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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中旬，受地缘政治影响，投资者担忧原油市场的供应前景，曾引发油价暴涨，纽约WTI原油攀升至每桶107.73美元的高位，北海Brent原油也在当时涨至每桶115美元。但此后，因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同期全球原油供给增多导致油价一直处于下跌趋势，目前WTI跌幅已达13%，Brent原油期货第三季度迄今累计下跌11%，为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大季度跌幅。9月15日，Brent原油曾触及26个月新低每桶96.21美元。
原油价格的波动，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这次的不同在于短期内上涨的前景并不乐观。全球经济增长依旧乏力对原油价格构成利空。9月15日，经合组织（OECD）下调了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增长预期，G7主要发达国家均被下调，预计今年美国增长率为2.1%，低于5月的预期2.6%；预计欧元区今年增长率仅为0.8%，低于5月预期的1.2%；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今年总体GDP增速预期约为3%，远远低于危机前增速，且全球贸易扩张低于预期。中国作为全球原油主要消费国，经济数据依然不太景气，国家统计局9月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9%，比7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8月的PMI环比出现0.6个百分点的下降，非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则下跌到50，创下2009年5月以来的新低。其次，美元汇价随着QE的逐步退出持续走强的状况也令油价进一步承压。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国际能源署（IEA）近日下调了全球原油需求预估，将2014年全球石油日需求增长预估调降6.5万桶至90万桶，将2015年日需求增长预估调降10万桶至123万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则将2014年全球石油日需增长预估下调至105万桶，2015年预估下调至119万桶。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不仅下调了今明两年的全球石油增长预估，而且还下调了油价的预估。EIA将2014年WTI原油价格预估自每桶100.45美元下调至每桶98.28美元，将2015年WTI原油价格预估自每桶96.08美元下调至每桶94.67美元。而法国兴业银行将今年四季度WTI原油价格预估下调5.5美元至92.50美元/桶，维持2015年WTI原油价格预估在97美元/桶不变；将今年四季度Brent原油价格预估下调8美元，至100美元/桶，将2015年Brent原油价格预估下调2美元至104美元/桶。
如此以来，从近期看，国际原油供需相对宽松，在加上国内煤炭供应相对充足，能源供应安全保障程度必然会有所提高。既便如此，能源安全的神经依然不能放松，从中长期看，中国的能源安全还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短期的宽松解决不了中长期的风险问题。
传统的能源安全主要指油气供应安全问题。从国内看，一是还未建成完善的能源储备体系，储备能力严重不足。国际能源署（IEA）成员国战略石油储备能力均在90天以上，而中国仅30天左右，而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至少需要60天的储备能力才能抵御未来的石油的突发性中断或因价格波动引发的问题。天然气储备刚刚起步，还不具备保障天然气供应安全的条件，更谈不上应对大范围、长时间的供气中断或短缺。二是尚未形成能够灵活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安全贸易保障体系。主要表现在尚未与国际能源组织、贸易伙伴建立起能源安全应急协同保障机制，中国不是IEA成员国，无法享受IEA的石油应急机制。三是预测预警机制尚未建立，缺乏能源安全应急预案。主要是能源统计体系不完善，难以实现统计数据的监测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也不完善。从国际看，随着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加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对能源的低碳和清洁化利用要求越来越高，各类能源问题正在积累，能源安全形势严峻。一是东海南海形势正在成为影响亚太地区能源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东海海域、油气地质资源量高达36亿吨，南海海域九段线内油气资源量超过300亿吨，但在东海与日本长期存在领海争议，在南海与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有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争议，在争议区域内东南亚国家开采的油气规模近亿吨，致使中国的海洋权益严重受损。而且美国实施“战略东移，重返亚太”，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作为战略及军事支点，强化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对中国保障能源安全形成压力。二是中东、北非能源地缘政治形势依然严峻。中东、北非是全球重要能源地缘政治要地，一直以来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突出，各方势力插手其中，纷争不断。近年来，突尼斯、埃及、约旦、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爆发“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不断，时至今日，一些国家仍未找到合适、稳定的政治模式和发展方式。美国则始终强化对中东北非地区的控制权，不时搅动该地区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同中东北非国家的能源合作。三是俄乌能源争端对中国平衡大国关系和开展能源合作产生深刻影响。俄乌能源争端引发了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矛盾激化，进而影响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演化，开启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俄罗斯的新冷战，这势必对中国开展双边、多边能源合作、平衡好与西方国家及各个能源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尽管与俄罗斯签订了天然气合作贸易协定，但很容易被西方国家误解，被选边站队，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对外经济合作。
除了传统的能源安全问题外，近些年非传统的能源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的一是能源金融风险。这与金融系统风险紧密相关，随着经济发展中金融系统风险的累积能源金融风险也会逐渐形成。二是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指能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比如页岩油气生产过程中的地下水污染，煤炭开采过程中地下水系、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三是能源设施和人员遭受恐怖袭击等风险。这些问题在北非、中东的油气田及索马里海域的原油海运中都多次发生过了。
故，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能源安全问题依然突出，风险依然高企，所以能源安全战略必须不断加强，能源安全体系必须尽快完善。
当下，短期原油供需的宽松虽不能解决中长期的能源安全问题，但对于能源管控体系的建设还是提供了较好的时机和条件。近三十年中国的GDP与一次能源增长的关系是1：0.6以上，而近十年下降到1：0.5以上，预测未来十年可能下降到1：0.4以上。就全国而言，城市化工业化阶段性能源增长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相对比较固定。这就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评估体系。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具有行政命令性强，可监控性差的特点，只有解决如何监测地方政府对控制目标完成情况的问题，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对能源总量控制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评估，这对总量控制的科学性和能源价格都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而言，能源总量控制需要通过节能和改变产业结构来实现，改变产业结构二三年见效很难，但却必须下大气力去做。冰岛这个国家近些年GDP在增长，能源消耗却保持不变，就是因为坚持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当然见效最快的是节能，近几年在坚持做好产业调整的同时先必须在节能上下功夫并取得成效。综合种种，为强化能源管控，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强化企业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责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科技创新；完善水电和核电及可再生能源电价定价机制，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比价关系和煤电价格关系，完善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政策；推进资源税改革，强化能源消费环节税收调节，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推广应用储能、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扶持和壮大节能服务产业，鼓励和支持分布式电源建设和发展；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做好能源统计与预测预警，适时组织开展全国能源普查。这些许多都是以前有的，现在需要系统地将其做实做好。应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亦倒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毫无疑问，实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标志着中国的能源战略已经从保障供给为主向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变。这对于传统的能源思维模式是一次革命和挑战。历史经验证明，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供需偏紧的时期，很难进行能源改革，而近期，国际能源供需的相对宽松对中国推进能源管控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原油价格的波动，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这次的不同在于短期内上涨的前景并不乐观。全球经济增长依旧乏力对原油价格构成利空。9月15日，经合组织（OECD）下调了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增长预期，G7主要发达国家均被下调，预计今年美国增长率为2.1%，低于5月的预期2.6%；预计欧元区今年增长率仅为0.8%，低于5月预期的1.2%；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今年总体GDP增速预期约为3%，远远低于危机前增速，且全球贸易扩张低于预期。中国作为全球原油主要消费国，经济数据依然不太景气，国家统计局9月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9%，比7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8月的PMI环比出现0.6个百分点的下降，非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则下跌到50，创下2009年5月以来的新低。其次，美元汇价随着QE的逐步退出持续走强的状况也令油价进一步承压。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国际能源署（IEA）近日下调了全球原油需求预估，将2014年全球石油日需求增长预估调降6.5万桶至90万桶，将2015年日需求增长预估调降10万桶至123万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则将2014年全球石油日需增长预估下调至105万桶，2015年预估下调至119万桶。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不仅下调了今明两年的全球石油增长预估，而且还下调了油价的预估。EIA将2014年WTI原油价格预估自每桶100.45美元下调至每桶98.28美元，将2015年WTI原油价格预估自每桶96.08美元下调至每桶94.67美元。而法国兴业银行将今年四季度WTI原油价格预估下调5.5美元至92.50美元/桶，维持2015年WTI原油价格预估在97美元/桶不变；将今年四季度Brent原油价格预估下调8美元，至100美元/桶，将2015年Brent原油价格预估下调2美元至104美元/桶。
如此以来，从近期看，国际原油供需相对宽松，在加上国内煤炭供应相对充足，能源供应安全保障程度必然会有所提高。既便如此，能源安全的神经依然不能放松，从中长期看，中国的能源安全还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短期的宽松解决不了中长期的风险问题。
传统的能源安全主要指油气供应安全问题。从国内看，一是还未建成完善的能源储备体系，储备能力严重不足。国际能源署（IEA）成员国战略石油储备能力均在90天以上，而中国仅30天左右，而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至少需要60天的储备能力才能抵御未来的石油的突发性中断或因价格波动引发的问题。天然气储备刚刚起步，还不具备保障天然气供应安全的条件，更谈不上应对大范围、长时间的供气中断或短缺。二是尚未形成能够灵活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安全贸易保障体系。主要表现在尚未与国际能源组织、贸易伙伴建立起能源安全应急协同保障机制，中国不是IEA成员国，无法享受IEA的石油应急机制。三是预测预警机制尚未建立，缺乏能源安全应急预案。主要是能源统计体系不完善，难以实现统计数据的监测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也不完善。从国际看，随着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加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对能源的低碳和清洁化利用要求越来越高，各类能源问题正在积累，能源安全形势严峻。一是东海南海形势正在成为影响亚太地区能源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东海海域、油气地质资源量高达36亿吨，南海海域九段线内油气资源量超过300亿吨，但在东海与日本长期存在领海争议，在南海与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有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争议，在争议区域内东南亚国家开采的油气规模近亿吨，致使中国的海洋权益严重受损。而且美国实施“战略东移，重返亚太”，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作为战略及军事支点，强化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对中国保障能源安全形成压力。二是中东、北非能源地缘政治形势依然严峻。中东、北非是全球重要能源地缘政治要地，一直以来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突出，各方势力插手其中，纷争不断。近年来，突尼斯、埃及、约旦、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爆发“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不断，时至今日，一些国家仍未找到合适、稳定的政治模式和发展方式。美国则始终强化对中东北非地区的控制权，不时搅动该地区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同中东北非国家的能源合作。三是俄乌能源争端对中国平衡大国关系和开展能源合作产生深刻影响。俄乌能源争端引发了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矛盾激化，进而影响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演化，开启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俄罗斯的新冷战，这势必对中国开展双边、多边能源合作、平衡好与西方国家及各个能源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尽管与俄罗斯签订了天然气合作贸易协定，但很容易被西方国家误解，被选边站队，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对外经济合作。
除了传统的能源安全问题外，近些年非传统的能源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的一是能源金融风险。这与金融系统风险紧密相关，随着经济发展中金融系统风险的累积能源金融风险也会逐渐形成。二是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指能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比如页岩油气生产过程中的地下水污染，煤炭开采过程中地下水系、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三是能源设施和人员遭受恐怖袭击等风险。这些问题在北非、中东的油气田及索马里海域的原油海运中都多次发生过了。
故，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能源安全问题依然突出，风险依然高企，所以能源安全战略必须不断加强，能源安全体系必须尽快完善。
当下，短期原油供需的宽松虽不能解决中长期的能源安全问题，但对于能源管控体系的建设还是提供了较好的时机和条件。近三十年中国的GDP与一次能源增长的关系是1：0.6以上，而近十年下降到1：0.5以上，预测未来十年可能下降到1：0.4以上。就全国而言，城市化工业化阶段性能源增长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相对比较固定。这就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评估体系。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具有行政命令性强，可监控性差的特点，只有解决如何监测地方政府对控制目标完成情况的问题，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对能源总量控制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评估，这对总量控制的科学性和能源价格都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而言，能源总量控制需要通过节能和改变产业结构来实现，改变产业结构二三年见效很难，但却必须下大气力去做。冰岛这个国家近些年GDP在增长，能源消耗却保持不变，就是因为坚持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当然见效最快的是节能，近几年在坚持做好产业调整的同时先必须在节能上下功夫并取得成效。综合种种，为强化能源管控，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强化企业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责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科技创新；完善水电和核电及可再生能源电价定价机制，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比价关系和煤电价格关系，完善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政策；推进资源税改革，强化能源消费环节税收调节，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推广应用储能、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扶持和壮大节能服务产业，鼓励和支持分布式电源建设和发展；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做好能源统计与预测预警，适时组织开展全国能源普查。这些许多都是以前有的，现在需要系统地将其做实做好。应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亦倒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毫无疑问，实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标志着中国的能源战略已经从保障供给为主向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变。这对于传统的能源思维模式是一次革命和挑战。历史经验证明，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供需偏紧的时期，很难进行能源改革，而近期，国际能源供需的相对宽松对中国推进能源管控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