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理由
　　他创办并主持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丛书之一。这两套书从1980年代开始译介优质汉学作品，并延续至今，旨在“为中国同行做很好的学术筹备，建立中西方学术对话的起点”。无论中国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都受益匪浅。
　　刘东缓步穿过清华学堂一层走廊，依次经过墙上悬挂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的黑白照片，来到位于二楼的办公室门口。办公室门外正对着回廊式楼梯，冬日的阳光正好斜斜地照射进来，抖落一地木格窗花的剪影。
　　 这是一栋两层楼房，德国古典风格，坡顶陡起，青砖红瓦，是上世纪初清华前身所在。墙上四幅照片，正是曾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作为重建的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的办公室和院长陈来比邻。每次经过四大导师的照片时，刘东都会放慢脚步，心里一紧。是高山仰止，也是警醒自己。
　　“我比照片里他们去世时的年龄都大多了。”刘东脱掉风衣，一边拿下帽子，一边笑呵呵说道。他是看上去心宽体胖的那类人，声如洪钟，谈笑自若。2015年元旦刚过，刘东进入花甲之年，这让他更觉紧张。
　　很多事情要做，从最早进入学术生涯开始算起，三十多年“读百家书”的学术准备已经妥当，最重要的著述生涯，似乎才刚刚开始，刘东觉得时间远远不够。

“读百家书，立一家言”

　　刘东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打开电脑处理邮件。假期就快到了，忙完学校这堆事儿，他打算带着家人去三亚海边的房子度假，在那里继续读书、思考、写作。他说那是真正的面朝大海，可以一直呆到春暖花开再回来。
　　这是刘东一年到头最累的时候，编了二十多本书，教了这么多学生，还写了好几本书，每到年底，刘东都觉得“人困马乏”。
　　关于写作，刘东这一年计划排得很满。“今年至少有四本书要出。”他说。年至六十，刘东编书、教学，广泛地读书，现在，他觉得自己到了“立一家言”的时候。他时时有种紧迫感，他认为，一个大家，早年游学，到五十来岁时开始真正成熟地著述。“输入的东西能不能输出，那就得看他的天命和勤奋程度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学术界，刘东因主持创办两套丛书而获盛名：“海外中国研究译丛”和“人文与社会译丛”。这两套书从198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译介优质汉学作品，旨在“为中国同行做很好的学术筹备，建立中西方学术对话的起点”。
　　80年代，学院里一些理想主义者聚集在一起，以出书的形式完成社会启蒙的理想。当时的出版社也大都欢迎这种合作形式，对他们来说，这相当于有一个成熟的编外团队。
　　几大丛书中，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译丛”引人瞩目。一个充满理想和喧嚣的时代落幕，其他丛书相继宣告结束。但刘东继续出书，“海外中国”和“人文与社会”逐渐成长为中国体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丛书。
　　现在，编书仍然是刘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仍然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件事上，挑选他认为适合推介的书籍。刘东认为，这项事业不仅能“泽被世人”，更让刘东自己吸取了大量养料。
　　近些年，他开始频繁写书，并以一年三四本的速度将其出版。2014年，他出版了《思想的浮冰》《再造传统》等四本书。
　　刘东写作很快，用他的同事、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的话说，“一个人能顶国学院半年的工作量”。刘东提到这时有点孩子气般得意地笑了，“知道为什么吗？”他问，随即指指脑袋自答道：“因为准备得太充分了，这些书早都装在这儿了！”
　　这时候，送水的人推门进来换水，刚刚还在探讨学术的他赶紧拿了个大水杯，把剩下的纯净水都盛了出来。“别浪费了。”他说。

运动员、教练、裁判和领队

　　尽管已经做好去三亚度假的准备，但要处理的事务仍然源源不断。最热闹的是各种年底最值得推荐的书单、研讨总结会议等等……刘东一边念叨，一边低头处理邮件。十分钟后，他抬起头对记者笑笑，“有一个词叫over socialization（过度社会化），我们大多数中国学者都有这个问题。”
　　大量的时间消耗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唯独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主业。“这是一位学者要警惕的。”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中国两大译丛主编、博士生导师、业界著名学者，刘东发现自己也时常面临“过度社会化”的危险。不必要的行政工作，院系工作必须的应酬，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刘东用运动形容自己的学术生涯。运动员、教练、裁判、领队，身兼数职。这天下午，刘东还要请他的博士生吃饭，他还带了一大堆博士后。刘东讲课时非常投入，这时，他就是教练的身份。作为两个中国规模最大丛书的主编，刘东又变身裁判，哪些内容值得推荐出版，基本上是刘东说了算。
　　两大译丛给刘东带来了盛名，但也偶有人批评他杂而不专。他喜欢编书，自己写的书里“什么都谈一点”，提倡“通识”，不像通常的路数，在学术上先占一个坑，“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吃老本一直到死。”
　　刘东为这两套书花费太多时间，需要在市场和学术之间找到平衡，游说出版社一直做下去，这些都需要大量精力。
　　近期，学校的出版社让他去做负责人，要变成文理综合的出版社，“这都是领队的事儿。”加在一起，“让人很累。” 但刘东只想安安静静做运动员。2015年，他大概有四本书要出，他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一本希腊与中国的书，思考得差不多了，“大概能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
　　2009年，刘东从北大来到清华，清华大学高调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一新闻曾轰动一时，刘东任副院长。
　　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初成立于1925年，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享有盛名。办学四年，国学院毕业生近70名，其中50多人成为人文学界著名学者，四位教授被尊称为国学院“四大导师”。 　　“为什么中国学者非得是上辈子卖命、

下辈子卖名呢”

　　刘东的办公室很宽敞，满满几大排书架，从传统文化到哲学、医学、音乐艺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既是书架，也是书库——每层外面一排摆放着刘东要读的书，里面则密密麻麻地塞着他主编的丛书。
　　学术之外，刘东热爱音乐，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刘东曾是校文工团团长，因此有特权不上课。对付完学校的功课，其他时间，刘东自己大量读书，“三四年级的时候，同学就知道我说话听不懂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他在椅子上坐下来，那是一只功能椅，能舒服地半躺下来。刘东说自己一旦坐下就不想起来，因为担心自己“万一忘了下面那一句”。长年熬夜看书也让他身体“到处都是毛病”。
　　刘东越来越感到自己身体的问题了，他跟陈来聊天，说别看大家现在看起来人形都挺好的，但其实都像个雪人，“不定哪天就漏点水”。他以极为战战兢兢的方式保养。每天吃三十种保健品，早上喝粥要有黑豆莲子绿豆红豆，“得有十几样”。
　　这一切不是因为怕死，是怕没有完成。“上帝不会因为你有这么大学问就多给你一天，反而先把你的视网膜、坐骨神经先坐出来再说。”刘东在椅子上转了转胖胖的身体，哈哈大笑，“当然也不能这么说，要不孩子们都不做学问了。”
　　接受采访的头一天夜里，刘东刚看完《索尔仁尼琴传》，看到凌晨两点半。最触动他的是，索尔仁尼琴拿到诺贝尔奖之后，又出版了《古拉格群岛》。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诺贝尔奖是一个顶峰。
　　他以此对照国内学者。前些年他为自己主持的学术期刊《中国学术》征集稿件，向老朋友们约稿，一些人告诉他，年纪大了，自动为自己减少工作量，“大长篇的学术著作就不写了”。
　　刘东不太明白，国外的同行七八十岁，还在认认真真写作，中国学者基本上五十多岁就不写了。“为什么中国学者非得是上辈子卖命、下辈子卖名呢？”
　　刘东自己想做的事情还很多。他曾想过要编一套1980年代丛书，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还活着，请他们来写写文章，回忆和反思当时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他计划请周其仁写1980年代农村的改革。他想了几十个选题，希望能借这套书发出一个警告，“那个时候我们其实走错了，现在得重走”。
　　“我们现在中国发展的所有问题，都是那个时候提出还没解决的。”他说。但根据眼下的形势，这套书是做不出来了。刘东接下来最想写的一本书是《中国与希腊》，分析比较这两大文明的源头，“希望能为我们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

　　刘东

　　著名学者。早年师从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各洲。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