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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相信，亳州市和古井贡酒的案例，只是这十余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普遍作为“推手”，甚至直接参与微观层面企业运行的一个缩影。无论是曾经的光伏之都江苏无锡，多晶硅之都江西新余，还是煤炭之都内蒙古鄂尔多斯等等，当地单一产业集聚和爆发式增长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扶持，故而等到企业纷纷陷入产能过剩沼泽之后，地方政府不得不为自己曾付出的高昂“沉没成本” 继续出手，想尽办法延缓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过程。
政府是大夫还是病根？
对“看不见的手”定理的信徒们而言，在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体系当中，似乎政府能够“不干预”，让企业和市场自发调节产能才是终极理想模式，但在中国当前的实际经济环境中，各级政府深度参与经济运作，甚至本身就是诸多企业最大的股东，要使政府完全退出对行业的规划和干预，可谓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早有论者指出，中国本轮产能过剩的出现，与近十年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飞速跃进有极高的相关度。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数据表明，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合计占到行业总需求近55%，而我国的人均水泥消费量更是远远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峰值水平。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对土地财政和GDP的超强拉动，正是近10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完成政绩考核的最主要途径。
“地方政府在竞争的过程中不适当的提供了各种优惠，即各种形式的补贴，所以很容易导致产能过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 “很多企业的决策恰恰是瞄准了政府的优惠”。他将中国本轮产能过剩的成因归结为四大方面，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恰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治理产能过剩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政策事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教授早在2009年就曾提出，中国政府对产能过剩的治理不仅针对狭义产能进行干预，而且包含控制污染排放以及推进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多方面调控目标，产能过剩治理还与国企改革转制目标具有呼应关系，并与总需求管理和调控通胀等宏观目标存在联系。在如此复杂的多重目标之下，区分适当产能闲置和产能过剩的关键就在于“合理界限”的认定。这也是产能过剩定义的一个实质困难。他更指出，无论是统计部门还是产业政策部门，在产能利用率数据常规性系统发布方面都没有明显改进，也很少对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专题研究成果，或者对有关政策成效提供分析报告。有关部门行政管制如果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可能会增加经济运行成本，难以实现政策设计的初衷。
针对中央政府的治理手段，金碚也有自己的看法：“治理产能过剩的手段仍然是行政手段为主，这样的效果是很难确定的。政府要求企业一律不允许投资，能做到么？钢铁行业一律不批？很难说。行政性的办法只能一个标准，也就是按照规模大小和技术落后程度来优胜劣汰。怎么不被淘汰？这就得企业做大。所以就像一个竞争的生态圈，企业只求大到不被淘汰。这也是产能过剩讨论并治理了这么多年，一直进行不下去的原因之一。”
企业能否不再“老鼠赛跑”？
“起床，上班，付账，再起床，再上班，再付账……他们的生活就是在无穷尽地为这两种感觉而奔忙：恐惧和贪婪。给他们更多的钱，他们就会以更高的开支重复这种循环。”
罗伯特·T·清崎，在《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提出的这个“老鼠赛跑”概念，正好可以诠释中国当下的产能过剩困局。可怕的是，诸多身处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中国企业，也深陷于这种模式而不能自拔。它们投资，扩产，滞销，再投资，再扩产，再滞销……在沼泽中不断用力挣扎，却越陷越深。
在一个产能过剩的产业中，企业一般有两种选择：其一，精简和改造自己的商业模式，使其更具有持续性；其二，便是继续提升产能，同时期盼价格回升。在一片愁云残雾的光伏行业中，英利集团的选择便是后者。在2012年年报中该公司便表示：“产能规模对于光伏制造企业的盈利性和竞争力有着巨大的影响。通过扩张产能达到规模化经济，这对维持我们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作为这一决心的表现，在2012年已经跃居全球光伏企业出货量第一位的中国英利，给自己制定的2013年出货量目标是：同比增长40%。
英利集团的选择在中国企业中颇具代表性。追求规模效应，力求边际成本低于竞争对手，这在个体企业的战略选择上本无可厚非，但在夹杂地方政府各种政绩诉求的背景之下，各种扶植和补贴政策，却使得这种价格战、规模战变成了无止境的损耗黑洞。
“前途大好的行业，却把原本应该数年实现的产能在两三年之内一下子释放出来，市场根本没有这个需求，最后只有消化不了”，金碚说，“地方政府往往有一种快速增长、急于求成的思路，追求一种‘锦上添花’的效果。讲究‘扶优扶强’——谁要能做大做强，讲究快，十年的能力压缩到三年就可以完成，那政府就会大力支持，光伏产业便是其中典型”。
金碚将这些企业陷入扩张死循环的另一个原因归结为技术空间受限。中国制造业产能目前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过剩，而是因为企业都在一条路上，盲目的随从大流走，并且盲从可审批的那条路。大家用同样的优惠政策，同样的审批制度，做着同样的东西，这势必造成拥挤。产能过剩并非是因为产业空间没有了，而是因为大家都挤在同一个技术平面上。他更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经营模式应当从平推式的发展向立体式方向发展。平推式就是在同样的技术平面上形成产能，立体式则是每一个产业的高地都不在一个平面，每个产业高地都有储备空间。
“我们的产能过剩就是急于求成造成的，而现在这个阶段不可以。这同样是值得政府和行业企业深刻反思的问题”，金碚总结道。
政府是大夫还是病根？
对“看不见的手”定理的信徒们而言，在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体系当中，似乎政府能够“不干预”，让企业和市场自发调节产能才是终极理想模式，但在中国当前的实际经济环境中，各级政府深度参与经济运作，甚至本身就是诸多企业最大的股东，要使政府完全退出对行业的规划和干预，可谓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早有论者指出，中国本轮产能过剩的出现，与近十年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飞速跃进有极高的相关度。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数据表明，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合计占到行业总需求近55%，而我国的人均水泥消费量更是远远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峰值水平。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对土地财政和GDP的超强拉动，正是近10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完成政绩考核的最主要途径。
“地方政府在竞争的过程中不适当的提供了各种优惠，即各种形式的补贴，所以很容易导致产能过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 “很多企业的决策恰恰是瞄准了政府的优惠”。他将中国本轮产能过剩的成因归结为四大方面，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恰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治理产能过剩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政策事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教授早在2009年就曾提出，中国政府对产能过剩的治理不仅针对狭义产能进行干预，而且包含控制污染排放以及推进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多方面调控目标，产能过剩治理还与国企改革转制目标具有呼应关系，并与总需求管理和调控通胀等宏观目标存在联系。在如此复杂的多重目标之下，区分适当产能闲置和产能过剩的关键就在于“合理界限”的认定。这也是产能过剩定义的一个实质困难。他更指出，无论是统计部门还是产业政策部门，在产能利用率数据常规性系统发布方面都没有明显改进，也很少对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专题研究成果，或者对有关政策成效提供分析报告。有关部门行政管制如果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可能会增加经济运行成本，难以实现政策设计的初衷。
针对中央政府的治理手段，金碚也有自己的看法：“治理产能过剩的手段仍然是行政手段为主，这样的效果是很难确定的。政府要求企业一律不允许投资，能做到么？钢铁行业一律不批？很难说。行政性的办法只能一个标准，也就是按照规模大小和技术落后程度来优胜劣汰。怎么不被淘汰？这就得企业做大。所以就像一个竞争的生态圈，企业只求大到不被淘汰。这也是产能过剩讨论并治理了这么多年，一直进行不下去的原因之一。”
企业能否不再“老鼠赛跑”？
“起床，上班，付账，再起床，再上班，再付账……他们的生活就是在无穷尽地为这两种感觉而奔忙：恐惧和贪婪。给他们更多的钱，他们就会以更高的开支重复这种循环。”
罗伯特·T·清崎，在《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提出的这个“老鼠赛跑”概念，正好可以诠释中国当下的产能过剩困局。可怕的是，诸多身处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中国企业，也深陷于这种模式而不能自拔。它们投资，扩产，滞销，再投资，再扩产，再滞销……在沼泽中不断用力挣扎，却越陷越深。
在一个产能过剩的产业中，企业一般有两种选择：其一，精简和改造自己的商业模式，使其更具有持续性；其二，便是继续提升产能，同时期盼价格回升。在一片愁云残雾的光伏行业中，英利集团的选择便是后者。在2012年年报中该公司便表示：“产能规模对于光伏制造企业的盈利性和竞争力有着巨大的影响。通过扩张产能达到规模化经济，这对维持我们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作为这一决心的表现，在2012年已经跃居全球光伏企业出货量第一位的中国英利，给自己制定的2013年出货量目标是：同比增长40%。
英利集团的选择在中国企业中颇具代表性。追求规模效应，力求边际成本低于竞争对手，这在个体企业的战略选择上本无可厚非，但在夹杂地方政府各种政绩诉求的背景之下，各种扶植和补贴政策，却使得这种价格战、规模战变成了无止境的损耗黑洞。
“前途大好的行业，却把原本应该数年实现的产能在两三年之内一下子释放出来，市场根本没有这个需求，最后只有消化不了”，金碚说，“地方政府往往有一种快速增长、急于求成的思路，追求一种‘锦上添花’的效果。讲究‘扶优扶强’——谁要能做大做强，讲究快，十年的能力压缩到三年就可以完成，那政府就会大力支持，光伏产业便是其中典型”。
金碚将这些企业陷入扩张死循环的另一个原因归结为技术空间受限。中国制造业产能目前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过剩，而是因为企业都在一条路上，盲目的随从大流走，并且盲从可审批的那条路。大家用同样的优惠政策，同样的审批制度，做着同样的东西，这势必造成拥挤。产能过剩并非是因为产业空间没有了，而是因为大家都挤在同一个技术平面上。他更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经营模式应当从平推式的发展向立体式方向发展。平推式就是在同样的技术平面上形成产能，立体式则是每一个产业的高地都不在一个平面，每个产业高地都有储备空间。
“我们的产能过剩就是急于求成造成的，而现在这个阶段不可以。这同样是值得政府和行业企业深刻反思的问题”，金碚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