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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恐怖的情绪、戏剧性的报道，使得数学数据的上空布满乌云，令人无法看清“发生率”和实际“发生人数”的重大区别。
当我们在阅读报刊时，看到作者在主观地使用数字说明自己的意图时，细心的读者总是感到可笑而又悲哀，为了使量值看起来很大，各商业团体、广告客户或其他组织也许会强调它的长度，为了使量值看起来很小，这些团体又会强调它的体积，举个例子，比如我们需要400多万枚硬币一个个摞起来，才能达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但是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边长约为1.83米的立方体盒子完全能够装得下这摞硬币。
在我们谈论日常生活中诸如疾病、事故和其他不幸及其后果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少媒体在报道关于健康和商业恐慌的新闻中，移动电话和脑癌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在几年前的一次全国性现场访谈节目中，一位嘉宾把他妻子死于脑癌归咎于移动电话，公开露面、因果联系的断言、随之而来的诉讼和紧随其后的媒体渲染引起了消费者的恐惧和迷惑，也使得移动电话公司的股票大幅下跌，焦虑恐怖的情绪、戏剧性的报道，使得数学数据的上空布满乌云。令人无法看清“发生率”和实际“发生人数”的重大区别。
一种奇特的看法是，“数据”暗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数学观点，这个观点似乎表明这些器件居然会“抑制”脑癌的形成，这个观点就是：估计某地大约有1000万移动电话用户，而每年该地区脑癌的发生率在十万分之六左右；用1000万乘以十万分之六，我们得到如果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每年在所有使用移动电话的人中大约会有600人患上脑癌，而在实际情况中，提供给我们的因为使用手机而导致脑癌的数据还不到600人，所以得到使用移动电话可以减少脑癌发病率的结论，谁都看得出，也许数字是真的，但是这个结论甚至还不如前面歇斯底里(没有理智)的讨论更有意义。
说到前面的数据(在这里就是分数、百分数和小数)，人们更容易感情用事，而不是冷静、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媒体(实际上还包括我们所有人)常常是在报道中把数字放在一边，而使用诸如“很多”“不平常”的含糊字眼，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当文章中使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时，避免了不必要的情绪上的反对者，只要你的分析有理有据，读者就不得不同意你的观点，由此也扩大了文章的影响范围，在某杂志中，一位统计学家特地研究了某知名报纸两年内的头版新闻中的死亡事件，统计了各种不同死亡类型的发生频率，结果表明每年1000例报道的死亡中，有138例是死于飞机失事，只有2例是死于癌症，另如在对使用定量方法本应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的经济报道中，也难以准确地判定5％的成本增长到底是因为税收的增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而且很多数据背后隐藏的真实面目往往并不像我们第一眼看到的那样，比如说，你买了100千克土豆，卖家告诉你，土豆中含有99％的水分，当你把土豆放在屋外晒了一两天，有人告诉你现在土豆中的水分是98％，当然你并不难算出现在土豆还有多少千克，但是我相信，很少有人能一眼看出来。
这里不需要过多地纠缠土豆的组成成分，你只需要注意那些不变的东西就够了，100千克中有99％的水分，那么你可以看成是只有1千克的干土豆在里面，当水分为98％时，干土豆占2％，这时的总重量×2％=干土豆重量=1千克，于是1／0.02。就得到了现在的土豆只有50千克。
理想情况下，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有能力在数字与比率之间进行相互转换，或是从一种单位转换到另一种单位(比如说从长度到体积)，或是清楚准确地采用百分比，他们也都有进行合理估算所必需的基本数据，有了数字作基础，作者就可以在文章中使用各种不同的数据表达法，而读者也可以进行科学验证，这样一来，新闻再不是谁说了算的东西，它的传播功能也就越发单纯而广泛。
当我们在阅读报刊时，看到作者在主观地使用数字说明自己的意图时，细心的读者总是感到可笑而又悲哀，为了使量值看起来很大，各商业团体、广告客户或其他组织也许会强调它的长度，为了使量值看起来很小，这些团体又会强调它的体积，举个例子，比如我们需要400多万枚硬币一个个摞起来，才能达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但是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边长约为1.83米的立方体盒子完全能够装得下这摞硬币。
在我们谈论日常生活中诸如疾病、事故和其他不幸及其后果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少媒体在报道关于健康和商业恐慌的新闻中，移动电话和脑癌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在几年前的一次全国性现场访谈节目中，一位嘉宾把他妻子死于脑癌归咎于移动电话，公开露面、因果联系的断言、随之而来的诉讼和紧随其后的媒体渲染引起了消费者的恐惧和迷惑，也使得移动电话公司的股票大幅下跌，焦虑恐怖的情绪、戏剧性的报道，使得数学数据的上空布满乌云。令人无法看清“发生率”和实际“发生人数”的重大区别。
一种奇特的看法是，“数据”暗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数学观点，这个观点似乎表明这些器件居然会“抑制”脑癌的形成，这个观点就是：估计某地大约有1000万移动电话用户，而每年该地区脑癌的发生率在十万分之六左右；用1000万乘以十万分之六，我们得到如果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每年在所有使用移动电话的人中大约会有600人患上脑癌，而在实际情况中，提供给我们的因为使用手机而导致脑癌的数据还不到600人，所以得到使用移动电话可以减少脑癌发病率的结论，谁都看得出，也许数字是真的，但是这个结论甚至还不如前面歇斯底里(没有理智)的讨论更有意义。
说到前面的数据(在这里就是分数、百分数和小数)，人们更容易感情用事，而不是冷静、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媒体(实际上还包括我们所有人)常常是在报道中把数字放在一边，而使用诸如“很多”“不平常”的含糊字眼，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当文章中使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时，避免了不必要的情绪上的反对者，只要你的分析有理有据，读者就不得不同意你的观点，由此也扩大了文章的影响范围，在某杂志中，一位统计学家特地研究了某知名报纸两年内的头版新闻中的死亡事件，统计了各种不同死亡类型的发生频率，结果表明每年1000例报道的死亡中，有138例是死于飞机失事，只有2例是死于癌症，另如在对使用定量方法本应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的经济报道中，也难以准确地判定5％的成本增长到底是因为税收的增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而且很多数据背后隐藏的真实面目往往并不像我们第一眼看到的那样，比如说，你买了100千克土豆，卖家告诉你，土豆中含有99％的水分，当你把土豆放在屋外晒了一两天，有人告诉你现在土豆中的水分是98％，当然你并不难算出现在土豆还有多少千克，但是我相信，很少有人能一眼看出来。
这里不需要过多地纠缠土豆的组成成分，你只需要注意那些不变的东西就够了，100千克中有99％的水分，那么你可以看成是只有1千克的干土豆在里面，当水分为98％时，干土豆占2％，这时的总重量×2％=干土豆重量=1千克，于是1／0.02。就得到了现在的土豆只有50千克。
理想情况下，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有能力在数字与比率之间进行相互转换，或是从一种单位转换到另一种单位(比如说从长度到体积)，或是清楚准确地采用百分比，他们也都有进行合理估算所必需的基本数据，有了数字作基础，作者就可以在文章中使用各种不同的数据表达法，而读者也可以进行科学验证，这样一来，新闻再不是谁说了算的东西，它的传播功能也就越发单纯而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