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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需要借助外力推进，通过体制机制和市场环境明显改善，在营造好外部环境的同时，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创新。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有效缓解实体经济企业困难、助推企业转型升级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对有效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2016年五个主要任务。
对于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会议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今年以来，中国已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全方位为企业减负。8月8日，降成本再迎新举措，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六大目标任务，并从税费、融资、制度性交易、人工、用能用地、物流、资金周转、企业内部挖潜等八个方面“出招”。
10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成本研究会2016年年会上，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降成本是经济生活中永恒的主题，是天然的供给侧行为，是天然的结构性行动，降成本关键要靠扎实推进改革。
中国企业成本居高不下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所依赖的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国君宏观（任泽平、熊义明）此前发布的研报显示，与收入相比，当前企业的成本处于历史高位，2015年，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主营收入达到85.68%，连续几年上升。与国际比，我国制造业成本优势明显下降，2014年我国制造业成本相当于美国95.5%，高于印度、墨西哥、印尼等“竞争对手”。与PPI比，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连续下降，但企业成本指数却在上升，一升一降，两头挤压了企业利润，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首次出现负增长。分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率最高（87.16%），国有企业最低（83.16%）。私营企业的成本增速也最快，超出名义GDP近12个点。
国君宏观认为，企业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1、融资难贵。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比重超过60%，但融资占比仅30%—35%，同类型企业债发行中，私企利率显著高于国企。2、税负重。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7.8%，比七国集团平均水平高20多个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2003年的15%上升到2015年的23%。3、劳动力成本上升。2012-2014年城镇单位名义工资增速比名义GDP增速平均每年高2.3%。4、土地租金上涨，2008年以来房价快速上涨，租金也水涨船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9月25日在北京发布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呈下降态势，但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偏高，“权力中介”普遍存在。
财政科学研究院对全国12个省区为期一个月的调研结果显示，除东北地区外，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企业2015年税负均较上年有所下降。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也呈下降趋势，但融资两极分化严重。调研显示，大中型国企和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较低，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通常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逾30个百分点。
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偏高。根据调研，目前行政审批仍然存在程序不合理、时间长、材料多、收费多、手续多等问题，中介收费不规范甚至比较混乱，隐性收费较多，给企业经营带来困扰。
在中国成本研究会2016年年会上，国家审计署审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姜江华指出，审计与降成本密切相关，审计发现了很多与降成本有关的问题。当前民营经济成本高企面临四方面问题，包括融资难、与国有企业合作难、一些政府官员故意躲避民营企业和涉及的收费摊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此外，高物流成本也成了企业的一块“心病”，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小压力。“为什么油价降了，物流成本却总也降不下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率为16.0%。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徐冠巨表示，物流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高达30%—40%，而这个数据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占比只有10%—15%，“现在企业很大一部分利润是被物流吃掉了，它直接影响到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阿里研究院预计，今年全国农村网购市场规模有望增长到4600亿元。农村电商的核心是解决农民买难、卖难两大问题，电商企业围绕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展开角逐。然而，“本以为是蓝海，却跳进了火海。”物流成本高，便是最大的掣肘因素之一。比如，因为农户分散，道路不畅，一些土特产从山区村里运到当地县城，其运费比县城发到北京、广州还贵。
制造业企业多是用电大户，电费是企业成本中的一大块。中国一拖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随着环保标准持续提升，用煤、用气都逐步转换为用电，用电成本逐年上升，2015年企业全年用电已超过2亿元。河南一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也介绍说，电费占到该企业生产成本的30%以上，最多时每月上交电费1000多万元。
河南一家企业反映，近两年企业有时会停产不用电，即便如此电费还是居高不下。“如果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200万元。一个月不用电、也不报停，就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600万元。” 这位负责人说，企业一年只有两次报停权限，其它不用电的时候，只能白白交数百万元变压器基本电费。 不少用电大户为降低成本，搞自备电厂。但企业反映，自备电厂需要交纳的政府性基金和备容费偏高。一家电解铝企业负责人介绍，自备电厂每度电需缴纳的基金及附加、备容费占企业电价比例为23.3%，使每吨铝成本增加近1400元。“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很多省份都出台了一些自供电减负政策，比如内蒙古电解铝企业自发自供电只收取3分钱备容费。”这位负责人说，电费成本高，企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降成本关键要全面深化改革
降成本之所以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那就说明降成本不是简单的微观行动，而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需要借助外力的推进，通过体制机制和市场环境的明显改善，才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生产、经营、流通、投融资等综合成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表示，有几项成本是我们完全可以控制的。比如税费负担合理降低，这完全可以做到；融资成本的降低也是可以实现的，其实在过去两年融资成本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是降低的，这得益于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
在中国成本研究会2016年年会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在降成本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降成本应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否则难以产生实效。
第二，降成本要讲辩证法，不能说简单的降降降。比如必要的人工成本和研发成本不升我们怎么创新呢？技术水平怎么上去啊？这些就要加大投入，单纯降低不仅不利于企业走出困境，反而会影响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因行政审批、不合理制度形成的隐性制度性交易成本，应作为降成本的重点。
第三，降成本应切实推进改革。没有改革，降成本就会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企、金融、税费改革如没有实质性进展，降成本将只能起到短期效果，经济泡沫化程度也将越来越高。
高培勇也强调，降成本是天然的改革行动，绝对不能简单地通过政策的调整、政策的安排、政策的设计去加以推进，如果有人企图或指望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安排来推进降成本的行动，很显然是达不到目的的，它一定是在政策安排的同时着力于通过改革来加以实施。
那么，如何通过改革来推动降成本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撰文指出，一是推进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改革目标兼容共生的政府权力体系，是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必要途径。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放松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市场进入管制、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等重大改革措施，来降低实体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全面优化政府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推进税收改革和收费机制完善，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首先，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实现减税，尽快将“营改增”推广和落实到建筑业、房地产、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其次，推进税制结构改革和税率优化，力争近期普遍降低各类实体企业增值税税率；再次，出台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精准降税措施，加大对新兴战略产业、出口竞争优势下降过快的特定类型制造业企业以及消费领域的减税力度。特别是要针对“三农”以及小微企业，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政策面。落实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最后，要加大督察清理力度以及合理的制度设计。要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高税费负担以及高交易成本的发展困局，减少政府非公共性的权力，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权力清单和机构设置，可能是最为彻底的改革举措。
三是全面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首先，改革现有银行业盈利模式，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发展模式，使得金融资本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以及影子银行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的不合理上升。其次，要切实解决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难题，就有必要全面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加快银行体系的混业经营，通过针对银行体系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创新举措，从根本上来解决银行体系的贷款资金短期化倾向和实体经济长期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构建真正适宜于实体经济发展内在需求以及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金融体系。通过鼓励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积极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
四是切实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真正降低制造业企业能源成本负担。首先，真正落实当前制定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方案，进一步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得汽油、电力等能源价格切实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加快在趸售电价、留存电量价格、直购电和富余电量消纳、天然气直供、天然气经营企业成本监审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降低。其次，真正打破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国有垄断体制，优先将混业经营改革全面引进到石油、电力等能源领域国有企业，通过经营成本和垄断成本的降低，来进一步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逐步降低。
五是推进产业物流业整合和道路通行机制改革，切实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首先，通过进一步打造社会化、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体系，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同时，扭转物流产业“小、散、弱”的发展格局，提升物流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力。同时，进一步优化通行环境，加强和规范收费公路管理，破除地方利益对物流企业的干扰效应。其次，通过全面改革GDP唯上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提升产业集聚效应降低物流成本。同时，改变物流市场自身的分割现象，提升物流产业自身的效率，切实降低物流产业自身的服务成本。
六是弱化土地财政依赖体制是降低工业用地成本的核心。首先，针对中国特定出口优势急剧下滑的制造业产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传统产业以及新兴战略产业，各地方政府有必要针对工业用地价格实施更有力度的优惠政策；其次，通过收缩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养人口和合理界定政府权力范围边界，从根本上来逐步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机制，消除地方政府主动推动土地价格上涨的内生动机。 对于如何降低用工成本，国君宏观研报认为，适当降低“五险一金”的比例，协调实际人均工资与人均GDP增长同步发展，完善“五险一金”跨省转移程序。政府扶持建立各种形式的求职-招聘信息平台，帮助劳动者和企业进行对接，提高二者之间的匹配效率，缓解招工难和就业难同时存在的困局。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解决外来人口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补贴支持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吸收覆盖成本的上升。
在降低物价成本方面，国君宏观建议推动要素市场的改革，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结构改革的关键就是消除价格扭曲尤其是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目前电力价格尚未市场化，需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价成本，还应当降低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成本，尤其是通胀的财富分配效应以及对相对价格的扭曲效应。央行在进行货币选择时应当尽可能保持数量中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定向政策工具保证扩张的信贷流向真正需要的领域和企业。
进行了多年的电价改革能否顺利铺开，是打破行业垄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像解扣子一样，一个扣子解开了，下边的就顺溜了。这些领域打破垄断，让社会资本进入形成竞争，企业反映的这些成本肯定会下降，服务质量也会越来越好。
降成本需要企业加强创新
国务院出台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中提出八项措施，其中一项就是“鼓励引导企业内部挖潜”，引导企业管理创新和精益生产，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降低成本；加强先进技术推广，鼓励企业加强目标成本管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在做好外部降成本的同时，企业也要加强自身管理，进行内部管理创新，优化组织结构，避免因内部决策不当带来的成本浪费和损失。只有外部内部同时发力，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会计师城云在中国成本研究会2016年年会上介绍说，近年来，中国铁建一直推行“一个模式、两个目标、三化要求、四个支撑、五项重点”的工程项目责任成本管理，即落实“法人管项目”管控模式，树立“创誉、创效”两个目标，落实“制度化、标准化、流程化”三化要求，强化“专业化、工厂化、机械化、信息化”四个支撑，狠抓“合理选择项目组织实施模式、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实行双预控管理、严格劳务管理、严格绩效考核”五项重点工作，企业工程项目创誉创效能力不断提升。
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林志军也指出，降成本与质量有很大关系，不能为了降成本而忽视产品质量，更有效地进行质量管理应考虑质量成本。他提出，质量成本报告体系包括预防、检测、内部失效、外部失效四方面内容，具有提供量化指标、提高质量管理效率、有助于预算管理等作用，应将质量成本管理提升到战略管理高度，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降成本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张杰认为，如果说降低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治标之策是对当前的社保政策做出适当调整，那么降低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的治本之策，是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和精益制造体系的构建，促进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转型过程，刺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大幅促进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在劳动力绝对成本提高的同时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更大幅度提升，来切实降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重塑中国新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竞争优势。
实践证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资源成本，客户端的精准信息反馈直接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比如格力集团依托大数据技术，推出针对“空调病”的镂空式空调，以及手机遥控的APP空调、专为儿童设计的卡通空调。在整个产业流程中，格力将成本管控由短期逐渐扩展为长期，虽然在前期的体验消费和网络调研上增加了运营费用，但信息数据的利用直接以高效的成交率和超低的仓储率弥补了前期的利润损失。因此格力以最低的成本获取了最高的回报。2013年和2014年格力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是大幅增长。今年上半年，格力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1.8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5%；但净利润64.0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2%。
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高，除了外部因素，也揭示出我国企业物流水平仍较落后，采用智能物流系统提升物流效率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更好的供应链规划和优化能帮助企业实现成本降低、服务改善以及优化风险管理，而物流网络则是企业脱颖而出的竞争力，也是供应链的基础。未来的物流网络将呈现强整合、集约化、数据化以及智能化的特征。
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互联网+”高效物流实施意见》，内容包括支持物流企业建设智能化立体仓库，应用智能化物流装备提升仓储、运输、分拣、包装等作业效率和仓储管理水平，在各级仓储单元推广应用无线射频识别等物联网感知与大数据技术。
“降成本一方面是把外部环境营造好，比如降低税费、能源价格、物流成本、社保费率等，另一方面是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创新。”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说。
如何引导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注重科技创新？对此，重庆出台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新政策，并从今年开始实施。企业无论是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还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内部立项研发活动，都可享受这一政策优惠。此次新政策的出台，企业不仅可以享受更多税收优惠，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有效缓解实体经济企业困难、助推企业转型升级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对有效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2016年五个主要任务。
对于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会议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今年以来，中国已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全方位为企业减负。8月8日，降成本再迎新举措，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六大目标任务，并从税费、融资、制度性交易、人工、用能用地、物流、资金周转、企业内部挖潜等八个方面“出招”。
10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成本研究会2016年年会上，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降成本是经济生活中永恒的主题，是天然的供给侧行为，是天然的结构性行动，降成本关键要靠扎实推进改革。
中国企业成本居高不下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所依赖的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国君宏观（任泽平、熊义明）此前发布的研报显示，与收入相比，当前企业的成本处于历史高位，2015年，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主营收入达到85.68%，连续几年上升。与国际比，我国制造业成本优势明显下降，2014年我国制造业成本相当于美国95.5%，高于印度、墨西哥、印尼等“竞争对手”。与PPI比，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连续下降，但企业成本指数却在上升，一升一降，两头挤压了企业利润，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首次出现负增长。分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率最高（87.16%），国有企业最低（83.16%）。私营企业的成本增速也最快，超出名义GDP近12个点。
国君宏观认为，企业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1、融资难贵。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比重超过60%，但融资占比仅30%—35%，同类型企业债发行中，私企利率显著高于国企。2、税负重。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7.8%，比七国集团平均水平高20多个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2003年的15%上升到2015年的23%。3、劳动力成本上升。2012-2014年城镇单位名义工资增速比名义GDP增速平均每年高2.3%。4、土地租金上涨，2008年以来房价快速上涨，租金也水涨船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9月25日在北京发布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呈下降态势，但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偏高，“权力中介”普遍存在。
财政科学研究院对全国12个省区为期一个月的调研结果显示，除东北地区外，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企业2015年税负均较上年有所下降。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也呈下降趋势，但融资两极分化严重。调研显示，大中型国企和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较低，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通常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逾30个百分点。
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偏高。根据调研，目前行政审批仍然存在程序不合理、时间长、材料多、收费多、手续多等问题，中介收费不规范甚至比较混乱，隐性收费较多，给企业经营带来困扰。
在中国成本研究会2016年年会上，国家审计署审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姜江华指出，审计与降成本密切相关，审计发现了很多与降成本有关的问题。当前民营经济成本高企面临四方面问题，包括融资难、与国有企业合作难、一些政府官员故意躲避民营企业和涉及的收费摊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此外，高物流成本也成了企业的一块“心病”，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小压力。“为什么油价降了，物流成本却总也降不下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率为16.0%。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徐冠巨表示，物流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高达30%—40%，而这个数据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占比只有10%—15%，“现在企业很大一部分利润是被物流吃掉了，它直接影响到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阿里研究院预计，今年全国农村网购市场规模有望增长到4600亿元。农村电商的核心是解决农民买难、卖难两大问题，电商企业围绕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展开角逐。然而，“本以为是蓝海，却跳进了火海。”物流成本高，便是最大的掣肘因素之一。比如，因为农户分散，道路不畅，一些土特产从山区村里运到当地县城，其运费比县城发到北京、广州还贵。
制造业企业多是用电大户，电费是企业成本中的一大块。中国一拖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随着环保标准持续提升，用煤、用气都逐步转换为用电，用电成本逐年上升，2015年企业全年用电已超过2亿元。河南一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也介绍说，电费占到该企业生产成本的30%以上，最多时每月上交电费1000多万元。
河南一家企业反映，近两年企业有时会停产不用电，即便如此电费还是居高不下。“如果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200万元。一个月不用电、也不报停，就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600万元。” 这位负责人说，企业一年只有两次报停权限，其它不用电的时候，只能白白交数百万元变压器基本电费。 不少用电大户为降低成本，搞自备电厂。但企业反映，自备电厂需要交纳的政府性基金和备容费偏高。一家电解铝企业负责人介绍，自备电厂每度电需缴纳的基金及附加、备容费占企业电价比例为23.3%，使每吨铝成本增加近1400元。“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很多省份都出台了一些自供电减负政策，比如内蒙古电解铝企业自发自供电只收取3分钱备容费。”这位负责人说，电费成本高，企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降成本关键要全面深化改革
降成本之所以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那就说明降成本不是简单的微观行动，而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需要借助外力的推进，通过体制机制和市场环境的明显改善，才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生产、经营、流通、投融资等综合成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表示，有几项成本是我们完全可以控制的。比如税费负担合理降低，这完全可以做到；融资成本的降低也是可以实现的，其实在过去两年融资成本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是降低的，这得益于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
在中国成本研究会2016年年会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在降成本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降成本应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否则难以产生实效。
第二，降成本要讲辩证法，不能说简单的降降降。比如必要的人工成本和研发成本不升我们怎么创新呢？技术水平怎么上去啊？这些就要加大投入，单纯降低不仅不利于企业走出困境，反而会影响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因行政审批、不合理制度形成的隐性制度性交易成本，应作为降成本的重点。
第三，降成本应切实推进改革。没有改革，降成本就会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企、金融、税费改革如没有实质性进展，降成本将只能起到短期效果，经济泡沫化程度也将越来越高。
高培勇也强调，降成本是天然的改革行动，绝对不能简单地通过政策的调整、政策的安排、政策的设计去加以推进，如果有人企图或指望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安排来推进降成本的行动，很显然是达不到目的的，它一定是在政策安排的同时着力于通过改革来加以实施。
那么，如何通过改革来推动降成本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撰文指出，一是推进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改革目标兼容共生的政府权力体系，是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必要途径。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放松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市场进入管制、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等重大改革措施，来降低实体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全面优化政府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推进税收改革和收费机制完善，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首先，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实现减税，尽快将“营改增”推广和落实到建筑业、房地产、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其次，推进税制结构改革和税率优化，力争近期普遍降低各类实体企业增值税税率；再次，出台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精准降税措施，加大对新兴战略产业、出口竞争优势下降过快的特定类型制造业企业以及消费领域的减税力度。特别是要针对“三农”以及小微企业，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政策面。落实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最后，要加大督察清理力度以及合理的制度设计。要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高税费负担以及高交易成本的发展困局，减少政府非公共性的权力，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权力清单和机构设置，可能是最为彻底的改革举措。
三是全面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首先，改革现有银行业盈利模式，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发展模式，使得金融资本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以及影子银行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的不合理上升。其次，要切实解决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难题，就有必要全面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加快银行体系的混业经营，通过针对银行体系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创新举措，从根本上来解决银行体系的贷款资金短期化倾向和实体经济长期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构建真正适宜于实体经济发展内在需求以及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金融体系。通过鼓励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积极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
四是切实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真正降低制造业企业能源成本负担。首先，真正落实当前制定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方案，进一步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得汽油、电力等能源价格切实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加快在趸售电价、留存电量价格、直购电和富余电量消纳、天然气直供、天然气经营企业成本监审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降低。其次，真正打破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国有垄断体制，优先将混业经营改革全面引进到石油、电力等能源领域国有企业，通过经营成本和垄断成本的降低，来进一步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逐步降低。
五是推进产业物流业整合和道路通行机制改革，切实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首先，通过进一步打造社会化、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体系，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同时，扭转物流产业“小、散、弱”的发展格局，提升物流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力。同时，进一步优化通行环境，加强和规范收费公路管理，破除地方利益对物流企业的干扰效应。其次，通过全面改革GDP唯上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提升产业集聚效应降低物流成本。同时，改变物流市场自身的分割现象，提升物流产业自身的效率，切实降低物流产业自身的服务成本。
六是弱化土地财政依赖体制是降低工业用地成本的核心。首先，针对中国特定出口优势急剧下滑的制造业产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传统产业以及新兴战略产业，各地方政府有必要针对工业用地价格实施更有力度的优惠政策；其次，通过收缩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养人口和合理界定政府权力范围边界，从根本上来逐步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机制，消除地方政府主动推动土地价格上涨的内生动机。 对于如何降低用工成本，国君宏观研报认为，适当降低“五险一金”的比例，协调实际人均工资与人均GDP增长同步发展，完善“五险一金”跨省转移程序。政府扶持建立各种形式的求职-招聘信息平台，帮助劳动者和企业进行对接，提高二者之间的匹配效率，缓解招工难和就业难同时存在的困局。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解决外来人口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补贴支持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吸收覆盖成本的上升。
在降低物价成本方面，国君宏观建议推动要素市场的改革，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结构改革的关键就是消除价格扭曲尤其是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目前电力价格尚未市场化，需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价成本，还应当降低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成本，尤其是通胀的财富分配效应以及对相对价格的扭曲效应。央行在进行货币选择时应当尽可能保持数量中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定向政策工具保证扩张的信贷流向真正需要的领域和企业。
进行了多年的电价改革能否顺利铺开，是打破行业垄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像解扣子一样，一个扣子解开了，下边的就顺溜了。这些领域打破垄断，让社会资本进入形成竞争，企业反映的这些成本肯定会下降，服务质量也会越来越好。
降成本需要企业加强创新
国务院出台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中提出八项措施，其中一项就是“鼓励引导企业内部挖潜”，引导企业管理创新和精益生产，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降低成本；加强先进技术推广，鼓励企业加强目标成本管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在做好外部降成本的同时，企业也要加强自身管理，进行内部管理创新，优化组织结构，避免因内部决策不当带来的成本浪费和损失。只有外部内部同时发力，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会计师城云在中国成本研究会2016年年会上介绍说，近年来，中国铁建一直推行“一个模式、两个目标、三化要求、四个支撑、五项重点”的工程项目责任成本管理，即落实“法人管项目”管控模式，树立“创誉、创效”两个目标，落实“制度化、标准化、流程化”三化要求，强化“专业化、工厂化、机械化、信息化”四个支撑，狠抓“合理选择项目组织实施模式、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实行双预控管理、严格劳务管理、严格绩效考核”五项重点工作，企业工程项目创誉创效能力不断提升。
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林志军也指出，降成本与质量有很大关系，不能为了降成本而忽视产品质量，更有效地进行质量管理应考虑质量成本。他提出，质量成本报告体系包括预防、检测、内部失效、外部失效四方面内容，具有提供量化指标、提高质量管理效率、有助于预算管理等作用，应将质量成本管理提升到战略管理高度，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降成本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张杰认为，如果说降低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治标之策是对当前的社保政策做出适当调整，那么降低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的治本之策，是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和精益制造体系的构建，促进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转型过程，刺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大幅促进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在劳动力绝对成本提高的同时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更大幅度提升，来切实降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重塑中国新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竞争优势。
实践证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资源成本，客户端的精准信息反馈直接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比如格力集团依托大数据技术，推出针对“空调病”的镂空式空调，以及手机遥控的APP空调、专为儿童设计的卡通空调。在整个产业流程中，格力将成本管控由短期逐渐扩展为长期，虽然在前期的体验消费和网络调研上增加了运营费用，但信息数据的利用直接以高效的成交率和超低的仓储率弥补了前期的利润损失。因此格力以最低的成本获取了最高的回报。2013年和2014年格力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是大幅增长。今年上半年，格力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1.8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5%；但净利润64.0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2%。
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高，除了外部因素，也揭示出我国企业物流水平仍较落后，采用智能物流系统提升物流效率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更好的供应链规划和优化能帮助企业实现成本降低、服务改善以及优化风险管理，而物流网络则是企业脱颖而出的竞争力，也是供应链的基础。未来的物流网络将呈现强整合、集约化、数据化以及智能化的特征。
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互联网+”高效物流实施意见》，内容包括支持物流企业建设智能化立体仓库，应用智能化物流装备提升仓储、运输、分拣、包装等作业效率和仓储管理水平，在各级仓储单元推广应用无线射频识别等物联网感知与大数据技术。
“降成本一方面是把外部环境营造好，比如降低税费、能源价格、物流成本、社保费率等，另一方面是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创新。”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说。
如何引导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注重科技创新？对此，重庆出台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新政策，并从今年开始实施。企业无论是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还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内部立项研发活动，都可享受这一政策优惠。此次新政策的出台，企业不仅可以享受更多税收优惠，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