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要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危机，培育发展能力

　　当前，我国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面临不少难以预料的挑战和风险，对我国经济实现“由大变强”的战略目标形成阻碍。就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来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社會自然资源环境的深刻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风险挑战。如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给我国养老、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社会服务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给我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严峻挑战;又如，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能源结构与安全问题等，既是当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短板和难题，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长期短板;再比如，极端突发性的重大自然灾害，仍将长期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干扰和破坏，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频繁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品种多，分布广，频率高，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损失，进入21世纪后，一些有识之士指出，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甚至超过了战争、大规模穷困和核威胁。
　　二是世界格局和环境的重大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外部冲击。当前世界仍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化遭遇挫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在各国兴起，世界再次处于复杂多变的“躁动期”，特别是中美关系最近两年发生的重大变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我国实施全面遏制政策，使我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多。与百年前的大变局不同，这次的大变局，中国是重要的“因变量”之一，甚至在不少方面是绝对的主导者。新时代，中国加快推进经济国际化水平，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历史性转变，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中发挥了战略性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美国对我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和全面遏制政策将变本加厉。全球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与美国的战略遏制行为，必将使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变得日益严峻，挑战与风险加倍上升。
　　三是我国经济内部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债务率过高、房价泡沫、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多重风险压力，但是我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制造业危机，在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入中高速的同时，我国制造业持续处于报酬递减的趋势中，致使经济下行压力反复加大。我国经济要想真正走出低谷，必须有赖于报酬递减趋势的逆转（打破原有的经济循环），新旧动能转换全面完成，形成中速增长条件下的经济全面报酬递增新格局。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制造业的报酬递减问题及其所产生的重大风险。
　　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危机至关重要。经济发展的过程必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会遇到各种危机或挫折，但只要正视危机，坚定信心，没有“迈不过的坎”。化危为机，是一种本领，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以及个人发展必备的战略能力。无视或不承认危机的存在，或逃避危机，不仅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而且注定不会成功，因为危机是前进道路上必须迈过的各种“坎”，就像《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不经过八十一难，克服艰难险阻，就不可能取到“真经”，到达理想的彼岸，正所谓“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无限风光在险峰”，英国著名小说家罗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想成为优秀的小说家、艺术家，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即“想象力和挫折”。
　　从经济发展理论来讲，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挫折”或危机，就是要拥有一种化危为机的能力，危机处理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基本功，能处理好各种危机，日常的经营管理就自然不在话下。危机学是一门大学问，善于发现危中机，善于化危为机。首先，它要求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具有很强的危机辨识和预见能力。其次，不惧艰险，敢于迎难而上。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责任感，逃避危机。三是善于化危为机。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企业家，不仅具有识别重大危机的能力，而且对危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善于识别暗藏于危中的机，并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化危为机。

我国改革开放是一次重大反危机的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化危为机的典范

　　中国作为人口超级大国，所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并不平坦，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遇到许多其他国家或民族难以想象的磨难和屈辱，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间也遇到各种外部的、内部的重大风险和挑战，但70多年发展所创造的经济与社会两大“奇迹”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危机管理能力，总能在危机爆发后或者危机将要全面爆发时，力挽狂澜，化危为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由穷变富”的重大转折，并积极开启实现“由大变强”的新征程。这一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就像当年红军长征胜利一样，靠的是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坚定的信念，靠的是坚韧不拔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地化危为机而取得的。
　　“文革”后，中国经济处于危机状态，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长期的闭关锁国以及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使我国经济陷入发展动力、活力严重不足，生产力增长极为缓慢的困境，许多人连最基本的“吃穿用”都得不到满足，特别是大量农民处于贫困状态。如何化解“十年文革”以及长期“左”的错误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后遗症，是摆在当时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头等大事，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国家的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抓住广大人民群众渴望“穷则思变”、渴望解决基本温饱问题的需要，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提出和实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开放，改革农村公社体制，在农村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人们最迫切的生活需求，进而通过设计四个经济特区和在城市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打破全面计划的管理方式，鼓励计划外生产、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改革既“从下而上”（发挥广大群众、微观企业的积极性），又“从上而下”（简政放权，如税收包干、打破统购统销等），既不断深化国内各大领域的改革，又不断扩大开放，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这些化解重大的体制危机的实践，不仅深得人心，而且是建立在强大的利益激励的基础上，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于是我国经济发展巨大潜力不断得到释放，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全面解决了温饱问题，2001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跳出了“低收入陷阱”，到2008年，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重大历史转变。这场基于化解传统经济体制弊端、全面释放生产力的改革开放反危机大战略，不仅取得了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奇迹”，而且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创造了新的发展模式，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比较优势。

美国的三次反危机大战略，使其成功应对了“南北战争”、大萧条以及美日贸易战，并获得了超额的报偿

　　反危机大战略的成功案例也曾多次出现在美国，美国成为20世纪头号强国以及至今仍保持超级大国地位，是与其化危为机的能力密不可分的。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分别面临三场大危机：19世纪中叶曾出现因为黑人奴隶制导致出现国家面临南北分裂的重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格局的大动荡，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在走向成熟期后面临的巨大危机;20世纪70年代因各种结构性矛盾使美国再次出现综合性大危机，例如，经济上的滞涨、美元危机，并与世界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等相交织。
　　林肯于1861年初就任美国总统后仅两个多月便爆发了“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一场最大规模的内战，即美国内部的重大政治危机。战争之初，北方联邦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战，后来演变成为一场消灭奴隶制的革命战争。这一转变意义重大，林肯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的1858年就指出：“这个政府无法长久存在于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下”，“如果我们首先明确了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我们就能更好地判定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因此，林肯总统的反危机大战略便很明确，维护国家统一，即要平衡法律和军事需求，以时间和军队的胜利赢得稳定的均势，又要釜底抽薪，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即奴隶制问题，这种纵观全局的能力使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林肯总统制定和实施的反危机大战略就是通过废除奴隶制为赢得军事胜利提供根本保障。因此，在战争持续进行并处于僵局的形势下，林肯总统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实行武装黑人的政策;颁布《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只要交付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在西部领取64.74公顷土地，在土地上耕种5年后就可以成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实行征兵法，代替募兵制;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这些措施迫使南方奴隶纷纷逃亡，种植场经济濒于瓦解，最后南方军队陷入联邦军的重围中，被迫请降，“南北战争”终止。
　　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使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大危机中，危机之初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25%的罕见水平，股市崩盘，企业和银行大量倒闭，经济全面萧条，人们的生活严重倒退。美国的大萧条通过国际贸易传染到全球，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世界格局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德国希特勒与日本法西斯暂时得势，世界遭遇特大洗劫。反危机成为受命于危难之中的美国新任總统罗斯福的核心使命，人们到今天仍津津乐道地认为是“罗斯福新政”拯救了美国，使美国获得了战后的全球霸主地位，这倒不假。《论大战略》一书的作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特别推崇罗斯福，认为他不仅通过国内“新政”解决了大萧条本身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难题，更可贵的是他所具有的运筹帷幄能力，善于平衡目标与能力的关系。
　　这场贯穿罗斯福总统近四个任期的反危机大战略，的确显示出美国化危为机的超凡能力。首先，要平衡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即要处理好国内经济政治问题，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为了迎接更大的战争挑战，必须全面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又要具备全球眼光，对全球格局的新变化和前景有清醒的认识。其次，下好关键的一步国际棋子，即利用苏联，与苏联合作共同应对强大的敌人。罗斯福的战略远见是：在关键时期为了解决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书中写道：“对罗斯福来说，意识形态的纯净性没有地理、权力平衡和海军发展来得重要。”基于这一意识，罗斯福在外交上一反常态承认苏联的地位，并通过各种渠道保持私下的秘密关系，以待来日加以有效利用。最后，在时机的把握上体现了其善于平衡“潜在无限的期望与必然有限的能力”。美国只有参战才能获得最大的战后利益，这一点罗斯福看得清楚，也在积极准备，在工业上和军事上形成优势后，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终于等到了三件事的发生：军事重整恢复至鼎盛时的实力;保证苏联的存在并成为盟友;一个遭到袭击并能立即让所有国内和平呼声偃旗息鼓的道德高地。他便作出重大决策：向德意日全面宣战。最终，美国以伤亡不到这场战争总伤亡人数的2%，凭借占世界二分之一的制造能力、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四分之三的投资资本、最大的空军和海军，以及第一颗原子弹，作为盟主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
　　应对20世纪70年代全球重大危机，美日一成一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应对重大经济危机时，危机博弈双方有胜有败，日本在应对美日贸易战中存在战略败笔，最终美国度过了20世纪第二次大危机。很明显，日本在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危机中一开始处于绝对主动地位。因为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日本都是获利国，日本经济的可塑性明显要比欧美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汽车业，先前日本汽车业发展是建立在能源资源严重短缺和能源安全保障不足的基础上，因此，日本汽车业的创新轨迹一开始就是采取节能型，两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的汽车业不仅没有垮掉，相反却获得更高的信誉，具有欧美难以比拟的市场竞争力。
　　在应对危机中，日本输得很惨，美日贸易战的爆发就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危机的深入，美国制造业受到了日本的严重威胁，美国的反击便构成了日本的危机。那么日本是如何在应对这场危机中落败的？为了应对美日贸易战中日元大幅升值和贸易制裁危机，日本政府采取了在贸易战中不断退让的策略，同时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抵消贸易战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力求保持日本经济达到5%-6%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日本人的心理平衡，这样的对策必然产生泡沫经济，大量的日本资金投入房地产，而使制造业升级和发展高科技的机会全面丧失，结果当泡沫经济破灭后造成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 　　而美国不同，美国应对的办法就是从里根总统开始，把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从短期转向长期，通过供给革命，大幅放松政府管制、大幅减税，同时，鼓励创新型金融发展（纳斯达克市场）与加大高科技投资投入，加强国防能力建设等，最终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新经济模式（互联网经济），全面摆脱了7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在此期间的苏联解体又进一步巩固了其地位。

新時代下化危为机，要有大战略，保持战略定力，在重建世界发展新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强大自身，做好自己的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机遇来自于大变局，风险同样来自于大变局，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危机之局，也是希望之局。就我国来讲，这种大变局可能面临多重高风险类别的叠加，既要突破美国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全面遏制政策的“强干扰”，还要有力地化解诸如不少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冲击，更要着力解决自身长期累积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首先，应对这样的大变局，必须要有大战略，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我们的大战略就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解决制约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民生社会福祉提高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实施这一大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风险、挫折，但任何时候都不能退却，必须迎难而上，始终保持战略定力。要善于发现危险之核心所在，善于排除各种风险阻力。对各种不确定性特别是可能影响全局的风险保持警觉，更要善于发现“危中之机”。“危”和“机”都要把握趋势，因势利导，化解可能的巨大的短期冲击，不让短期的“危局”影响长期的“机局”。
　　其次，就外部重大风险化解来讲，化危为机就是积极有效地应对美国对我国实施的全面战略遏制，在重建世界发展新格局中掌握主动权。我们不能轻视对手，对美国的全面遏制政策，我们既要在战略上重视，更要在战术上重视，对美国这样在化危为机方面有长期经验和能力的国家来讲，化危为机不能“硬碰硬”，更不能不讲成本的“相互撕打”，要“软硬兼施”“长短结合”，讲究长期的成本收益核算，使“潜在无限的期望与必然有限的能力”相一致。特别是在“长短结合”上我们要更胜一筹，更多地采取“放长线”的办法，如美国对我国采取高关税的保护主义措施，我们既要针对性有力有节地反击，更要站在国际道义的最高点和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变化，用多边主义对付单边主义，用全面扩大开放的办法对付强权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我们对世界越开放，我们的机会就越多，就越不可能被美国孤立。同时，我们要着力打最大的利益引诱牌，利用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此来平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此来巩固我们的影响力，并作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平台。这也是我们的底气所在。
　　最后，就内部来讲，化危为机，就是要着力解决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强大自身，做好自己的事。解决自身的重大风险隐患、强化我们自身，我们已经有一套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全面扩大改革开放，用改革的办法优化制度、激发活力，平衡各种利益，用开放的办法倒逼改革与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工业以及整体经济的报酬递减趋势，形成中速增长水平下报酬递增的新局面。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必须尽快由“全球增长中心”转向“全球创新中心”。但是，当前我国由“全球增长中心”转向“全球创新中心”，还面临诸多短板约束，主要是尚未形成创新发展的内生化机制。为此，必须尽快建成风险降低机制、市场动力机制、制度激励机制、政府促进机制以及现代科技创新爆发性新机制等五大机制。
　　责编/谢帅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