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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有个历史悠久的古镇宾居,宾居街西仁慈湖畔有座大王庙｡庙里供的宾居大王姓张名敬,这在当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张敬是什么样的一尊神?有的说他协助观音降罗刹,开辟大理有功劳,观音封他为宾居大王｡实际上,张敬是白族先民的宾居部落首领,南诏以后成为当地白族居民的本主｡明代以后宾居坝区已经汉化,但村民仍按习惯崇祀张敬｡宾居大王庙历经沧桑,现已经面目全非,但它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是白族先民留下的一处古迹,它的历史值得研究｡
史籍､碑刻中的宾居大王
由于明初平定大理时,“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皆付之一炬｡”大理地区元代以前的地方历史资料很难找到,只在唐宋的史志中简略地提到一些｡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中,已有“宾居”､“宾居汤”等地名,但没有提到“宾居大王”或“张敬”｡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方史志和碑刻中,有关宾居大王庙的资料都是明､清及其以后的了｡最早的是明初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大理知府杨节仲撰的《重建宾居神庙碑记》①｡碑文说:“庙之神有东方仁慈化被圣明之号,亦蒙氏所封也｡俗之称神者曰宾居大王｡”碑文的结尾说:“宾居神庙,莫可详考｡然有显封尊谥,当时必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者欤!”这两段碑文告诉我们,明初永乐年间的大理知府对宾居大王的来历含糊其辞,说宾居大王只是居民对这尊神的俗称,不是正式封号,所以碑文的标题称之为“宾居神庙”而不称“宾居大王庙”｡至于明朝官府为什么要重建这座神庙呢?碑记很清楚地叙述,是因为“我朝开设银厂七处,其二以宾居相近,曰白塔,曰大兴｡永乐十一年五月,大兴始置,至十三年矿土渐微,钦差内官潘荣至厂,意别迁｡默祷于神,后果得新矿,十五年乃修庙｡”整篇碑记不涉及观音降罗刹,也不涉及洱海伏流及灌溉宾居的问题｡
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7年),大理圣元寺僧寂裕编印的《白国因由》根据《白古通记》,把宾居大王说成是观音所封｡其卷二说:“观音大士探知张敬是阿育王之后,张仁果之裔,为罗刹希老｡此时罗刹为害,张敬亦无之奈何,但当日与罗刹来往者,惟张敬一人｡观音遂化为一梵僧往于其家,知张敬与罗刹厚交,便于引进故也｡”②后来,张敬引见罗刹,观音求地,求立券,诱罗刹盟誓,然后袈裟一展,黄狗三跳尽罗刹国土,诱罗刹入石舍,永远禁闭其中｡其后,观音把苍洱国土人民付给蒙舍诏主细奴罗掌管｡“张敬闻之愤然曰:长者自至我家,虽无甚恭敬,但降伏罗刹父子而得国土人民,皆我维挽之力｡细奴罗无寸功,何得膺此大任?”最后,观音以天命有归来劝说张敬,封他为宾居大王,谢以洱海水一股灌溉一方,叫宾居人民一年供奉牺牲三百六十付,这样才把张敬安顿下来｡《白国因由》的故事是僧人编造的佛教神话,但其中也包含某些历史的影子｡
雍正时,宾川知州周钺编写的《宾川州志》卷九“群祀”中,有一则“仁慈庙”说:“仁慈庙一名大王庙,在奇石山下｡俗传大士制罗刹,大王姓张名敬,与有力焉,死为漏沟之神｡洱水伏流至庙下喷涌而出,灌溉百里,民感而祀之｡”③这一记载与明代的碑记大不相同,记入了观音制罗刹,宾居大王有功的“俗传”｡这俗传显然是指《白国因由》的说法,但是,这一记载并没有说“大王”是谁所封,而是说张敬死为漏沟之神,居民祀他是因为洱水伏流灌溉百里｡这一来,张敬事实上是地方保护神,却有点像龙王了｡
乾隆时胡蔚增订本《南诏野史》的“南诏古迹八十条”中,有一条“金坡”说的就是宾居大王庙:“金坡,大理府宾川州城南二十五里,地名宾居,有仁慈大王庙｡洱水伏流而出庙下,庙北坡上有上马台,名金坡｡大王即张敬,佐大士收罗刹者｡”④这一记载很简略,古迹名称是“金坡”,实际内容是说大王庙,并说明大王即张敬,佐大士收罗刹者｡野史避而不谈仁慈大王称号的由来,但这以后宾居大王的身份就基本定下来了｡其伏流蓄水塘被称为大王庙海塘,民国年间扩修称仁慈湖,1954年又改称人池湖｡
如果抛开佛教徒的附会神话,结合明初永乐碑文和其他史志来分析,宾居大王被崇祀的原因,应该是兴修了水利,有功于国也有德于民,所以古代宾居的白族居民奉张敬为本主,明代以后的汉族居民也依然崇敬他｡
宾居大王庙是白族本主庙
从明､清的碑刻和史志中,看不到宾居大王庙是白族本主庙的明确记载,这与明代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宾居地区居民民族成分的重大变化有关｡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派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征云南｡三十万大军势如破竹,很快消灭元军主力,占领昆明,蒙古贵族梁王全家投滇池自沉｡但是,大理总管段氏不降｡次年三月,明军攻下大理,于是把段氏视为元蒙残余势力,予以坚决镇压,也把地方少数民族视为冥顽南蛮,留下大军屯驻以防叛乱｡军官们不免歧视少数民族,用各种手段消灭少数民族文化,搜烧地方典籍,焚五华楼,平段氏祖坟和羊苴咩城,一部分本主庙改祀汉将,以致一些白族大姓不敢承认自己是白族,改称祖籍江南甚至改了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永乐时的大理知府杨节仲只好含糊其辞,把本来是白族本主庙的宾居大王庙,称为“宾居神庙”,把神的来历说成是“莫可详考”,但又不得不承认神是有封号的,“亦蒙氏所封也”,并且用猜测的语气说:“当时必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者欤｡”从这块明碑的闪烁言辞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俗之所称的“宾居大王”,与蒙氏南诏的封号不一致,说明他不是南诏的“大王”,而是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以前,宾居人民早已称他为“宾居大王”了｡因此,南诏封以“东方仁慈化被圣明”之号,老百姓仍然按习惯称呼他“宾居大王”｡“东方”二字证实是南诏入主大理以后所封,因为宾居位于洱海以东｡南诏时所封的本主有“五贤七圣”､“五十七山神”之类,有神有圣,但没有“大王”｡
明朝为了防止云南少数民族叛乱割据,把征滇军队留下屯驻,平时开荒屯田生产粮食,有事时调出征战｡洱海以东是屯兵重点,鹤庆､宾川､祥云､弥渡､巍山一带不仅有军屯,还有民屯和商屯｡数十万罪民､灾民和破产农民大量迁入云南,这一带居民的民族成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汉族人口占了多数｡宾川设有大罗卫,驻军5600人,屯田18000多亩｡宾居坝一带有“九官十八营”,是军屯集中地,加上军人家属和民屯､商屯户,以及外来经商的､开矿的､务工的等等,汉族人口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宾居坝区的白族居民逐步穿汉装､说汉话,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已完全汉化了,只有山区仍为白族聚居或杂居｡这时的史志,就用不着再说宾居大王庙是白族本主庙了｡僧人编的书不但宣传张敬助观音降罗刹,甚至说他的“宾居大王”也不是“俗称”而是观音所封了｡而雍正时的州守周钺,既不好称张敬为白族本主神,又不好称他为观音封的大王或龙王,只好说他死后成了不伦不类的“漏沟之神”｡
不难看出,明初永乐十五年(公元1408年)立的碑文中,虽避而不提宾居大王是白族本主,却又不得不承认“东方仁慈化被圣明”尊号是南诏蒙氏所封,民间则仍按习惯称他宾居大王｡这就说明张敬是南诏以前的人物了,居民认为他的尊称应该是大王｡南诏以前,不就是张氏白子国么?白子国王张乐进求让位给细奴罗,张氏政权才成了蒙氏政权｡《白国因由》说张敬是张仁果之裔,而且敢在观音面前愤然不同意把白子国王位让给细奴罗,质问观音为何不把王位给自己,这虽是僧人编造,却也反映了张敬是白子国王族,其地位足以跟细奴罗争高下｡可见民间称他为宾居大王是有来由的,张敬是白子国所属的宾居部落首领,生时有功于国有德于民,死后被奉为本主｡在佛教传入之前,白蛮信巫鬼教,部落首领同时也是巫师,俗称“鬼主”｡《白国因由》说张敬为“希老”来源于此｡宾川的民间故事还说张敬是教书先生,替罗刹立券给观音地皮的代字人｡剥去佛教神话的外衣,张敬的来历是可以弄清楚的｡
说宾居大王庙是白族本主庙,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宾居十三村有接本主进村供奉的习俗,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1950年｡汉族神庙有赶庙会的习俗,但并不把神像接到各村社去供奉｡白族本主庙却不同,有把本主的小型神像用隆重仪式接进村里供奉一天或几天再送回庙里的习俗｡宾居大王庙的大王神像前,过去一直供有十四尊小型大王像,每年正月十三是大王的生日,宾居十三村就分别把这些小型神像接进各村去供奉｡其中宾居街分为上下村接两尊,其他十二村各接一尊｡宾居坝有个小村叫三洞岗,不在十三村之列,没有资格接大王｡但这个村的村民却在庙会前偷偷接一尊去村里供奉,然后又偷偷送回大庙去,民间故事说这是“混帐接老爷”｡这个风俗延续到土地改革后才停止｡宾居坝区早在明代就陆续汉化了,为什么成了汉族村还有这种接本主进村供奉的习俗呢?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尽管坝区各村全都早已穿汉装说汉话,但接本主进村供奉的风俗习惯仍然保存下来｡直到今天,正月十三的大王庙会仍是宾川县内最热闹的庙会｡
宾川民间的传说故事中,有一则说宾居大王庙下伏流源通洱海,被一个坏蛋发现了洱海边的进水口,他用一口锅盖住这进水口,大王庙的伏流就不出水了｡群众惊慌得不得了,他就装神弄鬼说有办法,居民们付给他一笔代价,他才假意作法开通洞口｡多年屡次如此,后被发觉,人们把这坏蛋塞进水洞,才根除了大害｡这故事说明,开通伏流并保护洞口都不是容易的事｡张敬当部落首领时,有知识又有能力,而且心地仁慈,在开通伏流保护洞口方面有功于国,有德于民,使十三村受益,年年丰收,所以“民感而祀之”｡三洞岗偷也要偷一尊大王像进村供奉,传说就是因为这个村得到三个小洞放水灌田｡宾居大王成了地方保护神,历一千多年而不衰,很能说明他兴修水利深得民心｡
注释:
①民国余允庵编《宾川县志稿》,手抄本,存宾川县志办｡
②僧寂裕编《白国因由》,巴蜀书社,1988年版｡
③周钺编撰《雍正宾川州志》,1984年大理州文化局印｡
④胡蔚增订《南诏野史》,巴蜀书社,1988年版｡
史籍､碑刻中的宾居大王
由于明初平定大理时,“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皆付之一炬｡”大理地区元代以前的地方历史资料很难找到,只在唐宋的史志中简略地提到一些｡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中,已有“宾居”､“宾居汤”等地名,但没有提到“宾居大王”或“张敬”｡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方史志和碑刻中,有关宾居大王庙的资料都是明､清及其以后的了｡最早的是明初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大理知府杨节仲撰的《重建宾居神庙碑记》①｡碑文说:“庙之神有东方仁慈化被圣明之号,亦蒙氏所封也｡俗之称神者曰宾居大王｡”碑文的结尾说:“宾居神庙,莫可详考｡然有显封尊谥,当时必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者欤!”这两段碑文告诉我们,明初永乐年间的大理知府对宾居大王的来历含糊其辞,说宾居大王只是居民对这尊神的俗称,不是正式封号,所以碑文的标题称之为“宾居神庙”而不称“宾居大王庙”｡至于明朝官府为什么要重建这座神庙呢?碑记很清楚地叙述,是因为“我朝开设银厂七处,其二以宾居相近,曰白塔,曰大兴｡永乐十一年五月,大兴始置,至十三年矿土渐微,钦差内官潘荣至厂,意别迁｡默祷于神,后果得新矿,十五年乃修庙｡”整篇碑记不涉及观音降罗刹,也不涉及洱海伏流及灌溉宾居的问题｡
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7年),大理圣元寺僧寂裕编印的《白国因由》根据《白古通记》,把宾居大王说成是观音所封｡其卷二说:“观音大士探知张敬是阿育王之后,张仁果之裔,为罗刹希老｡此时罗刹为害,张敬亦无之奈何,但当日与罗刹来往者,惟张敬一人｡观音遂化为一梵僧往于其家,知张敬与罗刹厚交,便于引进故也｡”②后来,张敬引见罗刹,观音求地,求立券,诱罗刹盟誓,然后袈裟一展,黄狗三跳尽罗刹国土,诱罗刹入石舍,永远禁闭其中｡其后,观音把苍洱国土人民付给蒙舍诏主细奴罗掌管｡“张敬闻之愤然曰:长者自至我家,虽无甚恭敬,但降伏罗刹父子而得国土人民,皆我维挽之力｡细奴罗无寸功,何得膺此大任?”最后,观音以天命有归来劝说张敬,封他为宾居大王,谢以洱海水一股灌溉一方,叫宾居人民一年供奉牺牲三百六十付,这样才把张敬安顿下来｡《白国因由》的故事是僧人编造的佛教神话,但其中也包含某些历史的影子｡
雍正时,宾川知州周钺编写的《宾川州志》卷九“群祀”中,有一则“仁慈庙”说:“仁慈庙一名大王庙,在奇石山下｡俗传大士制罗刹,大王姓张名敬,与有力焉,死为漏沟之神｡洱水伏流至庙下喷涌而出,灌溉百里,民感而祀之｡”③这一记载与明代的碑记大不相同,记入了观音制罗刹,宾居大王有功的“俗传”｡这俗传显然是指《白国因由》的说法,但是,这一记载并没有说“大王”是谁所封,而是说张敬死为漏沟之神,居民祀他是因为洱水伏流灌溉百里｡这一来,张敬事实上是地方保护神,却有点像龙王了｡
乾隆时胡蔚增订本《南诏野史》的“南诏古迹八十条”中,有一条“金坡”说的就是宾居大王庙:“金坡,大理府宾川州城南二十五里,地名宾居,有仁慈大王庙｡洱水伏流而出庙下,庙北坡上有上马台,名金坡｡大王即张敬,佐大士收罗刹者｡”④这一记载很简略,古迹名称是“金坡”,实际内容是说大王庙,并说明大王即张敬,佐大士收罗刹者｡野史避而不谈仁慈大王称号的由来,但这以后宾居大王的身份就基本定下来了｡其伏流蓄水塘被称为大王庙海塘,民国年间扩修称仁慈湖,1954年又改称人池湖｡
如果抛开佛教徒的附会神话,结合明初永乐碑文和其他史志来分析,宾居大王被崇祀的原因,应该是兴修了水利,有功于国也有德于民,所以古代宾居的白族居民奉张敬为本主,明代以后的汉族居民也依然崇敬他｡
宾居大王庙是白族本主庙
从明､清的碑刻和史志中,看不到宾居大王庙是白族本主庙的明确记载,这与明代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宾居地区居民民族成分的重大变化有关｡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派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征云南｡三十万大军势如破竹,很快消灭元军主力,占领昆明,蒙古贵族梁王全家投滇池自沉｡但是,大理总管段氏不降｡次年三月,明军攻下大理,于是把段氏视为元蒙残余势力,予以坚决镇压,也把地方少数民族视为冥顽南蛮,留下大军屯驻以防叛乱｡军官们不免歧视少数民族,用各种手段消灭少数民族文化,搜烧地方典籍,焚五华楼,平段氏祖坟和羊苴咩城,一部分本主庙改祀汉将,以致一些白族大姓不敢承认自己是白族,改称祖籍江南甚至改了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永乐时的大理知府杨节仲只好含糊其辞,把本来是白族本主庙的宾居大王庙,称为“宾居神庙”,把神的来历说成是“莫可详考”,但又不得不承认神是有封号的,“亦蒙氏所封也”,并且用猜测的语气说:“当时必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者欤｡”从这块明碑的闪烁言辞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俗之所称的“宾居大王”,与蒙氏南诏的封号不一致,说明他不是南诏的“大王”,而是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以前,宾居人民早已称他为“宾居大王”了｡因此,南诏封以“东方仁慈化被圣明”之号,老百姓仍然按习惯称呼他“宾居大王”｡“东方”二字证实是南诏入主大理以后所封,因为宾居位于洱海以东｡南诏时所封的本主有“五贤七圣”､“五十七山神”之类,有神有圣,但没有“大王”｡
明朝为了防止云南少数民族叛乱割据,把征滇军队留下屯驻,平时开荒屯田生产粮食,有事时调出征战｡洱海以东是屯兵重点,鹤庆､宾川､祥云､弥渡､巍山一带不仅有军屯,还有民屯和商屯｡数十万罪民､灾民和破产农民大量迁入云南,这一带居民的民族成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汉族人口占了多数｡宾川设有大罗卫,驻军5600人,屯田18000多亩｡宾居坝一带有“九官十八营”,是军屯集中地,加上军人家属和民屯､商屯户,以及外来经商的､开矿的､务工的等等,汉族人口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宾居坝区的白族居民逐步穿汉装､说汉话,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已完全汉化了,只有山区仍为白族聚居或杂居｡这时的史志,就用不着再说宾居大王庙是白族本主庙了｡僧人编的书不但宣传张敬助观音降罗刹,甚至说他的“宾居大王”也不是“俗称”而是观音所封了｡而雍正时的州守周钺,既不好称张敬为白族本主神,又不好称他为观音封的大王或龙王,只好说他死后成了不伦不类的“漏沟之神”｡
不难看出,明初永乐十五年(公元1408年)立的碑文中,虽避而不提宾居大王是白族本主,却又不得不承认“东方仁慈化被圣明”尊号是南诏蒙氏所封,民间则仍按习惯称他宾居大王｡这就说明张敬是南诏以前的人物了,居民认为他的尊称应该是大王｡南诏以前,不就是张氏白子国么?白子国王张乐进求让位给细奴罗,张氏政权才成了蒙氏政权｡《白国因由》说张敬是张仁果之裔,而且敢在观音面前愤然不同意把白子国王位让给细奴罗,质问观音为何不把王位给自己,这虽是僧人编造,却也反映了张敬是白子国王族,其地位足以跟细奴罗争高下｡可见民间称他为宾居大王是有来由的,张敬是白子国所属的宾居部落首领,生时有功于国有德于民,死后被奉为本主｡在佛教传入之前,白蛮信巫鬼教,部落首领同时也是巫师,俗称“鬼主”｡《白国因由》说张敬为“希老”来源于此｡宾川的民间故事还说张敬是教书先生,替罗刹立券给观音地皮的代字人｡剥去佛教神话的外衣,张敬的来历是可以弄清楚的｡
说宾居大王庙是白族本主庙,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宾居十三村有接本主进村供奉的习俗,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1950年｡汉族神庙有赶庙会的习俗,但并不把神像接到各村社去供奉｡白族本主庙却不同,有把本主的小型神像用隆重仪式接进村里供奉一天或几天再送回庙里的习俗｡宾居大王庙的大王神像前,过去一直供有十四尊小型大王像,每年正月十三是大王的生日,宾居十三村就分别把这些小型神像接进各村去供奉｡其中宾居街分为上下村接两尊,其他十二村各接一尊｡宾居坝有个小村叫三洞岗,不在十三村之列,没有资格接大王｡但这个村的村民却在庙会前偷偷接一尊去村里供奉,然后又偷偷送回大庙去,民间故事说这是“混帐接老爷”｡这个风俗延续到土地改革后才停止｡宾居坝区早在明代就陆续汉化了,为什么成了汉族村还有这种接本主进村供奉的习俗呢?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尽管坝区各村全都早已穿汉装说汉话,但接本主进村供奉的风俗习惯仍然保存下来｡直到今天,正月十三的大王庙会仍是宾川县内最热闹的庙会｡
宾川民间的传说故事中,有一则说宾居大王庙下伏流源通洱海,被一个坏蛋发现了洱海边的进水口,他用一口锅盖住这进水口,大王庙的伏流就不出水了｡群众惊慌得不得了,他就装神弄鬼说有办法,居民们付给他一笔代价,他才假意作法开通洞口｡多年屡次如此,后被发觉,人们把这坏蛋塞进水洞,才根除了大害｡这故事说明,开通伏流并保护洞口都不是容易的事｡张敬当部落首领时,有知识又有能力,而且心地仁慈,在开通伏流保护洞口方面有功于国,有德于民,使十三村受益,年年丰收,所以“民感而祀之”｡三洞岗偷也要偷一尊大王像进村供奉,传说就是因为这个村得到三个小洞放水灌田｡宾居大王成了地方保护神,历一千多年而不衰,很能说明他兴修水利深得民心｡
注释:
①民国余允庵编《宾川县志稿》,手抄本,存宾川县志办｡
②僧寂裕编《白国因由》,巴蜀书社,1988年版｡
③周钺编撰《雍正宾川州志》,1984年大理州文化局印｡
④胡蔚增订《南诏野史》,巴蜀书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