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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消费的运行状况直接决定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消费、扩大有效需求成为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国民经济有效治理的中心内容。完善公共政策供给是开拓消费、扩大内需和提升国民经济增长质量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经济发展 居民消费 公共政策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2-0124-04
居民消费率是一定时期居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衡量经济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过高的消费率对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过低的消费率易诱发“过剩危机”，会抑制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世界各国消费的增长与GDP基本同步或略高，平均消费率稳中趋升，持续提升的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和源动力。因此，从消费需求入手，保持适度的消费率，并依据消费规律来调整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投资结构成为需求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投资膨胀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速度，但持续下降的居民消费率却也始终困扰着我们，并不断加剧着经济发展的风险。在投资率持续提升空间有限且出口顺差不断扩大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完善公共政策供给以开拓国内消费、提升消费结构进而实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问题迫在眉睫。
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状况的描述
近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我国的GDP从2003年的12.1514万亿增加到2007年的24.6619万亿元，年均增幅达到10.6％，不仅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4.5％的水平高出6.1个百分点，而且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9.8％的速度高出0.8个百分点；过去五年的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平均每年新增城镇就业超过1000万人；扣除价格因素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8％，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广泛地惠及百姓。但是，在快速增长的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问题——消费率尤其是城乡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1997年我国的消费率为58.2％，居民消费率为46.5％；2003年、2004年、2005年我国的消费率分别降至55.4％、53.6％和52.1％，居民消费率更是下降至2003年的43.35％、2004年的41.9％和2005年的38.2％。在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保持在78％－79％之间，并一直呈上升趋势。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明显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消费长期呈疲软状态，且有衰退趋向。
持续下降的居民消费率不仅阻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也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首先，它妨碍了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长期以来，我们依靠资源投入扩张和投资膨胀等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这种经济模式往往造成资源价格扭曲、投资率过高、产能结构性过剩和生产的低效率，还隐藏着通胀祸根。其次，它降低了投资贡献率并容易引发国民经济的失衡。基于增加财政收入和加快经济增长的考虑，政府本来就有着强烈的投资膨胀欲望，GDP高速增长背景下的消费率持续下降，无疑又加剧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以至于政府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而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却越来越低。由于产能背离消费，投资和生产失去根基，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甚至发生过剩和过热现象。另外，持续走低的居民消费率也直接地制约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问题的实证分析
依据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增加时消费增加；而对消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收入及其预期。基于此，我们可以对我国的居民消费率问题展开分析。
1．国民收入结构与居民消费率
在不考虑对外贸易时，一国的GDP是其消费、投资和政府收入的总和，即GDP=C+I+G。假定GDP不变，那么C必然受制于I和G，即消费与企业留利和政府收入直接关联；而居民消费又取决于家庭可支配收入，且这种收入是总产出Y减去税收T和企业留利R后的余额，即消费C=C0+k(Y-T-R)。若税率为t，企业留利占总产出的份额为r，则消费C=C0+k(1-t-r)Y。居民消费率C'=C0／Y+k(1-t-r)，即国民收入结构决定居民消费率。
第一，税率与居民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C'=C0／Y+k(1-t-r)表明，税率提高，居民消费率必然下降，这也印证了政府支出扩张所引发的私人消费萎缩的“挤出效应”。从世界一般情况来看，消费增长同步或略高于GDP增长，消费率往往是稳中趋高。1986—1995年间，经济发达国家实际的GDP增长为3％，私人消费增长为3.1％；1996—2005年间，经济发达国家实际GDP增长为2.8％，私人消费增长为2.9％。但是，近年来，我国的税收增长率远高于GDP的增速。据统计，2007年我国GDP为246619亿元，比2006年增长11.4％，而同期税收增长率却达到了31.4％。政府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严重挤压了居民收入的增加，导致居民收入的增速明显低于GDP的增速(如表1)。财政收入增幅从2003年的14.9％上升到2005年的19.8％，2007年更是达到了31％，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亦从2000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20.8％，而居民消费率从2003年的43.4％下降到2005年的38.2％。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政府倾斜现象，直接弱化了居民收入的增长空间，加之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滞后以及过度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居民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储备的递增，必然加剧了居民消费倾向的递减。
第二，企业留利与居民消费率。
如果说政府税收还能有一定程度的居民消费转化(如通过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那么，企业留利权重的上升对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会产生直接的削弱作用。在我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往往是用于再投资或企业储蓄，转换为消费的比例非常低；而民营经济的收入分配中，资本的优势地位明显，厂商利润高而劳动报酬份额却不断走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消费率必然持续下降。
2．居民收入分布与居民消费率
居民收入分布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来考察。 第一，居民收入的静态分布与居民消费率。
居民收入的静态分布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果的现实体现。依据凯恩斯消费理论，高收入家庭消费倾向较小，低收入家庭消费倾向较大。假定一个社会由富人和穷人两个阶层组成，国民收入在其间分配。如果用Ya、Yb分别表示富人和穷人阶层的收入，Ca'、Cb'分别表示富人和穷人的消费率，ca、Cb分别为富人和穷人的消费，那么，Y=Ya+Yb，Ca=ca'·Ya，Cb=cb'·Yb。整个社会消费率C'=(Ca+Cb)／Y=Cb'-(Cb'-Ca')(Ya／Y)。Ya／Y(富人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会消费率就越低。可见，居民收入的分布状况直接影响着居民消费率。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2005年的0.4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8倍上升到2004年的3.53倍，如果考虑到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2007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是达到5倍多。地区间居民收入的分布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差距极大。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1988年、1992年、1995年和1997年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分别是0.1058、0.1384、0.1903和0.2144，并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发育的不均衡性的蔓延，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还在急剧扩大，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垄断行业等)的收入增长远高于其他人群，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仍在提高之中。在同一企业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资本所有者分享的收入越来越高，劳动者报酬比重持续下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又一个基本原因。
第二，居民收入预期与居民消费率。
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消费者往往依据其收入预期来选择自己的消费，并且消费率与其收入预期呈正相关关系。即正向预期向上拉动消费率，相反，则对消费产生向下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就业、劳动、分配、住房、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由于制度供给的缺失，居民收支的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消费信心严重不足，以至于消费者削减其支出以增加预防性储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如表2。
3．居民消费结构与居民消费率
有效消费源于消费者需要与产品供给的匹配。但是，我国消费品的供给与社会需求背离严重。第一，供求结构失衡。一方面，过剩的无效供给制约着消费需求的扩大，并且因为商品价值无法实现，导致企业亏损和破产，造成失业规模的扩大和居民收入的减少，加剧了居民消费的萎缩；另一方面，有效供给不足，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滞后于消费需求的转型与升级，部分消费因空置而降低了居民消费率。第二，市场失灵排挤居民正常消费。近年来，过度的市场化改革提升了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最基本的生活成本和支出，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最基本的生活成本的增长，极大地挤压了居民的正常消费，造成消费萎缩。
三、完善政策供给，提高居民消费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根据我国政策主导性市场经济的特性，笔者以为，培育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路径在于完善政策供给。
1．变革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完善税收政策，调整国民收入结构。
居民消费率C'=C0／Y+k(1-t-r)表明，提高居民消费率、扩大内需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降低税率。税率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支付能力上升，消费增加，而乘数效应会进一步提升消费。在我国，居民的税收负担长期居高不下，不仅仅是由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低下，更在于我们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完善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发起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靠GDP增长赢得升迁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是造成财政收入高增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和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因此，完善国民收入结构必须变革现有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不仅要认识到单纯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已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必须适当地控制投资规模，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提高投资效率，建立以需求为基础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而且要领会到转变政绩观、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和改革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是降低税收负担、完善国民收入结构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有效途径。
2．改善公共产品供给，强化市场秩序，健全社会保障，增加居民收入。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无论是凯恩斯的“即期收入”还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无论是“名义收入”还是“实际收入”，都对消费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提高居民消费率，增加收入是前提。
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不仅可以降低税收而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而且还能增加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消费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极度匮乏加剧了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来提高居民消费率。
对于消费者而言，实际收入的增加是其消费扩大的推动器，为此必须稳定物价。但市场价格是波动的，消费者还可能会因权益得不到保障、消费成本太大或消费风险太高而产生消费替代甚至消费减损。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同收入的背离与我们某些消费必需品价格的持续高位上升直接相关。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巨大负担不仅排挤了他们的其他正常消费，而且因降低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弱化其消费倾向。为此，政府必须强化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通过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完善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而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
对整个社会消费来讲，减小收入差距、均衡收入分配也是提高消费率的有效举措。因为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政府可以通过完善财税政策和社会保障体制来达到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均衡居民收入的目的。
3．顺应消费规律，完善消费制度环境，开拓消费。
消费是满足需要的行为，有效的消费是需求与供给的耦合。伴随着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的升级显著加快，居民食品和衣着类等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住用类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迅速上升，恩格尔系数必然发生规律性变化。顺应这一消费规律，迫切要求消费品供给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完善投资结构、创新产品技术并开发适合各消费群体需要的消费品和服务是优化供需结构、解决因为供求不匹配而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增长问题的必要举措。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和消费制度的完善以及消费环境的改善。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增加金融工具、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消费风险、提供消费便利等都有利于提升有效需求和居民消费率。因此，为了促进消费，政府必须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制度，优化消费环境，培育以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新市场。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吕楠]
[关键词]经济发展 居民消费 公共政策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2-0124-04
居民消费率是一定时期居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衡量经济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过高的消费率对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过低的消费率易诱发“过剩危机”，会抑制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世界各国消费的增长与GDP基本同步或略高，平均消费率稳中趋升，持续提升的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和源动力。因此，从消费需求入手，保持适度的消费率，并依据消费规律来调整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投资结构成为需求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投资膨胀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速度，但持续下降的居民消费率却也始终困扰着我们，并不断加剧着经济发展的风险。在投资率持续提升空间有限且出口顺差不断扩大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完善公共政策供给以开拓国内消费、提升消费结构进而实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问题迫在眉睫。
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状况的描述
近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我国的GDP从2003年的12.1514万亿增加到2007年的24.6619万亿元，年均增幅达到10.6％，不仅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4.5％的水平高出6.1个百分点，而且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9.8％的速度高出0.8个百分点；过去五年的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平均每年新增城镇就业超过1000万人；扣除价格因素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8％，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广泛地惠及百姓。但是，在快速增长的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问题——消费率尤其是城乡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1997年我国的消费率为58.2％，居民消费率为46.5％；2003年、2004年、2005年我国的消费率分别降至55.4％、53.6％和52.1％，居民消费率更是下降至2003年的43.35％、2004年的41.9％和2005年的38.2％。在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保持在78％－79％之间，并一直呈上升趋势。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明显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消费长期呈疲软状态，且有衰退趋向。
持续下降的居民消费率不仅阻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也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首先，它妨碍了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长期以来，我们依靠资源投入扩张和投资膨胀等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这种经济模式往往造成资源价格扭曲、投资率过高、产能结构性过剩和生产的低效率，还隐藏着通胀祸根。其次，它降低了投资贡献率并容易引发国民经济的失衡。基于增加财政收入和加快经济增长的考虑，政府本来就有着强烈的投资膨胀欲望，GDP高速增长背景下的消费率持续下降，无疑又加剧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以至于政府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而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却越来越低。由于产能背离消费，投资和生产失去根基，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甚至发生过剩和过热现象。另外，持续走低的居民消费率也直接地制约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问题的实证分析
依据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增加时消费增加；而对消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收入及其预期。基于此，我们可以对我国的居民消费率问题展开分析。
1．国民收入结构与居民消费率
在不考虑对外贸易时，一国的GDP是其消费、投资和政府收入的总和，即GDP=C+I+G。假定GDP不变，那么C必然受制于I和G，即消费与企业留利和政府收入直接关联；而居民消费又取决于家庭可支配收入，且这种收入是总产出Y减去税收T和企业留利R后的余额，即消费C=C0+k(Y-T-R)。若税率为t，企业留利占总产出的份额为r，则消费C=C0+k(1-t-r)Y。居民消费率C'=C0／Y+k(1-t-r)，即国民收入结构决定居民消费率。
第一，税率与居民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C'=C0／Y+k(1-t-r)表明，税率提高，居民消费率必然下降，这也印证了政府支出扩张所引发的私人消费萎缩的“挤出效应”。从世界一般情况来看，消费增长同步或略高于GDP增长，消费率往往是稳中趋高。1986—1995年间，经济发达国家实际的GDP增长为3％，私人消费增长为3.1％；1996—2005年间，经济发达国家实际GDP增长为2.8％，私人消费增长为2.9％。但是，近年来，我国的税收增长率远高于GDP的增速。据统计，2007年我国GDP为246619亿元，比2006年增长11.4％，而同期税收增长率却达到了31.4％。政府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严重挤压了居民收入的增加，导致居民收入的增速明显低于GDP的增速(如表1)。财政收入增幅从2003年的14.9％上升到2005年的19.8％，2007年更是达到了31％，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亦从2000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20.8％，而居民消费率从2003年的43.4％下降到2005年的38.2％。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政府倾斜现象，直接弱化了居民收入的增长空间，加之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滞后以及过度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居民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储备的递增，必然加剧了居民消费倾向的递减。
第二，企业留利与居民消费率。
如果说政府税收还能有一定程度的居民消费转化(如通过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那么，企业留利权重的上升对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会产生直接的削弱作用。在我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往往是用于再投资或企业储蓄，转换为消费的比例非常低；而民营经济的收入分配中，资本的优势地位明显，厂商利润高而劳动报酬份额却不断走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消费率必然持续下降。
2．居民收入分布与居民消费率
居民收入分布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来考察。 第一，居民收入的静态分布与居民消费率。
居民收入的静态分布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果的现实体现。依据凯恩斯消费理论，高收入家庭消费倾向较小，低收入家庭消费倾向较大。假定一个社会由富人和穷人两个阶层组成，国民收入在其间分配。如果用Ya、Yb分别表示富人和穷人阶层的收入，Ca'、Cb'分别表示富人和穷人的消费率，ca、Cb分别为富人和穷人的消费，那么，Y=Ya+Yb，Ca=ca'·Ya，Cb=cb'·Yb。整个社会消费率C'=(Ca+Cb)／Y=Cb'-(Cb'-Ca')(Ya／Y)。Ya／Y(富人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会消费率就越低。可见，居民收入的分布状况直接影响着居民消费率。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2005年的0.4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8倍上升到2004年的3.53倍，如果考虑到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2007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是达到5倍多。地区间居民收入的分布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差距极大。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1988年、1992年、1995年和1997年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分别是0.1058、0.1384、0.1903和0.2144，并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发育的不均衡性的蔓延，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还在急剧扩大，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垄断行业等)的收入增长远高于其他人群，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仍在提高之中。在同一企业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资本所有者分享的收入越来越高，劳动者报酬比重持续下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又一个基本原因。
第二，居民收入预期与居民消费率。
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消费者往往依据其收入预期来选择自己的消费，并且消费率与其收入预期呈正相关关系。即正向预期向上拉动消费率，相反，则对消费产生向下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就业、劳动、分配、住房、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由于制度供给的缺失，居民收支的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消费信心严重不足，以至于消费者削减其支出以增加预防性储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如表2。
3．居民消费结构与居民消费率
有效消费源于消费者需要与产品供给的匹配。但是，我国消费品的供给与社会需求背离严重。第一，供求结构失衡。一方面，过剩的无效供给制约着消费需求的扩大，并且因为商品价值无法实现，导致企业亏损和破产，造成失业规模的扩大和居民收入的减少，加剧了居民消费的萎缩；另一方面，有效供给不足，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滞后于消费需求的转型与升级，部分消费因空置而降低了居民消费率。第二，市场失灵排挤居民正常消费。近年来，过度的市场化改革提升了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最基本的生活成本和支出，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最基本的生活成本的增长，极大地挤压了居民的正常消费，造成消费萎缩。
三、完善政策供给，提高居民消费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根据我国政策主导性市场经济的特性，笔者以为，培育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路径在于完善政策供给。
1．变革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完善税收政策，调整国民收入结构。
居民消费率C'=C0／Y+k(1-t-r)表明，提高居民消费率、扩大内需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降低税率。税率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支付能力上升，消费增加，而乘数效应会进一步提升消费。在我国，居民的税收负担长期居高不下，不仅仅是由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低下，更在于我们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完善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发起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靠GDP增长赢得升迁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是造成财政收入高增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和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因此，完善国民收入结构必须变革现有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不仅要认识到单纯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已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必须适当地控制投资规模，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提高投资效率，建立以需求为基础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而且要领会到转变政绩观、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和改革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是降低税收负担、完善国民收入结构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有效途径。
2．改善公共产品供给，强化市场秩序，健全社会保障，增加居民收入。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无论是凯恩斯的“即期收入”还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无论是“名义收入”还是“实际收入”，都对消费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提高居民消费率，增加收入是前提。
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不仅可以降低税收而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而且还能增加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消费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极度匮乏加剧了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来提高居民消费率。
对于消费者而言，实际收入的增加是其消费扩大的推动器，为此必须稳定物价。但市场价格是波动的，消费者还可能会因权益得不到保障、消费成本太大或消费风险太高而产生消费替代甚至消费减损。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同收入的背离与我们某些消费必需品价格的持续高位上升直接相关。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巨大负担不仅排挤了他们的其他正常消费，而且因降低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弱化其消费倾向。为此，政府必须强化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通过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完善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而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
对整个社会消费来讲，减小收入差距、均衡收入分配也是提高消费率的有效举措。因为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政府可以通过完善财税政策和社会保障体制来达到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均衡居民收入的目的。
3．顺应消费规律，完善消费制度环境，开拓消费。
消费是满足需要的行为，有效的消费是需求与供给的耦合。伴随着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的升级显著加快，居民食品和衣着类等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住用类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迅速上升，恩格尔系数必然发生规律性变化。顺应这一消费规律，迫切要求消费品供给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完善投资结构、创新产品技术并开发适合各消费群体需要的消费品和服务是优化供需结构、解决因为供求不匹配而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增长问题的必要举措。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和消费制度的完善以及消费环境的改善。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增加金融工具、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消费风险、提供消费便利等都有利于提升有效需求和居民消费率。因此，为了促进消费，政府必须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制度，优化消费环境，培育以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新市场。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吕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