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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政局的黑暗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如何改变现状，强国富民。清末的两次“国人办报高潮”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开始投身到报刊这块舆论阵地。报业的发展也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报人。本文通过对清末成功报人的个人基本素质分析，找到他们走向成功的共同点，力图给当代传媒从业者以启示。
【关键词】清末 成功报人 维新派 革命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强烈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动站了出来。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报刊为阵地，积极宣传他们的先进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其中诸如王韬、梁启超、章太炎、于右任等杰出报人，不光在当时是舆论界的“弄潮儿”，对后世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清末这一批杰出报人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自身种种因素综合起来所形成的一种必然。他们的成功并非无章法可循，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批成功报人身上具有很多相似的基本素质。
一、深厚的国学功底
无论是我国早期具有维新思想的杰出报人王韬，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之“集大成者”梁启超，抑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杰出报人章太炎都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对华夏文化有深入的了解。而这也是他们日后能在文坛、报刊界闯出自己一片天地的基本素质。
杰出报刊政论家王韬自幼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四岁起由母亲口授字义，九岁随父亲攻读经史，12岁能诗，14岁能文，以后“毕读群经，旁涉诸史”，“于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辄不能自休”，可见王韬国学功底之深。
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的“集大成者”梁启超出身于诗书门第，“4岁开始随祖父攻读书经，6岁又受父亲指导，8岁可为文，9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了‘博士弟子员’（秀才），”①也可以说是少小有成，国学功底深厚。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章太炎更是博览群书，熟知典籍的代表。章太炎9岁受国学根底深厚的外祖父教诲，很快成为“稍知祖训”的少年，13岁随父亲学习，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昭明太子的《文选》，许慎的《说文解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都是他朝夕诵读的书籍。②
二、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清朝封闭的大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让处在极度封闭中的中国人见识到了西方国家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科技。通过对比清末成功报人的生平也可以发现，清末的成功报人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的都曾受过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而这种熏陶也使他们开阔了眼界，是他们日后成为杰出报人的必备条件之一。
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军人物康有为在22岁投奔他父亲的老师，广东大儒朱次琦学习八股文，在那里，他机缘巧合般结识了具有西方新思想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受张的影响，这一年年底，他离开朱次琦，去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考察，“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从香港买回了大量的西学书报带回广东学习，受到进一步启发，加之其后接触到了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初步形成。③可以说，康有为青年时期的这段经历是他日后重视报刊，积极利用报刊进行思想宣传的思想根基。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很多杰出报人更有直接出国学习的经历。比如著名的反美报刊《有所谓》报的创办者、杰出报人郑贯公16岁就辍学东渡日本，并被梁启超、徐勤等人介绍到刚刚创办的横滨大同学校免费读书。在康、梁主办的这所学校，郑贯公的见识更广阔，开始接触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学说，④这些经历对他日后在报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积极影响。
三、具有先进思想
不管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成功报人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成功报人，他们的思想在其所处的时代都算是先进思想。报人是舆论的制造者和引导者，其个人思想对于报刊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而清末的成功报人无一不是杰出的“意见领袖”，“具有先进思想”也是他们在报业能够大施拳脚，成为舆论界的“弄潮儿”的基本素质。
首先造成较大影响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溃败宣告了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于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北京发动了志在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序幕。可以说，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正是这种在当时被视为先进的思想让康、梁等维新派报人所办的报纸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梁启超也因《时务报》的宣传而“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宣告失败。与此同时，代表当时更为先进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创办和发起人陈少白就曾在该报上宣传：“劳动人民与其流离失所，饿死沟壑，不如揭竿而起，建立新的政权”。而当革命的思想逐渐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另一份影响力更大的报纸《民报》也在随后与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中获得胜利。《民报》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也成就了章太炎、胡汉民等革命派报人。思想可以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可以说，具有所处时代的先进思想也是清末成功报人的一个共同点。
四、关心和了解社会
清末的成功报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是杰出报人，也是活跃的政治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军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是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诸如章太炎、郑贯公、于右任也是如此。这些成功报人将报纸作为宣传自己政见的平台，从而为其政治集团拉到更多的“支持选票”。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当时社会有深入的了解，知道怎样宣传才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戊戌七君子”之一，杰出的报刊活动家谭嗣同在20岁后曾用十年时间漫游祖国各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十几个省，行程达八万里。这使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社会。⑤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报刊活动也有重大影响，在他主笔《湘报》时，写政论常常旁征博引，充分阐明中国必须变法图强的道理。其说理议论慷慨激昂，感情炽热，又卓有远见，深受读者喜爱。 五、充分认识到报纸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后，受外报影响开阔了眼界，并得到外报熏陶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开始效仿外国人的办法，自己创办报刊。清末的成功报人很多都是在自己动手办报的过程中，成就了报纸也成就了自己，而这些无不与他们能充分认识到报纸的重要性有关。
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就曾在《循环日报》上发表言论，将报纸的功能归结为：“民隐得以上达”，“民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王韬认为，朝廷的弊病就在于“君民相隔”和“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的单向信息流通。他渴望“民与官有如子弟之于父兄”的理想社会，企图以设报馆来解决上下的沟通。可以看出，王韬对报纸是极为重视的。而其后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更是视报刊为维新运动之先导和思想传播之利器。
资产阶级革命派杰出报人郑贯公也极为重视报纸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报纸者，以言论寒异族独夫之胆，以批评而褫夺民贼之魄，芟政界之荆榛，培民权之荫蘖”。⑥郑贯公曾表示报纸可以取代暴力革命，“不必匕首，不必流血，笔枪可矣，流墨可矣”。⑦虽然他和王韬一样也犯了过于夸大报纸的作用的错误，但这也说明了他看到了报纸对于社会的巨大作用。
六、强烈的爱国热情
清末民族危机严重，到了要亡族灭种的地步。一大批有志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怀揣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投身到报刊舆论宣传的阵地，为其代表的政治团体大声疾呼，企图开启民智，寻得国家富强之道。
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报刊活动家严复在甲午中日海战失败后，为中国海军痛心疾首，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文章，抨击列强的侵略行径，在当时的思想界有很大影响。谭嗣同也曾写下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著名诗句，这无不反映他们的爱国之心。
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报人于右任在办《民吁日报》时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等社论，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而后又连续发表《伊藤怪物之行踪》、《满洲风云日急》等文章和评论，历数日本帝国主义甲午战争以来的罪行，表现了其忧国忧民的情怀。□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曾宪明：《中国百年报人之路（1815-1949）》，远方出版社，2003：56、82、56、75
⑤王洪祥 等：《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194
⑥方汉奇 等：《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新闻研究资料》（十二），1983：208
⑦黄流沙：《晚晴爱国报人郑道》，《新闻业务》，1961（12）
（作者：湖北大学文学院2011级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清末 成功报人 维新派 革命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强烈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动站了出来。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报刊为阵地，积极宣传他们的先进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其中诸如王韬、梁启超、章太炎、于右任等杰出报人，不光在当时是舆论界的“弄潮儿”，对后世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清末这一批杰出报人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自身种种因素综合起来所形成的一种必然。他们的成功并非无章法可循，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批成功报人身上具有很多相似的基本素质。
一、深厚的国学功底
无论是我国早期具有维新思想的杰出报人王韬，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之“集大成者”梁启超，抑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杰出报人章太炎都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对华夏文化有深入的了解。而这也是他们日后能在文坛、报刊界闯出自己一片天地的基本素质。
杰出报刊政论家王韬自幼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四岁起由母亲口授字义，九岁随父亲攻读经史，12岁能诗，14岁能文，以后“毕读群经，旁涉诸史”，“于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辄不能自休”，可见王韬国学功底之深。
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的“集大成者”梁启超出身于诗书门第，“4岁开始随祖父攻读书经，6岁又受父亲指导，8岁可为文，9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了‘博士弟子员’（秀才），”①也可以说是少小有成，国学功底深厚。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章太炎更是博览群书，熟知典籍的代表。章太炎9岁受国学根底深厚的外祖父教诲，很快成为“稍知祖训”的少年，13岁随父亲学习，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昭明太子的《文选》，许慎的《说文解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都是他朝夕诵读的书籍。②
二、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清朝封闭的大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让处在极度封闭中的中国人见识到了西方国家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科技。通过对比清末成功报人的生平也可以发现，清末的成功报人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的都曾受过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而这种熏陶也使他们开阔了眼界，是他们日后成为杰出报人的必备条件之一。
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军人物康有为在22岁投奔他父亲的老师，广东大儒朱次琦学习八股文，在那里，他机缘巧合般结识了具有西方新思想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受张的影响，这一年年底，他离开朱次琦，去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考察，“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从香港买回了大量的西学书报带回广东学习，受到进一步启发，加之其后接触到了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初步形成。③可以说，康有为青年时期的这段经历是他日后重视报刊，积极利用报刊进行思想宣传的思想根基。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很多杰出报人更有直接出国学习的经历。比如著名的反美报刊《有所谓》报的创办者、杰出报人郑贯公16岁就辍学东渡日本，并被梁启超、徐勤等人介绍到刚刚创办的横滨大同学校免费读书。在康、梁主办的这所学校，郑贯公的见识更广阔，开始接触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学说，④这些经历对他日后在报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积极影响。
三、具有先进思想
不管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成功报人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成功报人，他们的思想在其所处的时代都算是先进思想。报人是舆论的制造者和引导者，其个人思想对于报刊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而清末的成功报人无一不是杰出的“意见领袖”，“具有先进思想”也是他们在报业能够大施拳脚，成为舆论界的“弄潮儿”的基本素质。
首先造成较大影响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溃败宣告了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于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北京发动了志在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序幕。可以说，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正是这种在当时被视为先进的思想让康、梁等维新派报人所办的报纸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梁启超也因《时务报》的宣传而“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宣告失败。与此同时，代表当时更为先进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创办和发起人陈少白就曾在该报上宣传：“劳动人民与其流离失所，饿死沟壑，不如揭竿而起，建立新的政权”。而当革命的思想逐渐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另一份影响力更大的报纸《民报》也在随后与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中获得胜利。《民报》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也成就了章太炎、胡汉民等革命派报人。思想可以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可以说，具有所处时代的先进思想也是清末成功报人的一个共同点。
四、关心和了解社会
清末的成功报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是杰出报人，也是活跃的政治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军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是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诸如章太炎、郑贯公、于右任也是如此。这些成功报人将报纸作为宣传自己政见的平台，从而为其政治集团拉到更多的“支持选票”。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当时社会有深入的了解，知道怎样宣传才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戊戌七君子”之一，杰出的报刊活动家谭嗣同在20岁后曾用十年时间漫游祖国各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十几个省，行程达八万里。这使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社会。⑤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报刊活动也有重大影响，在他主笔《湘报》时，写政论常常旁征博引，充分阐明中国必须变法图强的道理。其说理议论慷慨激昂，感情炽热，又卓有远见，深受读者喜爱。 五、充分认识到报纸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后，受外报影响开阔了眼界，并得到外报熏陶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开始效仿外国人的办法，自己创办报刊。清末的成功报人很多都是在自己动手办报的过程中，成就了报纸也成就了自己，而这些无不与他们能充分认识到报纸的重要性有关。
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就曾在《循环日报》上发表言论，将报纸的功能归结为：“民隐得以上达”，“民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王韬认为，朝廷的弊病就在于“君民相隔”和“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的单向信息流通。他渴望“民与官有如子弟之于父兄”的理想社会，企图以设报馆来解决上下的沟通。可以看出，王韬对报纸是极为重视的。而其后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更是视报刊为维新运动之先导和思想传播之利器。
资产阶级革命派杰出报人郑贯公也极为重视报纸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报纸者，以言论寒异族独夫之胆，以批评而褫夺民贼之魄，芟政界之荆榛，培民权之荫蘖”。⑥郑贯公曾表示报纸可以取代暴力革命，“不必匕首，不必流血，笔枪可矣，流墨可矣”。⑦虽然他和王韬一样也犯了过于夸大报纸的作用的错误，但这也说明了他看到了报纸对于社会的巨大作用。
六、强烈的爱国热情
清末民族危机严重，到了要亡族灭种的地步。一大批有志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怀揣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投身到报刊舆论宣传的阵地，为其代表的政治团体大声疾呼，企图开启民智，寻得国家富强之道。
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报刊活动家严复在甲午中日海战失败后，为中国海军痛心疾首，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文章，抨击列强的侵略行径，在当时的思想界有很大影响。谭嗣同也曾写下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著名诗句，这无不反映他们的爱国之心。
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报人于右任在办《民吁日报》时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等社论，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而后又连续发表《伊藤怪物之行踪》、《满洲风云日急》等文章和评论，历数日本帝国主义甲午战争以来的罪行，表现了其忧国忧民的情怀。□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曾宪明：《中国百年报人之路（1815-1949）》，远方出版社，2003：56、82、56、75
⑤王洪祥 等：《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194
⑥方汉奇 等：《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新闻研究资料》（十二），1983：208
⑦黄流沙：《晚晴爱国报人郑道》，《新闻业务》，1961（12）
（作者：湖北大学文学院2011级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