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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针对“文化强国”的概念，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在日前举行的第九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许嘉璐认为，中华文化产业的兴旺，关键在于文化的内涵要根植本土。同时，新文化还要有时代的精神，要广泛地吸收异质文化当中的精华，主动让文化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真正的新文化。网络导报记者根据其论坛录音整理成文，现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六中全会吹响文化大发展号角
六中全会的决定为我们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提供了空前的优越条件。在当今世界上209个国家、1000多个执政党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以他的最高权力机构及最高的决策者，用4天的时间集中研究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问题。这种唯一说明什么？正如六中全会决定所说，中国共产党从他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同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文化的创新。因此六中全会的召开，属于历史的力量，同时又是时代所推崇的。
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审时度势，根据中国的发展，根据世界的形势，指出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强国，必须继续大力地铸造中国的民族之魂，那就是我们的新文化；同时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真正新的文化，这就是文化要走出去。
六中全会的决定最主要说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化强国。这四个字可以有两种解读，一个是靠着文化使国家强大，另一个则是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文化的强国。我想这两种解读意思是一样的，一个是结果，一个是过程。
第二个问题，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文化要走出去。
打造文化强国 增强文化自觉
文化强国或者是打造一个文化的强国，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难的过程。我们民族的精神核心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全国大多数人取得共识，并对其进行研究与传播，形成广泛的范围、力度和影响，恐怕需要百年。而把这种精神生活化，进入到所有家庭当中，成为13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下意识使它成为行动的准则，恐怕需要在一百年之上再加一百年。
但是，如果这个民族对文化自觉、自信了，这个200年是可以缩短的。因为文化的传播是加速的，我们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中国打造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强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放文化的生产力。因此，将文化产业提到日程上，也就是当然之意。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有上万年可考的文化积淀，有3400年以上的文字记载。这样一个文化古国，对世界人类文化未来的走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时代的特色，又集中了中华民族上万年的智慧，把它奉献给世界，供70亿减去14亿之后的其他人参考，共同探讨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应该成为全民族的自觉意识。
放眼全世界，今天的世界和明天的世界也亟需文明的多元化，亟需在多元化当中加入中华民族这一员。这不是中华民族自我期许，而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量吸收了来自中国的人文主义而形成的文艺复兴所提出的人文精神，这个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的智慧是可以供全世界参考的。为此，我们应该主动让文化走出去。
兴旺文化产业 文化植根本土
中国文化产业一定要兴旺。如何兴旺？这需要学者、企业家，乃至受众一起研究。过去的文化产品常常是学者和艺术家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自己的排练场上编造出来的，并没有广大受众的参与。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在今天民主意识高涨的条件下，没有受众的参与，专家和艺术家的演出常常对不上受众的口味，文化产业是讲利润、讲销售的，受众不买账，必然不可持续。
我认为中华文化产业的兴旺，关键不在于操作，从构想、规划、设想乃至付诸工程的实施，关键在于文化的内涵根植于本土。产品不在于是物质的，还是影视的，抑或是文字的；也不在于内容说的是中国的事，表现的是中国的土地；而在于中国的事、中国的人、中国的土地所包含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中国文化的特色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要有时代的精神，要广泛的吸收异质文化当中的精华。一百年来，中国受尽了屈辱，同时让我们广泛地接触和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包括近30年的改革开放，包括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其中有很多都是异质文化的东西。今后这个门开得更大，走出去的人更多，请进来的人更为踊跃。抓住这两件事情，我想文化产业没有不兴旺的。
在学习探索中走出文化产业困局
但是，万事都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文化产业也面临着困难。对此，我归纳为四方面：
第一、文化产业要根植于本土，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把握和体验，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断层断得太久了。因而，人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了解太浅，人才没有延续下去。1906年，中华文化大地上开始撤离旧学校，改为洋学堂。而我们的洋学堂越来越远离传统，越来越按照19世纪后半叶西方的大、中、小学的模式来办，但学了人家的皮毛却没有学到精髓。今天所谓上学难、上学负担重，种种弊病油然而生。孩子们的童心、好奇、胡思乱想最为宝贵。孩子不到田野里走走，体会不到一个生物怎么从种子变成美丽的花朵，结出很好的果实。一个字写错了，要让孩子回去抄50遍上百遍，小手酸酸的，流着眼泪能有美好的想象？当这种方式成为孩子的生活习惯时，即使孩子到了中学甚至大学，依然会像机械一样接受指令，最终孩子自己成为机器，去生产物质产品或者是所谓的精神产品。
第二、把异质文化的精华转化为我们的东西，难。异质文化的精华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对外国的了解多于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这是事实，但是要发展文化产业，进行文化创新，我们了解得还太浅。
第三、异质文化化为我们的东西难，我们的东西要化为别人可以接受的东西更难。因为我们对外国人的兴趣、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不了解或者了解甚少。这个东西是理念上的，是感情上的，怎么把它物化，用影视、声音等形式传达给我们，这对任何民族都是很难的。例如基督教所提倡的“善、真”，如何物化？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如何物化？物化的东西又如何内化？故宫、长城、兵马俑、马王堆出土的东西如何让他们看到？听着声、光、电的影视感到震撼，能够受到自己灵魂上的启示。所以，我认为文化产业尤为重要，因为产业是要出产品的。
第四、话语和表现形式的转化。举一个例子，我们博士生的论文有格式要求，这种格式论文很多外国专家看不大明白。看看国外的博士论文，他并不是就描述该研究在当代的研究状况和课题意义，也不会说基本内容和创新点在哪里，没有这些东西，它看似松散，但论文逻辑性却非常强，有个性。
我认为一个个人和一个民族都应该在顺利的时候多想想困难。我们把困难估计足一些，去认真地学习、探索，增强我们的坚韧性。我们要不怕吃苦，要用文化产业的艰难蹒跚，体现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中国的文化产业一定会走向辉煌，一定能成为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产业。
（本报记者朱怡整理）
六中全会吹响文化大发展号角
六中全会的决定为我们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提供了空前的优越条件。在当今世界上209个国家、1000多个执政党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以他的最高权力机构及最高的决策者，用4天的时间集中研究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问题。这种唯一说明什么？正如六中全会决定所说，中国共产党从他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同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文化的创新。因此六中全会的召开，属于历史的力量，同时又是时代所推崇的。
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审时度势，根据中国的发展，根据世界的形势，指出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强国，必须继续大力地铸造中国的民族之魂，那就是我们的新文化；同时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真正新的文化，这就是文化要走出去。
六中全会的决定最主要说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化强国。这四个字可以有两种解读，一个是靠着文化使国家强大，另一个则是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文化的强国。我想这两种解读意思是一样的，一个是结果，一个是过程。
第二个问题，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文化要走出去。
打造文化强国 增强文化自觉
文化强国或者是打造一个文化的强国，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难的过程。我们民族的精神核心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全国大多数人取得共识，并对其进行研究与传播，形成广泛的范围、力度和影响，恐怕需要百年。而把这种精神生活化，进入到所有家庭当中，成为13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下意识使它成为行动的准则，恐怕需要在一百年之上再加一百年。
但是，如果这个民族对文化自觉、自信了，这个200年是可以缩短的。因为文化的传播是加速的，我们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中国打造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强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放文化的生产力。因此，将文化产业提到日程上，也就是当然之意。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有上万年可考的文化积淀，有3400年以上的文字记载。这样一个文化古国，对世界人类文化未来的走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时代的特色，又集中了中华民族上万年的智慧，把它奉献给世界，供70亿减去14亿之后的其他人参考，共同探讨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应该成为全民族的自觉意识。
放眼全世界，今天的世界和明天的世界也亟需文明的多元化，亟需在多元化当中加入中华民族这一员。这不是中华民族自我期许，而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量吸收了来自中国的人文主义而形成的文艺复兴所提出的人文精神，这个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的智慧是可以供全世界参考的。为此，我们应该主动让文化走出去。
兴旺文化产业 文化植根本土
中国文化产业一定要兴旺。如何兴旺？这需要学者、企业家，乃至受众一起研究。过去的文化产品常常是学者和艺术家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自己的排练场上编造出来的，并没有广大受众的参与。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在今天民主意识高涨的条件下，没有受众的参与，专家和艺术家的演出常常对不上受众的口味，文化产业是讲利润、讲销售的，受众不买账，必然不可持续。
我认为中华文化产业的兴旺，关键不在于操作，从构想、规划、设想乃至付诸工程的实施，关键在于文化的内涵根植于本土。产品不在于是物质的，还是影视的，抑或是文字的；也不在于内容说的是中国的事，表现的是中国的土地；而在于中国的事、中国的人、中国的土地所包含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中国文化的特色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要有时代的精神，要广泛的吸收异质文化当中的精华。一百年来，中国受尽了屈辱，同时让我们广泛地接触和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包括近30年的改革开放，包括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其中有很多都是异质文化的东西。今后这个门开得更大，走出去的人更多，请进来的人更为踊跃。抓住这两件事情，我想文化产业没有不兴旺的。
在学习探索中走出文化产业困局
但是，万事都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文化产业也面临着困难。对此，我归纳为四方面：
第一、文化产业要根植于本土，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把握和体验，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断层断得太久了。因而，人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了解太浅，人才没有延续下去。1906年，中华文化大地上开始撤离旧学校，改为洋学堂。而我们的洋学堂越来越远离传统，越来越按照19世纪后半叶西方的大、中、小学的模式来办，但学了人家的皮毛却没有学到精髓。今天所谓上学难、上学负担重，种种弊病油然而生。孩子们的童心、好奇、胡思乱想最为宝贵。孩子不到田野里走走，体会不到一个生物怎么从种子变成美丽的花朵，结出很好的果实。一个字写错了，要让孩子回去抄50遍上百遍，小手酸酸的，流着眼泪能有美好的想象？当这种方式成为孩子的生活习惯时，即使孩子到了中学甚至大学，依然会像机械一样接受指令，最终孩子自己成为机器，去生产物质产品或者是所谓的精神产品。
第二、把异质文化的精华转化为我们的东西，难。异质文化的精华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对外国的了解多于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这是事实，但是要发展文化产业，进行文化创新，我们了解得还太浅。
第三、异质文化化为我们的东西难，我们的东西要化为别人可以接受的东西更难。因为我们对外国人的兴趣、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不了解或者了解甚少。这个东西是理念上的，是感情上的，怎么把它物化，用影视、声音等形式传达给我们，这对任何民族都是很难的。例如基督教所提倡的“善、真”，如何物化？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如何物化？物化的东西又如何内化？故宫、长城、兵马俑、马王堆出土的东西如何让他们看到？听着声、光、电的影视感到震撼，能够受到自己灵魂上的启示。所以，我认为文化产业尤为重要，因为产业是要出产品的。
第四、话语和表现形式的转化。举一个例子，我们博士生的论文有格式要求，这种格式论文很多外国专家看不大明白。看看国外的博士论文，他并不是就描述该研究在当代的研究状况和课题意义，也不会说基本内容和创新点在哪里，没有这些东西，它看似松散，但论文逻辑性却非常强，有个性。
我认为一个个人和一个民族都应该在顺利的时候多想想困难。我们把困难估计足一些，去认真地学习、探索，增强我们的坚韧性。我们要不怕吃苦，要用文化产业的艰难蹒跚，体现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中国的文化产业一定会走向辉煌，一定能成为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产业。
（本报记者朱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