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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会议期间，蒋介石指责我父亲丢了山东。我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举行开封军事会议的大礼堂已拆除，现改建为师生餐厅
下午1点半，军事会议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我父亲偕孙桐萱等乘车前往出席会议。
开封军事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连篇累牍，人言言殊。
为尽可能还原开封军事会议上的情景，我仔细读了李宗仁、孙桐萱、吴锡祺、张宣武这四位目击者的文章，综述如下：
袁家花园的大门朝南，左边挂着一块木门牌，上书“中国中学”，院内有一个很大院落和一座大礼堂，可容纳数百人，会场就设在礼堂内。与会人员一律在大门外下车，按集团军整队进入，集团军总司令在前面带队。所有武装或非武装随从人员一律不准入内，分别被安置在附近招待所内。院内宪兵林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与会人员不得携带武器进入会场，枪械交副官处统一保管。
参加会议的是第一、第五战区所辖各部队团长以上各级指挥官及幕僚长，到会400人左右。坐在第一排的皆为高级将领，从左至右为：蒋作宾、蒋伯诚、俞飞鹏、刘峙、鹿钟麟、程潜、李宗仁、韩复榘、宋哲元、邓锡侯、孙震、于学忠、万福麟等。在高级将领中，除韩复榘、宋哲元、邓锡侯、孙震四人身着灰布棉军服外，其余将领皆着黄呢军装。韩复榘是高级将领中最后步入会场的。他戴一副茶色眼镜，身着灰色斜纹布棉军服，头戴灰布棉军帽，下边打布绑腿，腰扎武装带。韩表现得很活跃，与坐在第一排的高级将领一一握手，亲热问候，然后坐在指定的李宗仁与宋哲元之间的空位上。
下午1点半左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出现在讲台上，首先与在前排就座的高级将领们打个招呼，然后宣布会议开始。蒋介石从讲台右侧角门走出来，身着黄呢子军常服，戴白手套。钱高喊一声“起立”，全体与会将领立正。钱向蒋报告到会人数。蒋向与会将领脱帽鞠躬；众将领坐下。蒋摘掉手套，拿起花名册，拈起一支红蓝铅笔，开始按战区、集团军番号顺序一一点名。半个多小时后点名结束，蒋从上衣左边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封面小本子，举起来说：“你们有谁带来这本《党员手册》？带着的请站起来，把本子举起来让我看看！”全场站起八人。蒋命侍从人员将八人名字记下来。接着，蒋又从上衣右边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封面的小本子，举起来说：“带着《步兵操典》的请站起来！”结果，全场只站起一人。蒋又命侍从人员将那人名字记下来。蒋面露愠色，随即开始训话，先是反复强调《党员手册》与《步兵操典》的重要性，必须随身携带，认真学习，批评众将不重视战时教育训练，不学无术，长此以往，非亡国灭种不可！讲到此处，“蒋很愤慨，很暴躁。一面讲着，一面频频以手背敲打桌面，把桌面击打得‘砰砰’响”
（张宣武语）。接着，蒋又“鼓励大家奋勇作战”（李宗仁语），说：“国际形势很好，抗战是有把握的，但是我们要顶得住，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要不怕牺牲，如有损失，我一定负责代为补充。”
会议中间休息半小时。据吴锡祺回忆：“中间休息的时候，蒋派人请韩复榘到讲台后边的休息室谈话，刘峙也陪着去了，去后即未再回到会场。”据张宣武回忆，会间休息时，蒋派人传唤孙桐萱和川军师长王铭章到讲台后边的休息室谈话，但未提韩复榘，说韩是散会时被扣的；而在孙桐萱的回忆中，根本未说有人在会间休息时被蒋传唤；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未说有人在会间休息时被蒋传唤，只说韩是在散会时被蒋传去谈话。如此看来，韩应该不是在会议中间休息时间被扣的，可能是吴锡祺把时间记错了。
休息过后，天已近黄昏，蒋介石又来到会场接着讲下去。蒋介石训话结束后，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分别报告战况。晚6点多，程、李报告毕，天已黑透，钱大钧宣布散会，并通知，晚7点蒋委员长请全体将领吃饭。
当与会人纷纷离去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按李宗仁的说法是：“刘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离会众人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当散会时，我走在最后，只见会场内留有委员长的便衣卫士四五人。刘峙便指着卫士对韩复榘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去。’”按张宣武的说法是：“那位中将侍从官步下讲坛，走到韩复榘面前，笑着对韩说：‘请你稍等一会儿再走，委员长约你说几句话’。”两种说法大体相近，无非是会散了，别人走了，韩被“留”下来了。
韩复榘从进入休息室，直至被绑架到汉口，其间都发生些什么事，由于没有目击者的第一手资料，因此都只是传闻，但有关蒋介石与韩复榘之间一段精彩对话却广为流传，其中以王一民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王曾任山东省政府参议、汽车路局局长，他写过一篇名为《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的见闻》的回忆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文中说，蒋质问韩：“‘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是有胆量的，而且他是傲上的老资格。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未说完，蒋正颜厉色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可是刘峙就拉着韩的手，说‘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于是他拉着韩从会议厅边门（王说这一幕发生在大会议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确有此事，也应发生在休息室）走了出来。刘峙装着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的手走到院内，早有准备好的一辆小汽车。刘峙手指着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先上了车。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就把车门关上了。在这个时候，汽车前座上有两个人爬到后车厢里来，分左右坐在韩的两旁，出示预先准备好的逮捕令给韩看，并对韩说：‘你已经被逮捕了！’韩起初还以为前座上两个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看见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两人是军统特务。”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同日（12日）下午（散会后），委员长在其归德（应是开封）行辕召集一小规模的谈话会。出席者仅委员长、程潜、白崇禧和我，共四人而已。大家方坐定，蒋先生便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程潜应声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吗？’白崇禧和我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
孙桐萱回忆散会后情形：“当天（11日）夜间两三点钟，蒋伯诚忽然进来对我们说：‘向方被扣了！’我们三人均大吃一惊。蒋对我说：‘你走吧，蒋先生叫你去。’我同蒋伯诚走到门外，始知军警已将我们住所包围，气势汹汹地将我们拦住，不许出门。经蒋伯诚给侍从室钱大钧打电话联系之后，始得出门。我到袁家花园见了蒋介石，蒋说：‘韩复榘不听命令，不能再叫他回去指挥队伍。’我对蒋说：‘他在北伐时期作战有功，给国家出了很大的力。不过他个性太强，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委员长原谅他，无论如何留他的性命，不叫他指挥部队，叫他休息休息也好，留在钧座身边，教他力改前非，以观后效，或叫他出国。’蒋介石说：‘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接着，他将几条手谕拿出来交给我，说：‘你当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曹福林当前敌总指挥，于学忠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你听于学忠指挥。你马上回曹县，整顿队伍继续抗战。’蒋同时也召见了于学忠。我退出后，蒋伯诚、何竞武（陇海铁路局局长）同我乘汽车又去见李宗仁、白崇禧。李、白和方振武三人正在闲谈，我请求他们在蒋介石面前为韩说情。李、白都很生气，说韩不服从命令等。我一再要求他们念韩北伐有功，对韩多多包涵。李、白含糊其词地勉强答应了。这时有个传令兵告我说，鹿钟麟几次来电话找我，要我无论如何务必到他那里见见面。我由李、白处辞出后，对蒋伯诚、何竞武说：‘鹿钟麟找我，我去看看他。’蒋、何竭力阻拦，并说：‘你千万别去，如果你去，于你不利。’当时火车已准备好，蒋伯诚拉我到车站，同上火车，当夜返回曹县。”
张宣武回忆散会后情形：“晚八时左右，我从宴会厅回到旅社住处。同来住的人差不多都没在家，于是我也到一家电影院里去看电影。晚九时左右，忽然停电了，据说全城的电灯都灭了，同时听到外面大街上由北而来逐渐南移的不太稠密的枪声。街上禁止通行。我在电影院里待了约半小时，等到枪声停止了，电灯复明了，就急忙回到住处，打听刚才街上发生的事情。据目击者说，约有四五十个带手枪，背大刀的人（韩复榘的手枪队），顺着南门大街由北向南，且战且走地向南关方向跑去。事先布置在街道两侧的岗哨开枪截击，但都不敢偎边，后边还有约一营人的兵力跑步追赶。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夜无人摸清底细。12日一早，人们互相奔走相告，纷纷传说韩复榘于昨晚被捕并已押赴武汉云云。”
韩复榘的手枪队因拼死抵抗被刘峙部队消灭；韩的卫队营被刘部包围缴械。
12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吴锡祺回忆当时情形说：“蒋又出来讲话，随即宣布：‘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现在已经把他扣交军事法庭讯办。’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接着站起来，迟钝地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委员长原谅他是个粗人，没有知识，请从轻判他。’随后宋又回过头来，请大家站起来为韩求情。当时前边的一些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好，好’，随即散会。”
孙桐萱说：“据说第二天（12日）蒋继续开会，不但提出韩的罪状，还说如果有人作战不力，向后一跑数百里，均应重办。宋哲元当时看一眼于学忠，两人均立起给韩求情，请蒋从宽处理。”
韩复榘被特务带离会场，由汽车送至火车站，站内一列准备好的专车已升火待发。我父亲在众特务、军警的簇拥下刚被押上火车，车便轰然开动。一时间，陇海线及平汉线上所有火车一律停驶，让开线路。搭载着韩的火车先沿陇海线向西疾驶，到郑州再转平汉线南下，沿途一刻不停，直达汉口。在车厢里，特务头目王兆槐一直陪坐在韩身边。
我父亲被扣押后，蒋介石又召见何思源，问：“韩复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烟的？”何直言：“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卖鸦片。”
武昌长春观
据说，我父亲被羁押在武昌平阅路30号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的一座二层花园小楼里，他住二层，特务住一层，生活上对他尚优待，特务头目王兆槐每天陪他聊天、下棋，但不准离开小楼，也不准与外界联系。
由于特务严密监守，封锁消息，我父亲从1928年1月11日开封被扣到24日武昌被杀，其间13天时间究竟发生过哪些事情，外间全然不知，至今仍是个谜。
20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秘书长的王先生告诉我，他在我父亲被羁押期间曾陪孙连仲去看望过他一次。王时任孙连仲的秘书长，看望的地点就在武昌父亲被羁押的小楼，孙连仲上二楼与他单独谈话，王在楼下等候。半个小时后，孙连仲从楼上下来，他也走下来送客。只听他很轻松地对孙连仲说：“仿鲁（孙字），你放心吧，我顶多就是回家种地去呗，没什么了不起的。”王见他军装很整洁，气色也很好。至于他和孙在楼上都说了些什么，王当然不知道。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消息。
我所了解的营救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孙桐萱从开封回到曹县后，避开蒋伯诚，约省府李树春、王向荣、张绍堂等省府委员及第三路军将领曹福林、吴化文、刘书香、张钺、刘熙众等开会，研究营救我父亲的办法。与会人员均担心我父亲的安危，心情都很沉重。曹福林埋怨我父亲的左右不应该让他去开会，至于具体如何营救，众人也无万全之策。孙桐萱说：“我们跟主席多年，都受过他的培养，要赶快营救，才对得起他。”他主张一面打电报要求军委会放韩，一面加紧抗战，争取立功，并说：“如果不行，即集结兵力在黄河边，作强烈之抗争。” 与会者最后一致同意先给军委会打电报，竭力保韩。张绍堂提议，应立即派人前往汉口，先探听我父亲的情况，再设法营救。众人一致推举刘熙众前往汉口。会后张绍堂拟好电文并拍发。孙桐萱还不放心，又派张钺携款六万元赴汉口活动高层，并嘱如款项不够，可继续接济。
孙桐萱召集的会议刚一结束，蒋伯诚即派李文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前来打探会议内容，并转报蒋介石。
刘熙众到达汉口，住在第三集团军办事处。处长王恺如说：被羁押在武昌，吃住均尚优待，只是不准与外人见面，其他情况还不明了。刘说：“我对此间情况全很生疏，只是认识冯先生和鹿先生，其他方面你看怎么样？”王说：“其他方面全不能帮忙，只能打听打听消息，但真实情况也得不到，现在也只有找他们两位。”
于是，刘熙众立即去见冯玉祥，先向冯玉祥报告了被扣前后的情形，然后又说我父亲种种做法不对，主要是指冯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与我父亲的冲突。刘熙众最后说：“无论如何，他是先生一手培养的，还得请您想办法救他。”冯玉祥说：“别说这些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全他的生命，我这几天正为这事着急。我觉得应该从你们部队本身去想办法，专靠某一两个人去讲情，是没有多大用的。”
刘熙众见冯的表现很诚恳，便辞出，再与王恺如一起去见鹿钟麟（鹿刚从开封回汉口）。鹿钟麟说，韩向方再回军队怕是很难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先保住他的生命，冯先生的看法是对的。最好由你们部队将领向蒋委员长表示一下，使他有所顾虑。最主要的是，部队要团结一致，不要被人分化才有力量。你们自己研究研究吧！我和冯先生自然尽量想办法，用不着说别的。
刘熙众和王恺如回到办事处，都认为无论是冯玉祥还是鹿钟麟都极为关切，他们的意见都很有道理。父亲当团、旅、师长时，都是鹿一手提拔的，第三路的官佐也多是鹿的旧部，如果大家拥戴鹿把第三路军带起来，不但鹿高兴，冯一定也喜欢。鹿的办法很多，他到第三路军不但可以推动冯救父亲，而且对第三路全军也是有利的。刘把这个想法告诉王，王也很同意。
第二天，刘熙众和王恺如一起去见冯玉祥。刘对冯说：“我们打算由第三路将领出个电报，使蒋有所顾忌。我们还想到第三路军的队伍，自韩被扣，群龙无首，孙桐萱不一定能统帅得起来，内部一闹分裂，即被人分化消灭。这个队伍是先生一手训练的，不能看着不管。这个队伍是第一师的老底子，许多官佐是鹿总监（鹿时任执法总监）的旧部，他如果能去招呼一下，一定不成问题。先生你看怎么样？鹿总监是否能去？”
冯笑了笑，说：“好，你们的办法很好！至于瑞伯（鹿钟麟）去带这部分队伍的事，还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瑞伯是不是愿意去；另一方面是将来如何去，人家是不是让他去，均是问题。待我问问瑞伯再说吧！”刘看冯的意思是很愿意鹿去的，至于鹿能不能去，关键是第三路的将领欢迎不欢迎，蒋介石同意不同意。刘又将准备好的电报稿请冯再过目，作一些修改，意思是抗战不力，不仅是父亲的罪责，第三路将领都有责任，请分别予以应得的处分，今后自当服从命令，效忠委座，带罪图功，以赎前愆云云。
刘熙众向孙桐萱报告汉口之行的经过，孙极满意。至于那通经冯玉祥修改润色过的电报，孙意等请各军、师长过目，再商议定夺。
其实早在刘熙众回到曹县之前，冯玉祥已派其孙副官来到曹县。孙副官见孙桐萱后大哭，说：“我是冯先生派来的，蒋委员长要杀韩主席，你们赶快通电拥护鹿先生当总司令。”孙桐萱说：“你们与曹军长及各师长先谈谈，只要他们同意，我就办。拥护鹿先生我是同意的。”
刘熙众在汉口与冯玉祥、鹿钟麟酝酿第三路军拥鹿之事，自然瞒不过蒋介石的耳目，嗣后有人说：刘汉口之行非但未能救韩，反促韩氏之死。刘亦感慨：“我自己也体会到，蒋之杀韩虽然已是定案，而我们的做法，也的确不够审慎严密。”
赴汉口活动营救的张钺亦返回曹县，对孙桐萱说：“见到了何应钦、何成溶等人，他们都表示不敢说话。”
1月19日，蒋介石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机构，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军委会执法总监鹿钟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溶为审判官，徐业道、贾焕臣为军法官。
官方说韩案“数度开庭审讯”，但对庭审过程三缄其口，讳莫如深。
有人说：仅22日下午审讯一次，法庭上，我父亲在讯问之下，“只昂首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会审尴尬收场。此种说法流传甚广，虽无可靠佐证，却也符合他的性格：在危机四伏的政治博弈中落败，就要认输，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夫复何言！
不过也有人说：根本就没审。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原告”之一李宗仁。
1938年1月25日，《扫荡报》发表了中央通讯社的一条消息：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韩复榘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并“别有借势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情事”，于1月24日执行枪决。
我父亲是1938年1月24日在其被羁押的小楼里遭枪杀的。当时现场发生的一幕，没有目击者的报告，有的只是传闻。不过各种传闻大抵一致，或许比较接近事实，这里姑从其说。
是日晚7点，两名特务上楼对我父亲说：“何（应钦）部长找你谈话，请跟我们走。”父亲起身欲走。特务问：“家里有没有事？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我父亲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他走到楼梯中间拐弯处，发现楼下已布满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军警。他对前面领路的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遂转过身去，刚要上楼，背后枪声大作。他回过头，只说了声：“打我的胸……”便倒在血泊中。
几乎所有的传闻都确认：我父亲身中七枪，不过有说头部中两弹，躯体中五弹；有说全部击中胸部。二夫人纪甘青和五叔为我父亲开棺料理遗体时，刘熙众及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军医处长姜维翰等也在现场，他们都证实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不过，由此又引出一段传闻，说是蒋介石事先已嘱令刽子手不要打韩头部，因为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主席云云，是耶非耶，姑妄听之罢了。 第三集团军将领及山东省府委员在山东曹县听说我父亲的噩耗，在惊愕之余都哭了。孙桐萱派刘熙众到汉口为我父亲料理后事。
25日，张钺、王恺如见冯玉祥，请其帮助探询我父亲遗体之所在，拟前往收殓。冯立即电询贺耀祖，始知已入殓，停干武昌长春观。
27日，刘熙众陪同二夫人纪甘青和五叔来到汉口。刘先去见冯玉祥，冯表示出很难过的样子，长叹不已。冯说：“你回来啦，人家这一手真毒，没想到这么快！你快去看看他的尸体怎么办，其他的事回头再谈吧。”刘说：“韩主席的家眷也来了，打算领回安葬。”冯说：“在国难期间，他又是这样死的，可不要铺张，快去办吧。”
第二天，纪夫人和五叔在张钺、王恺如、刘熙众及谷良民军长的代表、军医处长姜维翰等的陪同下赴武昌长春观认领遗体。
我父亲的棺木停放在长春观的一间空屋中，棺木前小桌上有用黄裱纸折叠成的一个牌位，上书“故鲁主席韩公向方之位”。棺木很大、很考究，通身黑色，前面有朱色木雕文饰。据说棺木是由鹿钟麟购买的，也有说是何成溶购买的，当然，不管是谁出面买的，估计实际掏腰包的还是蒋介石。
他们打开棺木，检查遗体，发现我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血迹已代洗净，头面部亦无伤痕。他们一行原先以为收殓得一定很差，故而准备好了更换的寿衣和被褥，看到一切装殓得很整齐，大家商议，已无再换的必要，就由纪夫人用手巾为我父亲净了面，将准备的寿衣覆盖在遗体上，另加一幅绸子苫单，蒙盖全身，再将棺木盖上，并在棺外做了副棉棺套。
事毕，刘熙众再去见冯玉祥，报告为我父亲认领遗体的情形。冯问：“打算葬在哪里？”刘说：“决定先葬在鸡公山，战事过后，他的家属还要运回北方安葬。”冯说：“很好。”
吊唁期间，亲朋故旧为避嫌，不敢前往，场面自然十分冷清，只有我父亲的挚友、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孙连仲全副戎装前来鞠躬致祭，并送来花圈。军医处长姜维翰也代表谷良民军长送来花圈。
由于我父亲生前多次前往鸡公山，对那里的自然景致情有独钟；加之鸡公山又在孙连仲的防区之内，便决定暂时将我父亲的灵柩安葬在那里的苍山云海之间，俟战事结束后再迁回北方。
墓地是由鹿钟麟和孙连仲一起勘定、购买的，地点在鸡公山南岗风景区一处松柏成荫的山崖下面。我父亲的灵柩用火车从武昌运到武胜关，再用汽车拉到鸡公山。下葬那天时届中午，天降大雪，万籁无声，在寒山远树之间，但见一队送殡仪仗及一具由数十人抬着的巨大棺木沿山道向墓穴缓缓行进，两乘蓝呢小轿紧随其后，纸片夹杂着雪片漫天飞舞……
傍晚时分，在一座三尺见方的新土坟前竖起一通简朴的青石碑，上书“韩公向方之墓”。
全部殡葬活动皆由孙连仲主持。
1954年，我父亲的灵柩由其家人迁葬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韩复榘”三个大字，下边是“1891-1938”。在那片幽静的墓园里，与父亲长眠在一起的还有谷良民、葛金章、何思源诸先生。蒋介石为什么要杀韩复榘？几十年来，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韩究竟有没有犯罪？
在“高等军法会审”对我父亲的判决书中，把“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定为他的主要罪状，应该说，如此定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的确没有遵照大本营的命令去“死守泰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常识，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就是犯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至于判决书中所谓“勒派烟土、强素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罪名”，不过是刑名师爷的文字游戏罢了，不足与论。
“撤退”同“进攻”、“防守”一样，都是一种战争形式，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撤退”可以，但不能“擅自”。抗战以来，弃守名城的国军高级将领不知凡几，但人家都是“奉命撤退”，何罪之有？更有“奉命”当汉奸的，后来还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呢！那么别人为什么可以“奉命撤退”，韩就必须“奉命死守”呢？为什么刘峙丢了保定、石家庄就不算平汉线北段门户大开；韩丢了济南、泰安就是“津浦线北段门户大开”呢？这应由大本营来判断，最终解释权在最高统帅，不是战地指挥官应该过问的。如果我父亲因此就认定是“蒋先生借日人之手消灭异己”，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而已。
不管蒋介石出于何种动机，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蒋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我父亲的责任，他应无话可说。
人们之所以指蒋介石杀韩有“消灭异己”、“挟私报复”之嫌，即在他的双重标准。
我父亲于津浦线上失守济南的同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于平汉线上连续弃守保定、石家庄，一路跑回郑州，因此有了“长腿将军”的雅号，非但未受任何惩处，反而冠冕堂皇地在开封会议上协助军统特务绑架我父亲。
现在普遍认为，我父亲的死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有关。蒋介石都被释放了，别人纷纷鸣放鞭炮，驰电祝贺，我父亲竞当着蒋伯诚的面，说张学良做事“虎头蛇尾”！难怪冯玉祥说起蒋杀韩的一段公案时，感慨道：“很多人私下里说，这是对双十二事件的报复，看来是颇有道理的。”
梁漱溟于20世纪80年代接受美国人艾恺采访时，曾就我父亲的死因作如下解释：“韩在无意中得罪了蒋（介石），所以蒋把他枪毙了。怎么得罪蒋呢？就是西安事变。”
梁漱溟在接受汪东林采访时说：“蒋介石借此杀了韩复榘，是杀一儆百，还是消灭异己，史家评论，都认为是重在后者，我以为是有道理的。”
傅瑞瑗说，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即蒋介石本不想对韩先生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都是李宗仁施加的压力”。
1938年夏，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特别代表大会，何思源遇见何应钦，说起我父亲被杀的事。何应钦说：韩被杀，主要是因为他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影响军心。何应钦又说：“韩太刚愎自用，特别是得罪了李宗仁。李宗仁告韩不听命令，主要是两个电报：一个是‘全面抗战，何分彼此’；第二个是‘南京不守，何守泰安’。”何思源认为，“何应钦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何的谈话是两位国民党高层之间的私下交流，官腔应该少一些，何应钦又是韩案的审判长，他特别强调父亲的两个电报得罪了李宗仁，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在开封扣韩前后都曾与李宗仁、白崇禧磋商，足见李确是参与其谋。
不过，在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期间，得罪他的远不止我父亲一人。看起来，得罪李是否会送命，也不完全是李说了算。具体到“韩案”上，李状告韩，既合蒋意，亦泄己忿，可谓公私两便，同恶共济也。
外间还有一种传说，即冯玉祥亦主张杀韩，主要依据是冯在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曾写信给蒋介石告韩的状，又据说冯曾在私下说过一些狠话。
傅瑞瑗在台北曾与石敬亭是邻居，经常聚会闲聊，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是这样说的：“还有一种说法，即韩（复榘）的死是冯（玉祥）借刀杀人的结果。冯听到这种话后，流泪了。冯说：‘我又不是真正的领袖，人家要杀韩向方，我不让杀，人家能听我的吗？韩向方是我一手培植起来的，一个做父兄的，眼看自己的子弟被人一刀为快，我是什么心情？散布这种流言的人真是居心叵测！’”
1938年1月11日，我父亲在开封被蒋介石扣留。四天后，即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取消副委员长制，冯玉祥被免去副委员长职，改任委员，连常委都不是。冯韩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冯玉祥比谁都清楚。
至于外间所传父亲与刘湘、宋哲元联合，“密谋倒蒋”，甚至“联日倒蒋”云云，则纯属恶意抹黑，是军统局专职或兼职特务散布的谣言。无论是蒋在开封军事会议上对他的严厉斥责还是高等军法会审关于他的判决书，都没有这方面的指控。
下午1点半，军事会议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我父亲偕孙桐萱等乘车前往出席会议。
开封军事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连篇累牍，人言言殊。
为尽可能还原开封军事会议上的情景，我仔细读了李宗仁、孙桐萱、吴锡祺、张宣武这四位目击者的文章，综述如下：
袁家花园的大门朝南，左边挂着一块木门牌，上书“中国中学”，院内有一个很大院落和一座大礼堂，可容纳数百人，会场就设在礼堂内。与会人员一律在大门外下车，按集团军整队进入，集团军总司令在前面带队。所有武装或非武装随从人员一律不准入内，分别被安置在附近招待所内。院内宪兵林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与会人员不得携带武器进入会场，枪械交副官处统一保管。
参加会议的是第一、第五战区所辖各部队团长以上各级指挥官及幕僚长，到会400人左右。坐在第一排的皆为高级将领，从左至右为：蒋作宾、蒋伯诚、俞飞鹏、刘峙、鹿钟麟、程潜、李宗仁、韩复榘、宋哲元、邓锡侯、孙震、于学忠、万福麟等。在高级将领中，除韩复榘、宋哲元、邓锡侯、孙震四人身着灰布棉军服外，其余将领皆着黄呢军装。韩复榘是高级将领中最后步入会场的。他戴一副茶色眼镜，身着灰色斜纹布棉军服，头戴灰布棉军帽，下边打布绑腿，腰扎武装带。韩表现得很活跃，与坐在第一排的高级将领一一握手，亲热问候，然后坐在指定的李宗仁与宋哲元之间的空位上。
下午1点半左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出现在讲台上，首先与在前排就座的高级将领们打个招呼，然后宣布会议开始。蒋介石从讲台右侧角门走出来，身着黄呢子军常服，戴白手套。钱高喊一声“起立”，全体与会将领立正。钱向蒋报告到会人数。蒋向与会将领脱帽鞠躬；众将领坐下。蒋摘掉手套，拿起花名册，拈起一支红蓝铅笔，开始按战区、集团军番号顺序一一点名。半个多小时后点名结束，蒋从上衣左边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封面小本子，举起来说：“你们有谁带来这本《党员手册》？带着的请站起来，把本子举起来让我看看！”全场站起八人。蒋命侍从人员将八人名字记下来。接着，蒋又从上衣右边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封面的小本子，举起来说：“带着《步兵操典》的请站起来！”结果，全场只站起一人。蒋又命侍从人员将那人名字记下来。蒋面露愠色，随即开始训话，先是反复强调《党员手册》与《步兵操典》的重要性，必须随身携带，认真学习，批评众将不重视战时教育训练，不学无术，长此以往，非亡国灭种不可！讲到此处，“蒋很愤慨，很暴躁。一面讲着，一面频频以手背敲打桌面，把桌面击打得‘砰砰’响”
（张宣武语）。接着，蒋又“鼓励大家奋勇作战”（李宗仁语），说：“国际形势很好，抗战是有把握的，但是我们要顶得住，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要不怕牺牲，如有损失，我一定负责代为补充。”
会议中间休息半小时。据吴锡祺回忆：“中间休息的时候，蒋派人请韩复榘到讲台后边的休息室谈话，刘峙也陪着去了，去后即未再回到会场。”据张宣武回忆，会间休息时，蒋派人传唤孙桐萱和川军师长王铭章到讲台后边的休息室谈话，但未提韩复榘，说韩是散会时被扣的；而在孙桐萱的回忆中，根本未说有人在会间休息时被蒋传唤；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未说有人在会间休息时被蒋传唤，只说韩是在散会时被蒋传去谈话。如此看来，韩应该不是在会议中间休息时间被扣的，可能是吴锡祺把时间记错了。
休息过后，天已近黄昏，蒋介石又来到会场接着讲下去。蒋介石训话结束后，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分别报告战况。晚6点多，程、李报告毕，天已黑透，钱大钧宣布散会，并通知，晚7点蒋委员长请全体将领吃饭。
当与会人纷纷离去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按李宗仁的说法是：“刘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离会众人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当散会时，我走在最后，只见会场内留有委员长的便衣卫士四五人。刘峙便指着卫士对韩复榘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去。’”按张宣武的说法是：“那位中将侍从官步下讲坛，走到韩复榘面前，笑着对韩说：‘请你稍等一会儿再走，委员长约你说几句话’。”两种说法大体相近，无非是会散了，别人走了，韩被“留”下来了。
韩复榘从进入休息室，直至被绑架到汉口，其间都发生些什么事，由于没有目击者的第一手资料，因此都只是传闻，但有关蒋介石与韩复榘之间一段精彩对话却广为流传，其中以王一民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王曾任山东省政府参议、汽车路局局长，他写过一篇名为《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的见闻》的回忆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文中说，蒋质问韩：“‘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是有胆量的，而且他是傲上的老资格。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未说完，蒋正颜厉色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可是刘峙就拉着韩的手，说‘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于是他拉着韩从会议厅边门（王说这一幕发生在大会议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确有此事，也应发生在休息室）走了出来。刘峙装着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的手走到院内，早有准备好的一辆小汽车。刘峙手指着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先上了车。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就把车门关上了。在这个时候，汽车前座上有两个人爬到后车厢里来，分左右坐在韩的两旁，出示预先准备好的逮捕令给韩看，并对韩说：‘你已经被逮捕了！’韩起初还以为前座上两个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看见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两人是军统特务。”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同日（12日）下午（散会后），委员长在其归德（应是开封）行辕召集一小规模的谈话会。出席者仅委员长、程潜、白崇禧和我，共四人而已。大家方坐定，蒋先生便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程潜应声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吗？’白崇禧和我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
孙桐萱回忆散会后情形：“当天（11日）夜间两三点钟，蒋伯诚忽然进来对我们说：‘向方被扣了！’我们三人均大吃一惊。蒋对我说：‘你走吧，蒋先生叫你去。’我同蒋伯诚走到门外，始知军警已将我们住所包围，气势汹汹地将我们拦住，不许出门。经蒋伯诚给侍从室钱大钧打电话联系之后，始得出门。我到袁家花园见了蒋介石，蒋说：‘韩复榘不听命令，不能再叫他回去指挥队伍。’我对蒋说：‘他在北伐时期作战有功，给国家出了很大的力。不过他个性太强，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委员长原谅他，无论如何留他的性命，不叫他指挥部队，叫他休息休息也好，留在钧座身边，教他力改前非，以观后效，或叫他出国。’蒋介石说：‘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接着，他将几条手谕拿出来交给我，说：‘你当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曹福林当前敌总指挥，于学忠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你听于学忠指挥。你马上回曹县，整顿队伍继续抗战。’蒋同时也召见了于学忠。我退出后，蒋伯诚、何竞武（陇海铁路局局长）同我乘汽车又去见李宗仁、白崇禧。李、白和方振武三人正在闲谈，我请求他们在蒋介石面前为韩说情。李、白都很生气，说韩不服从命令等。我一再要求他们念韩北伐有功，对韩多多包涵。李、白含糊其词地勉强答应了。这时有个传令兵告我说，鹿钟麟几次来电话找我，要我无论如何务必到他那里见见面。我由李、白处辞出后，对蒋伯诚、何竞武说：‘鹿钟麟找我，我去看看他。’蒋、何竭力阻拦，并说：‘你千万别去，如果你去，于你不利。’当时火车已准备好，蒋伯诚拉我到车站，同上火车，当夜返回曹县。”
张宣武回忆散会后情形：“晚八时左右，我从宴会厅回到旅社住处。同来住的人差不多都没在家，于是我也到一家电影院里去看电影。晚九时左右，忽然停电了，据说全城的电灯都灭了，同时听到外面大街上由北而来逐渐南移的不太稠密的枪声。街上禁止通行。我在电影院里待了约半小时，等到枪声停止了，电灯复明了，就急忙回到住处，打听刚才街上发生的事情。据目击者说，约有四五十个带手枪，背大刀的人（韩复榘的手枪队），顺着南门大街由北向南，且战且走地向南关方向跑去。事先布置在街道两侧的岗哨开枪截击，但都不敢偎边，后边还有约一营人的兵力跑步追赶。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夜无人摸清底细。12日一早，人们互相奔走相告，纷纷传说韩复榘于昨晚被捕并已押赴武汉云云。”
韩复榘的手枪队因拼死抵抗被刘峙部队消灭；韩的卫队营被刘部包围缴械。
12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吴锡祺回忆当时情形说：“蒋又出来讲话，随即宣布：‘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现在已经把他扣交军事法庭讯办。’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接着站起来，迟钝地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委员长原谅他是个粗人，没有知识，请从轻判他。’随后宋又回过头来，请大家站起来为韩求情。当时前边的一些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好，好’，随即散会。”
孙桐萱说：“据说第二天（12日）蒋继续开会，不但提出韩的罪状，还说如果有人作战不力，向后一跑数百里，均应重办。宋哲元当时看一眼于学忠，两人均立起给韩求情，请蒋从宽处理。”
韩复榘被特务带离会场，由汽车送至火车站，站内一列准备好的专车已升火待发。我父亲在众特务、军警的簇拥下刚被押上火车，车便轰然开动。一时间，陇海线及平汉线上所有火车一律停驶，让开线路。搭载着韩的火车先沿陇海线向西疾驶，到郑州再转平汉线南下，沿途一刻不停，直达汉口。在车厢里，特务头目王兆槐一直陪坐在韩身边。
我父亲被扣押后，蒋介石又召见何思源，问：“韩复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烟的？”何直言：“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卖鸦片。”
据说，我父亲被羁押在武昌平阅路30号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的一座二层花园小楼里，他住二层，特务住一层，生活上对他尚优待，特务头目王兆槐每天陪他聊天、下棋，但不准离开小楼，也不准与外界联系。
由于特务严密监守，封锁消息，我父亲从1928年1月11日开封被扣到24日武昌被杀，其间13天时间究竟发生过哪些事情，外间全然不知，至今仍是个谜。
20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秘书长的王先生告诉我，他在我父亲被羁押期间曾陪孙连仲去看望过他一次。王时任孙连仲的秘书长，看望的地点就在武昌父亲被羁押的小楼，孙连仲上二楼与他单独谈话，王在楼下等候。半个小时后，孙连仲从楼上下来，他也走下来送客。只听他很轻松地对孙连仲说：“仿鲁（孙字），你放心吧，我顶多就是回家种地去呗，没什么了不起的。”王见他军装很整洁，气色也很好。至于他和孙在楼上都说了些什么，王当然不知道。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消息。
我所了解的营救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孙桐萱从开封回到曹县后，避开蒋伯诚，约省府李树春、王向荣、张绍堂等省府委员及第三路军将领曹福林、吴化文、刘书香、张钺、刘熙众等开会，研究营救我父亲的办法。与会人员均担心我父亲的安危，心情都很沉重。曹福林埋怨我父亲的左右不应该让他去开会，至于具体如何营救，众人也无万全之策。孙桐萱说：“我们跟主席多年，都受过他的培养，要赶快营救，才对得起他。”他主张一面打电报要求军委会放韩，一面加紧抗战，争取立功，并说：“如果不行，即集结兵力在黄河边，作强烈之抗争。” 与会者最后一致同意先给军委会打电报，竭力保韩。张绍堂提议，应立即派人前往汉口，先探听我父亲的情况，再设法营救。众人一致推举刘熙众前往汉口。会后张绍堂拟好电文并拍发。孙桐萱还不放心，又派张钺携款六万元赴汉口活动高层，并嘱如款项不够，可继续接济。
孙桐萱召集的会议刚一结束，蒋伯诚即派李文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前来打探会议内容，并转报蒋介石。
刘熙众到达汉口，住在第三集团军办事处。处长王恺如说：被羁押在武昌，吃住均尚优待，只是不准与外人见面，其他情况还不明了。刘说：“我对此间情况全很生疏，只是认识冯先生和鹿先生，其他方面你看怎么样？”王说：“其他方面全不能帮忙，只能打听打听消息，但真实情况也得不到，现在也只有找他们两位。”
于是，刘熙众立即去见冯玉祥，先向冯玉祥报告了被扣前后的情形，然后又说我父亲种种做法不对，主要是指冯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与我父亲的冲突。刘熙众最后说：“无论如何，他是先生一手培养的，还得请您想办法救他。”冯玉祥说：“别说这些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全他的生命，我这几天正为这事着急。我觉得应该从你们部队本身去想办法，专靠某一两个人去讲情，是没有多大用的。”
刘熙众见冯的表现很诚恳，便辞出，再与王恺如一起去见鹿钟麟（鹿刚从开封回汉口）。鹿钟麟说，韩向方再回军队怕是很难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先保住他的生命，冯先生的看法是对的。最好由你们部队将领向蒋委员长表示一下，使他有所顾虑。最主要的是，部队要团结一致，不要被人分化才有力量。你们自己研究研究吧！我和冯先生自然尽量想办法，用不着说别的。
刘熙众和王恺如回到办事处，都认为无论是冯玉祥还是鹿钟麟都极为关切，他们的意见都很有道理。父亲当团、旅、师长时，都是鹿一手提拔的，第三路的官佐也多是鹿的旧部，如果大家拥戴鹿把第三路军带起来，不但鹿高兴，冯一定也喜欢。鹿的办法很多，他到第三路军不但可以推动冯救父亲，而且对第三路全军也是有利的。刘把这个想法告诉王，王也很同意。
第二天，刘熙众和王恺如一起去见冯玉祥。刘对冯说：“我们打算由第三路将领出个电报，使蒋有所顾忌。我们还想到第三路军的队伍，自韩被扣，群龙无首，孙桐萱不一定能统帅得起来，内部一闹分裂，即被人分化消灭。这个队伍是先生一手训练的，不能看着不管。这个队伍是第一师的老底子，许多官佐是鹿总监（鹿时任执法总监）的旧部，他如果能去招呼一下，一定不成问题。先生你看怎么样？鹿总监是否能去？”
冯笑了笑，说：“好，你们的办法很好！至于瑞伯（鹿钟麟）去带这部分队伍的事，还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瑞伯是不是愿意去；另一方面是将来如何去，人家是不是让他去，均是问题。待我问问瑞伯再说吧！”刘看冯的意思是很愿意鹿去的，至于鹿能不能去，关键是第三路的将领欢迎不欢迎，蒋介石同意不同意。刘又将准备好的电报稿请冯再过目，作一些修改，意思是抗战不力，不仅是父亲的罪责，第三路将领都有责任，请分别予以应得的处分，今后自当服从命令，效忠委座，带罪图功，以赎前愆云云。
刘熙众向孙桐萱报告汉口之行的经过，孙极满意。至于那通经冯玉祥修改润色过的电报，孙意等请各军、师长过目，再商议定夺。
其实早在刘熙众回到曹县之前，冯玉祥已派其孙副官来到曹县。孙副官见孙桐萱后大哭，说：“我是冯先生派来的，蒋委员长要杀韩主席，你们赶快通电拥护鹿先生当总司令。”孙桐萱说：“你们与曹军长及各师长先谈谈，只要他们同意，我就办。拥护鹿先生我是同意的。”
刘熙众在汉口与冯玉祥、鹿钟麟酝酿第三路军拥鹿之事，自然瞒不过蒋介石的耳目，嗣后有人说：刘汉口之行非但未能救韩，反促韩氏之死。刘亦感慨：“我自己也体会到，蒋之杀韩虽然已是定案，而我们的做法，也的确不够审慎严密。”
赴汉口活动营救的张钺亦返回曹县，对孙桐萱说：“见到了何应钦、何成溶等人，他们都表示不敢说话。”
1月19日，蒋介石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机构，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军委会执法总监鹿钟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溶为审判官，徐业道、贾焕臣为军法官。
官方说韩案“数度开庭审讯”，但对庭审过程三缄其口，讳莫如深。
有人说：仅22日下午审讯一次，法庭上，我父亲在讯问之下，“只昂首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会审尴尬收场。此种说法流传甚广，虽无可靠佐证，却也符合他的性格：在危机四伏的政治博弈中落败，就要认输，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夫复何言！
不过也有人说：根本就没审。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原告”之一李宗仁。
1938年1月25日，《扫荡报》发表了中央通讯社的一条消息：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韩复榘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并“别有借势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情事”，于1月24日执行枪决。
我父亲是1938年1月24日在其被羁押的小楼里遭枪杀的。当时现场发生的一幕，没有目击者的报告，有的只是传闻。不过各种传闻大抵一致，或许比较接近事实，这里姑从其说。
是日晚7点，两名特务上楼对我父亲说：“何（应钦）部长找你谈话，请跟我们走。”父亲起身欲走。特务问：“家里有没有事？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我父亲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他走到楼梯中间拐弯处，发现楼下已布满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军警。他对前面领路的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遂转过身去，刚要上楼，背后枪声大作。他回过头，只说了声：“打我的胸……”便倒在血泊中。
几乎所有的传闻都确认：我父亲身中七枪，不过有说头部中两弹，躯体中五弹；有说全部击中胸部。二夫人纪甘青和五叔为我父亲开棺料理遗体时，刘熙众及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军医处长姜维翰等也在现场，他们都证实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不过，由此又引出一段传闻，说是蒋介石事先已嘱令刽子手不要打韩头部，因为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主席云云，是耶非耶，姑妄听之罢了。 第三集团军将领及山东省府委员在山东曹县听说我父亲的噩耗，在惊愕之余都哭了。孙桐萱派刘熙众到汉口为我父亲料理后事。
25日，张钺、王恺如见冯玉祥，请其帮助探询我父亲遗体之所在，拟前往收殓。冯立即电询贺耀祖，始知已入殓，停干武昌长春观。
27日，刘熙众陪同二夫人纪甘青和五叔来到汉口。刘先去见冯玉祥，冯表示出很难过的样子，长叹不已。冯说：“你回来啦，人家这一手真毒，没想到这么快！你快去看看他的尸体怎么办，其他的事回头再谈吧。”刘说：“韩主席的家眷也来了，打算领回安葬。”冯说：“在国难期间，他又是这样死的，可不要铺张，快去办吧。”
第二天，纪夫人和五叔在张钺、王恺如、刘熙众及谷良民军长的代表、军医处长姜维翰等的陪同下赴武昌长春观认领遗体。
我父亲的棺木停放在长春观的一间空屋中，棺木前小桌上有用黄裱纸折叠成的一个牌位，上书“故鲁主席韩公向方之位”。棺木很大、很考究，通身黑色，前面有朱色木雕文饰。据说棺木是由鹿钟麟购买的，也有说是何成溶购买的，当然，不管是谁出面买的，估计实际掏腰包的还是蒋介石。
他们打开棺木，检查遗体，发现我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血迹已代洗净，头面部亦无伤痕。他们一行原先以为收殓得一定很差，故而准备好了更换的寿衣和被褥，看到一切装殓得很整齐，大家商议，已无再换的必要，就由纪夫人用手巾为我父亲净了面，将准备的寿衣覆盖在遗体上，另加一幅绸子苫单，蒙盖全身，再将棺木盖上，并在棺外做了副棉棺套。
事毕，刘熙众再去见冯玉祥，报告为我父亲认领遗体的情形。冯问：“打算葬在哪里？”刘说：“决定先葬在鸡公山，战事过后，他的家属还要运回北方安葬。”冯说：“很好。”
吊唁期间，亲朋故旧为避嫌，不敢前往，场面自然十分冷清，只有我父亲的挚友、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孙连仲全副戎装前来鞠躬致祭，并送来花圈。军医处长姜维翰也代表谷良民军长送来花圈。
由于我父亲生前多次前往鸡公山，对那里的自然景致情有独钟；加之鸡公山又在孙连仲的防区之内，便决定暂时将我父亲的灵柩安葬在那里的苍山云海之间，俟战事结束后再迁回北方。
墓地是由鹿钟麟和孙连仲一起勘定、购买的，地点在鸡公山南岗风景区一处松柏成荫的山崖下面。我父亲的灵柩用火车从武昌运到武胜关，再用汽车拉到鸡公山。下葬那天时届中午，天降大雪，万籁无声，在寒山远树之间，但见一队送殡仪仗及一具由数十人抬着的巨大棺木沿山道向墓穴缓缓行进，两乘蓝呢小轿紧随其后，纸片夹杂着雪片漫天飞舞……
傍晚时分，在一座三尺见方的新土坟前竖起一通简朴的青石碑，上书“韩公向方之墓”。
全部殡葬活动皆由孙连仲主持。
1954年，我父亲的灵柩由其家人迁葬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韩复榘”三个大字，下边是“1891-1938”。在那片幽静的墓园里，与父亲长眠在一起的还有谷良民、葛金章、何思源诸先生。蒋介石为什么要杀韩复榘？几十年来，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韩究竟有没有犯罪？
在“高等军法会审”对我父亲的判决书中，把“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定为他的主要罪状，应该说，如此定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的确没有遵照大本营的命令去“死守泰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常识，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就是犯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至于判决书中所谓“勒派烟土、强素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罪名”，不过是刑名师爷的文字游戏罢了，不足与论。
“撤退”同“进攻”、“防守”一样，都是一种战争形式，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撤退”可以，但不能“擅自”。抗战以来，弃守名城的国军高级将领不知凡几，但人家都是“奉命撤退”，何罪之有？更有“奉命”当汉奸的，后来还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呢！那么别人为什么可以“奉命撤退”，韩就必须“奉命死守”呢？为什么刘峙丢了保定、石家庄就不算平汉线北段门户大开；韩丢了济南、泰安就是“津浦线北段门户大开”呢？这应由大本营来判断，最终解释权在最高统帅，不是战地指挥官应该过问的。如果我父亲因此就认定是“蒋先生借日人之手消灭异己”，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而已。
不管蒋介石出于何种动机，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蒋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我父亲的责任，他应无话可说。
人们之所以指蒋介石杀韩有“消灭异己”、“挟私报复”之嫌，即在他的双重标准。
我父亲于津浦线上失守济南的同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于平汉线上连续弃守保定、石家庄，一路跑回郑州，因此有了“长腿将军”的雅号，非但未受任何惩处，反而冠冕堂皇地在开封会议上协助军统特务绑架我父亲。
现在普遍认为，我父亲的死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有关。蒋介石都被释放了，别人纷纷鸣放鞭炮，驰电祝贺，我父亲竞当着蒋伯诚的面，说张学良做事“虎头蛇尾”！难怪冯玉祥说起蒋杀韩的一段公案时，感慨道：“很多人私下里说，这是对双十二事件的报复，看来是颇有道理的。”
梁漱溟于20世纪80年代接受美国人艾恺采访时，曾就我父亲的死因作如下解释：“韩在无意中得罪了蒋（介石），所以蒋把他枪毙了。怎么得罪蒋呢？就是西安事变。”
梁漱溟在接受汪东林采访时说：“蒋介石借此杀了韩复榘，是杀一儆百，还是消灭异己，史家评论，都认为是重在后者，我以为是有道理的。”
傅瑞瑗说，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即蒋介石本不想对韩先生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都是李宗仁施加的压力”。
1938年夏，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特别代表大会，何思源遇见何应钦，说起我父亲被杀的事。何应钦说：韩被杀，主要是因为他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影响军心。何应钦又说：“韩太刚愎自用，特别是得罪了李宗仁。李宗仁告韩不听命令，主要是两个电报：一个是‘全面抗战，何分彼此’；第二个是‘南京不守，何守泰安’。”何思源认为，“何应钦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何的谈话是两位国民党高层之间的私下交流，官腔应该少一些，何应钦又是韩案的审判长，他特别强调父亲的两个电报得罪了李宗仁，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在开封扣韩前后都曾与李宗仁、白崇禧磋商，足见李确是参与其谋。
不过，在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期间，得罪他的远不止我父亲一人。看起来，得罪李是否会送命，也不完全是李说了算。具体到“韩案”上，李状告韩，既合蒋意，亦泄己忿，可谓公私两便，同恶共济也。
外间还有一种传说，即冯玉祥亦主张杀韩，主要依据是冯在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曾写信给蒋介石告韩的状，又据说冯曾在私下说过一些狠话。
傅瑞瑗在台北曾与石敬亭是邻居，经常聚会闲聊，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是这样说的：“还有一种说法，即韩（复榘）的死是冯（玉祥）借刀杀人的结果。冯听到这种话后，流泪了。冯说：‘我又不是真正的领袖，人家要杀韩向方，我不让杀，人家能听我的吗？韩向方是我一手培植起来的，一个做父兄的，眼看自己的子弟被人一刀为快，我是什么心情？散布这种流言的人真是居心叵测！’”
1938年1月11日，我父亲在开封被蒋介石扣留。四天后，即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取消副委员长制，冯玉祥被免去副委员长职，改任委员，连常委都不是。冯韩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冯玉祥比谁都清楚。
至于外间所传父亲与刘湘、宋哲元联合，“密谋倒蒋”，甚至“联日倒蒋”云云，则纯属恶意抹黑，是军统局专职或兼职特务散布的谣言。无论是蒋在开封军事会议上对他的严厉斥责还是高等军法会审关于他的判决书，都没有这方面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