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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外显义；隐含义；交际意图；不可取消性
摘 要： 外显义是后格莱斯语用学理论发展的产物，体现了由语义和语用划分的争论向语用发展的趋势。可取消性是格莱斯提出用来判定会话含义的经典标准，部分学者认为它也可用来检验外显义。从意图的角度考察外显义发现，外显义是语言意义和语境意义组合而成的作为说话者意图表达的一个载体，因而可消除的只是听话者对说话者的意图进行推断的可能意图；而说话者的意图是不可取消的，因此蕴含明确意图的外显义是不能被取消的。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044－05 一、 引言 在格莱斯〔1〕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ions）的几个特性中，可取消性（cancellability）最具代表性，该准则用来测试和区分隐含义（implicit meaning）。随着后格莱斯(postGriceans)关于语义和语用的讨论的逐渐升温，所说的/所隐含的（what is said/what is implicated）划分也从格莱斯提出的真值条件语义/语用推理（truthconditional semantics/pragmatic inference）的分割逐渐向命题（proposition）/语用隐含义转变，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划分——“外显义/隐含义”（explicature/implicature）。那么原用来考察隐含义的可取消性准则是否可以用来考察外显义，也即外显义是否可以取消呢？
二、外显义的发展 要考察外显义是否可取消，有必要先了解外显义的性质特征和其发展状况。“外显义”这一概念源于后格莱斯语用学理论对格莱斯“所说的/所隐含的”划分的修正，“所说的”不仅仅限于格莱斯主张的真值条件语义部分，还应包括某些语用推理〔2～5〕。简言之，外显义指的是受话者基于话语本身的真值条件语义及有限语用推理而组成的命题意义。然而，外显义概念提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外显义这一命题集中的语用涉入（pragmatic intrusion）到底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停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因而也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热点。
总体而言，后格莱斯派学者对外显义的不同观点可以划分为激进派和保守派。前者主张外显义的语用推理部分包括隐含义的大部分因素，成为所谓的“全称命题”（full proposition）；后者认为外显义的语用推理部分只包括必要因素，形成所谓的“最简结构”（minimal structure）。具体而言，最早提出“外显义”这个概念的Sperber 和Wilson认为：“外显义是一个语言编码和语境相关概念推理的综合体，相关的语境特征所占的比例越小则外显义的外显性（explicity）就越强，反之亦然。”〔6〕Sperber和Wilson提出外显义的目的是用这个概念为“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服务。众所周知，在该理论体系中外显义是“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ce）的基础，然而关联理论只对外显义作了一般性描述，没有具体规范其语用涉入的程度，这诱发了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如Bach认为，语用涉入既不属于“所说的”也不属于“所隐含的”，而是一个中间层次，称为“impliciture”，以区别于“隐含义”（implicature）〔2，7〕。Levinson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该“中间层次”是一种“前提意义”（presumptive meaning），亦等同于会话含义理论中的“一般会话含义”（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3〕。而有的学者则主张从真值角度来讨论外显义，如Cappelen和Lepore就认为，外显义中应该具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真值，否则会导致语义模糊〔8〕；Montminy则认为，导致语义不确定性（semantic underdeterminancy）的原因不是语用涉入，而是我们将真值的标准设定得太高〔9〕。不难看出，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语用涉入和真值条件语义各占的比重究竟多大，问题的实质体现为怎样界定全称命题的内容范畴。
外显义的发展及不可取消性考察在前人的研究中，笔者认为Carston对外显义的解释比较全面。Carston提出：首先，语用涉入部分应该属于“所说的”；其次，与Bach和Levinson不同，她认为没有必要再单独区别一个中间层次，这个中间层次应属于外显义；第三，外显义是一个全称命题〔10〕。就外显义的内容而言，Carston将其区分为两种意义：一种是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即包含在个别具体词汇中的语言意义；另一种是用来表达思想或命题的意义，这部分也是属于“所说的”。笔者认为，Carston的外显义概念的优点在于：既允许在交际过程中语用向“所说的”提供成分，同时又不必受语言的约束。如下例：
例1 She is feeling better today.
例2 Under the bed (John said to his roommate).
例3 The fruit is green.
例4 It is snowing.
要形成一个全称命题，例1需要对“她”的状况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作一个比较，需要追问“她昨天感觉怎样?”例2是一个缺省句，需要根据具体语境来补全主语和动词；例3需要一个语用涉入的过程，要根据语境来判定水果的外表是绿的还是里面是绿的；例4需要推断说者和听者当时的具体位置。可见，“所说的”意义远远不只是所谓的真值条件语义，需要一定的语用充实，且这种语用涉入并非简单的语言预设（受语言约束的语用推理），而是根据共同背景或具体语境推导而成的。
在此基础上，Carston提出了外显义定义：
（1）对于一个话语U来说，当且仅当它是由话语U编码的逻辑形式发展而来的才是外显的； （2）用来交际的话语U如果不是外显的则为隐含的。
Carston对该定义进一步解释为:在词语所引发的语用推理过程中，语用涉入是自由的，并且是一个纯粹基于语境或推理来决定外显义成分的过程；外显义由语言解码和语用推理两种不同成分组成；逻辑形式是语言解码阶段的产物，它是全称命题的一个图式（schema）。可见，Carston的外显义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外显义的性质、特征和构成元素。其特点是融入了充分的语用涉入，极大地发展了格莱斯意义上“所说的”范畴，是“所说的”话语逻辑形式L上的发展〔11〕，体现为一种激进外显义主张。
三、外显义的不可取消性 如上所述，外显义包含了部分语用涉入，这使得外显义和隐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共性，也为考察外显义是否与隐含义一样具有可取消性提供了理据；反之，可取消性标准则为考察外显义的不可取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途径。
众所周知，可取消性是格莱斯用来检验会话含义的一个经典标准。笔者借用BlomeTillman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标准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格莱斯的可取消性测试被人们视为一种最有效的也是最可信的标准来检测和区别话语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和其他的含义，如常规含义（conventional meaning）、语义蕴含和语义预设等”〔12〕。就具体操作而言，格莱斯认为会话含义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取消：外显取消(explicit cancel)和语境取消(contextual cancel)。前者通过对话语隐含义P加上“but not P”或“I don’t mean to imply that P”之类的词句进行取消，这种方式受到大多数格莱斯派语用学者的支持和重视，认为它是一种标准的常识性的取消方式；后者指的是只要我们能够设想一种语境使潜在的含义被取消，则该隐含义就具有可取消性。笔者将两种方式总结为：外显取消是针对可能的源于句子意义的含义取消，而语境取消则是针对可能的源于特定语境的含义取消。简言之，外显取消是相对一般会话含义而言的，语境取消则是针对特殊会话含义而言的。
由上可见，语用因素的涉入使得外显义不仅包括一般会话含义成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特殊语境相关联。外显义从构成要素上与隐含义有相似性，为探讨隐含义与外显义的可取消性的关联性提供了必要条件。这里我们主要考察特殊语境下的外显义推理，意在突出意图（intention）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如下例：
例5 甲方：吃饭了吗？
乙方：我已经吃过啦。
例5中乙方在晚餐时分到甲方家串门，甲方问乙方“吃饭了吗？”意在邀请乙方一起吃饭，因此“吃饭了吗？”在该特殊语境下是真正询问对方“是否已经进食”，而非起在公共场合所打招呼的语用功能。同样，乙方的“我已经吃过啦”，在命题上包含一个特定时间概念，即乙方意图表明他在几个小时或几分钟之前已经吃过了，而不会将其解释为三天前吃过了。乙方的意图并非限于传递“他刚刚吃完饭”这一信息，更重要的是谢绝甲方的邀请（当然这里排除文化上的礼貌因素，如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为了避免麻烦主人，没吃而谎称吃了），对甲方而言，乙方的话语信息起到了一种辅助理解其真实意图的作用。可见，意图在特殊语境的外显义推导中起重要作用。
如Wedgwood所言，意图在作决定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意图是不能靠心灵感应来获得的，只能靠语境特征来推断〔13〕。在交际过程中说话者通过话语将意图传递给听话者，听话者则根据语境来推导、获知说话者的语用意图。外显义和一般会话含义都需要一个推测说话者意图的过程，但在该过程中，一般会话含义和外显义一样已经足够“外显”，没有留下多少空间给可取消的因素了（隐含因素）。也就是说，一个强意图下的一般会话含义和外显义一样是不能被取消的。诚然，当我们承认隐含义蕴含说话者意图的时候，自然会联想并推导出隐含义的不可取消性，因为事实上说话者所意图的含义是不能取消的，反之，可被取消的一定不是说话者意图表达的含义，因为含义是构建在意图基础上的，也即说话者的含义是不可取消的。这一点充分体现了隐含义和外显义的关联性，同理，如果承认外显义也是构建在意图之上的，那么外显义和隐含义一样是不能被取消的。
上面的推论显然与经典的隐含义可取消性理论相悖，如此，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放弃这一标准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但必须强调一点，即对于那些能够明确识别意图的特殊会话含义是不能取消的。可见，是否被取消关键在于听话人能否明确识别说话人的意图。笔者认为，识别意图单靠语言因素是不够的。Recanati也提到，话语意图的识别是一个语用推理过程，语义内容只起信息基础作用〔4〕。如：
例6 Bush will be remembered for giving prosperity to USA.
例6 Look,I am seriously telling you that Bush will be remembered for giving prosperity to USA.
假设例6是说给一个朋友听的，他对话语的理解自然不会只停留在字面意思上，也不会将字面意思当成说话者要表达的意图。结合当前经济环境（大萧条）来看，他/她会推断出说话者的意图并非要表达“Bush will be remembered for giving prosperity to USA”，该例实质上是一个反语，意在讽刺布什。即使人们采用元话语评论语（metadiscourse comments），如例6中的“I am seriously telling you”，可能会促使听话者投入更多注意力，但其结果仍与例6无异。可见，话语理解者仅仅根据语义是不能判定说话者的真正意图的。正如Bach所言：“将推断说话人的真正意图归于语用学而不是语义学是一件好事情。”〔2〕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在具体语境下推导意义的学问，因此Bach言下之意其实是强调语境在意图识别中的重要性。在现实交际中，人们根据语境线索往往能成功地推断出说话者的意图，甚至可以判定一个言语行为的真实意图。如在庭审中被告否认他对女秘书进行性骚扰的控告，声称没有性骚扰的意图而只是开玩笑，但法官依然能根据当时环境（语境）来推断其性骚扰的真实意图。 其实，外显义的不可取消性并非一个新议题。BurtonRobert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当然他不是从意图的角度来阐明的，而是从真值角度来说明的。他认为外显义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在本质上是真值条件的，而真值条件是不可取消的，既然外显义的真值条件部分不能取消，则整个外显义也就不能取消〔11〕。Carston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有语用涉入的外显义不能被取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原因在于外显义主要关注的是人类交际当中的语用功能，如果限定外显义的不可取消性，那么只会导致其陷入传统的真值条件的泥潭之中去，于是Carston进一步提出外显义可以被取消原因在于听话者接收到的说话者的命题具有不确定性〔7〕。不难看出，Carston提供的论据并不充分，其原因诚如Saul所言，Carston作为关联理论的倡导者关注更多的是话语的理解而非生产过程，从而导致对说话人意图缺乏应有的重视〔14〕。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解决外显义是否可取消的问题应该变换一个角度，即从说话人的意图的角度来认识。
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是固定的，所以建立在意图之上的外显义就是不可取消的。需要强调的是意图必须是固定和明确的，因为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也许会产生多种理解，可能会与原来的意图相去甚远。Carston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隐含义也是和意图相关的，如一般会话含义，他们仍然是可以取消的。言下之意就是与意图关联的外显义不能排除可取消性。当然，我们承认意图有不同的程度，但同时也强调外显义与强意图的关联性，因为构建在强意图上的外显义是不能取消的。然而为什么说外显义与强意图关联呢？原因在于说话者本身具有一个明确的交际意图，所输出的命题是基于这个明确意图之上的，因此对于说话者来说意图没有什么强弱之分；相反，意图的强弱是相对于听话者而言的，是听话者在语用推理过程中产生的对意图推断的感觉，因为听话者是基于命题信息来推断说话者意图的，而语言材料只是冰山一角，这样就不能避免理解者进行可能的推测，甚至误测。
如此，对听话者而言，是否存在外显义可取消的情况呢？笔者认为，外显义不可取消性包括说听双方，因为如果承认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意图可以不同，则会出现总有一种意图可取消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说话者的（推导的）意图也不允许取消呢？听话者在交际当中的使命是正确地推断说话者的意图，虽然在推理过程中会有各种猜测甚至误解，但这只是阶段性的意图推测；此外，由于未能正确推测说者意图而导致交际失败的例子毕竟是个案。如下例：
例7甲：天气好热呀！
乙：哦，那我开空调啦。（边说边找空调的遥控器）
在例7中，甲到乙家，甲觉得热但又出于礼貌而不便直接提出开空调的要求，故用“天气好热呀”来提醒乙。正常情况下，乙不会认为甲的意图只是想谈论天气。按照格莱斯的推理步骤，乙的推理应该包括对甲方谈论天气意图的推断，然而根据语境（如说话者有意地看着空调），乙会很快推断甲的真正意图。当然也有意外情况，如乙方家里没有空调、听话者是个小孩等，这种情况下乙方会认为甲的意图只是想谈论天气或为了避免冷场而采取的应答策略。由此，笔者认为意图推断过程中出现的可能意图是可取消的，但这种情况并非是外显义可取消性的佐证，因为一个成功的交际体现在听话者识别说话者的真实意图上，而不是体现于可能意图上。
总之，强意图其实就是听话者所推断的契合说话者意图的意图，说话者的意图是明确的，用来表达该意图的外显义自然也是明确的，因而具有不可取消性。
四、结论 本文对外显义的概念内涵和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对格莱斯提出的“可取消性”标准的使用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拓展，重点讨论了外显义是否具有可取消性的问题。在综合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意图这一新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基于说话者明确意图的外显义是不可取消的，而且外显义的不可取消性无疑是外显义定义中不可或缺的特征之一，因此笔者将外显义进一步归纳为：外显义是语言意义和语境意义组合而成的、作为说话者意图表达的一个载体；是基于说话者所说的进行意图推断的一个过程；蕴含明确意图的外显义是不能被取消的；外显义与隐含义的区别在于隐含义需要更多的语用推理过程，而外显义是一个更基础性的成分，具有外显性。本研究从听说整体出发，结合认知与语用因素，顺应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势，对传统语用学议题提出了新见解，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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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ach,K.Semantic Slack:What is Said and More〔C〕∥S.L.Tsohatzidis.Foundations of Speech Act Theory:Philosophical and Linguistic Perspectives.London:Routledge,1994:267-291,281,287.
〔3〕Levinson,Stephen,C.Presumptive Meanings: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M〕.Cambridge,MA:MIT Press,2000:371-374,372.
〔4〕Recanati,F.Perspectival Thought:A Plea for(Moderate)Relativism〔M〕.Oxford:OUP,2007:1-27,6.
〔5〕Stainton,Robert,J.Using Nonsentences:An Application of Relevance Theory〔J〕.Pragmatics & Cognition,1994,(2):269-284.
〔6〕Sperber,D.and Wilson,D.Relevance Theory〔M〕.Oxford:Blackwell.Reprinted with postface，1995:176-183.
〔7〕Bach,K.You Dont Say?〔J〕.Synthese,2001,(128):15-44.
〔8〕Cappelen,H.and Lepore,E.Insensitive Semantics:a Defence of Semantic Minimalism and Speech Act Pluralism 〔M〕.Oxford:Blackwell,2005:1-10.
〔9〕Montminy,M.Semantic Content,Truth Conditions and Context〔J〕.Linguistics & Philosophy,2006,(29):1-26.
〔10〕Carston,R.Thoughts and Utterances: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M〕.Oxford:Blackwell,2002a:117.
〔11〕 BurtonRoberts,N.Robyn Carston on Semantics,Pragmatics,and Encoding〔J〕.Journal of Linguistics,2005,(41):389-407,395.
〔12〕BlomeTillmann,M.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and the Cancellability Test〔J〕.Analysis,2008,(68):156-160.
〔13〕Wedgwood,D.Shared Assumptions:Semantic Minimalism and Relevance Theory〔J〕.Journal of Linguistics,2007,(43):647-681.
〔14〕Saul,J.What is Said and Psychological Reality:Grices Project and Relevance Theorists Criticisms〔J〕.Linguistics & Philosophy,2004,(3):347-372.
（责任编辑：杨 珊）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收稿日期：2012-03-16
摘 要： 外显义是后格莱斯语用学理论发展的产物，体现了由语义和语用划分的争论向语用发展的趋势。可取消性是格莱斯提出用来判定会话含义的经典标准，部分学者认为它也可用来检验外显义。从意图的角度考察外显义发现，外显义是语言意义和语境意义组合而成的作为说话者意图表达的一个载体，因而可消除的只是听话者对说话者的意图进行推断的可能意图；而说话者的意图是不可取消的，因此蕴含明确意图的外显义是不能被取消的。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044－05 一、 引言 在格莱斯〔1〕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ions）的几个特性中，可取消性（cancellability）最具代表性，该准则用来测试和区分隐含义（implicit meaning）。随着后格莱斯(postGriceans)关于语义和语用的讨论的逐渐升温，所说的/所隐含的（what is said/what is implicated）划分也从格莱斯提出的真值条件语义/语用推理（truthconditional semantics/pragmatic inference）的分割逐渐向命题（proposition）/语用隐含义转变，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划分——“外显义/隐含义”（explicature/implicature）。那么原用来考察隐含义的可取消性准则是否可以用来考察外显义，也即外显义是否可以取消呢？
二、外显义的发展 要考察外显义是否可取消，有必要先了解外显义的性质特征和其发展状况。“外显义”这一概念源于后格莱斯语用学理论对格莱斯“所说的/所隐含的”划分的修正，“所说的”不仅仅限于格莱斯主张的真值条件语义部分，还应包括某些语用推理〔2～5〕。简言之，外显义指的是受话者基于话语本身的真值条件语义及有限语用推理而组成的命题意义。然而，外显义概念提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外显义这一命题集中的语用涉入（pragmatic intrusion）到底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停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因而也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热点。
总体而言，后格莱斯派学者对外显义的不同观点可以划分为激进派和保守派。前者主张外显义的语用推理部分包括隐含义的大部分因素，成为所谓的“全称命题”（full proposition）；后者认为外显义的语用推理部分只包括必要因素，形成所谓的“最简结构”（minimal structure）。具体而言，最早提出“外显义”这个概念的Sperber 和Wilson认为：“外显义是一个语言编码和语境相关概念推理的综合体，相关的语境特征所占的比例越小则外显义的外显性（explicity）就越强，反之亦然。”〔6〕Sperber和Wilson提出外显义的目的是用这个概念为“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服务。众所周知，在该理论体系中外显义是“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ce）的基础，然而关联理论只对外显义作了一般性描述，没有具体规范其语用涉入的程度，这诱发了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如Bach认为，语用涉入既不属于“所说的”也不属于“所隐含的”，而是一个中间层次，称为“impliciture”，以区别于“隐含义”（implicature）〔2，7〕。Levinson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该“中间层次”是一种“前提意义”（presumptive meaning），亦等同于会话含义理论中的“一般会话含义”（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3〕。而有的学者则主张从真值角度来讨论外显义，如Cappelen和Lepore就认为，外显义中应该具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真值，否则会导致语义模糊〔8〕；Montminy则认为，导致语义不确定性（semantic underdeterminancy）的原因不是语用涉入，而是我们将真值的标准设定得太高〔9〕。不难看出，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语用涉入和真值条件语义各占的比重究竟多大，问题的实质体现为怎样界定全称命题的内容范畴。
外显义的发展及不可取消性考察在前人的研究中，笔者认为Carston对外显义的解释比较全面。Carston提出：首先，语用涉入部分应该属于“所说的”；其次，与Bach和Levinson不同，她认为没有必要再单独区别一个中间层次，这个中间层次应属于外显义；第三，外显义是一个全称命题〔10〕。就外显义的内容而言，Carston将其区分为两种意义：一种是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即包含在个别具体词汇中的语言意义；另一种是用来表达思想或命题的意义，这部分也是属于“所说的”。笔者认为，Carston的外显义概念的优点在于：既允许在交际过程中语用向“所说的”提供成分，同时又不必受语言的约束。如下例：
例1 She is feeling better today.
例2 Under the bed (John said to his roommate).
例3 The fruit is green.
例4 It is snowing.
要形成一个全称命题，例1需要对“她”的状况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作一个比较，需要追问“她昨天感觉怎样?”例2是一个缺省句，需要根据具体语境来补全主语和动词；例3需要一个语用涉入的过程，要根据语境来判定水果的外表是绿的还是里面是绿的；例4需要推断说者和听者当时的具体位置。可见，“所说的”意义远远不只是所谓的真值条件语义，需要一定的语用充实，且这种语用涉入并非简单的语言预设（受语言约束的语用推理），而是根据共同背景或具体语境推导而成的。
在此基础上，Carston提出了外显义定义：
（1）对于一个话语U来说，当且仅当它是由话语U编码的逻辑形式发展而来的才是外显的； （2）用来交际的话语U如果不是外显的则为隐含的。
Carston对该定义进一步解释为:在词语所引发的语用推理过程中，语用涉入是自由的，并且是一个纯粹基于语境或推理来决定外显义成分的过程；外显义由语言解码和语用推理两种不同成分组成；逻辑形式是语言解码阶段的产物，它是全称命题的一个图式（schema）。可见，Carston的外显义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外显义的性质、特征和构成元素。其特点是融入了充分的语用涉入，极大地发展了格莱斯意义上“所说的”范畴，是“所说的”话语逻辑形式L上的发展〔11〕，体现为一种激进外显义主张。
三、外显义的不可取消性 如上所述，外显义包含了部分语用涉入，这使得外显义和隐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共性，也为考察外显义是否与隐含义一样具有可取消性提供了理据；反之，可取消性标准则为考察外显义的不可取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途径。
众所周知，可取消性是格莱斯用来检验会话含义的一个经典标准。笔者借用BlomeTillman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标准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格莱斯的可取消性测试被人们视为一种最有效的也是最可信的标准来检测和区别话语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和其他的含义，如常规含义（conventional meaning）、语义蕴含和语义预设等”〔12〕。就具体操作而言，格莱斯认为会话含义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取消：外显取消(explicit cancel)和语境取消(contextual cancel)。前者通过对话语隐含义P加上“but not P”或“I don’t mean to imply that P”之类的词句进行取消，这种方式受到大多数格莱斯派语用学者的支持和重视，认为它是一种标准的常识性的取消方式；后者指的是只要我们能够设想一种语境使潜在的含义被取消，则该隐含义就具有可取消性。笔者将两种方式总结为：外显取消是针对可能的源于句子意义的含义取消，而语境取消则是针对可能的源于特定语境的含义取消。简言之，外显取消是相对一般会话含义而言的，语境取消则是针对特殊会话含义而言的。
由上可见，语用因素的涉入使得外显义不仅包括一般会话含义成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特殊语境相关联。外显义从构成要素上与隐含义有相似性，为探讨隐含义与外显义的可取消性的关联性提供了必要条件。这里我们主要考察特殊语境下的外显义推理，意在突出意图（intention）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如下例：
例5 甲方：吃饭了吗？
乙方：我已经吃过啦。
例5中乙方在晚餐时分到甲方家串门，甲方问乙方“吃饭了吗？”意在邀请乙方一起吃饭，因此“吃饭了吗？”在该特殊语境下是真正询问对方“是否已经进食”，而非起在公共场合所打招呼的语用功能。同样，乙方的“我已经吃过啦”，在命题上包含一个特定时间概念，即乙方意图表明他在几个小时或几分钟之前已经吃过了，而不会将其解释为三天前吃过了。乙方的意图并非限于传递“他刚刚吃完饭”这一信息，更重要的是谢绝甲方的邀请（当然这里排除文化上的礼貌因素，如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为了避免麻烦主人，没吃而谎称吃了），对甲方而言，乙方的话语信息起到了一种辅助理解其真实意图的作用。可见，意图在特殊语境的外显义推导中起重要作用。
如Wedgwood所言，意图在作决定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意图是不能靠心灵感应来获得的，只能靠语境特征来推断〔13〕。在交际过程中说话者通过话语将意图传递给听话者，听话者则根据语境来推导、获知说话者的语用意图。外显义和一般会话含义都需要一个推测说话者意图的过程，但在该过程中，一般会话含义和外显义一样已经足够“外显”，没有留下多少空间给可取消的因素了（隐含因素）。也就是说，一个强意图下的一般会话含义和外显义一样是不能被取消的。诚然，当我们承认隐含义蕴含说话者意图的时候，自然会联想并推导出隐含义的不可取消性，因为事实上说话者所意图的含义是不能取消的，反之，可被取消的一定不是说话者意图表达的含义，因为含义是构建在意图基础上的，也即说话者的含义是不可取消的。这一点充分体现了隐含义和外显义的关联性，同理，如果承认外显义也是构建在意图之上的，那么外显义和隐含义一样是不能被取消的。
上面的推论显然与经典的隐含义可取消性理论相悖，如此，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放弃这一标准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但必须强调一点，即对于那些能够明确识别意图的特殊会话含义是不能取消的。可见，是否被取消关键在于听话人能否明确识别说话人的意图。笔者认为，识别意图单靠语言因素是不够的。Recanati也提到，话语意图的识别是一个语用推理过程，语义内容只起信息基础作用〔4〕。如：
例6 Bush will be remembered for giving prosperity to USA.
例6 Look,I am seriously telling you that Bush will be remembered for giving prosperity to USA.
假设例6是说给一个朋友听的，他对话语的理解自然不会只停留在字面意思上，也不会将字面意思当成说话者要表达的意图。结合当前经济环境（大萧条）来看，他/她会推断出说话者的意图并非要表达“Bush will be remembered for giving prosperity to USA”，该例实质上是一个反语，意在讽刺布什。即使人们采用元话语评论语（metadiscourse comments），如例6中的“I am seriously telling you”，可能会促使听话者投入更多注意力，但其结果仍与例6无异。可见，话语理解者仅仅根据语义是不能判定说话者的真正意图的。正如Bach所言：“将推断说话人的真正意图归于语用学而不是语义学是一件好事情。”〔2〕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在具体语境下推导意义的学问，因此Bach言下之意其实是强调语境在意图识别中的重要性。在现实交际中，人们根据语境线索往往能成功地推断出说话者的意图，甚至可以判定一个言语行为的真实意图。如在庭审中被告否认他对女秘书进行性骚扰的控告，声称没有性骚扰的意图而只是开玩笑，但法官依然能根据当时环境（语境）来推断其性骚扰的真实意图。 其实，外显义的不可取消性并非一个新议题。BurtonRobert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当然他不是从意图的角度来阐明的，而是从真值角度来说明的。他认为外显义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在本质上是真值条件的，而真值条件是不可取消的，既然外显义的真值条件部分不能取消，则整个外显义也就不能取消〔11〕。Carston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有语用涉入的外显义不能被取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原因在于外显义主要关注的是人类交际当中的语用功能，如果限定外显义的不可取消性，那么只会导致其陷入传统的真值条件的泥潭之中去，于是Carston进一步提出外显义可以被取消原因在于听话者接收到的说话者的命题具有不确定性〔7〕。不难看出，Carston提供的论据并不充分，其原因诚如Saul所言，Carston作为关联理论的倡导者关注更多的是话语的理解而非生产过程，从而导致对说话人意图缺乏应有的重视〔14〕。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解决外显义是否可取消的问题应该变换一个角度，即从说话人的意图的角度来认识。
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是固定的，所以建立在意图之上的外显义就是不可取消的。需要强调的是意图必须是固定和明确的，因为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也许会产生多种理解，可能会与原来的意图相去甚远。Carston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隐含义也是和意图相关的，如一般会话含义，他们仍然是可以取消的。言下之意就是与意图关联的外显义不能排除可取消性。当然，我们承认意图有不同的程度，但同时也强调外显义与强意图的关联性，因为构建在强意图上的外显义是不能取消的。然而为什么说外显义与强意图关联呢？原因在于说话者本身具有一个明确的交际意图，所输出的命题是基于这个明确意图之上的，因此对于说话者来说意图没有什么强弱之分；相反，意图的强弱是相对于听话者而言的，是听话者在语用推理过程中产生的对意图推断的感觉，因为听话者是基于命题信息来推断说话者意图的，而语言材料只是冰山一角，这样就不能避免理解者进行可能的推测，甚至误测。
如此，对听话者而言，是否存在外显义可取消的情况呢？笔者认为，外显义不可取消性包括说听双方，因为如果承认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意图可以不同，则会出现总有一种意图可取消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说话者的（推导的）意图也不允许取消呢？听话者在交际当中的使命是正确地推断说话者的意图，虽然在推理过程中会有各种猜测甚至误解，但这只是阶段性的意图推测；此外，由于未能正确推测说者意图而导致交际失败的例子毕竟是个案。如下例：
例7甲：天气好热呀！
乙：哦，那我开空调啦。（边说边找空调的遥控器）
在例7中，甲到乙家，甲觉得热但又出于礼貌而不便直接提出开空调的要求，故用“天气好热呀”来提醒乙。正常情况下，乙不会认为甲的意图只是想谈论天气。按照格莱斯的推理步骤，乙的推理应该包括对甲方谈论天气意图的推断，然而根据语境（如说话者有意地看着空调），乙会很快推断甲的真正意图。当然也有意外情况，如乙方家里没有空调、听话者是个小孩等，这种情况下乙方会认为甲的意图只是想谈论天气或为了避免冷场而采取的应答策略。由此，笔者认为意图推断过程中出现的可能意图是可取消的，但这种情况并非是外显义可取消性的佐证，因为一个成功的交际体现在听话者识别说话者的真实意图上，而不是体现于可能意图上。
总之，强意图其实就是听话者所推断的契合说话者意图的意图，说话者的意图是明确的，用来表达该意图的外显义自然也是明确的，因而具有不可取消性。
四、结论 本文对外显义的概念内涵和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对格莱斯提出的“可取消性”标准的使用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拓展，重点讨论了外显义是否具有可取消性的问题。在综合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意图这一新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基于说话者明确意图的外显义是不可取消的，而且外显义的不可取消性无疑是外显义定义中不可或缺的特征之一，因此笔者将外显义进一步归纳为：外显义是语言意义和语境意义组合而成的、作为说话者意图表达的一个载体；是基于说话者所说的进行意图推断的一个过程；蕴含明确意图的外显义是不能被取消的；外显义与隐含义的区别在于隐含义需要更多的语用推理过程，而外显义是一个更基础性的成分，具有外显性。本研究从听说整体出发，结合认知与语用因素，顺应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势，对传统语用学议题提出了新见解，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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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珊）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收稿日期：2012-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