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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山庄，某会议厅内高挂“中国电影编剧论坛——2008编剧维权”横幅。国内近80名影视编剧到场，代表官方组织的北京海淀区法院知识产权厅厅长，以及著作权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相关人士等也有出席，而被论坛邀请的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广电总局电影局领导，未参加。
在这次论坛上，众编剧对外界发表了“维权联合声明”，其中着重强调：
我们要求，遵照《著作权法》转让剧本影视拍摄权时，要依法维护作品的完整权和修改权。维护作品著作权使用支付报酬及合同的公平权；维护剧本的改编权；维护编剧的荣誉权和不受歧视的权利；
我们要求，遵照广电总局的相关规定，切实执行影视作品字幕署名排列规定(注，1996年，由广电总局规定，其排列顺序为：编导摄录美)：
我们要求，在出现严重侵犯编剧权益的情况时，在制作方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拖欠、拒付剧本稿酬时，停止侵权作品的出版、发行和播映；
“我宁肯亲手把我的‘孩子’毁了，也不愿看到他被‘轮奸’。”某编剧曾在业内发出激烈的抗议。
最后，这名编剧改行做了导演。“很多人都是这样，还有一批沦为‘职业’编剧，为了钱，让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被一些朋友称为全金属战士，因为我每年都在狂写，已经10年了。随便什么戏我都写，只要给我钱。”汪海林在博客中，慨叹自己不再有学生时代那种纯粹的艺术激情。
“宁愿做平庸的导演，不愿做痛苦的编剧。”稍后，“维权活动”的另一组织者，《漂亮妈妈》的编剧邵晓黎也来到金多宝。
邵是汪的同行，浓重的黑眼圈是在这个行当里长期熬夜的结果。他是“编剧维权之路”的DV制作者。
“导演将好剧本拍成烂片的，有；也有导演将烂剧本拍成好片的，不能一概而论。”邵晓黎正筹拍一部喜剧，打算自己当导演。
第二件是《沙家浜》原著者被侵权案。2006年，这部由“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改编的电视剧在国内播出。
《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1950年代由上海市沪剧团的文牧先生执笔。
2006年5月，文牧家属给播放《沙家浜》的某电视台发去律师函，称该剧改编未获得著作权人授权许可，并表示，将追究播出机构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文牧健在的时候，曾有一个作家发表了一篇荒诞小说，解构《沙家浜》，结果，文牧大为愤怒。他临死前留下遗言，今后不许人再改编他的作品。”
“《沙家浜》的投资方找到文牧家属，提出购买其版权，遭到拒绝。据文牧家人表示，为了杜绝对方死缠烂打，他们出了一个相当高的价格。结果，投资方却以原著者家人开价太高为由，强行开拍电视剧。你说这个逻辑是否可笑?”
“中间，《沙》剧投资方曾找到编剧阎刚，请他改编剧本。阎刚让他们出示该剧原始版权的授权证明，他们拿不出来，被阎刚拒绝了。”
“投资方在完全没有支付费用，或没付完费用的情况下，是没有权利拥有版权的。可是《沙》剧还是侵权拍摄，并在诉讼期间违法开播，这实际上是给编剧们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惯例一旦形成，就打破了编剧界的底线，以后就没人在乎原著权了。”
邵晓黎录制的DV中，年近七旬的老编剧李树型面对镜头，谈的是2006年年末大片《墨攻》。这是第三件事。 《墨攻》原是日本漫画，后由香港导演张之亮拍成电影。
2006年11月，《墨攻》在重庆上映，李树型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墨攻》剧本是自己所著，为此，导演张之亮还付给他18000港元稿费，却未在影片上署名，侵犯了他的署名权。
张之亮方面当时回应媒体，确实请过李树型作改编，但李改编的剧本达不到拍片要求，还说，“一句台词都没采用他的，故事全部重写。”
“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事实上张之亮的名字挂到了最前面，导演、监制、编剧全是他，只在片尾字幕第43行，才出现‘李树型’的名字。这件事给编剧的自尊心造成了很大伤害。
“我们通过李树型的诉讼律师，得知张之亮当初来内地，就住在李树型家里。李树型为他写了一年多剧本。最初的剧本上面，署名是导演张之亮，编剧李树型。 张之亮可能对剧本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但把李树型放在片尾还是不对。就算在好莱坞，也是原创者最重要，其次才是修改者。”
汪海林一一辨析来龙去脉。
北京小西天某处，《施琅大将军》编剧高大勇的家，是汪海林等编剧经常聚会的地方。2007年1月5日，几个编剧同行聊天时，高又提及制片人在会上责难编剧的事情，“你们知道这事么?我们应该回击他们。”
“对啊，我们应该开个会。”
香山宾馆会议
3天后，香山宾馆，30位国内影视编剧在汪海林召集下，正式开始“维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半路夫妻》的作者彭三源、电影《东京审判》的编剧胡坤等人。《天下无贼》的编剧林黎胜通过电子邮件看到声明内容后，表示同意支持。
上次会议的声明内容，一是声援文牧原创被侵权案；二是支持李树型诉讼张之亮。“我们30个人联合签名，不再和《沙》剧制片公司以及张之亮合作。”
会上，大家商定，“编剧维权会议”以后每年年初召开一次，“将一年来同行所遇到的侵权事件做个统计，制定对策。”
葛晓鹰，北京市著作权法律委员会主任，电影文学会聘请律师，已受理李树型状告张之亮一案。葛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近两次“维权活动”，都把握了一个前提，即“依法”。
这法指的是《著作权法》。他要求记者熟悉其第二章第一节内容：著作权人及其权利。
“我们国家真正兴起电视剧热，不过二十多年。影视制作的产业链，与西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两次‘维权’，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是编剧需要懂法，整条产业链从上至下都需要合理合法。”
在2007年的会议上，编剧彭三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瘦弱的彭三源“具有强于他人的法律意识”，“她根据切身经验，在与影视制作方打交道、签合同的过程中，练就了一套完整的方法。”
在与制作方合作过程中，她会事先请教专业律师，了解《著作权法》的相关条文；编剧有时很难收回稿酬尾款，她提议“在合同中注明，全部款项没有付清前，对方没有拍摄权。强行开拍，处以尾款5到10倍罚款”；编剧创作剧本最终被否定，要求重改，或拒不付款，她会在合同中注明，“剧本最终审定权，要由编剧行业中的两位权威人士裁定”。
彭三源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上次会议后，很多同行向她索要合同样本。
“维权会议”变成“诉苦大会”
2008年“编剧维权”活动的组织者，除了汪海林、邵晓黎两人，还有电影《我的兄弟姐妹》的编剧刘毅，《说好不分手》的编剧阎刚，最早具有维权意识的王兴东和他的夫人——《芬妮的微笑》的编剧王浙滨。
“王兴东本应向广电总局领导事先呈报这次活动。但他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先斩后奏’。我们是自由职业者，他和我们不同，他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汪海林由衷地说。
参加会议的编剧们以邮件、短信、口信的方式接到通知，“有的人不能来，发短信告诉我，代为签名。不带一丝勉强，是我们的原则。”
会场上，邵晓黎接到一个哥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来自安徽的朋友，说看到我们拍的DV了，特激动。我们曾在非典时期合作写剧本。当时我在珠影，制片方在北京为我们租了一间房子，专为他们写戏。”
剧本快完成时，双方发生严重冲突，“一天，我们外出散步时，他们居然溜进房里，把合同和我俩的身份证一块儿偷走了，然后打电话威胁我们，要求我们退还定金。”
邵找到了律师，律师建议他先报警，“我在导演赵天宇家里与他们电话谈判，并作了录音。等律师拿着录音带找到他们时，他们这才罢休。以后，这家影视公司没见拍过任何戏。”
邵晓黎没透露这家影视公司的名字。
上台发言的有十多位编剧，每人限定10分钟，“结果都超时了。会场气氛有点凄苦，张雅文的《一个被侵权逼到生死边缘的老作家的呐喊》，把这种气氛推向了高潮。”
张雅文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她将发言稿几乎重读了一遍，声音颤抖。
为了创作电影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张雅文自费去德国实地采访。
2000年6月，潇湘电影制片厂看中了《盖》这部剧本，并与我签署了《盖》剧本的拍摄转让，向我支付了第一笔稿费。我按照他们对剧本提出的修改意见认真改了一稿。之后，潇湘厂与后加盟的央视召开剧本讨论会，专家对剧本提出许多意见。我遵照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原剧本，用两月时间又创作了一个全新的剧本，并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于2000年12月24日，交付了第二稿剧本。
2000年12月4日，我来北京，一直等到2001年3月29日。我多次询问制片人对剧本的意见，制片人让我不要着急，说等导演进入一起谈意见，背地里却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赵女士签完修改我剧本的合同，然后找我说：‘中央台说你的剧本不行，必须另请他人修改，否则中慈文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中骏别说80个，800个也没用
3月1日，记者拨通了慈文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中骏的手机，请他就“编剧维权”发表看法。马中骏是电视剧《神雕侠侣》出品人，早年写过一部《街上流行红裙子》
大牌的应该好点吧，主要还是年轻编剧，刚刚出道，权益维护不太好，没办法，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编剧一罢工，立刻就会对业界产生威胁。在中国你产生不了(威胁)，不要说80个，800个也没用。你不编，自然会有人编。
回过头来，我们冷静想想，既然是甲乙双方的诉求，就会出现屁股指挥脑袋的问题，你站在甲方立场上，一定会对编剧挑毛病的。编剧自身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我就知道一些所谓大牌编剧揽了许多活，然后分给枪手去做。我也曾在某些场合说过，编剧现在关起门来编的东西太多，真正有感而发的佳作太少。
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陆亮我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官方看法
3月4日，直到记者截稿日期，国家广电总局对于编剧维权的公开联合声明，还未有正式答复。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陆亮。
我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官方看法。
我觉得这事情本身就是形式大于内容。局里都知道，好剧本是成功的一半，排在首位的还是编剧的能力。现在编剧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品牌了，比如刘恒。所以，还是要看你编剧水平的高低。
编剧觉得很委屈。说起来，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无论导演还是制片人。只能等整个行业发展得更完备，在此之前，有些委屈在所难免。
现在怎么办呢?一方面编剧要提高自身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允许编剧犯错，其实编剧这个行业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行业，我们要建立一个机制或机构，保护他们。电影局似乎不适合做这个机构，我觉 得还是应由社会机构承担吧，电影局不能去直接裁判，只能说法律上判定一方侵权，我们才用不给侵权方许可证或其他方式，来为编剧维权。
央台就不立项!
苦苦等了三个多月，没等到一条意见，最后等来这样一个要挟性的条件。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和制片人谈了一夜，最后我提出4项条款，即：我独立署名编剧，不得另加他人；按合同全额支付我的稿费；我有权参加修改本的讨论；制片方对外宣传要公平待我。制片人立刻同意我提出的4项条款，并同意签一份补充协议。这是我活到57岁做得最痛苦、最违心的一件事，捧着这份不情愿的《补充协议》，就像捧着一张卖身契。我握着笔，心在哆嗦，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签完字，制片人急忙将补充协议收起来，说要拿回潇湘电影制片厂盖完公章再寄给我，但他们根本没寄，后来拒不承认签署过这份补充协议。其实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迫使我同意他人加盟的一个圈套。因为制片人早在找我谈话之前，与赵女士已经签署完修改我剧本的合同了。
“呕心沥血的剧本，被制片人的朋友赵女士改得面目全非。这部电视剧因为极多硬伤，备受质疑。”
更可悲的是，2002年除夕夜，她看到宣传该剧的广告上，编剧一栏，赫然印着赵女士的名字，而她，什么都不是了。
“2002年7月，我同时打着三起官司：诉赵女士侵权案；诉VCD、DVD侵权案；诉潇湘厂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一个小小的侵权案足足折腾了6年，全国人大批示“重新调查此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做出批复；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介入；两次判决，两次裁定；我十余次从黑龙江、北京跑到长沙，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花掉七八万元，最后竟然像踢皮球似的被踢回起点，至今仍在等待开庭……
其间，她还做过一次6条线搭桥的心脏大手术，险些家破人亡。
“2007年3月10日，我接到了湖南高法的裁定：本案发回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欲哭无泪”，张雅文在文中重重地打了一个感叹号。
追要拖欠稿费，反遭威胁
“那天在场的很多人，听到张雅文的自述，都偷偷地抹泪。”汪海林等人说，尽管制片方可恶，但张雅文还是有幼稚之处，“缺少和这帮人的实战经验”。
正说着，汪的手机铃声响了。他打开看了看，递给记者，短信是一个叫李辉的人发来的。
“他是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编剧。他去找某导演收稿酬。那人后来在电话里骂道：黑道白道，我都要找人收拾你。他害怕了，去了澳门。我发短信问他，能否曝光这事，他说可以。”
3月2日，北京皇家粮仓某咖啡厅内，王伊皱着眉头，蜷在沙发中。
王伊曾在湖南电视台做过主持人，为了当编剧，做起了北漂，写过《母仪天下》。
2月24日，她在会上透露，去年7月，她与北京水柔风影视公司合作，在临时救急情况下，创作了剧本《牟氏山庄》。
后来，水柔风公司又与山东栖霞市文化局合作，共同投资拍摄这部电视剧。
“开机后，他们又找到紫禁城影视公司，这次是三方联合投资。”
王伊的工作也由编剧上升为统筹，为了拍这部戏，耗尽心力。
2007年10月8日，我向水柔风公司总裁叶××提出付尾款，却被告以“等我们审稿合格后”。第二天，我被告知“稿子阅完，不符合开拍要求”。我试图耐心跟叶××就合同约定沟通时，对方的态度变成“请认真看好合同再说话，我不是你的对话方”等等。到10月9日晚，我试图告诉对方，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我们之间的合同，没有付清全款，拍摄成品将有版权纠纷。我得到的答复竟然是“那不是我的事，签约方自会料理”。从此叶××不再接我电话，不回复短信。
事情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因为长达3个月的透支工作，我病倒了。半个月后，我通过咨询同行前辈以及律师，决定在剧本拍摄完毕时向合同甲方，也就是出品方之一——山东省栖霞市文化局，合同签约人宋××沟通相关事宜。2008年1月10日，在长达26分钟的电话交流中，对方首先肯定了我们之间的合约关系，以及承认我的工作。接下来讲述了很多投资方之间的矛盾。对于付款问题却一直推脱，含糊其辞。无奈，我只得告知，如果得不到明确答复，我只能诉诸法律。
万没料到，一介文化局局长的答复竟是：“你一个女孩子多大本事?你说这话。我告诉你，你找死!是不是?欠你6万块钱……回头花10万块钱找人把你做了!你敢吗?说这话没意思……现在打官司……你懂不懂打官司啊你?尽管签名字的是我，但我们政府有法治办，我们有委托机构，他就专门给你打去，带着你出去玩去……”
这段对话被王伊全部录下，目前正在网上播放，点击率上万。
“通完电话，我瘫在书房里，气愤，难过，沮丧，形容不出来，一个小时缓不过来。”王伊苦笑着。当初，她相信这部电视剧有政府部门联合拍摄，“更上了一层保险”。
王伊不停地拨弄手机，把以前叶某发给她的短信，向记者一一展示，“我都存着呢。你看，还有她过生日时，对我能力的肯定。”
这些在合作中培养的感情都是假的吗?王伊问记者。
“会议结束后，大伙劝她把录音曝光。她还挺犹豫，担心报复。我们对她说，这样做反而安全了。你这时出了什么事，天下人都知道是谁干的。”汪海林说。
“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写稿。当编剧的信念动摇了，人也迅速消瘦下去，我真想回到家乡。”
在这次论坛上，众编剧对外界发表了“维权联合声明”，其中着重强调：
我们要求，遵照《著作权法》转让剧本影视拍摄权时，要依法维护作品的完整权和修改权。维护作品著作权使用支付报酬及合同的公平权；维护剧本的改编权；维护编剧的荣誉权和不受歧视的权利；
我们要求，遵照广电总局的相关规定，切实执行影视作品字幕署名排列规定(注，1996年，由广电总局规定，其排列顺序为：编导摄录美)：
我们要求，在出现严重侵犯编剧权益的情况时，在制作方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拖欠、拒付剧本稿酬时，停止侵权作品的出版、发行和播映；
“我宁肯亲手把我的‘孩子’毁了，也不愿看到他被‘轮奸’。”某编剧曾在业内发出激烈的抗议。
最后，这名编剧改行做了导演。“很多人都是这样，还有一批沦为‘职业’编剧，为了钱，让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被一些朋友称为全金属战士，因为我每年都在狂写，已经10年了。随便什么戏我都写，只要给我钱。”汪海林在博客中，慨叹自己不再有学生时代那种纯粹的艺术激情。
“宁愿做平庸的导演，不愿做痛苦的编剧。”稍后，“维权活动”的另一组织者，《漂亮妈妈》的编剧邵晓黎也来到金多宝。
邵是汪的同行，浓重的黑眼圈是在这个行当里长期熬夜的结果。他是“编剧维权之路”的DV制作者。
“导演将好剧本拍成烂片的，有；也有导演将烂剧本拍成好片的，不能一概而论。”邵晓黎正筹拍一部喜剧，打算自己当导演。
第二件是《沙家浜》原著者被侵权案。2006年，这部由“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改编的电视剧在国内播出。
《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1950年代由上海市沪剧团的文牧先生执笔。
2006年5月，文牧家属给播放《沙家浜》的某电视台发去律师函，称该剧改编未获得著作权人授权许可，并表示，将追究播出机构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文牧健在的时候，曾有一个作家发表了一篇荒诞小说，解构《沙家浜》，结果，文牧大为愤怒。他临死前留下遗言，今后不许人再改编他的作品。”
“《沙家浜》的投资方找到文牧家属，提出购买其版权，遭到拒绝。据文牧家人表示，为了杜绝对方死缠烂打，他们出了一个相当高的价格。结果，投资方却以原著者家人开价太高为由，强行开拍电视剧。你说这个逻辑是否可笑?”
“中间，《沙》剧投资方曾找到编剧阎刚，请他改编剧本。阎刚让他们出示该剧原始版权的授权证明，他们拿不出来，被阎刚拒绝了。”
“投资方在完全没有支付费用，或没付完费用的情况下，是没有权利拥有版权的。可是《沙》剧还是侵权拍摄，并在诉讼期间违法开播，这实际上是给编剧们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惯例一旦形成，就打破了编剧界的底线，以后就没人在乎原著权了。”
邵晓黎录制的DV中，年近七旬的老编剧李树型面对镜头，谈的是2006年年末大片《墨攻》。这是第三件事。 《墨攻》原是日本漫画，后由香港导演张之亮拍成电影。
2006年11月，《墨攻》在重庆上映，李树型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墨攻》剧本是自己所著，为此，导演张之亮还付给他18000港元稿费，却未在影片上署名，侵犯了他的署名权。
张之亮方面当时回应媒体，确实请过李树型作改编，但李改编的剧本达不到拍片要求，还说，“一句台词都没采用他的，故事全部重写。”
“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事实上张之亮的名字挂到了最前面，导演、监制、编剧全是他，只在片尾字幕第43行，才出现‘李树型’的名字。这件事给编剧的自尊心造成了很大伤害。
“我们通过李树型的诉讼律师，得知张之亮当初来内地，就住在李树型家里。李树型为他写了一年多剧本。最初的剧本上面，署名是导演张之亮，编剧李树型。 张之亮可能对剧本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但把李树型放在片尾还是不对。就算在好莱坞，也是原创者最重要，其次才是修改者。”
汪海林一一辨析来龙去脉。
北京小西天某处，《施琅大将军》编剧高大勇的家，是汪海林等编剧经常聚会的地方。2007年1月5日，几个编剧同行聊天时，高又提及制片人在会上责难编剧的事情，“你们知道这事么?我们应该回击他们。”
“对啊，我们应该开个会。”
香山宾馆会议
3天后，香山宾馆，30位国内影视编剧在汪海林召集下，正式开始“维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半路夫妻》的作者彭三源、电影《东京审判》的编剧胡坤等人。《天下无贼》的编剧林黎胜通过电子邮件看到声明内容后，表示同意支持。
上次会议的声明内容，一是声援文牧原创被侵权案；二是支持李树型诉讼张之亮。“我们30个人联合签名，不再和《沙》剧制片公司以及张之亮合作。”
会上，大家商定，“编剧维权会议”以后每年年初召开一次，“将一年来同行所遇到的侵权事件做个统计，制定对策。”
葛晓鹰，北京市著作权法律委员会主任，电影文学会聘请律师，已受理李树型状告张之亮一案。葛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近两次“维权活动”，都把握了一个前提，即“依法”。
这法指的是《著作权法》。他要求记者熟悉其第二章第一节内容：著作权人及其权利。
“我们国家真正兴起电视剧热，不过二十多年。影视制作的产业链，与西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两次‘维权’，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是编剧需要懂法，整条产业链从上至下都需要合理合法。”
在2007年的会议上，编剧彭三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瘦弱的彭三源“具有强于他人的法律意识”，“她根据切身经验，在与影视制作方打交道、签合同的过程中，练就了一套完整的方法。”
在与制作方合作过程中，她会事先请教专业律师，了解《著作权法》的相关条文；编剧有时很难收回稿酬尾款，她提议“在合同中注明，全部款项没有付清前，对方没有拍摄权。强行开拍，处以尾款5到10倍罚款”；编剧创作剧本最终被否定，要求重改，或拒不付款，她会在合同中注明，“剧本最终审定权，要由编剧行业中的两位权威人士裁定”。
彭三源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上次会议后，很多同行向她索要合同样本。
“维权会议”变成“诉苦大会”
2008年“编剧维权”活动的组织者，除了汪海林、邵晓黎两人，还有电影《我的兄弟姐妹》的编剧刘毅，《说好不分手》的编剧阎刚，最早具有维权意识的王兴东和他的夫人——《芬妮的微笑》的编剧王浙滨。
“王兴东本应向广电总局领导事先呈报这次活动。但他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先斩后奏’。我们是自由职业者，他和我们不同，他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汪海林由衷地说。
参加会议的编剧们以邮件、短信、口信的方式接到通知，“有的人不能来，发短信告诉我，代为签名。不带一丝勉强，是我们的原则。”
会场上，邵晓黎接到一个哥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来自安徽的朋友，说看到我们拍的DV了，特激动。我们曾在非典时期合作写剧本。当时我在珠影，制片方在北京为我们租了一间房子，专为他们写戏。”
剧本快完成时，双方发生严重冲突，“一天，我们外出散步时，他们居然溜进房里，把合同和我俩的身份证一块儿偷走了，然后打电话威胁我们，要求我们退还定金。”
邵找到了律师，律师建议他先报警，“我在导演赵天宇家里与他们电话谈判，并作了录音。等律师拿着录音带找到他们时，他们这才罢休。以后，这家影视公司没见拍过任何戏。”
邵晓黎没透露这家影视公司的名字。
上台发言的有十多位编剧，每人限定10分钟，“结果都超时了。会场气氛有点凄苦，张雅文的《一个被侵权逼到生死边缘的老作家的呐喊》，把这种气氛推向了高潮。”
张雅文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她将发言稿几乎重读了一遍，声音颤抖。
为了创作电影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张雅文自费去德国实地采访。
2000年6月，潇湘电影制片厂看中了《盖》这部剧本，并与我签署了《盖》剧本的拍摄转让，向我支付了第一笔稿费。我按照他们对剧本提出的修改意见认真改了一稿。之后，潇湘厂与后加盟的央视召开剧本讨论会，专家对剧本提出许多意见。我遵照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原剧本，用两月时间又创作了一个全新的剧本，并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于2000年12月24日，交付了第二稿剧本。
2000年12月4日，我来北京，一直等到2001年3月29日。我多次询问制片人对剧本的意见，制片人让我不要着急，说等导演进入一起谈意见，背地里却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赵女士签完修改我剧本的合同，然后找我说：‘中央台说你的剧本不行，必须另请他人修改，否则中慈文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中骏别说80个，800个也没用
3月1日，记者拨通了慈文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中骏的手机，请他就“编剧维权”发表看法。马中骏是电视剧《神雕侠侣》出品人，早年写过一部《街上流行红裙子》
大牌的应该好点吧，主要还是年轻编剧，刚刚出道，权益维护不太好，没办法，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编剧一罢工，立刻就会对业界产生威胁。在中国你产生不了(威胁)，不要说80个，800个也没用。你不编，自然会有人编。
回过头来，我们冷静想想，既然是甲乙双方的诉求，就会出现屁股指挥脑袋的问题，你站在甲方立场上，一定会对编剧挑毛病的。编剧自身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我就知道一些所谓大牌编剧揽了许多活，然后分给枪手去做。我也曾在某些场合说过，编剧现在关起门来编的东西太多，真正有感而发的佳作太少。
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陆亮我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官方看法
3月4日，直到记者截稿日期，国家广电总局对于编剧维权的公开联合声明，还未有正式答复。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陆亮。
我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官方看法。
我觉得这事情本身就是形式大于内容。局里都知道，好剧本是成功的一半，排在首位的还是编剧的能力。现在编剧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品牌了，比如刘恒。所以，还是要看你编剧水平的高低。
编剧觉得很委屈。说起来，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无论导演还是制片人。只能等整个行业发展得更完备，在此之前，有些委屈在所难免。
现在怎么办呢?一方面编剧要提高自身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允许编剧犯错，其实编剧这个行业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行业，我们要建立一个机制或机构，保护他们。电影局似乎不适合做这个机构，我觉 得还是应由社会机构承担吧，电影局不能去直接裁判，只能说法律上判定一方侵权，我们才用不给侵权方许可证或其他方式，来为编剧维权。
央台就不立项!
苦苦等了三个多月，没等到一条意见，最后等来这样一个要挟性的条件。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和制片人谈了一夜，最后我提出4项条款，即：我独立署名编剧，不得另加他人；按合同全额支付我的稿费；我有权参加修改本的讨论；制片方对外宣传要公平待我。制片人立刻同意我提出的4项条款，并同意签一份补充协议。这是我活到57岁做得最痛苦、最违心的一件事，捧着这份不情愿的《补充协议》，就像捧着一张卖身契。我握着笔，心在哆嗦，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签完字，制片人急忙将补充协议收起来，说要拿回潇湘电影制片厂盖完公章再寄给我，但他们根本没寄，后来拒不承认签署过这份补充协议。其实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迫使我同意他人加盟的一个圈套。因为制片人早在找我谈话之前，与赵女士已经签署完修改我剧本的合同了。
“呕心沥血的剧本，被制片人的朋友赵女士改得面目全非。这部电视剧因为极多硬伤，备受质疑。”
更可悲的是，2002年除夕夜，她看到宣传该剧的广告上，编剧一栏，赫然印着赵女士的名字，而她，什么都不是了。
“2002年7月，我同时打着三起官司：诉赵女士侵权案；诉VCD、DVD侵权案；诉潇湘厂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一个小小的侵权案足足折腾了6年，全国人大批示“重新调查此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做出批复；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介入；两次判决，两次裁定；我十余次从黑龙江、北京跑到长沙，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花掉七八万元，最后竟然像踢皮球似的被踢回起点，至今仍在等待开庭……
其间，她还做过一次6条线搭桥的心脏大手术，险些家破人亡。
“2007年3月10日，我接到了湖南高法的裁定：本案发回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欲哭无泪”，张雅文在文中重重地打了一个感叹号。
追要拖欠稿费，反遭威胁
“那天在场的很多人，听到张雅文的自述，都偷偷地抹泪。”汪海林等人说，尽管制片方可恶，但张雅文还是有幼稚之处，“缺少和这帮人的实战经验”。
正说着，汪的手机铃声响了。他打开看了看，递给记者，短信是一个叫李辉的人发来的。
“他是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编剧。他去找某导演收稿酬。那人后来在电话里骂道：黑道白道，我都要找人收拾你。他害怕了，去了澳门。我发短信问他，能否曝光这事，他说可以。”
3月2日，北京皇家粮仓某咖啡厅内，王伊皱着眉头，蜷在沙发中。
王伊曾在湖南电视台做过主持人，为了当编剧，做起了北漂，写过《母仪天下》。
2月24日，她在会上透露，去年7月，她与北京水柔风影视公司合作，在临时救急情况下，创作了剧本《牟氏山庄》。
后来，水柔风公司又与山东栖霞市文化局合作，共同投资拍摄这部电视剧。
“开机后，他们又找到紫禁城影视公司，这次是三方联合投资。”
王伊的工作也由编剧上升为统筹，为了拍这部戏，耗尽心力。
2007年10月8日，我向水柔风公司总裁叶××提出付尾款，却被告以“等我们审稿合格后”。第二天，我被告知“稿子阅完，不符合开拍要求”。我试图耐心跟叶××就合同约定沟通时，对方的态度变成“请认真看好合同再说话，我不是你的对话方”等等。到10月9日晚，我试图告诉对方，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我们之间的合同，没有付清全款，拍摄成品将有版权纠纷。我得到的答复竟然是“那不是我的事，签约方自会料理”。从此叶××不再接我电话，不回复短信。
事情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因为长达3个月的透支工作，我病倒了。半个月后，我通过咨询同行前辈以及律师，决定在剧本拍摄完毕时向合同甲方，也就是出品方之一——山东省栖霞市文化局，合同签约人宋××沟通相关事宜。2008年1月10日，在长达26分钟的电话交流中，对方首先肯定了我们之间的合约关系，以及承认我的工作。接下来讲述了很多投资方之间的矛盾。对于付款问题却一直推脱，含糊其辞。无奈，我只得告知，如果得不到明确答复，我只能诉诸法律。
万没料到，一介文化局局长的答复竟是：“你一个女孩子多大本事?你说这话。我告诉你，你找死!是不是?欠你6万块钱……回头花10万块钱找人把你做了!你敢吗?说这话没意思……现在打官司……你懂不懂打官司啊你?尽管签名字的是我，但我们政府有法治办，我们有委托机构，他就专门给你打去，带着你出去玩去……”
这段对话被王伊全部录下，目前正在网上播放，点击率上万。
“通完电话，我瘫在书房里，气愤，难过，沮丧，形容不出来，一个小时缓不过来。”王伊苦笑着。当初，她相信这部电视剧有政府部门联合拍摄，“更上了一层保险”。
王伊不停地拨弄手机，把以前叶某发给她的短信，向记者一一展示，“我都存着呢。你看，还有她过生日时，对我能力的肯定。”
这些在合作中培养的感情都是假的吗?王伊问记者。
“会议结束后，大伙劝她把录音曝光。她还挺犹豫，担心报复。我们对她说，这样做反而安全了。你这时出了什么事，天下人都知道是谁干的。”汪海林说。
“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写稿。当编剧的信念动摇了，人也迅速消瘦下去，我真想回到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