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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为什么想到把西班牙文学巨著《堂吉诃德》拍成话剧?
孟京辉：西方文学作品有两个著名的艺术形象，一个是哈姆雷特，另一个是堂吉诃德。相比而言，堂吉诃德的冒险精神更强烈，更阿容易被人们接受。《堂吉诃德》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的伟大不仅在于塑造了主人公的形象，而是创造了一个“疯狂”的概念。我导演这都话刚，是为了把它献给像堂吉诃德一样的人和喜欢堂吉诃德的人。
今日中国：要把一部78万字的巨著编排成两个半小时的话剧，您如何把握?
孟京辉：我主要把把握了堂吉诃德冒险和成长两个方面。我先后把北京外国语大学董燕生老师的权威译本，压缩成17万字，5万字。在选择素材的时候。书创人员把火家都不喜欢的场景排除，最后剩下大家都喜欢的，同时我们也注意保留适合被观众观看和理解的内容。
今日中国：为了贴近原著和西班矛风格，您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
孟京辉：我们专程去西班牙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采风。我们从小说中堂吉诃德与桑丘开始出游的地方拉曼恰出发，顺着小说中的路线走了两天。所到之处又美。又让人觉得难过。烈日炎炎，红士遍地，只有几棵小树，是鸡蛋扔在铁上都能熟了的地方，我们把滑路采回的景象带回到了北京，带回到了话剧舞台上。
今日中国：您改编这部作品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孟京辉最重要的就是在对待堂古诃德这个“老疯子”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我发现只要你有一个特别昂扬，恰当，准确，开放的态度，你就能承受他的疯狂，就会感觉像跟堂吉诃德挽着手，陶醉了，开始在原野上撒泼了，这就玩起来了，特别开心。
这次创作对我来讲很愉快。无论是现场演奏，还是跟演员、舞台、美术的协调、多媒体的尝试等儿个靠面，我们玩得都特别开心。
今日中国：我觉得现在中国人挺缺这种“疯”的状态，您把它给带出来了。
孟京辉：对。现在的中国人往往按部就班、目标明确，强调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伙身上都没问题，也不提问题，不崇尚那种狂想。我觉得有疯狂反比没疯狂要好多了。小说的译者董燕生老师说：“如果没疯子，这个世界就太险恶了”，我特别能理解。太险恶就说明所有人都在算计，而疯子是不算计的。
今日中国：您如何界定“疯子”?
孟京辉：“疯子”是指一种心灵上的狂想，精神上的驰骋，它是—个很美好的词语。
今日中国：您觉得自己在这部作品中得到释放了吗?
孟京辉：我觉得自己谈不上释放。而是驾驭“堂吉诃德”这匹马，驾驭了好长时间，很开心。
今日中国：您如何评价演员对堂吉诃德和桑丘的表现，他们的表演有怎样的特点?
孟京辉：《堂吉诃德》主演郭涛经过近三个月节食减肥，在舞台上呈现出一个身着中世纪铠甲、形销骨立的愁容骑士形象。他把堂吉诃德狂热的理想追求、孑然一身的孤独落魄和不向卑微的世俗低头妥协的痛苦坚持演绎得比较到位。刘晓晔饰演的侍从桑丘满嘴谚语，既粗鄙又纯良，喜剧感十足。
这两个演员是绝配，他们把对方的特点都显出来了。一个特别高远，另一个低俗里有一点点生活的智慧。他俩亦庄亦谐，一出场多年来两个人“搭档”的状态就出现了，很棒。
今日中国：改编原著有两条路，一条是完全尊重原著，一种是本土化，您的做法是?
孟京辉：找到了一个桥梁，把观众寻找原汁原味的心理去掉，就按照心里对堂吉诃德的理解就可以了。
可以说在舞台上不可能准确地找到堂吉诃德的形象，除非去读原著。作为导演，我是舞台上各种元素的编织者，我用我的方式来告诉观众我对堂吉诃德的理解，这是一种朋友式的倾诉。
今日中国：您是如何保持作品的西班牙风格的呢?
孟京辉：在西班牙采风的时候，有一次在巴塞罗那海滩，我们看见远远的一群穿着白衣服的人。他们把装东西的纸口袋装满沙子，立在沙滩上，摆成一个圆圈，把点燃的小蜡烛插在纸口袋里，像一个个小灯笼一样，海风也吹不灭。所有的人都穿着纱质的白衣服，中间有一个乐队在演奏。月光洒在沙滩上，海水一遍遍地冲刷着沙滩。我们当时都愣住了。后来一打听，原来当天是其中一个希腊人的生日，他的好朋友都聚集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海滩为他庆祝。
当时我就觉得那是一群从远方来的天使，他们没有民族，没有偏见，拥有的是文化上的交融，他们可以是中国人，可以是伊朗人，也可以是美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共同组成了特别美好的一个集体，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仪式，像诗一样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太棒了。
我们心目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带着从远处走来的痕迹，就像那群穿着白衣服的人。他们吹着笛子，拿着琴，带着乐器，戴着美丽的花冠，来演绎几百年前那个疯子的传说。那时风“唰”地飘过去了，月光洒在他们身上，观众对他们的热爱洒在他们脸上、身上，戏剧就开始了。之后的一切随着掌声都烟消云散，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演绎堂吉诃德，他是一阵飘泊的风。
服装、舞台灯光、舞台美术、多媒体等方面都从意念、观念的角度极度靠近堂吉诃德和他的创造者塞万提斯。但是在个性化的表达上，极度靠近自己。这样就虚化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舞台上造就了一个有张力的结合体来奉献给观众。
今日中国：这部话剧的视觉效果和音乐如何?
孟京辉：我们请到了一位专门演奏西班牙音乐的吉他手现场演奏，演奏贯穿整个话剧。配乐采用了拉曼恰地区以及周边的音乐，甚至还用了一首墨西哥的现代歌曲。好多人知道这不是西班牙当地的音乐，这就有一种陌生感，时间的错位，出现了间离效果。
多媒体的运用使舞台效果不局限于演员的表现。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话剧最后堂吉诃德回头和观众说“后会有期”后，优美的西班牙音乐响起，背景出现了对堂吉诃德一生的回顾：不断在跑，一遍遍的摔倒；在城堡，有马有车，有鸟在飞；还有他特别欣赏的杜尔西内亚的形象这些恍惚又没有了，堂吉诃德倒下，重新再跑，爬上城堡……这些画面合成音乐，感人极了。
今日中国：你希望通过《堂吉诃德》向观众展现什么?
孟京辉：堂吉诃德在疯狂的表面下隐藏了一颗仁慈和勇敢的心，仁慈和勇敢是人类多美好的品质啊。
如果大家在看完这部话剧以后。隐隐约约觉得堂吉诃德是一个好人，无论他忏悔、醒悟，还是继续执迷于疯狂，都是一个好人，都是一个身边特别亲近的人。甚至说，你可能就是他，你梦里就是想成为一个他那样的人。这是我希望达到的目的。这样的企图最后可能还成功了，有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在看完这部话剧给我打电话说：“堂吉诃德尤其让人感到生为人的美。”
今日中国：这种仁慈和勇敢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孟京辉：是通过好多种方法循序渐进体现的，例如用音乐导入、演员的行为一点点导人，我们还用一些多媒体来导入。也没急着说，甚至每句话都没说这个。 但是观众整体看完了以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意识。
今日中国：你曾说形成自己的模式很重要，觉得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模式了吗?
孟京辉：我只能说自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至于模式还远远没形成。我希望形成模式，形成一个模式固定了，我就可以进步了。当没形成模式的时候不断在探索。
《恋爱的犀牛》的模式就挺好，文学理念、创作、营销模式都很好，但是有些东西是无法复制的，尤其是艺术创作。创作上是无法形成模式的，形成模式就是死的。运营、操作，和让戏剧成为受人尊敬的行业，这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今日中国：您的夫人廖一梅说您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
孟京辉：也有可能。反正什么事情我做就会用自己的那一套，有时候那一套管用，有时候不管用。
今日中国：从《爱比死更冷酷》上看，好像你想从自己的那一套里冲出去。
孟京辉：我才不想冲出去。《爱比死更冷酷》就是玩儿。剧场闲了10天，一帮人没事干，大家就说随便弄一个戏。当时有两个事刺激我，一个就是大家老说经济危机，但是没有人说文化危机，20世纪60年代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的文化到底还有作用吗?我告诉你，没作用。“爱比死更冷酷”就是说资产阶级那种文质彬彬的爱，比死还冷酷。那么咱们面临的也许就是死亡，大家要好好想一想文化效应是怎么失去的。那时候我就决定做一个极端的东西，我又愿意玩，所以决定来一个狠点的，弄一个大玻璃，把观众和舞台隔开，挺好玩，挺开心的。反正我自己高兴，别人也替我高兴，那这事儿就靠谱。
今日中国：话剧本身就是一个小众的事情。
孟京辉：对，我们下一步想做的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拍成话剧。
今日中国：为什么如此热爱话剧这个表达形式?
孟京辉：这是我找到的比较快捷、安全的表达方式，中间没有含糊。话剧可以按照《爱比死更冷酷》的方式去做，但换成电影，大伙肯定说是在胡来。
今日中国：而且要顾及院线。
孟京辉：对，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不会偷窥观众想要什么，或者去贩卖观众想要的东西，我在戏剧里有工作的快乐、踏实。
今日中国：您怎么看待观众?
孟京辉：不知道观众在哪。
今日中国：有没有在找自己的观众?
孟京辉：反正我就放出一个信号来，让观众来找我。如果主动找，我找不着。
今日中国：你一直顶着先锋的头衔，对这个怎么看?
孟京辉：没怎么看，先弄着吧。先锋分好几种，先锋的创作，先锋的姿态、先锋概念的流传。我可以承担属于创作者的那些，其他都是社会上的流传。我说先锋就是：我离你们远着呢，也别把我跟你们混为一谈，我跟你们不一样，别套近乎!在原则问题上，在戏剧美学上，我们没什么可交流的。
今日中国：有自己怀疑和孤独的时候吗?
孟京辉：从人的状况和创作的状况来讲。肯定有怀疑，怀疑自己，怀疑整个时代跟你的关系。孤独就不用说了，但是这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都不用去化解它，就这样了。你就享受它，享受自己的孤独和怀疑，享受纠结在一起的这种矛盾心情。而且也不能光看眼前。
今日中国：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孟京辉：我觉得应该是创作，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重新思考自己和所在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所有的因素都对我造成影响，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时代给我的，只不过我是一个怪物罢了。
今日中国：您如何看待商业化的影响，如何保持独立性?
孟京辉：我觉得这是问题，也不是问题。咱们所谓的商业，太小了。在百老汇，像我这样的导演，早就是亿万富翁了，差远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今日中国：那你不排斥这个东西吗?
孟京辉：无所谓，这东西不重要。
今日中国：它会有妨害吗?
孟京辉：我觉得不会。可能对别人有妨害，但是对我不会。它太渺小了。跟我巨大的往前推动的、疯狂地要做的那些事情相比，影响力太小了。
今日中国：您希望对后面的人产生影响?
孟京辉：我必须对后面的人产生影响，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要坚决地负这个责。所以我们做青年艺术戏剧节，我们要把戏剧做成我们想让它成为的样子。
今日中国：这些想法是现在才出现的吗?
孟京辉：其实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十几年前我就说，不好好干的话，等中国话剧有点好转，人家问那时你们干嘛去了?我就只能说那时商业特好我们就玩商业去了。幸好我们当时没那么干。同样，再过十年，人家要是问你们当年都干什么了?我们还可以说，在那么复杂，浮躁的年代，我们还做了一些事儿，可以了。
孟京辉：西方文学作品有两个著名的艺术形象，一个是哈姆雷特，另一个是堂吉诃德。相比而言，堂吉诃德的冒险精神更强烈，更阿容易被人们接受。《堂吉诃德》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的伟大不仅在于塑造了主人公的形象，而是创造了一个“疯狂”的概念。我导演这都话刚，是为了把它献给像堂吉诃德一样的人和喜欢堂吉诃德的人。
今日中国：要把一部78万字的巨著编排成两个半小时的话剧，您如何把握?
孟京辉：我主要把把握了堂吉诃德冒险和成长两个方面。我先后把北京外国语大学董燕生老师的权威译本，压缩成17万字，5万字。在选择素材的时候。书创人员把火家都不喜欢的场景排除，最后剩下大家都喜欢的，同时我们也注意保留适合被观众观看和理解的内容。
今日中国：为了贴近原著和西班矛风格，您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
孟京辉：我们专程去西班牙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采风。我们从小说中堂吉诃德与桑丘开始出游的地方拉曼恰出发，顺着小说中的路线走了两天。所到之处又美。又让人觉得难过。烈日炎炎，红士遍地，只有几棵小树，是鸡蛋扔在铁上都能熟了的地方，我们把滑路采回的景象带回到了北京，带回到了话剧舞台上。
今日中国：您改编这部作品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孟京辉最重要的就是在对待堂古诃德这个“老疯子”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我发现只要你有一个特别昂扬，恰当，准确，开放的态度，你就能承受他的疯狂，就会感觉像跟堂吉诃德挽着手，陶醉了，开始在原野上撒泼了，这就玩起来了，特别开心。
这次创作对我来讲很愉快。无论是现场演奏，还是跟演员、舞台、美术的协调、多媒体的尝试等儿个靠面，我们玩得都特别开心。
今日中国：我觉得现在中国人挺缺这种“疯”的状态，您把它给带出来了。
孟京辉：对。现在的中国人往往按部就班、目标明确，强调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伙身上都没问题，也不提问题，不崇尚那种狂想。我觉得有疯狂反比没疯狂要好多了。小说的译者董燕生老师说：“如果没疯子，这个世界就太险恶了”，我特别能理解。太险恶就说明所有人都在算计，而疯子是不算计的。
今日中国：您如何界定“疯子”?
孟京辉：“疯子”是指一种心灵上的狂想，精神上的驰骋，它是—个很美好的词语。
今日中国：您觉得自己在这部作品中得到释放了吗?
孟京辉：我觉得自己谈不上释放。而是驾驭“堂吉诃德”这匹马，驾驭了好长时间，很开心。
今日中国：您如何评价演员对堂吉诃德和桑丘的表现，他们的表演有怎样的特点?
孟京辉：《堂吉诃德》主演郭涛经过近三个月节食减肥，在舞台上呈现出一个身着中世纪铠甲、形销骨立的愁容骑士形象。他把堂吉诃德狂热的理想追求、孑然一身的孤独落魄和不向卑微的世俗低头妥协的痛苦坚持演绎得比较到位。刘晓晔饰演的侍从桑丘满嘴谚语，既粗鄙又纯良，喜剧感十足。
这两个演员是绝配，他们把对方的特点都显出来了。一个特别高远，另一个低俗里有一点点生活的智慧。他俩亦庄亦谐，一出场多年来两个人“搭档”的状态就出现了，很棒。
今日中国：改编原著有两条路，一条是完全尊重原著，一种是本土化，您的做法是?
孟京辉：找到了一个桥梁，把观众寻找原汁原味的心理去掉，就按照心里对堂吉诃德的理解就可以了。
可以说在舞台上不可能准确地找到堂吉诃德的形象，除非去读原著。作为导演，我是舞台上各种元素的编织者，我用我的方式来告诉观众我对堂吉诃德的理解，这是一种朋友式的倾诉。
今日中国：您是如何保持作品的西班牙风格的呢?
孟京辉：在西班牙采风的时候，有一次在巴塞罗那海滩，我们看见远远的一群穿着白衣服的人。他们把装东西的纸口袋装满沙子，立在沙滩上，摆成一个圆圈，把点燃的小蜡烛插在纸口袋里，像一个个小灯笼一样，海风也吹不灭。所有的人都穿着纱质的白衣服，中间有一个乐队在演奏。月光洒在沙滩上，海水一遍遍地冲刷着沙滩。我们当时都愣住了。后来一打听，原来当天是其中一个希腊人的生日，他的好朋友都聚集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海滩为他庆祝。
当时我就觉得那是一群从远方来的天使，他们没有民族，没有偏见，拥有的是文化上的交融，他们可以是中国人，可以是伊朗人，也可以是美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共同组成了特别美好的一个集体，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仪式，像诗一样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太棒了。
我们心目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带着从远处走来的痕迹，就像那群穿着白衣服的人。他们吹着笛子，拿着琴，带着乐器，戴着美丽的花冠，来演绎几百年前那个疯子的传说。那时风“唰”地飘过去了，月光洒在他们身上，观众对他们的热爱洒在他们脸上、身上，戏剧就开始了。之后的一切随着掌声都烟消云散，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演绎堂吉诃德，他是一阵飘泊的风。
服装、舞台灯光、舞台美术、多媒体等方面都从意念、观念的角度极度靠近堂吉诃德和他的创造者塞万提斯。但是在个性化的表达上，极度靠近自己。这样就虚化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舞台上造就了一个有张力的结合体来奉献给观众。
今日中国：这部话剧的视觉效果和音乐如何?
孟京辉：我们请到了一位专门演奏西班牙音乐的吉他手现场演奏，演奏贯穿整个话剧。配乐采用了拉曼恰地区以及周边的音乐，甚至还用了一首墨西哥的现代歌曲。好多人知道这不是西班牙当地的音乐，这就有一种陌生感，时间的错位，出现了间离效果。
多媒体的运用使舞台效果不局限于演员的表现。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话剧最后堂吉诃德回头和观众说“后会有期”后，优美的西班牙音乐响起，背景出现了对堂吉诃德一生的回顾：不断在跑，一遍遍的摔倒；在城堡，有马有车，有鸟在飞；还有他特别欣赏的杜尔西内亚的形象这些恍惚又没有了，堂吉诃德倒下，重新再跑，爬上城堡……这些画面合成音乐，感人极了。
今日中国：你希望通过《堂吉诃德》向观众展现什么?
孟京辉：堂吉诃德在疯狂的表面下隐藏了一颗仁慈和勇敢的心，仁慈和勇敢是人类多美好的品质啊。
如果大家在看完这部话剧以后。隐隐约约觉得堂吉诃德是一个好人，无论他忏悔、醒悟，还是继续执迷于疯狂，都是一个好人，都是一个身边特别亲近的人。甚至说，你可能就是他，你梦里就是想成为一个他那样的人。这是我希望达到的目的。这样的企图最后可能还成功了，有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在看完这部话剧给我打电话说：“堂吉诃德尤其让人感到生为人的美。”
今日中国：这种仁慈和勇敢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孟京辉：是通过好多种方法循序渐进体现的，例如用音乐导入、演员的行为一点点导人，我们还用一些多媒体来导入。也没急着说，甚至每句话都没说这个。 但是观众整体看完了以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意识。
今日中国：你曾说形成自己的模式很重要，觉得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模式了吗?
孟京辉：我只能说自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至于模式还远远没形成。我希望形成模式，形成一个模式固定了，我就可以进步了。当没形成模式的时候不断在探索。
《恋爱的犀牛》的模式就挺好，文学理念、创作、营销模式都很好，但是有些东西是无法复制的，尤其是艺术创作。创作上是无法形成模式的，形成模式就是死的。运营、操作，和让戏剧成为受人尊敬的行业，这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今日中国：您的夫人廖一梅说您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
孟京辉：也有可能。反正什么事情我做就会用自己的那一套，有时候那一套管用，有时候不管用。
今日中国：从《爱比死更冷酷》上看，好像你想从自己的那一套里冲出去。
孟京辉：我才不想冲出去。《爱比死更冷酷》就是玩儿。剧场闲了10天，一帮人没事干，大家就说随便弄一个戏。当时有两个事刺激我，一个就是大家老说经济危机，但是没有人说文化危机，20世纪60年代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的文化到底还有作用吗?我告诉你，没作用。“爱比死更冷酷”就是说资产阶级那种文质彬彬的爱，比死还冷酷。那么咱们面临的也许就是死亡，大家要好好想一想文化效应是怎么失去的。那时候我就决定做一个极端的东西，我又愿意玩，所以决定来一个狠点的，弄一个大玻璃，把观众和舞台隔开，挺好玩，挺开心的。反正我自己高兴，别人也替我高兴，那这事儿就靠谱。
今日中国：话剧本身就是一个小众的事情。
孟京辉：对，我们下一步想做的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拍成话剧。
今日中国：为什么如此热爱话剧这个表达形式?
孟京辉：这是我找到的比较快捷、安全的表达方式，中间没有含糊。话剧可以按照《爱比死更冷酷》的方式去做，但换成电影，大伙肯定说是在胡来。
今日中国：而且要顾及院线。
孟京辉：对，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不会偷窥观众想要什么，或者去贩卖观众想要的东西，我在戏剧里有工作的快乐、踏实。
今日中国：您怎么看待观众?
孟京辉：不知道观众在哪。
今日中国：有没有在找自己的观众?
孟京辉：反正我就放出一个信号来，让观众来找我。如果主动找，我找不着。
今日中国：你一直顶着先锋的头衔，对这个怎么看?
孟京辉：没怎么看，先弄着吧。先锋分好几种，先锋的创作，先锋的姿态、先锋概念的流传。我可以承担属于创作者的那些，其他都是社会上的流传。我说先锋就是：我离你们远着呢，也别把我跟你们混为一谈，我跟你们不一样，别套近乎!在原则问题上，在戏剧美学上，我们没什么可交流的。
今日中国：有自己怀疑和孤独的时候吗?
孟京辉：从人的状况和创作的状况来讲。肯定有怀疑，怀疑自己，怀疑整个时代跟你的关系。孤独就不用说了，但是这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都不用去化解它，就这样了。你就享受它，享受自己的孤独和怀疑，享受纠结在一起的这种矛盾心情。而且也不能光看眼前。
今日中国：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孟京辉：我觉得应该是创作，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重新思考自己和所在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所有的因素都对我造成影响，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时代给我的，只不过我是一个怪物罢了。
今日中国：您如何看待商业化的影响，如何保持独立性?
孟京辉：我觉得这是问题，也不是问题。咱们所谓的商业，太小了。在百老汇，像我这样的导演，早就是亿万富翁了，差远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今日中国：那你不排斥这个东西吗?
孟京辉：无所谓，这东西不重要。
今日中国：它会有妨害吗?
孟京辉：我觉得不会。可能对别人有妨害，但是对我不会。它太渺小了。跟我巨大的往前推动的、疯狂地要做的那些事情相比，影响力太小了。
今日中国：您希望对后面的人产生影响?
孟京辉：我必须对后面的人产生影响，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要坚决地负这个责。所以我们做青年艺术戏剧节，我们要把戏剧做成我们想让它成为的样子。
今日中国：这些想法是现在才出现的吗?
孟京辉：其实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十几年前我就说，不好好干的话，等中国话剧有点好转，人家问那时你们干嘛去了?我就只能说那时商业特好我们就玩商业去了。幸好我们当时没那么干。同样，再过十年，人家要是问你们当年都干什么了?我们还可以说，在那么复杂，浮躁的年代，我们还做了一些事儿，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