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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这样一种新的认识，即“近代史不仅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还应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运动的历史”，也就是“两条线索”的中国近代史。这个观点是需要予以详细辨析的。
首先必须肯定，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巨大宝藏。个人的本事再大，也不可能一气吞下这么多东西。研究中国近代史，只能一条线索一条线索、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研究。这好比穿糖葫芦，这样一穿成了一串，那样一穿又成了一串。穿的串串越多，我們就越接近历史的全貌。所以说，研究中国近代史不是一条线索，也不是两条线索，而是N条线索。
不过，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各条线索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或影响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主次之分、本质方面与非本质方面之分，甚至还有一级本质与二级本质之分。显而易见的是，反帝反封建，也就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一条线索，才是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方面。没有反帝反封建，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多年来，史学界有人企图通过抬高蒋廷黻或“自铸伟词”来反对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矛头所向还包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这本书有没有毛病？当然有，当然可以讨论、可以批评。比如说我，就不同意将义和团运动看成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没有比较完整、稳定的奮斗纲领和相对严密的统一性组织，准确地说，它是一场以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为主体的自发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如果连胡绳提出的一条红线（反帝反封建）和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都一起反对掉，也就消解了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从而斩断了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联系。
二是各条线索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比如说，你搞中国近代服饰史或礼仪史，就必然要碰到这样的问题：官员的补服为什么改成了中山装？跪拜、作揖为什么换成了鞠躬、握手？大人、老爷的称谓为什么被先生、同志所取代？研究这些问题，是绕不过辛亥革命的。再举一例，就是蒋廷黻的近代化线索。从这条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但是，这位蒋先生却认为，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能否赶上西洋，实现近代化。而要赶上西洋，就不能反抗西洋。从这种妥协史观出发，他大胆假设，如果让林则徐再战，则必然失败，“败则中国会速和”，“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从这种妥协史观出发，“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力主“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吹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说“蒋先生为民族计忍受国人的非议和敌人的无礼，绝不轻言战，亦绝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进。我们能从‘九一八’到‘七七’得着宝贝光阴的建设，这是蒋先生深谋远见的结果。”一直到1965年，他在临终遗嘱中，仍然将当年未能实现中日媾和引为终生的憾事，而此时此际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20个年头。“信念”固然执著得可爱，但是他的那一套东西符合近代中国的实际么？按照他的主张，旧中国能够实现近代化么？一条好端端的线索，就这样被蒋先生搞砸了。倘若不对反帝怀有偏见，循着这样一条线索沿波讨源，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现中国近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而要学习西方，就必须反抗西方的侵略；不把西方的侵略势力赶出中国，就无法学习西方，当然也就不能实现近代化。你们看，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就是这样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主导着其他线索，躲也躲不开、逃也逃不掉。换一种说法就是：离开反帝反封建，其他的一切线索都无所附丽，因而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近代史。这就好比一个人，你把他的脊梁抽掉，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至于另一条线索，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历史，当然也要研究，而且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在这条线索上，还可以再续上几个线段，如清末新政、民国宪政、第三条道路等。但是，这些研究只要是沿着求实的方向前进，就会清晰地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用平和的手段、改良的办法来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必然性。当然，如果你的动机就是要“告别革命”，消解反帝反封建的主线，那也只好悉听尊便，但以尴尬收官却不可以怨天尤人。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几个问题
近代史界有一种现象，叫作“重评历史人物”、“重评历史事件”。其基本走势，就是吹捧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一类人物，贬损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历史事件。这些翻案文章。究其实质，仍然是否定革命的产物或者说是另一种表现形式。
对于慈禧太后的评价，关键在于她是否反对维新变法。为她辩护的人说，这位老佛爷是不反对变法的，怪也只能怪维新派策略失当，太冒失了，你看她后来不是还主动搞了清末新政吗？这种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不错，慈禧太后公开表态时并不反对变法，但那是迫于《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的压力。日本拿走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又外加2.315亿两白银；两年后德国又霸占了胶洲湾，搞得举国哗然、民怨沸腾。面对这种危局，即使再专制、再顽固的统治者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慈禧太后的所谓不反对变法，不过是平息民怨、摆脱危机的权变而已。其实，在怎样对付维新派的问题上，这位老佛爷早已成竹在胸。宣布变法后的第4天，即1898年6月14日，她就罢免了帝党首领、光绪帝的老师，维新派在朝中最主要的支持者翁同龢。变法第5天，她又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圣谕，使她得以把持朝廷的人事任免权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为控制局势作了最关键的准备。变法推行之际，守旧派则纷纷上书，敦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杀康、梁以谢天下。正是在守旧派磨刀霍霍的危急关头，才发生了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要求护驾的事。哪里是什么维新派的“冒失”才惹怒了老佛爷呢？当然，维新派出台变法举措是急了一些、集中了一些，但是不急、不集中又能怎样呢？变法尽管是体制内的改良，但毕竟要触动贵族及其他八旗人的利益。毋庸说更厉害的条款，单是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这一条，在慈禧太后及其他贵族那里就通不过。镇压维新派以后，慈禧太后虽颁布了要继续改革的懿旨，但也是做样子的。该旨劈头写道：“国家制治保邦，纲常名教，亘古为昭。”时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记载：有人问他，“政府已主张变法，所不变者惟心术耳……此何意耶？”他回答说：“心术者，即君权之代表也。彼惧怕变法而民权之说起，故以心术二字压倒之。”值得注意的是，孙宝瑄并非维新派，而且其父其兄其岳父均任清廷要职，他的话应当是客观的。 至于清末新政，更像是拿立宪派当猴耍的一场闹剧。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宣称“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于是成立了内阁，但12个内阁成员中有9个是皇族大员。这叫什么？换汤不换药。立宪派不甘失败，组团赴京请愿、伏阙上书，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请愿代表“押解回籍”，继续抗争者发戍新疆。立宪派痛心疾首，发表《宣告全国书》，哀叹“新内阁如此，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穷矣！”
纵观慈禧太后掌政，不能说她一点国家民族意识也没有，但是在掂量国家民族与统治集团利益的时候，她绝对把统治集团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统治集团中一般成员与皇族利益的时候，她绝对把皇族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皇族成员与她自己利益的时候，她绝对将个人放在第一位。而这些利益，还多是眼前而非长远的东西。正是因为这样极端的自私、狭隘和僵化，使得她对中国进步的消极作用千万倍地大于积极作用。说她在中国近代史上乏善可陈，似乎并不为过。有人说，如果慈禧太后不死，又不发生什么革命，中国早就实现了近代化。这样的议论只能当作笑话听。
说到李鸿章，我们首先要肯定他对洋务运动的贡献。尽管洋务运动的初衷是维持清王朝风雨飘摇的统治，尽管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技成果，培养了一批像詹天佑那样的留学生，兴建了若干工业企业。我的家乡唐山的开滦煤矿，就是从那时开采的。毛泽东说：讲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余类推，我们也不能忘了李鸿章。但是，对于李鸿章评价的主要分歧，不在这个地方，而在他对外妥协的问题上。推崇李鸿章的人说，李鸿章的妥协是忍辱负重，应当给以体谅。有一部电视剧，把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情节渲染得极为悲壮，俨然有担荷天下罪恶的释迦胸怀，这就未免太过虚张。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妥协。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与德国及其同盟签订过《布列斯特条约》。尽管搞了妥协，列宁非但没有受到诟病，反而威望飙升。原因何在呢？让我们以《布列斯特条约》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做一番比较。先看签约前的局势。就苏维埃政权来说，沙俄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使俄国大伤元气，他们接过来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乱摊子，亟须恢复、发展经济；革命虽然胜利，但是革命武装并未形成规模；新生政权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反动武装颠覆。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不作出妥協必定是死路一条。就中国来说，大东沟一战，日本海军虽略占上风，但中国海军并未丧失再战能力，可是李鸿章一战胆寒，从此避敌保船，拱手让出了制海权，终至北洋水师覆灭。甲午战败后，中国国力羸弱不堪，日本也几乎到了灯油将尽的地步。但是，中国地大人多，尚有相当可以调动的资源；日本小国寡民，回旋余地不大。倘若咬紧牙关，举全国之力再战，胜算的天平大抵是向中国倾斜的。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李鸿章是可以不妥协或者作出小退让的。再看妥协的目的。列宁是为了以空间换时间，巩固苏维埃政权；李鸿章则是为了苟且偷安，凑合一天是一天。从妥协的结果看，列宁达到了巩固苏维埃政权、最终战胜敌人的目的；李鸿章则引来了更大的瓜分狂潮，6年之后，中国又与11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同是妥协，列宁与李鸿章就是这样泾渭分明，怎能等量齐观呢？张謇在弹劾李鸿章的奏疏中指出：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只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应当说，张謇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李鸿章对外妥协，其实还有个人的目的。1896年，也就是签订《马关条约》次年，李鸿章又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中国的东北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其间，沙俄承诺给李鸿章300万卢布（约合白银210万两）的酬金。沙皇冬宫档案资料表明，李鸿章至少拿到了其中的170多万卢布，因而被俄国人称为“最厚颜无耻地出卖民族利益的老手”。而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却正在抽血抽髓，为《马关条约》那两亿多两白银买单，真个是“宰相合肥天下瘦”！截止李鸿章去世，李家来源不明的财产达白银4000万两之多。至于他算不算卖国贼，可以暂时搁置争议，相信后人比我们聪明，能够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现在我们完全有把握的，是把他作为丧权辱国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说：如果不能如期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鸿章！
至于推崇袁世凯的那些议论，多属强词夺理、漏洞百出、牵强附会之类，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不过也有一个比较有迷惑性的论点，就是袁世凯重视建设，理由是在他当政期间民族经济发展较快。不错，在20世紀早期，中国的民族工业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那是因为袁世凯领导得好吗？当然，我们不能说袁世凯没有搞过一点建设，但是把当时民族经济发展的功劳记在他的头上，则是不公平的。当时民族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从外部环境来说 ，此时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忙着打仗，从而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这就给中国民族经济发展腾出了一定的空间；从内部动力来说，则多是由于张謇、穆藕初、简照南、简玉阶、荣德生等一大批杰出实业家的艰苦奋斗。不错，袁世凯是经常将建设挂在嘴边的，在攻击革命党时也不忘给他们扣上一顶“有革命习惯无建设思想”的帽子，好像只有他才是一个建设型的领导者。其实，他所处心积虑的是如何翦灭革命党人、自己当皇帝。建设与他的这一“工作重心”相比，则不知道要轻多少倍。也许有为自己塑造建设形象的考虑，他曾任命著名实业家张謇为内阁的农商总长。在两年的任期内，为发展民族实业，张謇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起草了20余种法令、条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实业发展计划，但是在袁世凯的领导下，这一切都成了一纸空文。建设无望，张謇只好自炒鱿鱼。他在辞呈里不无心酸地说：“是謇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如果袁世凯真是一个建设型的领导者，张謇会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么？ 在今天，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仿佛成为一种时髦，一种具有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的标志。
几年前，我去过洪秀全的故乡——广州市花都区的官禄。那里陈列着一首当时的民谣：“官禄，官禄，食粥送薯茨。苍蝇咬粒饭，追到新街渡。”老百姓穷到这个份上，能不造反么？太平天国有没有问题？问题多得很。前期纲领超越现实，后期涣散、内讧、腐败，如此等等，但是他们坚决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当说，后者才是太平天国的本质方面。
为了说明问题，需要介绍一个史实。众所周知，拜上帝会是经过太平军改造的基督教组织，或者叫太平军特色的基督教组织。信仰的同一性，让西方列强以为太平军可以成为他们一伙的人。因此，当初他们是支持太平军打倒清王朝的。英国官方媒体《北华捷报》在1854年1月7日的社论中热情地说“：我们把他（按：指洪秀全）看作是以快速步伐推进中国真正开放的动力，他能促进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我们相信在他的更开明的统治下，我们的商人将能迅速摆脱目前的困难，赢得自由、互惠、清白无瑕的贸易的一切好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发觉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对。太平军不仅反对清政府，也反对他们侵略中国。1860年，他们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从而在中国获得很多特权，可是在太平军的根据地内，这些特权都不算数。太平军不但不与他们进行鸦片这个“清白无瑕的贸易”，而且还焚烧鸦片。于是他们便转而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以前夸奖太平军的《北华捷报》，又开始大骂太平军是“打家劫舍”的“盗匪”，并且扬言：“为了尽快结束这长期不止的动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几乎都无人计较，因为叛乱正在使贸易受到损害。”美国专员列卫廉则向华盛顿报告 ：“一度认为有巨大影响的叛乱，现在却被视作应予结束的有害的灾变。对帝国政府应予支持。”从此，他们不但为清政府提供洋枪、洋炮和洋钱，而且还直接组织雇佣兵去杀太平军。我们不难推想，如果太平军仅仅是为了个人富贵，他们完全可以与列强沆瀣一气；而与列强沆瀣一气，即使自身有再多的毛病也能够取代清王朝的统治。但是他们心里有国家、有民族，这就是值得我们肯定、尊敬之处。太平天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农民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有力推进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程。这一历史的功勋，不是几个文人的口水就能湮灭的。
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历史课本上印的那面义和团团旗，就是唐山市遵化县（当时叫州）的。旗虽残破，但字迹清晰可辨。我们那个村，当时参加义和团的人也不少，我爷爺就是义和团员。童年时期，我经常听祖辈、父辈（父辈多属转述）讲义和团的故事。其中正面的、负面的都有。我的一位未出五服的大伯（年龄和我爷爷差不多），叫劉锡珍，就是当地义和团的首领，自称练就了刀枪不入的本事。他的二叔不信，说这是骗人的，大伯说是真的。他二叔说，那咱们就试一试。这位大伯被逼到这个份上，只好硬着头皮允诺。于是他二叔拿起一杆鸟枪，装了几粒铁砂，拉开不至于致命的距离，朝他的后背开火，结果有两粒铁砂嵌入大伯的后背。这是一个负面的故事。当然，更多的是正面的故事，他们视死如归，手持原始武器抗击侵略者的故事。当时参加义和团的，不只是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也有一些富家子弟甚至下层官吏。我爷爷和前面说到的那位大伯，都是大地主家的少爷。他们参加义和团不是为了混一碗饭吃或趁机捞点什么，只是因为不能忍受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这就是义和团的精神，这就是义和团的气概！1900年6月，英国海军大将西摩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由天津进犯北京。义和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在落垡、廊坊等地与侵略军展开激战。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义和团的勇士们面无惧色，奋勇地向他们发起冲锋。一位勇士甚至逼近联军副统帅麦卡加拉，用长矛向他猛刺过去，结果壮烈地倒在麦卡加拉的手枪之下。此次交锋，敌军死伤近300人，不得不狼狈逃回天津。
正是他们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时人林鹤年先生在为《红灯照》所写的序中说：“天生忠义，成此国殇。二十二行省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窿，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说：“皇上诚然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无限蓬勃的生气”，“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故瓜分一策，实为下策”。英国老牌的殖民者、中国通赫德，更是透过义和团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他说：“义和团运动是为使中国强盛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一个将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无论如何，外国人决不可能期望永远保持他们的治外法权地位以及中国被迫让与的种种通商条件。终有一天，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为所欲为地发号施令必须停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旗帜鲜明地站在义和团一边。他在演讲中说：“洋人们在中国只是惹事生非，中国为什么不应摆脱他们？我无论何时都站在义和团一边。我祝愿它成功。我也是一个义和团员。”
问题非常清楚，那些把义和团骂得一无是处的人，其认识水平和求实态度连古人、洋人都不如，甚至连殖民者、侵略者都不如。当然，我们必须如实地承认，义和团确有迷信、愚昧、简单排外等等以小生产为特征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如果因此而对他们作出否定的评价，甚至进行无端的指责和辱骂，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公正的，也是至今仍在享受民族独立成果的中国人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
保卫革命就是保卫未来
有人说，“沿着1789—1871—1917的道路”，中国人民获得的“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这不能不说是危言耸听。
大家都知道，论者所举年份分别指代世界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789，指法国大革命；1871，指法国巴黎公社；1917，指俄国十月革命。这是一条人类进步的路线。法国大革命尽管流血很多，但是它“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马克思语）。巴黎公社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人类建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的第一次尝试，因而“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同上）。十月革命尽管也付出代价，但是第一次将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落到了实处，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这里要提到黑格尔，他用绝对精神的七拐八拐论证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是人类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就像福山以前坚持的历史终结论一样），因而被称为保守主义哲学家。但是，他又是怎样看待法国大革命的呢？他說那是 “一次壮丽的日出”，而且这一立场始终不渝。老年黑格尔针对诬蔑法国大革命是破坏的论调，明确指出：“这个（启蒙哲学的）否定方面以破坏的方式对待了本身已经破坏了的东西……他们攻击的是什么国家？是大臣和他们的宠姬仆妇的最盲目的统治。”1820 年，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他特邀好友到家中相聚。席间，他深情地说：“今天是7 月14日。为攻破巴士底狱干掉这一杯！”俄罗斯著名学者和作家季诺维耶夫，早在青年时代就和几个同学策划暗杀斯大林，后来一直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苏维埃制度，因此而被迫流落海外。但是在目睹苏东剧变给祖国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后，他从苏维埃制度的激烈批判者变成了苏维埃制度的坚定捍卫者。1994年，他在米兰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坦言：“我写了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1997年，他在《文学报》上撰文，明确表示：“我接受整个十月革命和它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我的革命，这也是我的社会。”一个近代的保守主义者，一个当代的“反革命”，都能或早或晚对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何以今天中国的某些人却偏要把革命说成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呢？这绝不是学风、认识、视野的问题，而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动机。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中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他又在《贺新郎？读史》中写道：“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不管古今中外，凡是革命，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内在联系，肯定了这个就必然要肯定那个，否定了这个就必然要否定那个。这个道理不仅共产党人明白，那些搞所谓宪政改革的人同样明白。否定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也好，否定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也好，其目的都在于否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道路就失去了历史依据。这样一来，所谓宪政派就能振振有词地要求共产党下台，实行多党制；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解散，实行西方的两院议会制；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靠边，代之以依附式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他们否定革命的用意所在。如果他们的图谋得逞，那才真正是中國的“大灾难和大倒退”，又何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啊！所以，我们说，保卫革命就是保卫新中国，就是保卫中国人民的福祉，就是保卫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根源
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的确是一个好词、一个热词。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肯于承认自己是不革命的，更罕见有人像今天这样公开否定革命、谮毁革命、咒骂革命。我上高小的时候，亲见一位不识字的农民问我的老师：“岳老师，你有文化，你给我说一说革命到底是啥？”我的老师是一位人情练达的人。他大概知道，向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讲理论是不应该的。于是，他略作思忖之后说：“革命就是好哇！”那位农民听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竖起大拇指连声说：“岳老师这个！岳老师这个！谁也没有把革命给我说得这样透亮。革命打跑了小日本，革命分房子、分地，还让我娶上媳妇。革命可不就是好哇！”这个故事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那时距离革命的时间还近，广大人民群众尚能清晰地记得革命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二是当时认同革命的广度和深度，连普通的讲不出任何理论的农民都打心眼里拥护革命，可见革命之深入人心。
革命受到公开的责难，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则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发展到某些主流媒体为这样的言论提供传播平台的地步。但是，说否定革命是今天的主流话语，则未免夸大其词。其实，否定革命思潮的主要市场在精英圈子。这个圈子包括一些人文学科的教师、学者，一些党政干部，一些散落在内企、外企的“白领”，还有一些不知道从哪里讨生活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些人加起来，即使作最大胆的估计，也超不出中国总人口的1%。他们有1300万人么？我看没有。而另外那99%的人则是不认同他们的说教的。比如大骂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言论，如果给工人、农民去讲，他们肯定不买账，十有八九还要被轰下台去。这样的事件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他们就那么一点人，即使再能折腾，搞出再大的动静，也只是泰山上的一铲土。区区一铲土，怎能和泰山相比呢？
不过，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对这种思潮放松警惕。古人说：“蝼蚁之穴，溃堤万里。”在常态环境下，在江流平缓时，一个小小的蚂蚁窝成不了多大的气候，但是在洪水来临又疏导不当时，那个蚂蚁窝就有可能制造大灾难。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群蚂蚁又不可等闲视之。
否定革命思潮在精英层的泛滥，有其复杂的原因，这里只能撮其大要。
其一是极左倾向的影响。有些人以“革命”之名行极左之实，结果让革命这个好东西受到了玷污，就像李鬼让李逵蒙垢一样。在这方面，我的体会也是很深的。1970年，我姐姐从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原定她是留校的，而且已经宣布了名单，但是等政审外调的老师回来之后，却宣布让她到北大653分校（地点在汉中市）附近的一个农村去劳动锻炼。其原因是政审不合格：姥爷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富农分子，舅舅是潜藏党内的日本特务。这在当时确实给姐姐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姐姐并非鄙视劳动，而是调整分配去向的理由让她难以接受。当然，姥爷和舅舅的问题先后在1972年和1973年平反，这是后话。
其二是苏东剧变的消极影响。国内某些糊涂的人受到这种影响也开始怀疑革命，而某些另有图谋的人则大受鼓舞，以为机会来了，可以大干一场了。那时，就有西部的一个作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揶揄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控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剥夺了他家的“贵族”地位和生活。 其三是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加紧实施其西化、分化战略。这种战略又可以分为三个招数。第一招是外部的意识形态攻势，向我抛售什么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那一套东西。大家可以估算一下，光出自海外的攻击中国革命的出版物就有多少种？在这些出版物中，又有多少内容经得起事实检验呢？第二招是派人打进来。这些受命打进来的人，大多披着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公司高管之类的光鲜外衣。然后，西方又出钱把他们包装成意见领袖、网络大V之类。这样一来，这些人就既是成功人士又是名人，因而也就很容易俘获某些企盼成功又天真烂熳的青年的心。第三招是花钱买奴才。可悲的是，我们国内就有那么一些没出息、不长进的人，不顾国格人格，为了那么一点蝇头微利、蜗角虚名而甘当西方霸权的“牛马走”。这些人分布于经济、政治、法律、历史、教育、新闻、文艺等各个领域，为数不多，但由于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某种社会力量的支持，能量却不可小觑。
其四是党内的原因。有的领导干部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乡愿作风严重，老想着两边讨好、四处结缘、八面玲珑，以塑造自己的开明形象。更有甚者，则走上了纵容、支持错误思潮的道路。上世纪80年代两个总书记先后栽跟头，就是深刻的教训。上头有人纵容、支持，那历史虚无主义能不闹得欢吗？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明确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決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中央的这一明确态度，大煞了错误思潮的气焰。
至于把革命同激进、极左等概念相联系，这是往革命的头上泼脏水——历史虚无主义惯用的伎俩。其实，这两个概念与革命之间连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相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反对极左倾向和激进主义，才领导人民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把坏事变成好事
多年来，糟蹋本民族的历史，早已不仅仅是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古代的优秀人物也难逃口诛笔伐。如说屈原是一个花下死的风流鬼，岳飞是千古罪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只要中华民族有了一位值得我们骄傲的人物，他们便要把他涂黑、矮化或者妖魔化。更有甚者，竟然说中华民族是犹太人的移民，根本没有自己的起源。综观世界，哪个民族能有这样糟蹋自己历史的现象？又有哪个国家能够容忍这样糟蹋自己的历史？如果这种现象持续泛滥，人家会笑话我们，瞧不起我们。我们不能忘记郁达夫的警世之言：“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而不知崇敬爱戴的国家，则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不过，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学、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结论基本正确，但由于课时有限，不可能写得详细，且某些结论有绝对化的不足。在这种教育环境、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人，包括非历史专业的知识分子在内，所得历史知识差不多都来自教育和与这种教育保持一致的各种读物。随着岁月流逝，对于所学历史只记得结论和大致梗概，便是不可避免的事。然而，人们不曾逆料，若干年过去，“标新立异”的来了。他说原来的那些结论不对，甚至完全相反。你没有充分占有这些方面的资料，是听他们的呢还是相信过去的结论呢，于是迷惘、彷徨、动摇甚至跟着跑便在所难免。社会心理越是发生这样的波动，他们就越加放肆，以至汹汹嗷嗷，大有舀干四海、踏平五岳之势。既然他们挑战，我们就得应战。不管多么耗时费力，我们也要扎进故纸堆里，耐心地去寻找历史的真相，给当下和未来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不管因袭的思维惯性多大，我们也要解放思想、补阙拾遗，完善原来不够完善的结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结论就等于浴火重生，变得更加牢不可破。用它来教育青年、掌握群众，也就更加富有说服力。
当然，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消解进行反消解，光靠史学研究还不够，必须调动多方面的相关资源，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态势。
一、必须坚持舆论导向和利益导向相结合。在兜售历史虚无主义的人群中，除别有图谋者外，還有一些跟着起哄的青年。他们为什么要跟着历史虚无主义跑呢？就是因为那里边有实惠，往往可以轻轻松松地落得个名利双收。在某卫视的一个娱乐节目上，就有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宣称：“我要做一个袁腾飞老师那样的了不起的人物。”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叫作比照效应。当务之急是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消极效应，让正派学者吃香，让造谣生事者风光不再。
二、将上述一项延伸下来，就必须强调“学术无禁区，爱国有底线”。史学研究是一个汪洋大海，它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垄断和霸权。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必须鼓励大胆创新，必须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是，学术自由不等于无政府主义的自专，不能背离学术规范，不能背离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不能背离爱国主义的基本立场。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出台了法律、法令或法规。2009年，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第549号总统令，成立反击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委员会，负责协调有关方面，共同应对虚无民族历史、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2014年，俄罗斯正式出台法律，把否认纳粹二战罪行和歪曲苏联二战角色认定为违法行为，违法者将面临5年以下监禁或50万卢布（约合1.4万美元）以下罚款的惩治。当然，各国的国情有所不同，我们不一定要让篡改历史的人去坐班房，但是相应的法规和纪律是绝对必要的。起码我们应当做到：在党内，不允许存在特殊资格的党员（不管他资历多老），不允许他们恶搞我们党的历史、损害党的形象；在教育、文化领域，不给篡改中国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损害国家利益的所谓教师、学者提供讲台和其他传播平台。这样坚持下去，就能在三五年内有效地净化学术环境，激发积极健康的创新活力，而绝不会阻碍文化的繁荣。在当今的法国，由于各方面保障得力，极少发生抹黑本国历史的现象，但是那里的历史研究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不是都很活跃么？要知道，恶搞绝不是繁荣，而是变态或病态。
三、必须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的规律。功夫有时候是在“诗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要靠经济基础来支撑和保障。分配不公，基尼系数过大，人民群众就会对我们有意见，从而给历史虚无主义留下口实和空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折不扣地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诚心诚意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说话就底气壮、有人听，就能掌握思想斗争的主动权，而历史虚无主义的日子就会变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四、必须有长期斗争的准备。鲁迅说得好：“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例如，早在20世纪初，改良派就攻击革命是破坏，只能导致“血流成河”、“亡国灭种”。今日那些诋毁革命的论调有什么新的东西么？没有，不过拾前人牙慧而已。可以肯定，100年以后也还会有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中国历史的光辉不可遮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流不可阻挡。站在未来的制高点回望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必定是从苦难走向新生，从新生走向辉煌的壮美画卷。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这样一种新的认识，即“近代史不仅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还应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运动的历史”，也就是“两条线索”的中国近代史。这个观点是需要予以详细辨析的。
首先必须肯定，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巨大宝藏。个人的本事再大，也不可能一气吞下这么多东西。研究中国近代史，只能一条线索一条线索、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研究。这好比穿糖葫芦，这样一穿成了一串，那样一穿又成了一串。穿的串串越多，我們就越接近历史的全貌。所以说，研究中国近代史不是一条线索，也不是两条线索，而是N条线索。
不过，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各条线索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或影响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主次之分、本质方面与非本质方面之分，甚至还有一级本质与二级本质之分。显而易见的是，反帝反封建，也就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一条线索，才是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方面。没有反帝反封建，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多年来，史学界有人企图通过抬高蒋廷黻或“自铸伟词”来反对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矛头所向还包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这本书有没有毛病？当然有，当然可以讨论、可以批评。比如说我，就不同意将义和团运动看成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没有比较完整、稳定的奮斗纲领和相对严密的统一性组织，准确地说，它是一场以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为主体的自发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如果连胡绳提出的一条红线（反帝反封建）和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都一起反对掉，也就消解了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从而斩断了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联系。
二是各条线索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比如说，你搞中国近代服饰史或礼仪史，就必然要碰到这样的问题：官员的补服为什么改成了中山装？跪拜、作揖为什么换成了鞠躬、握手？大人、老爷的称谓为什么被先生、同志所取代？研究这些问题，是绕不过辛亥革命的。再举一例，就是蒋廷黻的近代化线索。从这条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但是，这位蒋先生却认为，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能否赶上西洋，实现近代化。而要赶上西洋，就不能反抗西洋。从这种妥协史观出发，他大胆假设，如果让林则徐再战，则必然失败，“败则中国会速和”，“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从这种妥协史观出发，“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力主“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吹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说“蒋先生为民族计忍受国人的非议和敌人的无礼，绝不轻言战，亦绝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进。我们能从‘九一八’到‘七七’得着宝贝光阴的建设，这是蒋先生深谋远见的结果。”一直到1965年，他在临终遗嘱中，仍然将当年未能实现中日媾和引为终生的憾事，而此时此际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20个年头。“信念”固然执著得可爱，但是他的那一套东西符合近代中国的实际么？按照他的主张，旧中国能够实现近代化么？一条好端端的线索，就这样被蒋先生搞砸了。倘若不对反帝怀有偏见，循着这样一条线索沿波讨源，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现中国近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而要学习西方，就必须反抗西方的侵略；不把西方的侵略势力赶出中国，就无法学习西方，当然也就不能实现近代化。你们看，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就是这样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主导着其他线索，躲也躲不开、逃也逃不掉。换一种说法就是：离开反帝反封建，其他的一切线索都无所附丽，因而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近代史。这就好比一个人，你把他的脊梁抽掉，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至于另一条线索，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历史，当然也要研究，而且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在这条线索上，还可以再续上几个线段，如清末新政、民国宪政、第三条道路等。但是，这些研究只要是沿着求实的方向前进，就会清晰地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用平和的手段、改良的办法来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必然性。当然，如果你的动机就是要“告别革命”，消解反帝反封建的主线，那也只好悉听尊便，但以尴尬收官却不可以怨天尤人。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几个问题
近代史界有一种现象，叫作“重评历史人物”、“重评历史事件”。其基本走势，就是吹捧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一类人物，贬损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历史事件。这些翻案文章。究其实质，仍然是否定革命的产物或者说是另一种表现形式。
对于慈禧太后的评价，关键在于她是否反对维新变法。为她辩护的人说，这位老佛爷是不反对变法的，怪也只能怪维新派策略失当，太冒失了，你看她后来不是还主动搞了清末新政吗？这种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不错，慈禧太后公开表态时并不反对变法，但那是迫于《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的压力。日本拿走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又外加2.315亿两白银；两年后德国又霸占了胶洲湾，搞得举国哗然、民怨沸腾。面对这种危局，即使再专制、再顽固的统治者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慈禧太后的所谓不反对变法，不过是平息民怨、摆脱危机的权变而已。其实，在怎样对付维新派的问题上，这位老佛爷早已成竹在胸。宣布变法后的第4天，即1898年6月14日，她就罢免了帝党首领、光绪帝的老师，维新派在朝中最主要的支持者翁同龢。变法第5天，她又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圣谕，使她得以把持朝廷的人事任免权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为控制局势作了最关键的准备。变法推行之际，守旧派则纷纷上书，敦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杀康、梁以谢天下。正是在守旧派磨刀霍霍的危急关头，才发生了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要求护驾的事。哪里是什么维新派的“冒失”才惹怒了老佛爷呢？当然，维新派出台变法举措是急了一些、集中了一些，但是不急、不集中又能怎样呢？变法尽管是体制内的改良，但毕竟要触动贵族及其他八旗人的利益。毋庸说更厉害的条款，单是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这一条，在慈禧太后及其他贵族那里就通不过。镇压维新派以后，慈禧太后虽颁布了要继续改革的懿旨，但也是做样子的。该旨劈头写道：“国家制治保邦，纲常名教，亘古为昭。”时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记载：有人问他，“政府已主张变法，所不变者惟心术耳……此何意耶？”他回答说：“心术者，即君权之代表也。彼惧怕变法而民权之说起，故以心术二字压倒之。”值得注意的是，孙宝瑄并非维新派，而且其父其兄其岳父均任清廷要职，他的话应当是客观的。 至于清末新政，更像是拿立宪派当猴耍的一场闹剧。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宣称“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于是成立了内阁，但12个内阁成员中有9个是皇族大员。这叫什么？换汤不换药。立宪派不甘失败，组团赴京请愿、伏阙上书，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请愿代表“押解回籍”，继续抗争者发戍新疆。立宪派痛心疾首，发表《宣告全国书》，哀叹“新内阁如此，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穷矣！”
纵观慈禧太后掌政，不能说她一点国家民族意识也没有，但是在掂量国家民族与统治集团利益的时候，她绝对把统治集团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统治集团中一般成员与皇族利益的时候，她绝对把皇族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皇族成员与她自己利益的时候，她绝对将个人放在第一位。而这些利益，还多是眼前而非长远的东西。正是因为这样极端的自私、狭隘和僵化，使得她对中国进步的消极作用千万倍地大于积极作用。说她在中国近代史上乏善可陈，似乎并不为过。有人说，如果慈禧太后不死，又不发生什么革命，中国早就实现了近代化。这样的议论只能当作笑话听。
说到李鸿章，我们首先要肯定他对洋务运动的贡献。尽管洋务运动的初衷是维持清王朝风雨飘摇的统治，尽管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技成果，培养了一批像詹天佑那样的留学生，兴建了若干工业企业。我的家乡唐山的开滦煤矿，就是从那时开采的。毛泽东说：讲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余类推，我们也不能忘了李鸿章。但是，对于李鸿章评价的主要分歧，不在这个地方，而在他对外妥协的问题上。推崇李鸿章的人说，李鸿章的妥协是忍辱负重，应当给以体谅。有一部电视剧，把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情节渲染得极为悲壮，俨然有担荷天下罪恶的释迦胸怀，这就未免太过虚张。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妥协。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与德国及其同盟签订过《布列斯特条约》。尽管搞了妥协，列宁非但没有受到诟病，反而威望飙升。原因何在呢？让我们以《布列斯特条约》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做一番比较。先看签约前的局势。就苏维埃政权来说，沙俄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使俄国大伤元气，他们接过来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乱摊子，亟须恢复、发展经济；革命虽然胜利，但是革命武装并未形成规模；新生政权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反动武装颠覆。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不作出妥協必定是死路一条。就中国来说，大东沟一战，日本海军虽略占上风，但中国海军并未丧失再战能力，可是李鸿章一战胆寒，从此避敌保船，拱手让出了制海权，终至北洋水师覆灭。甲午战败后，中国国力羸弱不堪，日本也几乎到了灯油将尽的地步。但是，中国地大人多，尚有相当可以调动的资源；日本小国寡民，回旋余地不大。倘若咬紧牙关，举全国之力再战，胜算的天平大抵是向中国倾斜的。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李鸿章是可以不妥协或者作出小退让的。再看妥协的目的。列宁是为了以空间换时间，巩固苏维埃政权；李鸿章则是为了苟且偷安，凑合一天是一天。从妥协的结果看，列宁达到了巩固苏维埃政权、最终战胜敌人的目的；李鸿章则引来了更大的瓜分狂潮，6年之后，中国又与11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同是妥协，列宁与李鸿章就是这样泾渭分明，怎能等量齐观呢？张謇在弹劾李鸿章的奏疏中指出：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只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应当说，张謇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李鸿章对外妥协，其实还有个人的目的。1896年，也就是签订《马关条约》次年，李鸿章又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中国的东北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其间，沙俄承诺给李鸿章300万卢布（约合白银210万两）的酬金。沙皇冬宫档案资料表明，李鸿章至少拿到了其中的170多万卢布，因而被俄国人称为“最厚颜无耻地出卖民族利益的老手”。而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却正在抽血抽髓，为《马关条约》那两亿多两白银买单，真个是“宰相合肥天下瘦”！截止李鸿章去世，李家来源不明的财产达白银4000万两之多。至于他算不算卖国贼，可以暂时搁置争议，相信后人比我们聪明，能够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现在我们完全有把握的，是把他作为丧权辱国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说：如果不能如期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鸿章！
至于推崇袁世凯的那些议论，多属强词夺理、漏洞百出、牵强附会之类，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不过也有一个比较有迷惑性的论点，就是袁世凯重视建设，理由是在他当政期间民族经济发展较快。不错，在20世紀早期，中国的民族工业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那是因为袁世凯领导得好吗？当然，我们不能说袁世凯没有搞过一点建设，但是把当时民族经济发展的功劳记在他的头上，则是不公平的。当时民族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从外部环境来说 ，此时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忙着打仗，从而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这就给中国民族经济发展腾出了一定的空间；从内部动力来说，则多是由于张謇、穆藕初、简照南、简玉阶、荣德生等一大批杰出实业家的艰苦奋斗。不错，袁世凯是经常将建设挂在嘴边的，在攻击革命党时也不忘给他们扣上一顶“有革命习惯无建设思想”的帽子，好像只有他才是一个建设型的领导者。其实，他所处心积虑的是如何翦灭革命党人、自己当皇帝。建设与他的这一“工作重心”相比，则不知道要轻多少倍。也许有为自己塑造建设形象的考虑，他曾任命著名实业家张謇为内阁的农商总长。在两年的任期内，为发展民族实业，张謇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起草了20余种法令、条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实业发展计划，但是在袁世凯的领导下，这一切都成了一纸空文。建设无望，张謇只好自炒鱿鱼。他在辞呈里不无心酸地说：“是謇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如果袁世凯真是一个建设型的领导者，张謇会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么？ 在今天，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仿佛成为一种时髦，一种具有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的标志。
几年前，我去过洪秀全的故乡——广州市花都区的官禄。那里陈列着一首当时的民谣：“官禄，官禄，食粥送薯茨。苍蝇咬粒饭，追到新街渡。”老百姓穷到这个份上，能不造反么？太平天国有没有问题？问题多得很。前期纲领超越现实，后期涣散、内讧、腐败，如此等等，但是他们坚决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当说，后者才是太平天国的本质方面。
为了说明问题，需要介绍一个史实。众所周知，拜上帝会是经过太平军改造的基督教组织，或者叫太平军特色的基督教组织。信仰的同一性，让西方列强以为太平军可以成为他们一伙的人。因此，当初他们是支持太平军打倒清王朝的。英国官方媒体《北华捷报》在1854年1月7日的社论中热情地说“：我们把他（按：指洪秀全）看作是以快速步伐推进中国真正开放的动力，他能促进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我们相信在他的更开明的统治下，我们的商人将能迅速摆脱目前的困难，赢得自由、互惠、清白无瑕的贸易的一切好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发觉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对。太平军不仅反对清政府，也反对他们侵略中国。1860年，他们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从而在中国获得很多特权，可是在太平军的根据地内，这些特权都不算数。太平军不但不与他们进行鸦片这个“清白无瑕的贸易”，而且还焚烧鸦片。于是他们便转而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以前夸奖太平军的《北华捷报》，又开始大骂太平军是“打家劫舍”的“盗匪”，并且扬言：“为了尽快结束这长期不止的动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几乎都无人计较，因为叛乱正在使贸易受到损害。”美国专员列卫廉则向华盛顿报告 ：“一度认为有巨大影响的叛乱，现在却被视作应予结束的有害的灾变。对帝国政府应予支持。”从此，他们不但为清政府提供洋枪、洋炮和洋钱，而且还直接组织雇佣兵去杀太平军。我们不难推想，如果太平军仅仅是为了个人富贵，他们完全可以与列强沆瀣一气；而与列强沆瀣一气，即使自身有再多的毛病也能够取代清王朝的统治。但是他们心里有国家、有民族，这就是值得我们肯定、尊敬之处。太平天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农民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有力推进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程。这一历史的功勋，不是几个文人的口水就能湮灭的。
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历史课本上印的那面义和团团旗，就是唐山市遵化县（当时叫州）的。旗虽残破，但字迹清晰可辨。我们那个村，当时参加义和团的人也不少，我爷爺就是义和团员。童年时期，我经常听祖辈、父辈（父辈多属转述）讲义和团的故事。其中正面的、负面的都有。我的一位未出五服的大伯（年龄和我爷爷差不多），叫劉锡珍，就是当地义和团的首领，自称练就了刀枪不入的本事。他的二叔不信，说这是骗人的，大伯说是真的。他二叔说，那咱们就试一试。这位大伯被逼到这个份上，只好硬着头皮允诺。于是他二叔拿起一杆鸟枪，装了几粒铁砂，拉开不至于致命的距离，朝他的后背开火，结果有两粒铁砂嵌入大伯的后背。这是一个负面的故事。当然，更多的是正面的故事，他们视死如归，手持原始武器抗击侵略者的故事。当时参加义和团的，不只是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也有一些富家子弟甚至下层官吏。我爷爷和前面说到的那位大伯，都是大地主家的少爷。他们参加义和团不是为了混一碗饭吃或趁机捞点什么，只是因为不能忍受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这就是义和团的精神，这就是义和团的气概！1900年6月，英国海军大将西摩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由天津进犯北京。义和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在落垡、廊坊等地与侵略军展开激战。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义和团的勇士们面无惧色，奋勇地向他们发起冲锋。一位勇士甚至逼近联军副统帅麦卡加拉，用长矛向他猛刺过去，结果壮烈地倒在麦卡加拉的手枪之下。此次交锋，敌军死伤近300人，不得不狼狈逃回天津。
正是他们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时人林鹤年先生在为《红灯照》所写的序中说：“天生忠义，成此国殇。二十二行省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窿，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说：“皇上诚然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无限蓬勃的生气”，“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故瓜分一策，实为下策”。英国老牌的殖民者、中国通赫德，更是透过义和团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他说：“义和团运动是为使中国强盛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一个将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无论如何，外国人决不可能期望永远保持他们的治外法权地位以及中国被迫让与的种种通商条件。终有一天，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为所欲为地发号施令必须停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旗帜鲜明地站在义和团一边。他在演讲中说：“洋人们在中国只是惹事生非，中国为什么不应摆脱他们？我无论何时都站在义和团一边。我祝愿它成功。我也是一个义和团员。”
问题非常清楚，那些把义和团骂得一无是处的人，其认识水平和求实态度连古人、洋人都不如，甚至连殖民者、侵略者都不如。当然，我们必须如实地承认，义和团确有迷信、愚昧、简单排外等等以小生产为特征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如果因此而对他们作出否定的评价，甚至进行无端的指责和辱骂，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公正的，也是至今仍在享受民族独立成果的中国人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
保卫革命就是保卫未来
有人说，“沿着1789—1871—1917的道路”，中国人民获得的“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这不能不说是危言耸听。
大家都知道，论者所举年份分别指代世界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789，指法国大革命；1871，指法国巴黎公社；1917，指俄国十月革命。这是一条人类进步的路线。法国大革命尽管流血很多，但是它“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马克思语）。巴黎公社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人类建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的第一次尝试，因而“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同上）。十月革命尽管也付出代价，但是第一次将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落到了实处，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这里要提到黑格尔，他用绝对精神的七拐八拐论证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是人类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就像福山以前坚持的历史终结论一样），因而被称为保守主义哲学家。但是，他又是怎样看待法国大革命的呢？他說那是 “一次壮丽的日出”，而且这一立场始终不渝。老年黑格尔针对诬蔑法国大革命是破坏的论调，明确指出：“这个（启蒙哲学的）否定方面以破坏的方式对待了本身已经破坏了的东西……他们攻击的是什么国家？是大臣和他们的宠姬仆妇的最盲目的统治。”1820 年，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他特邀好友到家中相聚。席间，他深情地说：“今天是7 月14日。为攻破巴士底狱干掉这一杯！”俄罗斯著名学者和作家季诺维耶夫，早在青年时代就和几个同学策划暗杀斯大林，后来一直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苏维埃制度，因此而被迫流落海外。但是在目睹苏东剧变给祖国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后，他从苏维埃制度的激烈批判者变成了苏维埃制度的坚定捍卫者。1994年，他在米兰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坦言：“我写了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1997年，他在《文学报》上撰文，明确表示：“我接受整个十月革命和它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我的革命，这也是我的社会。”一个近代的保守主义者，一个当代的“反革命”，都能或早或晚对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何以今天中国的某些人却偏要把革命说成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呢？这绝不是学风、认识、视野的问题，而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动机。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中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他又在《贺新郎？读史》中写道：“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不管古今中外，凡是革命，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内在联系，肯定了这个就必然要肯定那个，否定了这个就必然要否定那个。这个道理不仅共产党人明白，那些搞所谓宪政改革的人同样明白。否定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也好，否定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也好，其目的都在于否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道路就失去了历史依据。这样一来，所谓宪政派就能振振有词地要求共产党下台，实行多党制；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解散，实行西方的两院议会制；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靠边，代之以依附式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他们否定革命的用意所在。如果他们的图谋得逞，那才真正是中國的“大灾难和大倒退”，又何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啊！所以，我们说，保卫革命就是保卫新中国，就是保卫中国人民的福祉，就是保卫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根源
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的确是一个好词、一个热词。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肯于承认自己是不革命的，更罕见有人像今天这样公开否定革命、谮毁革命、咒骂革命。我上高小的时候，亲见一位不识字的农民问我的老师：“岳老师，你有文化，你给我说一说革命到底是啥？”我的老师是一位人情练达的人。他大概知道，向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讲理论是不应该的。于是，他略作思忖之后说：“革命就是好哇！”那位农民听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竖起大拇指连声说：“岳老师这个！岳老师这个！谁也没有把革命给我说得这样透亮。革命打跑了小日本，革命分房子、分地，还让我娶上媳妇。革命可不就是好哇！”这个故事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那时距离革命的时间还近，广大人民群众尚能清晰地记得革命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二是当时认同革命的广度和深度，连普通的讲不出任何理论的农民都打心眼里拥护革命，可见革命之深入人心。
革命受到公开的责难，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则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发展到某些主流媒体为这样的言论提供传播平台的地步。但是，说否定革命是今天的主流话语，则未免夸大其词。其实，否定革命思潮的主要市场在精英圈子。这个圈子包括一些人文学科的教师、学者，一些党政干部，一些散落在内企、外企的“白领”，还有一些不知道从哪里讨生活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些人加起来，即使作最大胆的估计，也超不出中国总人口的1%。他们有1300万人么？我看没有。而另外那99%的人则是不认同他们的说教的。比如大骂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言论，如果给工人、农民去讲，他们肯定不买账，十有八九还要被轰下台去。这样的事件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他们就那么一点人，即使再能折腾，搞出再大的动静，也只是泰山上的一铲土。区区一铲土，怎能和泰山相比呢？
不过，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对这种思潮放松警惕。古人说：“蝼蚁之穴，溃堤万里。”在常态环境下，在江流平缓时，一个小小的蚂蚁窝成不了多大的气候，但是在洪水来临又疏导不当时，那个蚂蚁窝就有可能制造大灾难。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群蚂蚁又不可等闲视之。
否定革命思潮在精英层的泛滥，有其复杂的原因，这里只能撮其大要。
其一是极左倾向的影响。有些人以“革命”之名行极左之实，结果让革命这个好东西受到了玷污，就像李鬼让李逵蒙垢一样。在这方面，我的体会也是很深的。1970年，我姐姐从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原定她是留校的，而且已经宣布了名单，但是等政审外调的老师回来之后，却宣布让她到北大653分校（地点在汉中市）附近的一个农村去劳动锻炼。其原因是政审不合格：姥爷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富农分子，舅舅是潜藏党内的日本特务。这在当时确实给姐姐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姐姐并非鄙视劳动，而是调整分配去向的理由让她难以接受。当然，姥爷和舅舅的问题先后在1972年和1973年平反，这是后话。
其二是苏东剧变的消极影响。国内某些糊涂的人受到这种影响也开始怀疑革命，而某些另有图谋的人则大受鼓舞，以为机会来了，可以大干一场了。那时，就有西部的一个作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揶揄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控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剥夺了他家的“贵族”地位和生活。 其三是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加紧实施其西化、分化战略。这种战略又可以分为三个招数。第一招是外部的意识形态攻势，向我抛售什么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那一套东西。大家可以估算一下，光出自海外的攻击中国革命的出版物就有多少种？在这些出版物中，又有多少内容经得起事实检验呢？第二招是派人打进来。这些受命打进来的人，大多披着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公司高管之类的光鲜外衣。然后，西方又出钱把他们包装成意见领袖、网络大V之类。这样一来，这些人就既是成功人士又是名人，因而也就很容易俘获某些企盼成功又天真烂熳的青年的心。第三招是花钱买奴才。可悲的是，我们国内就有那么一些没出息、不长进的人，不顾国格人格，为了那么一点蝇头微利、蜗角虚名而甘当西方霸权的“牛马走”。这些人分布于经济、政治、法律、历史、教育、新闻、文艺等各个领域，为数不多，但由于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某种社会力量的支持，能量却不可小觑。
其四是党内的原因。有的领导干部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乡愿作风严重，老想着两边讨好、四处结缘、八面玲珑，以塑造自己的开明形象。更有甚者，则走上了纵容、支持错误思潮的道路。上世纪80年代两个总书记先后栽跟头，就是深刻的教训。上头有人纵容、支持，那历史虚无主义能不闹得欢吗？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明确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決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中央的这一明确态度，大煞了错误思潮的气焰。
至于把革命同激进、极左等概念相联系，这是往革命的头上泼脏水——历史虚无主义惯用的伎俩。其实，这两个概念与革命之间连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相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反对极左倾向和激进主义，才领导人民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把坏事变成好事
多年来，糟蹋本民族的历史，早已不仅仅是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古代的优秀人物也难逃口诛笔伐。如说屈原是一个花下死的风流鬼，岳飞是千古罪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只要中华民族有了一位值得我们骄傲的人物，他们便要把他涂黑、矮化或者妖魔化。更有甚者，竟然说中华民族是犹太人的移民，根本没有自己的起源。综观世界，哪个民族能有这样糟蹋自己历史的现象？又有哪个国家能够容忍这样糟蹋自己的历史？如果这种现象持续泛滥，人家会笑话我们，瞧不起我们。我们不能忘记郁达夫的警世之言：“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而不知崇敬爱戴的国家，则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不过，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学、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结论基本正确，但由于课时有限，不可能写得详细，且某些结论有绝对化的不足。在这种教育环境、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人，包括非历史专业的知识分子在内，所得历史知识差不多都来自教育和与这种教育保持一致的各种读物。随着岁月流逝，对于所学历史只记得结论和大致梗概，便是不可避免的事。然而，人们不曾逆料，若干年过去，“标新立异”的来了。他说原来的那些结论不对，甚至完全相反。你没有充分占有这些方面的资料，是听他们的呢还是相信过去的结论呢，于是迷惘、彷徨、动摇甚至跟着跑便在所难免。社会心理越是发生这样的波动，他们就越加放肆，以至汹汹嗷嗷，大有舀干四海、踏平五岳之势。既然他们挑战，我们就得应战。不管多么耗时费力，我们也要扎进故纸堆里，耐心地去寻找历史的真相，给当下和未来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不管因袭的思维惯性多大，我们也要解放思想、补阙拾遗，完善原来不够完善的结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结论就等于浴火重生，变得更加牢不可破。用它来教育青年、掌握群众，也就更加富有说服力。
当然，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消解进行反消解，光靠史学研究还不够，必须调动多方面的相关资源，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态势。
一、必须坚持舆论导向和利益导向相结合。在兜售历史虚无主义的人群中，除别有图谋者外，還有一些跟着起哄的青年。他们为什么要跟着历史虚无主义跑呢？就是因为那里边有实惠，往往可以轻轻松松地落得个名利双收。在某卫视的一个娱乐节目上，就有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宣称：“我要做一个袁腾飞老师那样的了不起的人物。”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叫作比照效应。当务之急是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消极效应，让正派学者吃香，让造谣生事者风光不再。
二、将上述一项延伸下来，就必须强调“学术无禁区，爱国有底线”。史学研究是一个汪洋大海，它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垄断和霸权。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必须鼓励大胆创新，必须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是，学术自由不等于无政府主义的自专，不能背离学术规范，不能背离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不能背离爱国主义的基本立场。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出台了法律、法令或法规。2009年，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第549号总统令，成立反击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委员会，负责协调有关方面，共同应对虚无民族历史、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2014年，俄罗斯正式出台法律，把否认纳粹二战罪行和歪曲苏联二战角色认定为违法行为，违法者将面临5年以下监禁或50万卢布（约合1.4万美元）以下罚款的惩治。当然，各国的国情有所不同，我们不一定要让篡改历史的人去坐班房，但是相应的法规和纪律是绝对必要的。起码我们应当做到：在党内，不允许存在特殊资格的党员（不管他资历多老），不允许他们恶搞我们党的历史、损害党的形象；在教育、文化领域，不给篡改中国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损害国家利益的所谓教师、学者提供讲台和其他传播平台。这样坚持下去，就能在三五年内有效地净化学术环境，激发积极健康的创新活力，而绝不会阻碍文化的繁荣。在当今的法国，由于各方面保障得力，极少发生抹黑本国历史的现象，但是那里的历史研究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不是都很活跃么？要知道，恶搞绝不是繁荣，而是变态或病态。
三、必须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的规律。功夫有时候是在“诗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要靠经济基础来支撑和保障。分配不公，基尼系数过大，人民群众就会对我们有意见，从而给历史虚无主义留下口实和空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折不扣地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诚心诚意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说话就底气壮、有人听，就能掌握思想斗争的主动权，而历史虚无主义的日子就会变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四、必须有长期斗争的准备。鲁迅说得好：“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例如，早在20世纪初，改良派就攻击革命是破坏，只能导致“血流成河”、“亡国灭种”。今日那些诋毁革命的论调有什么新的东西么？没有，不过拾前人牙慧而已。可以肯定，100年以后也还会有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中国历史的光辉不可遮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流不可阻挡。站在未来的制高点回望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必定是从苦难走向新生，从新生走向辉煌的壮美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