节，一边感慨，“莫言的字迹变了”，“手写的痕迹太珍贵了”。书写方式“小变”，文明之大变
“上世纪80年代，是手写时代最后的灿烂绽放。”此次手稿展的策划人李敬泽说，“几千年来人类从用笔写字的习惯在咱们这一代发生了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作家们放下笔，改用电脑敲出一排排方块字。这是文明之大变。”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文学迎来了光荣的新时期。活跃的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以罕见的速度涌现、迭代。他们心中想到的和要写的东西像春运时火车站里的人群一一紧紧挤作一团。每有作品公开发表，数百上千封热情的读者来信犹如腊月飘雪，從大江南北扑面而来……
文学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初入文坛的余华一篇习作在《北京文学》发表，轰动了他所在的整个海盐县。他被通知去县文化馆工作，从此结束了在乡镇卫生所5年手执钳子的拔牙生涯。 在没有网络，没有娱乐、看个电视还得去邻居家的时代，文学承载了太多东西。“我们怎么感知世界，怎么自我表达一一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爱恨、我们的嘲讽，怎么在语言中找到自由和娱乐，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学开拓出来的。真的是，领时代风气之先。”在《小说选刊》做编辑的李敬泽1985年第一次看到中篇小说《红高粱》时，他惊呆了，“语言可以这么炫目？汉语写作可以这样打开民族的感受力？”
新时期以来，涌现出的新的语言、新的思想、新的表达，这些“崭新事物”的形成过程无一遗漏地反映在作家笔下的稿纸上。此次展出的“国宝”级手稿中相当一部分是之前《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历年的存稿。
此次展出的手稿，还有手写于农民日报社稿纸的刘震云小说《塔铺》。与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类似的，这篇“新写实小说”代表作的篇名也是修改过的，原名叫“河堤”，后来才改为“塔铺”。尽管是誊清的手稿，其中仍充满大量细微的删减与成块的涂抹。“不小心”改为“无意间”，“聚在”改为“聚到”，连“地”“的”“还”“又”等字眼也在斟酌后删去，体现了作者对凝练精准、不冗不赘的语言风格的极致追求。
再比如，他把原本写的“父母”“爸爸”字眼修改成“大人”“爹”，“两个孩子”改为“俩孩子”，“风气太坏”改为“风气恁坏”，修改后的语句更贴合乡土文学气息，读起来更接地气，符合创作时的语境，令小说平易近人，通俗易懂。
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说，手稿作为原始件，能让研究它的人们，更接近作者的创作意图，从中发现“真实”文本的演化过程。从作者擦掉、替换和删除的地方，从旁注和增补中，从笔迹的微妙变化中，人们可以看到整个创造过程。
“广大的读者通过期刊或图书看到的当代文学作品，并不一定都是作家的意图，这些作品是作家和编辑们的共同产物。”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刘方认为，手稿体现了作家的创作初衷，也体现了手稿出版的精神、灵魂所在。
“手稿是时间的证物。字迹作为身体的延伸，清晰地标记着时间。不仅如此，一个重要作品的形成痕迹和个人气息也是明明白白地留在纸上的，这与电脑打印稿完全不同。”李敬泽说，一份手稿兼具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作为文献的研究价值，以及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文明就是想象力”
站在巴金的《随想录》手稿前，田磊回想起他中学时代的“手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书出版得少，新书常常买不到。因此不仅作家成稿用手写，读者传阅也靠手写。
从合肥转学回老家上学的同桌带来一本巴金的《随想录》，田磊翻看起来觉得，“哪一页都好，哪一句都妙”，就拿家里的《名人名言》去换，换回来就拿钢笔抄。常常还没抄完就被其他同学借走了。
班里花三角钱班费买的《解放军文艺》以最快的速度传阅遍整个年级。“有的同学来不及看，就在放学后悄悄拿回家，第二天一早要提前到校，爬窗进来把书归还原位。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看了一夜，抄了一夜。”
外国文学也在这时进入中国，走进中国青年的视野。有的故事要靠口耳相传，听同学提过一嘴“好看”的《欧也妮·葛朗台》就再也不能忘了。
“外国人冬天有什么娱乐？堂兄从巴黎带来的那件金纽扣一直扣到脖子的新奇背心怎么穿？欧也妮会像冬妮娅一样穿着蓝白条海魂衫吗，还是穿像大扇子一样的长裙子？”这些田磊在生活中得不到的答案，在“封皮是米黄色网格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里面有。
每到周末，他和他的同学就一遍一遍搜罗能找到的每一家新华书店，看看有没有新书到了。可最多的答复永远是“还没到货”。
这在拥有33万余种图书出版规模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是每年一万四千种左右，拿2017年图书出版数据来看，仅是图书出版的品种就翻了二十多倍。
当今，文化生产和文化供给更加丰富，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选择权不断在扩大。在李敬泽看来，文学地位的这种变化恰好说明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长进和时代的发展，这不是坏事。
从手写时代进入数字时代以后，除少数坚持用笔在纸上创作的贾平凹等作家之外，书写历史随书写方式的改变，对作家和读者、对阅读和写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看来，从手写到打字的媒介之变，带来的是思维方式和内容创作的改变。“由于电脑写作免除了我们的誊抄之苦，由于光标点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插入或删除，完整的构思己显得多余，齐全的材料准备也似无必要。我们完全可以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再想到哪儿。砖不够了先上瓦，瓦不足了先按梁。只要那套复制、粘贴、查找、替换的技术熟练起来，这座房子最后怎么也能把它造得像模像样。大概我们不会想到，就在这样一种颠三倒四的‘修建’中，我们的思维开始变得零散而破碎了。”
Kindle里，手机阅读APP里，动辄几百万字一部的网络小说，每天还可被更新一万字一一这也是在手写时代想都不敢想的速度，即使高产如金庸，平均每天写个千字也不得了了。背倚装满书本典籍的联排书柜，李敬泽点燃烟斗，“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电脑的出现，就不会有网络文学的产生。你再看我们长篇小说的出版量，一年的量要比曾经十幾年的总量还多。书写变得太便利了，这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保留一种敬重，一种敬畏？”
对于可以接触海量信息的阅读者来说，越来越多的人有时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富余的困境”一一每天可打开百篇难辨真伪的文章，却难以周详、深入地把某一个问题搞清楚。当面对一本书的时候，许多人发现已经少有从第1页开始，一行一行边读边批注到第200页的耐心。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站在手稿前的人们，在回望手写时代的同时，似乎也意识到，重返一个年代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即便在文学不再是必需品的今天，不论是睡前把童话寓言读给孩子的母亲，还是逛街时顺便逛一逛“西西弗”“言几又”的年轻人，没有人拒绝文化与艺术的滋养，也没有人否认文学对于生命、对于人类文明的某种意义。
“我们为什么搞文学呢？它不是一种现实的谋生手段。人类的文明在于我们发明了那些无用的东西。”李敬泽停顿了一会儿，“我记得一本书上有这么一个比喻一一如果在河边，发现一头狮子在那儿饮水，有个声音说，赶紧跑吧。那这可能是一只动物，也可能是一个人。如果有个声音说，有狮子，我们把它打死，吃它的肉吧。那么很难辨别这声音是人是兽。如果有声音说，啊，这个狮子真美。于是拿起了一块石头，把狮子的模样刻在了山洞墙上一一这才是人类。文明就是想象力，文学就是这种想象力的母体。”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娱乐节目的时代，人们如何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畅谈文学是怎样的场景。
今天说走就走、可以四处旅行的孩子们也许无法想象，自己的父辈在80年代了解外面世界、了解外国人吃什么穿什么平时聊什么，也许是从一本《契诃夫小说选》的手抄本开始的。
80年代初的燕园，学生人人是诗人。他们晚上睡前讨论的是，那诗哪里好，这诗怎么写才好。文学是文青彼此相认的“接头信号”，谈对象找话题要靠聊小说和背诗歌，检验友谊的标准是看到好书美文会不会“奔走相告”。
近期，诞生于80年代并铭记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舒婷的《致橡树》、巴金的《随想录》、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震云的《塔铺》和余华的《鲜血梅花》等作家手稿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一经展出，马上引起了不同年龄段读者的一场“奔走相告”。
手写的痕迹
舒婷的诗歌代表作《致橡树》就写在42年前的两页“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印制的红色格子稿纸上。如今它被串上线，悬挂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厅中央。
“一走进展厅，属于80年代的那种气息扑面而来，真挚的，洋溢着热情。”前来观展的田磊记得，这首诗的走红刚好是80年代初。“当时在北京，许多新人在自己的婚礼上深情地朗诵这首《致橡树》，想抒发新时期的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对爱情的一种态度。”
但在那时还只有15岁的文学爱好者赵小梅来说，这首诗还太“朦胧”。是时在“西铁局”创作组任创作员的赵父下班后常带一些文学杂志回家，供孩子们翻阅。
《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收获》《十月》杂志都是赵小梅特别喜爱的。“文艺的春天来临，我们兄妹几人就像高尔基口中‘饥饿的人扑到了面包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刘心武的《班主任》、路遥的《人生》、韩少功的《风吹唢呐声》都是这时候看的，不仅看，还要翻来覆去看上好几遍。”
在这些展出的手稿中，“北京文学稿纸”“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农民日报社”等字样出现在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稿纸页脚，颇具时代特色。“那时，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能用上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稿纸也代表一种认可、一种特别待遇。常来稿件、跟编辑部关系好了，才能用得上报社、出版社和杂志社给的稿纸。”作家李敬泽说。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来说，文学期刊曾是他们实现文学理想的最佳舞台。随便一本80年代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都在二三十万份以上，有时一部小说在期刊的公开发表，能使杂志创下“当日脱销”的纪录。
据说那时老牌文学双月刊《收获》的发行量曾高达100多万份，这让时任主编巴金颇为担忧，“满大街都是（这本杂志），是很可怕的……100万份的发行量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在这股“文学热”的潮流中，无数写作者、批评家、文学爱好者们共同组成了“文学的天堂”。与数字时代不同的是，编辑们催稿靠嘴也要靠腿：距离近的作者家门一推就进去了，距离远一些的要靠骑着凤凰自行车在他们家与家之间来回穿梭。阿城198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短篇《树桩》和汪曾祺发表在《人民文学》1983年第9期的《故里三陈》，就是那时《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这样得来的。
编辑骑车取回的稿子都是手稿，是作家一笔一画写过、圈涂过的。那些手写的痕迹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坦露出一条写作者思考的轨迹。他们下笔前后的犹疑、遗忘或是突然发现，甚至写作时的心情起伏都跃然纸上，每一份与每一份都不重样。
与《致橡树》手稿一同悬挂在展厅中央的，还有莫言30多年前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化部”稿纸上的，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和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
莫言在创作《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作品时，共手写4万余字，修改誊写数次后方才发表。《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是1985年他在《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其创作冲动源自于1967年莫言儿时随石匠打石头时的一段经历。
莫言的两份手稿中多处布满醒目的勾划与修改痕迹。在《白狗秋千架》的手稿中，仅第一页，莫言就删掉了七八处、三四行，还在删除的部分旁边补充了11行对大狗午后活动的细致刻画。
《透明的红萝卜》原本的篇名是《金色的红萝卜》，或许是字多读起来拗口，作家徐怀中用笔圈掉了“金色”，改为“透明”二字，于是“金色的红萝卜”成了“透明的红萝卜”。徐怀中把这篇小说推荐给他的老上级冯牧，这小说就刊发了。据亲历者回忆，“黑娃”的故事见刊以后还专门开了座谈会一一此前，没人能将一种意象表达出一种油画般的凹凸感一一“那篇文章真有一下子耀亮整个文坛的感觉”。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瞧一眼莫言的字迹就猜得到，‘一定是写黑板报写出来的’。”李敬泽说。的确，青年莫言曾是连队的一名通讯员，黑板报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前来观展的书迷朋友一边凑近观察这些细节，一边感慨，“莫言的字迹变了”，“手写的痕迹太珍贵了”。书写方式“小变”，文明之大变
“上世纪80年代，是手写时代最后的灿烂绽放。”此次手稿展的策划人李敬泽说，“几千年来人类从用笔写字的习惯在咱们这一代发生了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作家们放下笔，改用电脑敲出一排排方块字。这是文明之大变。”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文学迎来了光荣的新时期。活跃的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以罕见的速度涌现、迭代。他们心中想到的和要写的东西像春运时火车站里的人群一一紧紧挤作一团。每有作品公开发表，数百上千封热情的读者来信犹如腊月飘雪，從大江南北扑面而来……
文学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初入文坛的余华一篇习作在《北京文学》发表，轰动了他所在的整个海盐县。他被通知去县文化馆工作，从此结束了在乡镇卫生所5年手执钳子的拔牙生涯。 在没有网络，没有娱乐、看个电视还得去邻居家的时代，文学承载了太多东西。“我们怎么感知世界，怎么自我表达一一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爱恨、我们的嘲讽，怎么在语言中找到自由和娱乐，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学开拓出来的。真的是，领时代风气之先。”在《小说选刊》做编辑的李敬泽1985年第一次看到中篇小说《红高粱》时，他惊呆了，“语言可以这么炫目？汉语写作可以这样打开民族的感受力？”
新时期以来，涌现出的新的语言、新的思想、新的表达，这些“崭新事物”的形成过程无一遗漏地反映在作家笔下的稿纸上。此次展出的“国宝”级手稿中相当一部分是之前《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历年的存稿。
此次展出的手稿，还有手写于农民日报社稿纸的刘震云小说《塔铺》。与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类似的，这篇“新写实小说”代表作的篇名也是修改过的，原名叫“河堤”，后来才改为“塔铺”。尽管是誊清的手稿，其中仍充满大量细微的删减与成块的涂抹。“不小心”改为“无意间”，“聚在”改为“聚到”，连“地”“的”“还”“又”等字眼也在斟酌后删去，体现了作者对凝练精准、不冗不赘的语言风格的极致追求。
再比如，他把原本写的“父母”“爸爸”字眼修改成“大人”“爹”，“两个孩子”改为“俩孩子”，“风气太坏”改为“风气恁坏”，修改后的语句更贴合乡土文学气息，读起来更接地气，符合创作时的语境，令小说平易近人，通俗易懂。
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说，手稿作为原始件，能让研究它的人们，更接近作者的创作意图，从中发现“真实”文本的演化过程。从作者擦掉、替换和删除的地方，从旁注和增补中，从笔迹的微妙变化中，人们可以看到整个创造过程。
“广大的读者通过期刊或图书看到的当代文学作品，并不一定都是作家的意图，这些作品是作家和编辑们的共同产物。”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刘方认为，手稿体现了作家的创作初衷，也体现了手稿出版的精神、灵魂所在。
“手稿是时间的证物。字迹作为身体的延伸，清晰地标记着时间。不仅如此，一个重要作品的形成痕迹和个人气息也是明明白白地留在纸上的，这与电脑打印稿完全不同。”李敬泽说，一份手稿兼具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作为文献的研究价值，以及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文明就是想象力”
站在巴金的《随想录》手稿前，田磊回想起他中学时代的“手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书出版得少，新书常常买不到。因此不仅作家成稿用手写，读者传阅也靠手写。
从合肥转学回老家上学的同桌带来一本巴金的《随想录》，田磊翻看起来觉得，“哪一页都好，哪一句都妙”，就拿家里的《名人名言》去换，换回来就拿钢笔抄。常常还没抄完就被其他同学借走了。
班里花三角钱班费买的《解放军文艺》以最快的速度传阅遍整个年级。“有的同学来不及看，就在放学后悄悄拿回家，第二天一早要提前到校，爬窗进来把书归还原位。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看了一夜，抄了一夜。”
外国文学也在这时进入中国，走进中国青年的视野。有的故事要靠口耳相传，听同学提过一嘴“好看”的《欧也妮·葛朗台》就再也不能忘了。
“外国人冬天有什么娱乐？堂兄从巴黎带来的那件金纽扣一直扣到脖子的新奇背心怎么穿？欧也妮会像冬妮娅一样穿着蓝白条海魂衫吗，还是穿像大扇子一样的长裙子？”这些田磊在生活中得不到的答案，在“封皮是米黄色网格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里面有。
每到周末，他和他的同学就一遍一遍搜罗能找到的每一家新华书店，看看有没有新书到了。可最多的答复永远是“还没到货”。
这在拥有33万余种图书出版规模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是每年一万四千种左右，拿2017年图书出版数据来看，仅是图书出版的品种就翻了二十多倍。
当今，文化生产和文化供给更加丰富，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选择权不断在扩大。在李敬泽看来，文学地位的这种变化恰好说明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长进和时代的发展，这不是坏事。
从手写时代进入数字时代以后，除少数坚持用笔在纸上创作的贾平凹等作家之外，书写历史随书写方式的改变，对作家和读者、对阅读和写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看来，从手写到打字的媒介之变，带来的是思维方式和内容创作的改变。“由于电脑写作免除了我们的誊抄之苦，由于光标点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插入或删除，完整的构思己显得多余，齐全的材料准备也似无必要。我们完全可以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再想到哪儿。砖不够了先上瓦，瓦不足了先按梁。只要那套复制、粘贴、查找、替换的技术熟练起来，这座房子最后怎么也能把它造得像模像样。大概我们不会想到，就在这样一种颠三倒四的‘修建’中，我们的思维开始变得零散而破碎了。”
Kindle里，手机阅读APP里，动辄几百万字一部的网络小说，每天还可被更新一万字一一这也是在手写时代想都不敢想的速度，即使高产如金庸，平均每天写个千字也不得了了。背倚装满书本典籍的联排书柜，李敬泽点燃烟斗，“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电脑的出现，就不会有网络文学的产生。你再看我们长篇小说的出版量，一年的量要比曾经十幾年的总量还多。书写变得太便利了，这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保留一种敬重，一种敬畏？”
对于可以接触海量信息的阅读者来说，越来越多的人有时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富余的困境”一一每天可打开百篇难辨真伪的文章，却难以周详、深入地把某一个问题搞清楚。当面对一本书的时候，许多人发现已经少有从第1页开始，一行一行边读边批注到第200页的耐心。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站在手稿前的人们，在回望手写时代的同时，似乎也意识到，重返一个年代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即便在文学不再是必需品的今天，不论是睡前把童话寓言读给孩子的母亲，还是逛街时顺便逛一逛“西西弗”“言几又”的年轻人，没有人拒绝文化与艺术的滋养，也没有人否认文学对于生命、对于人类文明的某种意义。
“我们为什么搞文学呢？它不是一种现实的谋生手段。人类的文明在于我们发明了那些无用的东西。”李敬泽停顿了一会儿，“我记得一本书上有这么一个比喻一一如果在河边，发现一头狮子在那儿饮水，有个声音说，赶紧跑吧。那这可能是一只动物，也可能是一个人。如果有个声音说，有狮子，我们把它打死，吃它的肉吧。那么很难辨别这声音是人是兽。如果有声音说，啊，这个狮子真美。于是拿起了一块石头，把狮子的模样刻在了山洞墙上一一这才是人类。文明就是想象力，文学就是这种想象力的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