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的迅速增长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一个健全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应有一种努力与回报之间的穩定联系才是消除犯罪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经济增长;社会稳定
　　一、经济增长应给予每一个人机会
　　什么是好社会、好社会就是能够让所有成员产生稳定预期的社会，社会给人们一个稳定的预期，就是说，如果人们做了努力，社会就能给予回报，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
　　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公平正义，也就会失去机会均等，无论经济多么发达，将是更容易滋生犯罪的民族，传统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在努力与回报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才所以成为了长期停滞的社会，中国的科举制度好像穷人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发展，但实际上，穷人从这个制度获得发展的极具偶然性，近代史上的洪秀全就是从14岁到40岁先后四次考秀才，但未能如愿。最后身心交瘁，还半真半假地大病了一场，后来，在冯云山的促进下才最终决定造反。当经济增长唤起的心理预期远远超出它能实际满足民众程度时，普通的社会颓丧就会应运而生，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意味着不同产业和地理区位之重要性的此消彼长，还意味着不同类型劳动力之稀缺性的重新洗牌。中国的农民纯朴本分，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吃饱肚子和耕作自由，生存问题是一个瓶颈，当为生存挣扎时，魔鬼是被制服在瓶子中的，如果瓶颈一旦被突破，魔鬼被放出来了，你还能让它回去吗？魔鬼指的是什么？它指的那些贪婪和制造财富的欲望，一个社会是一个互依互存的整体链条，不论哪一个环节断开，都将影响链条的整体运转。经济停滞和贫穷会带来广泛有害的社会后果，当人们无处就业，生活困苦陷入绝望时，最容易解脱的办法就是转向吸毒或暴力加以逃避，严酷的现实反映在生活中就是犯罪和发泄不满，环顾全世界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互相杀戮的是贫困的非洲、亚洲和中美洲各国，富裕国家的人民无论在本国内还是其它国家来说则是相安无事，在上个世纪也正是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才助长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兴起，并最终把两国引向灾难，近十年来，正是经济上的困难和不安全感孕育了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各国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贫穷不仅滋生罪恶，还威胁和平。
　　二、公正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和目标
　　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权力声望等各种社会资源如果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随处可得，社会之所以需要公平，是因为作为公平调节对象的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当然也就用不着建立一套规则进行配置，它是一个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世界观上表现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在价值伦理规范上则主张“平均主义”、“整体主义”、“中庸”、“和谐”，而且早已化为一种实践运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之奋斗，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的历次农民起义无不要求“均贫富，等贵贱”，连孙中山也响亮地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甚至连毛泽东也不例外。进入21世纪后，平均主义幻想已被抛弃，但公平原则因大众力量不断增强而日益得到体现，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制度改革，其目的之一就是为打破“平均主义”造成的不公平，但20年后，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公平”又成为新的着力重点，目前中国社会0.5的家庭拥有60%的个人财富，富有群体拥有大约1.5万亿美元的资产，在未来还将以13%左右的比例增长。[11] 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社会发展永恒的难题，如同两根肋骨对拉着，缺了谁也不行，是支撑也是矛盾，当我们太强调公平的时候，社会牺牲效率，但是因为不公平引起的社会冲突如果太尖锐了，就会引起混乱，所以效率与公平永远是矛盾的，市场经济社会如果缺乏有力的法制约束，没有多元化的权力制衡又是可怕的，它必将是一场灾难。一个社会无论效率多高，如果缺乏公正，那我就不能认为它比效率低，但比较公正的社会要理想，必须使公平成为改革的一面旗帜，有的学者指出，目前中国改革的共识之所以基本破裂，改革的动力也基本丧失，就是源于相当一部份群体在改革中的利益受损以及对未来改革利益进一步受损的恐惧，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超过60%的城市公众有认为身处社会中下层，这反映出潜藏在社会公众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变化，改革以来，人们似乎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共识，似乎为了建设一个好的体制而牺牲公平是一种必要的代价，这无疑是使改革越走越窄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新的改革观应当包括公平这个人是最重要的价值，我们目前看到的变化还大都在表面，没有中国人心灵结构的变化，没有市场伦理的变化，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 中国的城市化经济也将付出血的代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单纯是一种学术，它同时仍是国家政治理论的基石，是维系亿万人民道德伦理信念的精神支柱，是社会凝聚力和行动力的精神来源，是社会稳定和安宁的思想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