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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假离婚？听上去就跟为什么假结婚一样荒谬。然而现实中就有许多人、甚至感情相当好的夫妻，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钻某些政策的漏洞假离婚，为家庭牟利。良好的初衷带来的不尽是美好，假离婚考验着这些夫妻情感和家庭稳定性。
5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专家唐灿发布调研报告指出，中国的离婚水平已超过邻国日本和韩国，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率较高的国家。两三年前，北京的离婚率已高达39%，这个数字令人恐慌，不少人惊呼：中国进入四成离婚率时代！
离婚率令人忧虑地节节攀升，理由千奇百怪，而其中一种令人五味杂陈——假离婚。为多得拆迁款，为多买一套房，为躲避债务，甚至为孩子上学……以家庭利益最大化为由，不少人选择了形式上的离婚，实际生活，仍和原来一样。
看起来，假离婚是一种家庭幸福的赌注，有的人赌赢了，有的人满盘皆输。
两百万拆迁款改变的家庭
刘强的新家在北京小汤山一栋小产权房里。放眼周围，零星的小高楼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枯草，让萧瑟的冬天更显荒凉。
2010年冬天在他眼里特别冷，特别慢。年的气味浓重了，愈发衬托出小屋的空旷和冷清。一个人的家和三口之家的温暖热闹，距离是8年，和6套房子。
突然富裕
刘强原来住在洼边村，如今那里矗立着鸟巢。
2002年前，刘强一家住在洼边村的老四合院里。刘强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在北京城里有车有房，只有他连小学都没念完，一直在京郊以卖盒饭为生。所以，也只有他留在老房，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1995年母亲一走，兄弟姐妹之间的线也断了，好多年没来往，“我从没想到有一天再和他们联系，是为了分拆迁那笔钱。”
2002年，洼边村被政府征了，说要建鸟巢。刘强高高兴兴地捧回200多万拆迁款，风波也随之而至。“这钱，你不可能想一个人独吞吧。”大哥打来电话。刘强觉得奇怪：“怎么叫独吞，这本来就是给我的钱啊。”“可房子并不是你的。”大哥一语中的，刘强顿时语塞。
的确，被拆迁的老四合院房产证上写着母亲名字，一直没办过户手续。刘强宣称“母亲病危前有口头承诺，房子归我所有，当时哥姐也在”，却苦于没有字据证明。
“不给钱，咱就公堂上见！”大哥抛下这么一句话。
刘强咽不下这口气。母亲在世时，哥哥姐姐偶尔回来看看，“三个哥哥每人每月给母亲100元零花钱，而我就负责母亲的粮食。”刘强说，虽然走动不勤，但哥几个感情还是好的。后来，母亲病故，“我给他们打电话，问怎么办，他们说，你看着办吧。”打了一圈，全是这种回答，刘强只好自己把丧葬费给了。“我认。”他说。
正因如此，他认为兄姐回来分拆迁款毫无道理。令他心寒的是，法院传票很快就来了。
离婚保家财
怎么办？根据法律规定，房子赔偿款属于母亲遗产，应兄妹平分。
离婚，所有财产划到妻子头上，兄姐就无从分羹。这个想法像自己冒出来一般，让刘强一下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不仅从频繁的媒体报道中知道这样做的人不少，也在周遭一对又一对结婚二十年以上、却喜气洋洋走向民政局的邻居身上嗅到了希望的味道。不同的是，他们是为了多得拆迁款，而自己，是为了对付亲人，这多少让他有几分伤感。
怕不怕失败？“怕的，一开始怕过，但没往自己身上套。当时只想着拿钱，再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2003年，赶在和兄姐的官司开打前，刘强与妻子丁莲离了婚，200多万款项全数转移到丁莲身上。当然，约定的是假离婚，两人还是夫妻，用那200多万元一起谋划一家人的美好未来。
几个兄姐起诉刘强，但无论输赢，都不可能讨回一分半文了——劉强没钱。
刘强赢了。拿判决书那天，他像操办喜事一样大宴村民，也让他与哥哥姐姐彻底撕破脸皮。不过这并不让他觉得失去什么，“咱不是还有钱嘛。”
用这200多万元，丁莲拿去买了房子，又变成现金，再换成房子，到2008年已经有了6套房。“钱是倒腾出来的。”丁莲理直气壮。刘强也认为有理。在房价飞涨的北京6套房的身家不言自明。
6年前就没关系了
谁想到，最后他一无所有。而害他变成这样的，正是他对付哥姐时最放心、结婚20多年的妻子。他恨自己没早复婚，“早点，就没后来那些事了。”
他们迟迟不敢复婚，怕过早复婚会惹嫌疑，会引发又一场官司。这一拖，就是6年。他和丁莲仍然和从前一样在一起生活，只是丁莲越来越忙，有时做丈夫的都看不到她人影。他理解，滚雪球般变大的财富是她“捣腾”出来的。
2008年5月的一天，刘强发现钥匙开不了家门，捶了好半天，才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应门，“你找谁？”刘强心里一惊，“这我家啊。”说完就想往里闯。中年男人一把拦住，“这是我刚买的房子，是我家！”
听到男人报出丁莲的名字，他脊背发凉。他找到丁莲：“你怎么搞的，谁叫你卖房子来着？怎么不跟我讲一声！”“我就卖了。”她淡淡地说：“这本就是我的房子。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不是早就离婚了吗？”
刘强看来，他和丁莲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从未想过她会把钱卷走。“这之前，她一点要走的迹象都没有。”后来她就一直躲着，再后来他连女儿也找不着了。没有办法，他只得起诉她。
可让刘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一起买的房子早已被丁莲买卖了好几次，证据早没了，官司根本无从打。最终，还是通过法院的调解，他才从丁莲那里得到了30万元。加上拆迁时村里“分家底儿”，他总共拿到手40多万元。
一个人的生活
拿到钱，他在小汤山买了一套50平方米的小产权房。“要不然以现在北京的房价，我恐怕连住的地儿都没有。”每天他把小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从老屋拿来的一些瓷器和一套俄罗斯“套娃”摆在靠墙的展示架上，对他诉说从前的生活。
和丁莲离婚时，女儿已经过了18岁。如今女儿已经结婚了，嫁了个内蒙人。“女儿结婚，她们都没有通知我。”
2008年的父亲节，女儿给他打电话，说给他买了衣服和鞋子。听到女儿的声音，刘强的眼泪一下出来了。女儿有时会来看他，塞他一点钱，但都是偷偷摸摸的，生怕她妈妈知道了不高兴。“女儿贴她妈，因为她妈有钱。”刘强酸楚地说。
他如今在一家物业公司上班，每月可以领到750元工资。“其实，单位里没事，但我也没事，就只是去转转。”有时实在闲得慌，他会去院子里，擦一擦他的中华车，“这是我2007年买的，因为喜欢，所以就买了。”他和大多数拆迁户一样，只要喜欢就买，不问价格。现在，这车大部分时间都停在院子里，一月也用不上一次，“现在油贵，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去哪……”
因为孤单，刘强想过再婚，“找个心眼儿好的”。但别人介绍的几个，他都“瞧不上”。偶尔酒醉，刘强还会念叨前妻的好。“你不知道，前些日子唐家岭拆迁，村里有20多人非正常死亡，那可都是因为家人争钱财的啊。”刘强笑笑，又说，“至少，我们还没闹到那个地步。”
假离婚正在成为动摇家庭根基的罪魁祸首，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更幸福的生活。
访谈：谁拆了你的婚姻
专家：张妮，律师、婚姻问题专家
《家人》：这些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征地、拆迁跟很多人的生活扯上了关系，甚至从本质上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假离婚就是其中的一种。
张妮：拆迁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有个段子叫“别惹老娘，老娘房子要拆迁”，说的就是拆迁赔偿对一些人来说几乎是唯一的暴富途径。大多数拆迁补偿都是按户计，因此离婚，一户变成两户，获得双倍赔偿成了不少人的选择。2010年10月，南京市江宁区一天就有98对夫妻到民政局离婚，平常最多也就20对。当地婚姻登记处的人说，“至少80对有猫腻”。
上海、重庆、贵阳等大中型城市都曾出现过离婚潮，爆发区域无一不与拆迁有关。上海静安区动迁基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结婚的不住一起、离婚的住一起、爷爷不认识孙子、亭子间挂了9个户口。这是形容当地“热火朝天”钻政策漏洞的怪现象。这现象之多、之普遍，甚至生出“动迁中介”。
为何拆迁离婚不为人所耻笑，反能博得同情和赞同？还是因为普通人投资渠道不多，拆迁拿钱，意味着生存环境改变，甚至身份地位的变迁。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从发展前景看，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一个飞速城市化的进程，应该出现十几个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以及几百个50万人口以上的中等城市。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征用大量土地。”也就是说，拆迁暴富的神话一时难以终结，企图钻政策漏洞“分一杯羹”的人，还会越来越多。
《家人》：也就是说，一些家庭因为拆迁吵闹、破裂，其实根源在于赔偿金的分配。
张妮：利字当头，亲人反目成仇的事很常见。为争赔偿金，夫妻分离、兄弟姐妹对簿公堂是常事。
《家人》：某专业房产网站推出一个“为买房子假离婚，你愿意吗”的网络调查问卷，结果有64%的网友说“可以试一试”。如此多的夫妻选择用假离婚来获利，深层原因是什么？目前假离婚有哪些种类？
张妮：不可否认，制度设置存在问题。假离婚是私欲撞击制度的怪物，是婚姻工具化、利益化的表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在婚姻里的反映。制度政策上的漏洞恰好给予这种意识得以实现的机会，所以假离婚现象才会不断增加。
以前为拆迁、分房、躲债假离婚的多一点，如今原因越来越复杂了。多买一套房、生二胎、子女上学、骗取低保、出国等都可能成为“假离婚”的缘由。
《家人》：假离婚虽然不在法律限制范围，然而它是不符合公序良俗的，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存在怎样的风险？
张妮：以我最近接到一例咨询来说。一个叫邬启孝的农民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诱惑——40多岁的单身工友老家即将拆迁，向他“借”老婆孩子。也就是说，他和妻子假离婚，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和工友假结婚，工友家多出三口人来，拆迁所得加起来就会多出数十万元。钱到手他就和妻子离婚，连同孩子“归还”邬启孝，并支付15万元“好处费”。邬启孝纠结的是：万一弄假成真了怎么办？少个老婆事小，两个孩子跟工友姓就亏了。
弄假成真、人财两空是人们看得到的最大的风险。这里面其实包含法律上的风险：法律并不存在假离婚的说法，也不太好界定“假离婚”的范畴。夫妻一旦办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就已解除，是否复婚，均由当事双方自愿决定。其次，为消除房产、财产等记录，假离婚双方往往会协议房产、钱财划归一方所有，另一方是极危险的赌博。并且，一旦假离婚被银行征信系统识破，不仅得不到好处，还会在信用上大打折扣。
另外就是情感上的风险。我们说，假离婚是对感情和人性的考验。感情也许能经受考验，人性却未必能。尽管双方事前约定为“假”，离婚对双方的心理和行为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夫妻双方感情不错，“假离婚”的问题可能不会马上暴露，但如果有积怨或有一方见异思迁等因素存在，“假离婚”就难免为日后矛盾的爆发埋下隐患。我经手过一个案子：张奉林（化名）“假离婚”后，每天仍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他承认，精神上或多或少“松懈”了，和异性交往大胆了。很自然的，他结识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与其相爱。从没真正和他分开生活的“妻子”震怒，然而法律上，她控告他的过错是没有基础的。
《家人》：当不同的选择会给家庭利益带来天壤之别时，很多人都无法经受住诱惑。如果这种诱惑以婚姻为代价，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妮：婚姻是严肃的，任何时候、任何理由，都不应轻易将它工具化。要减少甚至杜绝假离婚现象，我认同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的说法：“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制度設计需要更细致、更科学、更人性化。另一方面，金钱的裂变引发的家庭裂变，实质还是人们的道德水平没有跟上物质文化发展进程。”公民应该从道德上遵循公序良俗，才能更深刻、清醒地理解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
从社会的角度，这是对法律制度的破坏，对婚姻尊严的践踏；它侵害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利益；妨碍了法院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危及家庭稳定，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假离婚是有“原罪”的：夫妻情感压力、社会眼光、对子女的不良影响……有时，它甚至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破裂、反目成仇。
我们常说婚姻神圣的，却不知道它为何神圣——它是两个独立的人合二为一的决心。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善”的机会，让婚姻沦为一种工具和牟利手段。
5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专家唐灿发布调研报告指出，中国的离婚水平已超过邻国日本和韩国，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率较高的国家。两三年前，北京的离婚率已高达39%，这个数字令人恐慌，不少人惊呼：中国进入四成离婚率时代！
离婚率令人忧虑地节节攀升，理由千奇百怪，而其中一种令人五味杂陈——假离婚。为多得拆迁款，为多买一套房，为躲避债务，甚至为孩子上学……以家庭利益最大化为由，不少人选择了形式上的离婚，实际生活，仍和原来一样。
看起来，假离婚是一种家庭幸福的赌注，有的人赌赢了，有的人满盘皆输。
两百万拆迁款改变的家庭
刘强的新家在北京小汤山一栋小产权房里。放眼周围，零星的小高楼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枯草，让萧瑟的冬天更显荒凉。
2010年冬天在他眼里特别冷，特别慢。年的气味浓重了，愈发衬托出小屋的空旷和冷清。一个人的家和三口之家的温暖热闹，距离是8年，和6套房子。
突然富裕
刘强原来住在洼边村，如今那里矗立着鸟巢。
2002年前，刘强一家住在洼边村的老四合院里。刘强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在北京城里有车有房，只有他连小学都没念完，一直在京郊以卖盒饭为生。所以，也只有他留在老房，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1995年母亲一走，兄弟姐妹之间的线也断了，好多年没来往，“我从没想到有一天再和他们联系，是为了分拆迁那笔钱。”
2002年，洼边村被政府征了，说要建鸟巢。刘强高高兴兴地捧回200多万拆迁款，风波也随之而至。“这钱，你不可能想一个人独吞吧。”大哥打来电话。刘强觉得奇怪：“怎么叫独吞，这本来就是给我的钱啊。”“可房子并不是你的。”大哥一语中的，刘强顿时语塞。
的确，被拆迁的老四合院房产证上写着母亲名字，一直没办过户手续。刘强宣称“母亲病危前有口头承诺，房子归我所有，当时哥姐也在”，却苦于没有字据证明。
“不给钱，咱就公堂上见！”大哥抛下这么一句话。
刘强咽不下这口气。母亲在世时，哥哥姐姐偶尔回来看看，“三个哥哥每人每月给母亲100元零花钱，而我就负责母亲的粮食。”刘强说，虽然走动不勤，但哥几个感情还是好的。后来，母亲病故，“我给他们打电话，问怎么办，他们说，你看着办吧。”打了一圈，全是这种回答，刘强只好自己把丧葬费给了。“我认。”他说。
正因如此，他认为兄姐回来分拆迁款毫无道理。令他心寒的是，法院传票很快就来了。
离婚保家财
怎么办？根据法律规定，房子赔偿款属于母亲遗产，应兄妹平分。
离婚，所有财产划到妻子头上，兄姐就无从分羹。这个想法像自己冒出来一般，让刘强一下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不仅从频繁的媒体报道中知道这样做的人不少，也在周遭一对又一对结婚二十年以上、却喜气洋洋走向民政局的邻居身上嗅到了希望的味道。不同的是，他们是为了多得拆迁款，而自己，是为了对付亲人，这多少让他有几分伤感。
怕不怕失败？“怕的，一开始怕过，但没往自己身上套。当时只想着拿钱，再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2003年，赶在和兄姐的官司开打前，刘强与妻子丁莲离了婚，200多万款项全数转移到丁莲身上。当然，约定的是假离婚，两人还是夫妻，用那200多万元一起谋划一家人的美好未来。
几个兄姐起诉刘强，但无论输赢，都不可能讨回一分半文了——劉强没钱。
刘强赢了。拿判决书那天，他像操办喜事一样大宴村民，也让他与哥哥姐姐彻底撕破脸皮。不过这并不让他觉得失去什么，“咱不是还有钱嘛。”
用这200多万元，丁莲拿去买了房子，又变成现金，再换成房子，到2008年已经有了6套房。“钱是倒腾出来的。”丁莲理直气壮。刘强也认为有理。在房价飞涨的北京6套房的身家不言自明。
6年前就没关系了
谁想到，最后他一无所有。而害他变成这样的，正是他对付哥姐时最放心、结婚20多年的妻子。他恨自己没早复婚，“早点，就没后来那些事了。”
他们迟迟不敢复婚，怕过早复婚会惹嫌疑，会引发又一场官司。这一拖，就是6年。他和丁莲仍然和从前一样在一起生活，只是丁莲越来越忙，有时做丈夫的都看不到她人影。他理解，滚雪球般变大的财富是她“捣腾”出来的。
2008年5月的一天，刘强发现钥匙开不了家门，捶了好半天，才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应门，“你找谁？”刘强心里一惊，“这我家啊。”说完就想往里闯。中年男人一把拦住，“这是我刚买的房子，是我家！”
听到男人报出丁莲的名字，他脊背发凉。他找到丁莲：“你怎么搞的，谁叫你卖房子来着？怎么不跟我讲一声！”“我就卖了。”她淡淡地说：“这本就是我的房子。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不是早就离婚了吗？”
刘强看来，他和丁莲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从未想过她会把钱卷走。“这之前，她一点要走的迹象都没有。”后来她就一直躲着，再后来他连女儿也找不着了。没有办法，他只得起诉她。
可让刘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一起买的房子早已被丁莲买卖了好几次，证据早没了，官司根本无从打。最终，还是通过法院的调解，他才从丁莲那里得到了30万元。加上拆迁时村里“分家底儿”，他总共拿到手40多万元。
一个人的生活
拿到钱，他在小汤山买了一套50平方米的小产权房。“要不然以现在北京的房价，我恐怕连住的地儿都没有。”每天他把小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从老屋拿来的一些瓷器和一套俄罗斯“套娃”摆在靠墙的展示架上，对他诉说从前的生活。
和丁莲离婚时，女儿已经过了18岁。如今女儿已经结婚了，嫁了个内蒙人。“女儿结婚，她们都没有通知我。”
2008年的父亲节，女儿给他打电话，说给他买了衣服和鞋子。听到女儿的声音，刘强的眼泪一下出来了。女儿有时会来看他，塞他一点钱，但都是偷偷摸摸的，生怕她妈妈知道了不高兴。“女儿贴她妈，因为她妈有钱。”刘强酸楚地说。
他如今在一家物业公司上班，每月可以领到750元工资。“其实，单位里没事，但我也没事，就只是去转转。”有时实在闲得慌，他会去院子里，擦一擦他的中华车，“这是我2007年买的，因为喜欢，所以就买了。”他和大多数拆迁户一样，只要喜欢就买，不问价格。现在，这车大部分时间都停在院子里，一月也用不上一次，“现在油贵，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去哪……”
因为孤单，刘强想过再婚，“找个心眼儿好的”。但别人介绍的几个，他都“瞧不上”。偶尔酒醉，刘强还会念叨前妻的好。“你不知道，前些日子唐家岭拆迁，村里有20多人非正常死亡，那可都是因为家人争钱财的啊。”刘强笑笑，又说，“至少，我们还没闹到那个地步。”
假离婚正在成为动摇家庭根基的罪魁祸首，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更幸福的生活。
访谈：谁拆了你的婚姻
专家：张妮，律师、婚姻问题专家
《家人》：这些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征地、拆迁跟很多人的生活扯上了关系，甚至从本质上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假离婚就是其中的一种。
张妮：拆迁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有个段子叫“别惹老娘，老娘房子要拆迁”，说的就是拆迁赔偿对一些人来说几乎是唯一的暴富途径。大多数拆迁补偿都是按户计，因此离婚，一户变成两户，获得双倍赔偿成了不少人的选择。2010年10月，南京市江宁区一天就有98对夫妻到民政局离婚，平常最多也就20对。当地婚姻登记处的人说，“至少80对有猫腻”。
上海、重庆、贵阳等大中型城市都曾出现过离婚潮，爆发区域无一不与拆迁有关。上海静安区动迁基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结婚的不住一起、离婚的住一起、爷爷不认识孙子、亭子间挂了9个户口。这是形容当地“热火朝天”钻政策漏洞的怪现象。这现象之多、之普遍，甚至生出“动迁中介”。
为何拆迁离婚不为人所耻笑，反能博得同情和赞同？还是因为普通人投资渠道不多，拆迁拿钱，意味着生存环境改变，甚至身份地位的变迁。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从发展前景看，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一个飞速城市化的进程，应该出现十几个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以及几百个50万人口以上的中等城市。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征用大量土地。”也就是说，拆迁暴富的神话一时难以终结，企图钻政策漏洞“分一杯羹”的人，还会越来越多。
《家人》：也就是说，一些家庭因为拆迁吵闹、破裂，其实根源在于赔偿金的分配。
张妮：利字当头，亲人反目成仇的事很常见。为争赔偿金，夫妻分离、兄弟姐妹对簿公堂是常事。
《家人》：某专业房产网站推出一个“为买房子假离婚，你愿意吗”的网络调查问卷，结果有64%的网友说“可以试一试”。如此多的夫妻选择用假离婚来获利，深层原因是什么？目前假离婚有哪些种类？
张妮：不可否认，制度设置存在问题。假离婚是私欲撞击制度的怪物，是婚姻工具化、利益化的表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在婚姻里的反映。制度政策上的漏洞恰好给予这种意识得以实现的机会，所以假离婚现象才会不断增加。
以前为拆迁、分房、躲债假离婚的多一点，如今原因越来越复杂了。多买一套房、生二胎、子女上学、骗取低保、出国等都可能成为“假离婚”的缘由。
《家人》：假离婚虽然不在法律限制范围，然而它是不符合公序良俗的，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存在怎样的风险？
张妮：以我最近接到一例咨询来说。一个叫邬启孝的农民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诱惑——40多岁的单身工友老家即将拆迁，向他“借”老婆孩子。也就是说，他和妻子假离婚，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和工友假结婚，工友家多出三口人来，拆迁所得加起来就会多出数十万元。钱到手他就和妻子离婚，连同孩子“归还”邬启孝，并支付15万元“好处费”。邬启孝纠结的是：万一弄假成真了怎么办？少个老婆事小，两个孩子跟工友姓就亏了。
弄假成真、人财两空是人们看得到的最大的风险。这里面其实包含法律上的风险：法律并不存在假离婚的说法，也不太好界定“假离婚”的范畴。夫妻一旦办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就已解除，是否复婚，均由当事双方自愿决定。其次，为消除房产、财产等记录，假离婚双方往往会协议房产、钱财划归一方所有，另一方是极危险的赌博。并且，一旦假离婚被银行征信系统识破，不仅得不到好处，还会在信用上大打折扣。
另外就是情感上的风险。我们说，假离婚是对感情和人性的考验。感情也许能经受考验，人性却未必能。尽管双方事前约定为“假”，离婚对双方的心理和行为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夫妻双方感情不错，“假离婚”的问题可能不会马上暴露，但如果有积怨或有一方见异思迁等因素存在，“假离婚”就难免为日后矛盾的爆发埋下隐患。我经手过一个案子：张奉林（化名）“假离婚”后，每天仍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他承认，精神上或多或少“松懈”了，和异性交往大胆了。很自然的，他结识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与其相爱。从没真正和他分开生活的“妻子”震怒，然而法律上，她控告他的过错是没有基础的。
《家人》：当不同的选择会给家庭利益带来天壤之别时，很多人都无法经受住诱惑。如果这种诱惑以婚姻为代价，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妮：婚姻是严肃的，任何时候、任何理由，都不应轻易将它工具化。要减少甚至杜绝假离婚现象，我认同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的说法：“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制度設计需要更细致、更科学、更人性化。另一方面，金钱的裂变引发的家庭裂变，实质还是人们的道德水平没有跟上物质文化发展进程。”公民应该从道德上遵循公序良俗，才能更深刻、清醒地理解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
从社会的角度，这是对法律制度的破坏，对婚姻尊严的践踏；它侵害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利益；妨碍了法院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危及家庭稳定，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假离婚是有“原罪”的：夫妻情感压力、社会眼光、对子女的不良影响……有时，它甚至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破裂、反目成仇。
我们常说婚姻神圣的，却不知道它为何神圣——它是两个独立的人合二为一的决心。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善”的机会，让婚姻沦为一种工具和牟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