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社会中，华人的亲属系统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中国的宗教》-书中，就指出宗族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贯穿到政治社会甚至经济组织的层面，这也是造成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理性化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重视宗族与亲属的严密性，可以从姓氏制度的比较中看出端倪。
　　与韩国跟日本非常不同的是，中国在远古时期，一般家庭即可以拥有姓氏，而日本与韩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都没有这个条件。日本在1875年政府立法之前，一般人有名无姓，只有少数的贵族和武士才有姓氏。韩国一直到李氏的朝鲜王朝在1910年被推翻之前，姓氏也是贵族才能够拥有的奢侈品。显然无姓氏，就无法修族谱。这相对于华人社会自然不过的文化惯习，却显现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中国对于家族血缘的重视，牢牢地反映在对家谱或族谱的文化中。家谱在古代即是家族地位的象征，族谱对于贵族阶层而言，更是重要，历史学者对于中古中国门阀贵族的研究发现，唐代崇尚世袭重视门第，身为世家大族，是跻身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通过族谱宣称自己是具有显赫名望的大族之后，成为家族累积声望的重要手段。在族谱中把自己的家族渊源回溯至某个大族之后，为唐代门阀家族所常见，有些甚至溯至西汉，横跨不只五六百年。
　　对于贵族家族而言，修葺族谱能够巩固家族地位，随后也才能建立社交与联姻网络，进而动员资源，形成政治联盟与社会位置的维持。而中国的儒家文化更强化了重視族谱的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儒教菁英的教养中提倡宗法，家谱的修葺与完备，成为士大夫之间的一种风尚;儒家理学通过教育的普及，更让这种宗族文化走进了一般百姓的家庭，促进了族谱文化的普及。
　　也因为族谱的这些重要性，历史上许多伪造家谱的事件不绝于耳。在韩国，由于一般平民本无姓氏，更难有深远的血统家世。许多功成名就的新晋家族，便购买没落世家的家谱，依附于上，从而跻身于上层家族之列。然而伪造家谱或依附名人家族之后，并不只在韩国。胡适就曾提到中国的族谱具有“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胡适感叹中国社会有成干上万的族谱史料，但却“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名人之后”，许多真实的血脉联系无法确实，降低了族谱的可信程度与作为史料的价值。中国家谱编纂最为著名的案例，非“孔子世家谱”莫属。孔子家族从第一代孔子至今超过80代，子孙人数200万人。由于中国朝代历来尊崇儒家思想，孔子的家族后代具有尊崇的社会地位，历来的皇帝不仅赞助修谱，更钦赐辈份用字，而能使得孔子家族后代井然有序地详列于谱中。这横跨数百万人的族谱，也算是一个世界奇迹。当今华人社会的名字普遍有三个字，首字为姓，末字为名，中间字则是辈份。辈份使讲究亲疏远近以及长幼有序的华人能够很容易在一个大的宗族群体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这种古语所谓“定昭穆”的习俗，为宗法的一环，进一步规范每个人的伦理角色。
　　由于中国族谱文化的完备，也引发许多海内外关于中国宗族文化的研究，而这类研究议题都仍方兴未艾。例如详列清代皇室家族族谱的玉牒成为历史人口学者的重要研究材料。美国社会学者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就曾认为，华人文化中对于亲属关系与宗族文化的重视，形成了很重要的亲族认同，也带来了团结，在东南亚等社会中，使华人企业家能够比其它族裔的经济活动更加繁荣。最近纽约城市大学的华人社会学家彭玉生也发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内部具有比较强的宗族传统的乡镇，创业文化更蓬勃，企业的存活状况也更好。笔者为了研究台湾政商菁英家族，也曾系统地搜集政商家族的讣文，台湾社会具有汉人的习俗，家族有成员往生，通常会在讣文中详列已逝者的亲属关系。笔者据此将其资料数字化，与企业资讯整合比对，分析其家族企业内外部的家族关联，这也成为解开台湾家族资本主义运作的一个重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