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理由
　　2014年出版的新书《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中，杜维明再提“儒学第三期”的概念。他并没有拘泥于儒家传统，而是基于儒家传统，努力探讨其普适性以及与现代世界对接的方式。

　　“张岱年、冯友兰、梁漱溟，他们都出来讲学，所以那时候都能和他们见面，还常去梁漱溟家里看望他。”杜维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大陆的这些重要学者，给他的感觉很不一样，“这个道路非常曲折”。

　　北大的未名湖已经结冰，学者杜维明就住在湖边一栋国际交流学者的公寓里。中式木椅和橱柜，旁边却是欧式沙发与跑步机;木柜上放着陶瓷的观音雕像，上头却挂着一幅抽象派油画。
　　今年74岁的杜维明，穿着黑色唐装搭配蓝色牛仔裤，黑色略卷曲的头发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岁数年轻很多。常驻北大已有四年，2010年时，他从哈佛大学退休来到中国大陆，以外教的身份出任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初，杜维明就已经蜚声海内外。他那时就常来中国大陆，比如汤一介就曾邀请他做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如今真正生活在这里，他最初还不大习惯。
　　“像我们这一代海外学者，大概除了我以外，回来那么长时间，并和大陆学者密切交流的，没有其他例子了。”杜维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他身后，还挂着一幅对联，“聚才俊会读论语，择善言大道中庸。”这是他七十大寿时，友人所赠。
　　对联很符合他儒学研究者的身份。杜维明是当今国际上最活跃的儒学专家，也是新儒家第三代的重要代表。但他并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他发展了牟宗三的说法，更愿意说当代新儒家是儒学的第三期。

“文明对话”

　　在他2014年出版的新书《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中，也提到了“儒学第三期”的概念。
　　“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发展为中原文明的主体，主要是从先秦发展到两汉;第二期的宋明儒学，是从中国文化发展到东亚文明;第三期的发展，主要是现当代儒学的全球化，是面向世界的。”杜维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用新和旧的说法，常常会造成一种误会。我觉得儒家还是儒家，大家的根源还是孔孟，但儒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有新的发展方向，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在新书里，他再次提到了“文化中国”与“文明对话”等概念，这些年他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国际交流，探讨儒学的很多观念是否能为整个世界和人类提供一种普世价值。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文化”，将古希腊、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中国的儒家、道家都纳入“轴心文明”。60年代末，德国学者马丁·布伯提出了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模式。而进入90年代，最著名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以及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说，即全球发展只有走西方现代化这条路。1996年至2008年，杜维明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社长，他对以上两位哈佛同事分别做出了回应，重申了“文明对话”的重要性。
　　“文化多样性越来越明显了，价值观也有多元性，我认为将来可能会出现多种现代性。对于我们儒家传统，它是否具有普适性，并适用于不同的文明，这一直是我们探讨的。”杜维明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人类文明对话的过程中，这个是最低的要求，比起基督教‘己所欲施于人’的金科玉律，更能够适应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在《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中，还收录了杜维明《文化多元、文化间对话与和谐：一种儒家视角》《对话的问题》等演讲稿或访谈。实际上，论文《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之前发表过英文版和日文版，“中文版本来就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后来中华书局说，可以作为一个中文版，再加上几篇访谈之类的”，便成了一本书。
　　回国后，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杜维明三卷本的早期随笔，即《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近几在北大高研院，杜维明还邀请了欧美、印度及东亚等地区的学者来北大做交流和讲座。事实上，杜维明参加了很多关于文明对话的活动。2001年时，时任联合国主席安南邀请他参加了“杰出人士小组”，他和瑞士神学家孔汉斯、德国总理施罗德等共同提交了报告《跨越分歧：文化对话》。
　　每五年举办一次的、被誉为哲学界“奥运会”的世界哲学大会，2013年8月在希腊雅典召开，这次会议还有一项议程是选出下一届举办地。北大高研院的院长杜维明和北大哲学系系主任王博等争取到了2018年即第24届的该会议在北京大学举办，这是该会百年史中首次在中国举办。
　　“题目是‘人的维度’，这是我建议的，翻译得典雅一点就是‘学以成人’。”杜维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中，也有一小节提到“何为人：儒家视域下的人”，这像是个提纲，他说以后会详细地讨论这个主题。
　　而他第一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是在1968年的维也纳，那一年他刚好拿到了哈佛的博士学位，并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助教。而从这一届起，他每次的发言都离不开儒家的哲学。

“有圈子没问题，但要开放”

　　杜维明在美国读书、定居和教学四十多年，但作为研究儒学的学者，他终究更愿意选择回到儒家的发源地，中国大陆。1940年，他出生在昆明，1949年随家人从上海到了台北。
　　早在读大学前，他已经确立了自己日后研究儒学的选择。在中学时期，他旁听了牟宗三的“中国哲学课”，并拜见了徐复观和唐君毅。1957年，他并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在台北读书，而是去了台中的一个新学校东海大学，并从英文系转入中文系，师从徐复观在中文系读儒学。“我们这一代人，我了解到的，在中学以后基本上都走上自然科学，当时最热衷的是学物理。”杜维明回忆说。 　　从“五四”倡导科学与民主以来，以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文人都宣称“打倒孔家店”，事实上，儒学变成了一个边缘学科。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张君劢、贺麟等称为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而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钱穆等人被称为第二代，几乎都在港台或海外，由于历史原因这一代人后来从未回过大陆。杜维明和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生长在港台的学者刚好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学生，所以被看作第三代，又称“港台新儒家”。
　　1978年，还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的杜维明跟随美国一个学术团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待了一个月。1980年，他又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作学术报告，待了8个月之久。后来又在北大哲学系教授儒学课，并受汤一介邀请加入中国文化书院。他还记得“中国文化书院文库”与《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三大丛书曾掀起过的“国学热”和“文化热”。
　　“张岱年、冯友兰、梁漱溟，他们都出来讲学，所以那时候都能和他们见面，还常去梁漱溟家里看望他。”杜维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大陆的这些重要学者，给他的感觉很不一样，“这个道路非常曲折”。
　　“曲折”是指受到两个潮流的影响，一个是五四的反传统，另外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这两个经验我都没有，所以我切入儒学的角度和他们应该有很大的不同。”杜维明说。
　　1988年，海内外儒学研究者在新加坡有一个集中亮相的讨论会，杜维明主编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如今，他指着参会的34人名单回忆，“里面有属于传统的，有全盘西化的，也有不同政治意见和价值倾向的。”
　　他承认学术界也一定会有“圈子”，但一个圈子必须是开放的。“还要有一种多元的意识，你有你的圈子，人家有人家的圈子，你有你的长处，人家也有。所以圈子有一定的自我反馈系统，让你知道自己的不足。”
　　如今，如果还想集合几十位重要学者，或者组织一个那种类型的会议，“在任何地方都不容易了，中国思想界的潮流很多，学者间的观点不同，互相的交流也不多。”杜维明有些惋惜地说。

　　杜维明

　　1940年生于中国昆明，祖籍广东南海。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