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收录了十一篇论文，是对他五年间周作人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舒芜的周作人研究起步不算早，然而他是带着相当的积累和准备加入到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去的。书中的首篇《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发表于一九八六年，是作者的第一篇周作人研究论文，该文的意义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充分地肯定了周作人的地位。其二，虽然全面介绍和评述了周作人，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探索了“解决好问题的态度、尺度和角度”。
　　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的求实态度使舒芜在几篇鲁迅、周作人的比较研究文章中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绩。向来的研究者大都着重比较他们有哪些相异，何以相异，如何从差异到参商以至对抗，等等，这固然十分必要，但作者另辟蹊径，研究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这些文章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取得了什么重要的突破，而在于对研究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单向思维的拨正。
　　对周作人身上正面价值的追寻是舒芜的周作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周作人长期注目妇女儿童问题，女性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是他在新文化史上的突出贡献，他新的妇女观的建立是与对旧的女性意识和社会习惯势力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他借助了性道德、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其批判达到了时代所能达到的深度。舒芜说，“所谓‘女性的发现’，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女子和男子是同等的人；另一方面，女子和男子是不同样的人。”注意到前者的多，注意到后者的少，周作人“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应有怎样的妇女观”。
　　《我思，故我在——周作人的自我论和宽容论》由一九二二年周作人和陈独秀之间的一次论战，引发了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在当时中国“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的运动中，以周作人领衔的五教授发表宣言，反对这个运动以群众的压力干涉个人思想信仰的自由。与陈独秀等展开了一场论争。舒芜批判地肯定了周作人的宽容论和他关于自我的忧患意识，强调知识分子的主观、主体、自我的重要性。
　　周作人依据的是以个人意志自由为中心的宽容论，我认为他的宽容论可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谈到自由主义，我想对舒芜在《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中的一个观点提出一些不同意见。舒芜说，二十年代末，鲁迅、周作人分道扬镳，终于分别成为中国文学左右两翼的领袖。其实，“左翼”、“右翼”是政治概念，周作人在政治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的，他不仅用自由主义思想反击左翼文化界的讨伐，而且对抗国民党的思想专制。作出这样的区分是重要的。在我看来，周作人的悲剧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悲剧。
　　周作人毕竟没有守住大节，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附逆下水，成了民族的罪人。对研究者来说，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不能不充分顾及到周作人附逆的事实，总结周作人道路的教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肯定他的功绩和价值，并非有意忽略或淡化他的不光彩的一面，而是要把它们各自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中，舒芜就试图总结出周作人悲剧的性质。在《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阴暗——周作人的文化心态》中，他以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式的理想与二十世纪悲观的现代意识的矛盾对立作为契入点，探讨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和精神结构。作者告诉我们，周作人对自己文化心态的矛盾最为自觉，故能凝视荒诞的现实，坚持理性的观照。然而，这种明净的观照，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完全缺乏行动性，在血与火的时代，不能成为大众的引路人，并且会使自己在湍急的漩涡中缺乏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这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探索周作人道路的悲剧的原因。
　　这是一本沉甸甸的书，表现出了成熟的学术风格。这是一个饱经人生磨难的知识分子，带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关心现实人生的情怀，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舒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七月版，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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