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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壮阔的百年中，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90多年前，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而这一时期留下的宝贵财富——井冈山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代艺术创作者。今天，当我们回顾起20世纪的中国画坛，可以看到众多描绘井冈山胜景的佳作。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国美术史上开一代新风里程碑式的文化巨人、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先生。
都说李可染的山水画，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他笔下的井冈山，不再满足于来自写生的实境山水，而是更加重视造境与写意精神的挥洒。且这种写意，既不是古代文人世外桃源般的逸气，也非西方艺术家夸张的表现主义，“李家山水”之称，绝不是小门小户的特色局限，却是一种独有的、将家国情怀与宇宙精神统一的境界。
李可染曾不止一次地画过井冈山，这是他革命题材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关于他这一题材绘画的具体起始时间与时期阶段，学界讨论诸多。从代表作来看，他画井冈山一共有“三次”，当中第二阶段处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第三阶段则对他人生有着很厚重的意义。
为更好地了解红色题材创作中的心胸澎湃，日前，本刊记者专访了李可染之子、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李可染画院院长李庚先生。作为朝夕相处的家人，他最难以磨灭的记忆，是父亲为毛主席纪念堂所作《革命摇篮井冈山》的那段日常。那些不可思议和难以想像，在我们恍然大悟后，会发现这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见到的不光是艺术创作，更是一位艺术大师“为祖国河山立传”的理念。
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拟修建的毛主席纪念堂里需要一幅巨制，最终选定了井冈山为创作题材。经过几次谈话，我父亲接受了这一创作任务，并决定要上井冈山走一趟。之后他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去之前要动一次足部手术。当时我父亲患有叠趾症，行走不便——这是常年背着画具翻山越岭，走遍大半个中国后落下的毛病。
当时，有关部门组织了北京医院、协和医院等几家医院里最好的大夫来为他会诊。医生们一致认为，考虑到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加之年事已高，并不适合做这样的手术。但父亲仍然坚持要做。
我那个时候刚好插队回京，是兄弟几个中唯一陪他住院做这次手术的人，所以对这件事的印象特别深刻。听到手术方案的我几乎要晕倒——生生要割去一个脚趾头！而足部有那么多的血管神经，不但存在下不了手术台的风险，术后效果也是个未知数。有人劝他别做了，坐直升飞机上井冈山看看就行。父亲却不肯，执意要冒这个风险。
术后，因父亲有糖尿病，整个脚都是黑的，让人看了很不忍心。记得换药时我偶然看过一眼，用“胆战心惊”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让人心疼。说实话当时我并不是很理解，他这么一个平时谨小慎微、懂得克制的人，到了晚年竟然甘愿冒如此大的生命风险，不可思议。
但在康复过程中，我逐渐理解了他：对他来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務;如果不能走上山，这不符合“主席精神”，那又谈何创作？说起来我父亲奇怪得不得了，他虽然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却有着科学家素养，作息时间必须严格遵守，不然就会不高兴。像这次手术，医生说两周后可以下床，再用三周时间练习走路，他绝对严格执行。
从这次手术后，父亲所穿的鞋只能定制，左右脚的重量、长短都不一样，里面还要垫高。虽然这只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小的经历，但我却深深以他为荣、敬佩不已。
一张特殊的借书证
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期间我父亲需要创作完成《井冈山》，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除了前面提到的手术，还有对于父亲此次创作，叶帅（注：叶剑英元帅）很关注，两人曾有过多次沟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也常来我家。
我父亲不大爱说话，谈完话后谷牧同志经常也会问我：你父亲对这事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有什么困难？我回答：以前家里藏书比较多，但经过“文革”后很多都散失掉了，他需要查看相关资料。
于是在这次谈话后，父亲就有了一张北京图书馆特别的借书证，凡是父亲要看的资料，无论是内部资料还是国外书籍，只要图书馆里有，全都对他开放。在上世纪70年代的大环境背景下，这是相当难得的。而跑腿任务则交给了我。在这张北京图书馆的特殊借书证上，既有我父亲的名字、级别、编号，也有父亲的照片，但底下也贴了我的照片，一张证上两张照片，谷牧同志说这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这一趟上井冈山，父亲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钻研图书馆里的“山”，不光是古今中外山的画作、图片资料，还包括地质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比如山岩的构造、树木和石头的关系等等。每周我都从图书馆给他调资料，20本成一捆，一捆捆地往他书桌上放。
对晚年的他来说不容易
研究过程中他觉得，比如黄山或者桂林山水，有名山的文化符号，很容易勾起人们对山的景仰。但井冈山，到底是单画黄洋界好，还是画几个主题一同来表现好？从中国画的角度来说很难处理。为此他经常组织人展开讨论。
1977年5月，他终于在我母亲和哥哥的陪同下上了井冈山，在那里画了一些速写。然而，井冈山的山峰不似北方的险峻，树木比较多，正所谓“见林不见山”，可这并非井冈山要表达的核心。还有画面元素的选择，如果是人物画，可以采用工农红军会师这样的场景，但山水画又应该如何去展现？
经过一番研究、尝试后，父亲对笔下的井冈山做了一些艺术处理，把井冈山加高、追深。这一点在他早期艺术作品中也能看到，他画的山往往是比较突出的，像北方的太行山。他认为，若按真实的观感去描述，不能突出井冈山这一革命圣地。学生评价他画的山为“李家山”，背后实则洋溢着他的革命浪漫主义。父亲将山水画创作注入了饱满的激情，这一点贯穿始终。
值得一提的是，创作毛主席纪念堂井冈山巨作时还让他遇到了如何创作大尺幅画作问题。他不是没有创作过。那是抗战时期，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左派艺术家，包括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很多优秀革命青年集结武汉。当时组织创作的大型抗日宣传画都是我父亲站在梯子上画的，并且好几幅都非常有名。但自从中年开始画山水，作为写生画派，在山间行走，现地就画的大多都是小尺幅画作了。另一方面，他一直追求山水画在中国画创作中的新语境，对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下了很多工夫。所以这次他画井冈山，要在巨制完成过程中投入新的思考，对晚年的他来说是不容易的。
又因为是横幅，家中书房空间有限，他得把它折叠起来一部分一部分地画。他还要提前感受成稿的效果，要把它挂在墙上，于是得把家里所有的柜子桌椅全拿开。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我都觉得这真是他晚年最大的挑战。经常到了晚上，全家人都回来了，围在一处对着墙上的画指指点点，评价这一处今天改得挺好，以此鼓励他，帮他提方案，但他往往很沉默。我们都明白他想把这幅巨制创作得不一样，既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又不乏革命气息，能够让人一见便发自内心的震撼与惊叹。
学问意味着能学会问
说到这里，又想到父亲坚持了多年的一个习惯——每逢周六，他都要见一位专家。
我们知道他交友非常谨慎，但交友的广泛却令人想像不到。以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为例，我归纳起来，他所见的专家中工程学、物理学、生物化学的科学家占了很大一部分，包括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专家，艺术家也非常多。我曾经很好奇地问：你们聊了些什么？他说就是学习。
而这个习惯也贯穿了整个毛主席纪念堂的井冈山创作过程。他话不多，会客时从不聊家长里短，所以很多人初次見他，都有点儿怯，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好。他的开场白通常都是：你的专业是什么，能不能请你用十分钟简练地把研究特征、方向、思考和方法告诉我？后来我就发现他很爱提问并且会问。我问他为什么老爱问问题呢？他说学问二字就是最好的回答，学即学习，问就是指会发问，如此这个人才叫有学问的人。
拿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幅《革命摇篮井冈山》来说，其上淡淡的绿色与墨之间的关系，当年父亲请教了不少专家。尽管他自己也是大师级的人物，但每次都会开诚布公地请教对方，总感觉他们的谈话很深入。
“我不是什么宾馆画派”
《革命摇篮井冈山》完成后，直到他过世，期间也画了一些类似井冈山的书画，但多数是小幅作品。而在此前，大约是1966年、1967年时，他也曾创作过井冈山。我们认为这是他创作井冈山的第二个时期，即俗称的“第二次”。
这次作画是北京饭店要求他去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饭店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像众人皆知的“开国第一宴”就是在这里举办的。能为北京饭店作画是很光荣的事，加之我父亲正在接受劳动改造，还能够画画，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当然满心愿意了，因此根本谈不上有报酬，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他为北京饭店创作的这件《井冈山》巨作，是立轴，完成后成为了范本。进而也让很多人，包括国内外的理论家，认为宾馆画派是李可染所开启的。这是一个误解。我父亲多次跟家里人提起：我从来不是什么宾馆画派的领袖人物，那个时候是没办法，也没想到会形成宾馆画派。
这幅之后，父亲又应外交部要求作画，之后在井冈山的题材上不停地画了一些大大小小稿子。这里面能提到的有两位大人物：一位是叶剑英元帅，他特别喜欢我父亲的井冈山，曾在我父亲画的一张井冈山上题诗，对我父亲非常关爱。另一位是朱德总司令，也在我父亲画的井冈山上题字。这让我父亲很高兴，也很受鼓舞。
当然更早期他就去过江西，也画过井冈山，但自己觉得不够理想，或许因为只是路过。我想这可能也是他晚年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时执意要上井冈山的另一个原因吧。回顾父亲的一生，他艺术生涯的起点、重要的转折点与高峰，都跟井冈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创作理念和国家、时代高度吻合，不得不感叹，中国画家创作意义非凡的井冈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也让世人从中领略到井冈山的波澜壮阔！（注：作品配图选自李珠编著《李可染作品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