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预算就应该细化，应该逐类逐项地读，逐类逐项地审核。
中国财政收入自2003年突破2万亿元之后，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突破4万亿元，2007年又突破5万亿大关，平均年增速30％左右，远远高于10％的同期ＧＤＰ平均增速。强大的财政不仅使政府手中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也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历年两会期间，皆有人大代表表示，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收支信息公开的力度。中国财政到底为何激增，支出有何特点，强大的财政对未来将产生什么影响，又如何监管，《新民周刊》约请五位专家共话财政。
问题一：中国财政收入激增如何实现？
刘剑文：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世界最快，税源随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是正常的；第二，社会对税收法制的认知增强，纳税意识增强；第三，相关部门加强了征管。
蒋洪：一些政策发挥了杠杆作用导致财政增长快于ＧＤＰ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有税收优惠，这些优惠逐渐取消了；一些出口加工企业的退税取消了，一些税种如印花税的增长很快，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应该还会有较大和较快的增长。
问题二：中国财政支出有何特点？
蒋洪：总的趋势是重投资，轻消费；重经营性领域，轻非经营性领域。
王一江：2005年国家抚恤和福利支出的总和为716亿元，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1％，加上政府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1817亿元和各种价格补贴收入不足1000亿元，三项支出的总额约为3530亿元，占当年整个财政支出33930亿元的10．4％。同年，国家的经济建设费为9317亿元，国家行政管理费即政府为维持自身运作所花的钱为6512亿元。从1993至2005年，国家的抚恤和福利这项支出增加了9．5倍，同期行政管理费支出则增加了10．26倍。
陈志武：按照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介绍的话，去年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社会福利民生项目上，总的开支是6000亿元人民币，只占去年5．1万亿人民币税收差不多1／6左右，占中国的ＧＤＰ2．4％。这个数字比美国要低10个百分点。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预算、钱是怎样花的，往往讨论不够充分。
问题三：强大财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维森：政府手里的钱多了，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可以在公共事业和国民福利上有所作为。经济增长较快，财政增长较快，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机遇。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
但目前大量财政是被政府作为投资进入到经营性领域。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呢？有一种观点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来的，但没有看到这种竞争带来了一种浪费型的、资源消耗型的增长，各地争相在基建、重工业和工业园区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与此同时，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ＧＤＰ增长的速度，内需不振，经济过分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使得经济结构调整迟迟不能进行。
王一江：财政强大，政府投资能力强，要建一个港口，能够迅速筹措几百个亿的资金，社会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在政府参与经济的初期，经济往往会产生加速度，冲上一个快车道，但这种增长的软肋在于低效率，不能持续。
低效率是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是因为政府参与经济用的是别人的钱，它特别敢花钱，容易产生浪费。第二个原因是为了争夺政府资源，全社会展开博弈，博弈本身是有成本的，会消耗大量资源。为了得到政府项目，大家都在信息上大做文章，把成本讲小一点，把收益讲大一点，产生一个歪曲的信息，一旦最后发现信息有问题，大家就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掩盖问题，不使它在自己任期内爆发出来。最后会扭曲整个社会的信息体系。比如我们的银行到底有多少不良贷款，企业有多少不良资产，数字都未必准确。
高消耗低效率的经济一开始总是难以置信的形势大好，但可能一夜之间垂直下落。在前苏联、在东欧、在日本都有过这样的情形。
陈志武：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995年到现在，中国的ＧＤＰ增长速度大概是年均10．2％左右，财政税收年均增长是16．2％左右，超过ＧＤＰ增长6％左右。而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只是按照6％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按照8．2％在增长。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比中国ＧＤＰ增长速度要慢，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远远超过ＧＤＰ的增长速度。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问题四：如何监管政府的财政收支？
李维森：第一步是税收法定。要把征税和调整税率的权力严格回收到全国人大手上。不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国务院授权给财政部，财政部授权给税务总局，层层授权，最后一个部门就有权决定征税。像突袭式地提高印花税不应该再上演。新税比如环境资源税可不可以征要由人大来讨论，由人大来批准。
刘剑文：要加強人大对财政收支的监管。审预算是所有议会机构最重要的功能，在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中，有400多个专门的工作人员，而中国人大里负责预算的只有20多个人。中国人大要强化这一块功能。以前财政部长向人大代表报告预算，都要一项项宣读，现在不读了，这是一个制度的倒退。预算就应该细化，应该逐类逐项地读，逐类逐项地审核。
蒋洪：公共财政理的是公众的财富，这个财富一不小心就会被浪费、就无效率地使用，因为离我们太远了，不像在我们家里，什么东西打碎了，立刻就会心疼，公共财富被浪费了，我们往往一无所知。但是作为一个财政学者，我常常感到痛苦，因为我缺乏必需的材料，材料都在政府的口袋里。
政府的口袋有三个，分别是行政费用、社保基金和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其中第二和第三个口袋，我们只知道一些支离破碎的数据，第一个口袋也没有完全透明，一些预算外收支我们并不了解。这三个口袋里的内容都应该让公众看见。
公布财政信息应该具体，而不是笼统地给你一个数字。比如说预算，不能用一个基本建设的大口袋就把很多项目包括在内，你必须展开告诉我，有哪些项目。交通占多少、工业占多少、农业占多少，然后我再问，交通里面你到用在什么地方，他必须回答我，在四川什么地方修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多少公里，什么等级，哪里造了一个桥梁……只有这样不断地展开，这个钱用得合理不合理，人们才能作出评估。
又比如说，要规范政府转移支付，每年转移支付是多少，哪些项目，选择这些项目的原则是什么，下去之后，转移支付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有没有反馈？都要有具体数字来支撑。
我们不能凭一个笼统的数字来评估一件事是否正确。
问题五：民富与国强的关系应如何厘定？
陈志武：很多人觉得私人利益要服从于国家的利益，但说这话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国家，谁是国家。这需要重新改变理念，要考虑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国家的起源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最终的目的是让社会大众、每一个人的生活过得更好，而不是为了这个抽象的“国家”变得更好。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不是反过来的。
历史上有过只强调国强国富，不强调民富民生的国家，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以及1920年代之后的苏联。它们曾经一味追求国家的强大，不管老百姓的民生，认为国家强大比个人的生活和幸福更重要，但是它们最后都垮掉了。苏联的经济和科技曾经可以和美国比肩，但是它垮掉之后，回头看它的经济发展，给世界留下了什么，给俄罗斯人民留下了什么？过分强调国强而不注重民富，最终只会留下一个空架子，老百姓能够得到的好处非常有限。
中国财政收入自2003年突破2万亿元之后，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突破4万亿元，2007年又突破5万亿大关，平均年增速30％左右，远远高于10％的同期ＧＤＰ平均增速。强大的财政不仅使政府手中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也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历年两会期间，皆有人大代表表示，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收支信息公开的力度。中国财政到底为何激增，支出有何特点，强大的财政对未来将产生什么影响，又如何监管，《新民周刊》约请五位专家共话财政。
问题一：中国财政收入激增如何实现？
刘剑文：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世界最快，税源随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是正常的；第二，社会对税收法制的认知增强，纳税意识增强；第三，相关部门加强了征管。
蒋洪：一些政策发挥了杠杆作用导致财政增长快于ＧＤＰ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有税收优惠，这些优惠逐渐取消了；一些出口加工企业的退税取消了，一些税种如印花税的增长很快，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应该还会有较大和较快的增长。
问题二：中国财政支出有何特点？
蒋洪：总的趋势是重投资，轻消费；重经营性领域，轻非经营性领域。
王一江：2005年国家抚恤和福利支出的总和为716亿元，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1％，加上政府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1817亿元和各种价格补贴收入不足1000亿元，三项支出的总额约为3530亿元，占当年整个财政支出33930亿元的10．4％。同年，国家的经济建设费为9317亿元，国家行政管理费即政府为维持自身运作所花的钱为6512亿元。从1993至2005年，国家的抚恤和福利这项支出增加了9．5倍，同期行政管理费支出则增加了10．26倍。
陈志武：按照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介绍的话，去年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社会福利民生项目上，总的开支是6000亿元人民币，只占去年5．1万亿人民币税收差不多1／6左右，占中国的ＧＤＰ2．4％。这个数字比美国要低10个百分点。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预算、钱是怎样花的，往往讨论不够充分。
问题三：强大财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维森：政府手里的钱多了，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可以在公共事业和国民福利上有所作为。经济增长较快，财政增长较快，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机遇。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
但目前大量财政是被政府作为投资进入到经营性领域。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呢？有一种观点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来的，但没有看到这种竞争带来了一种浪费型的、资源消耗型的增长，各地争相在基建、重工业和工业园区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与此同时，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ＧＤＰ增长的速度，内需不振，经济过分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使得经济结构调整迟迟不能进行。
王一江：财政强大，政府投资能力强，要建一个港口，能够迅速筹措几百个亿的资金，社会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在政府参与经济的初期，经济往往会产生加速度，冲上一个快车道，但这种增长的软肋在于低效率，不能持续。
低效率是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是因为政府参与经济用的是别人的钱，它特别敢花钱，容易产生浪费。第二个原因是为了争夺政府资源，全社会展开博弈，博弈本身是有成本的，会消耗大量资源。为了得到政府项目，大家都在信息上大做文章，把成本讲小一点，把收益讲大一点，产生一个歪曲的信息，一旦最后发现信息有问题，大家就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掩盖问题，不使它在自己任期内爆发出来。最后会扭曲整个社会的信息体系。比如我们的银行到底有多少不良贷款，企业有多少不良资产，数字都未必准确。
高消耗低效率的经济一开始总是难以置信的形势大好，但可能一夜之间垂直下落。在前苏联、在东欧、在日本都有过这样的情形。
陈志武：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995年到现在，中国的ＧＤＰ增长速度大概是年均10．2％左右，财政税收年均增长是16．2％左右，超过ＧＤＰ增长6％左右。而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只是按照6％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按照8．2％在增长。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比中国ＧＤＰ增长速度要慢，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远远超过ＧＤＰ的增长速度。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问题四：如何监管政府的财政收支？
李维森：第一步是税收法定。要把征税和调整税率的权力严格回收到全国人大手上。不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国务院授权给财政部，财政部授权给税务总局，层层授权，最后一个部门就有权决定征税。像突袭式地提高印花税不应该再上演。新税比如环境资源税可不可以征要由人大来讨论，由人大来批准。
刘剑文：要加強人大对财政收支的监管。审预算是所有议会机构最重要的功能，在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中，有400多个专门的工作人员，而中国人大里负责预算的只有20多个人。中国人大要强化这一块功能。以前财政部长向人大代表报告预算，都要一项项宣读，现在不读了，这是一个制度的倒退。预算就应该细化，应该逐类逐项地读，逐类逐项地审核。
蒋洪：公共财政理的是公众的财富，这个财富一不小心就会被浪费、就无效率地使用，因为离我们太远了，不像在我们家里，什么东西打碎了，立刻就会心疼，公共财富被浪费了，我们往往一无所知。但是作为一个财政学者，我常常感到痛苦，因为我缺乏必需的材料，材料都在政府的口袋里。
政府的口袋有三个，分别是行政费用、社保基金和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其中第二和第三个口袋，我们只知道一些支离破碎的数据，第一个口袋也没有完全透明，一些预算外收支我们并不了解。这三个口袋里的内容都应该让公众看见。
公布财政信息应该具体，而不是笼统地给你一个数字。比如说预算，不能用一个基本建设的大口袋就把很多项目包括在内，你必须展开告诉我，有哪些项目。交通占多少、工业占多少、农业占多少，然后我再问，交通里面你到用在什么地方，他必须回答我，在四川什么地方修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多少公里，什么等级，哪里造了一个桥梁……只有这样不断地展开，这个钱用得合理不合理，人们才能作出评估。
又比如说，要规范政府转移支付，每年转移支付是多少，哪些项目，选择这些项目的原则是什么，下去之后，转移支付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有没有反馈？都要有具体数字来支撑。
我们不能凭一个笼统的数字来评估一件事是否正确。
问题五：民富与国强的关系应如何厘定？
陈志武：很多人觉得私人利益要服从于国家的利益，但说这话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国家，谁是国家。这需要重新改变理念，要考虑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国家的起源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最终的目的是让社会大众、每一个人的生活过得更好，而不是为了这个抽象的“国家”变得更好。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不是反过来的。
历史上有过只强调国强国富，不强调民富民生的国家，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以及1920年代之后的苏联。它们曾经一味追求国家的强大，不管老百姓的民生，认为国家强大比个人的生活和幸福更重要，但是它们最后都垮掉了。苏联的经济和科技曾经可以和美国比肩，但是它垮掉之后，回头看它的经济发展，给世界留下了什么，给俄罗斯人民留下了什么？过分强调国强而不注重民富，最终只会留下一个空架子，老百姓能够得到的好处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