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个记者，在30年的新闻生涯里，能为社会为他人做多少事？别人，我不大能说出，而曾一智，我还略知一二。
　　1998年以前的曾一智，我只是认识，那时，她能感染我的是她在隔壁副刊部办公室里时时传出的没心没肺的大笑声；1998年以后，和她成了好朋友，此后的曾一智就不仅仅是感染我，而是时时让我感动，伴随着她那穿透力极强的笑声，还有她令我十分敬佩的举动。
　　一直不知道她的年龄，直到她被宣布退休那年，才知道她55岁，可她当时心里装着成倍于自己年龄的城市历史，能将100多年的城与人动情动理地如数家珍。作为非专业文史人员，这样的人士屈指可数。可她并不是土著，少年时代才随父母从北京下放到哈尔滨，看着东西丢三落四，却能准确讲述哪座房子在哪些年代发生过哪些故事，哪些俄侨老人在哪天过生日。我就会产生些错觉，觉得她像个时空穿梭者，每次她来到我面前时，都怀疑她是刚刚放下了骑着的扫帚。
　　在她的新闻报道中，在她的文章里，在她的书里，她是个百岁老妖。老房子，老俄侨，城与人，为了保护那些失去就永不再来的历史瑰宝，她倾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总是不知疲倦地奔波在路上。好朋友们都不忍心约她吃顿饭，因为她的时间总是不够用。了解她的朋友都知道，送什么不如送她大把的时间。我想，如果时间能像花儿一样打成一束束的，那就用来送她最好不过。那些被用来打包送给她的时间，一部分让她尽情地为那些建筑遗存去找去看去跑去呼吁，为现在的人们保留下更多的回忆；一部分让她用做把多年头脑中积淀下来的美丽思绪整理出来，与敬佩她喜欢她关心她的人分享；再留出一大部分，给她和女儿团聚，充分地享受那份难得的天伦之乐。
　　成为好朋友之后，她感染我的就不只是笑声，还有她的眼泪。为了保护那些有价值的老房子，她在大白天被人打过，在半夜里被人跟踪过，在电话里在网络上被人威胁过。然而，可贵的是，她都沒有动摇过。她在她的著作《城与人》的后记里说过：“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如果就是她的事业，那是非常幸运的事。”为了这份幸运，她以苦为乐这么多年。这本书，原价42元，在她逝世后炒到几百元也买不到。
　　在报社，人们看得见的，是她文字优美的文章，语言干净犀利的报道；看得见的，是她胸前永远挂着相机和随身那个足有几公斤重装满资料的大包。而人们看不见的，是她星期天可能终日伏在图书馆档案馆书桌上的身影；看不见的，是她向一个个老俄侨送去的友谊和温情；看不见的，是她四十多岁时成为一个俄语班认真学习的好学生；还有她烈日下、隆冬里自掏盘缠一站站坐火车追索中东铁路沿线历史建筑的收获和艰辛。
　　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抢救性地寻找和采访记录了哈尔滨最后的老俄侨。她不但为后人留下了那些老俄侨们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些故事都和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历史息息相关，她还向那些风烛残年的特殊老人们送去了生命最后时光最温暖的关怀。利用休息日，利用自己不多的业余时间，她陪那些孤独的老侨民们过生日，过圣诞，过复活节，过命名日；陪他们住院，陪他们扫墓，游走昔日住过的老屋，陪他们回忆往事、祭悼亲人；给他们送鲜花，送毛衣，送爱吃的点心和饺子……做这些时，她已经不只是一个记者，她担当了这个城市向曾经的市民传递友好声音的一位使者。
　　在读她的《城与人》时，我记得她一段这样的话：“能够看见别人的痛苦，能够为别人流泪的人，是因为她心里有爱。世界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才美丽。”这句话我要回送给她。她唤醒一桩桩鲜活的哈尔滨往事，使这座城市的历史愈加丰富。
　　她热衷的事业深深影响了我，每当走过一座城市，我都会对那里的老房子多多追索几遍，让我从中也发现了真谛：当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被历史撞击着时，你会对经过的城市和街道产生特殊的情感。
　　有一年我出差去绥芬河，一夜穿行到晨的火车将我带到了曾一智在报纸“今日点击”版未完待续的中东铁路报道场景中。在朝阳投进车窗时，我用电话打扰她。只要我说出窗外的一个小站的名字，她就准确无误地告诉我向哪个方向能看到哪座珍贵的中东铁路早期的老建筑，甚至沿线山坡上的哪个村庄有几座当年的铁路员工宿舍老屋，她都一一向我讲明。
　　我看着窗外，循着她指点的坐标找着那些历史不经意留给我的惊喜和感叹。她呢？或许在床边，脑海中闪回的是蓝天下的城市街道和乡村的田野吗？是那能嗅得到历史醇香的建筑艺术杰作吗？当时我真心希望在她记忆搜索时能闻到花香，希望此时在她的窗前有清风吹过。
　　可惜，我亦友亦师的曾姐不在了，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位随时可以请教的先生。
　　编辑/桃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