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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崔述《考信录》有一段话：
“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于《柏梁》数百年，而托始于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后之人博之至于是也。”
多少年来，由于民间的口耳相传，就“满村听唱蔡中郎”了。说部、戏曲的影响，从“闻太师夜走绝龙岭”、“二十八宿上天台”、“借东风”、“三请樊梨花”到“四郎探母”、“狸猫换太子”、“小红袍”、“血滴子”“吕四娘刺死雍正帝”等等，社会上不少人把传说故事和历史混为一谈，却把它当成了历史，这就难怪出现采桑女和孔子联句的怪事。这里姑且举脍炙人口的“杨家将”来说吧：杨业(继业)在陈家峪(今山西朔县南)孤军奋战，矢尽粮绝，重伤后被俘，誓死不降，绝食牺牲。这样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事迹在当时就已广为流传，民心不可侮，人民的爱憎是分明的，也不是统治者所能左右的。传播故事者踵事增华，在民间逐渐形成了“杨家将”的传说，但却非历史。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鉴于五代十国的政权象走马灯似的递嬗，都是由于将帅掌握军队，发动政变的结果。为了赵氏的万世基业，他对谁也不放心，只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而在军事上制定“强干弱枝”、“守内驭外”、“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专兵”，文官和武将相互牵制的政策。然而，有利必有弊，天下事无非权衡它的利害得失与后果而已，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是一厢情愿的。这一军事政策，虽使骄兵悍将和地方割据势力消失了，但对外的战斗力却削弱了。北宋和辽(契丹)在大小八十一次的战斗中，据说只胜过一次，哪里有“天门阵”、“破洪州”的事？穆桂英，历史上根本无其人。至于杨业原为北汉降将，不是赵氏的嫡系部队，朝廷是不甚信任的，官不过“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他的地位是不能和开国元勋曹彬、王审琦、高怀德、石守信、潘美等相比的，从何而来“天波杨府”？至于佘太君(赛花)是个谜，即如郝树侯教授《杨业传》的考证，应为折太君，“百岁挂帅”无非想像，“十二寡妇征西”子虚乌有。前年我至五台山，名胜古迹，大都荒废、破坏，而杨五郎“出家”、“会兄”的所谓遗迹还在，可见元人杂剧的影响之大，后来好事者附会，居然真有其事了。
前几年我在北京工作，一次到故宫去经过午门，有位同志象煞有介事地介绍：“这就是推出午门斩首的地方”，还指点那边就是挂人头的地方。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些常识性问题。
封建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它统治的锐利武器。纵观历史，封建统治者是相当重视法律的制订工作的，为了它的长治久安，一般懂得“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故而整饬吏治，振刷法纪，认为冤案、错案对于统治是不利的，所以在审判方面对于死刑的执行相当慎重。所谓“恤刑”，无非借以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官逼民反”罢了。它为了有效而准确地实施司法镇压，凡是判决死刑的执行，必须在形式上经过皇帝的批准。北魏律继承汉律就规定“诸州国之大辟(死刑)，皆先谳报，乃施行”。历代相沿，到唐朝还要经过“三复奏”或“五复奏”，后代一般一复奏。除谋反、大逆，因情况紧急立即处决外，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一般要经过“三审六问”和明清的秋审(朝审)等，法制的强制规定，基本上是按律而行的。
“十五贯”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件发生在明朝，就以明朝为例来说吧。地方上发生案件，州县为第一审级，只能处决较轻的笞刑和杖刑的案件；凡属于较重的刑徒和流刑案件必须上报府、州处理，为第二级审；府、州复审后上报省提刑按察使，是第三级审，而它只能处决徒刑，徒刑以上的重案必须上报中央刑部，无权擅决，听候批示，才能执行。中央的司法机关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组成，叫做“三法司”。刑部十三清吏司分别接受全国十三承宣布政使司(省)的上诉案件和审核各地上报的重案以及审理朝廷百官的案件；大理寺则对刑部审理的案件进行复核；都察院对刑部的审判活动和大理寺的复核情况，负有监督之责。三个司法机关相互制约，起了平情决狱，减少冤滥的作用。可是，刑部只有处决流刑案件之权，死刑案件还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凡遇有重大的人命案件，要经过“三法司会审”，称之为朝审或秋审。所以一般死刑的判决要等到中央复审、复核、批准后到明年立秋以后才能执行，故名秋决。在死刑执行时，“凡死囚临刑叫冤者，再勘问陈奏。”但为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停刑再进行审讯，查明死囚确非冤枉，罪有应得，那么监斩官就要负责任，有所惩处。况钟奉中央刑部命令监斩，因死囚喊冤不已，认为此案可疑，对百姓负责到底，依法办事，冒着处分的风险，再从事调查研究，终于平反冤案，救了两条人命。午门既非行刑之所，而死刑的执行又要经过三、四道法定程序，哪里来的“推出午门斩首”？前些时候赴意大利出席中国法制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少外国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立法颇为周详缜密，有其合理与进步的地方。而我们却对祖国的法制了解不多，竟把戏曲、小说里虚构的什么告状“滚钉板”(见“九更天”“杨乃武与小白菜”)，“百姓告官当问斩”(见“四进士”的“三公堂”)等，却信以为历史真实，以误传误，未免说不过去吧！
读书小札
杨廷福清代学者崔述《考信录》有一段话：
“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于《柏梁》数百年，而托始于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后之人博之至于是也。”
多少年来，由于民间的口耳相传，就“满村听唱蔡中郎”了。说部、戏曲的影响，从“闻太师夜走绝龙岭”、“二十八宿上天台”、“借东风”、“三请樊梨花”到“四郎探母”、“狸猫换太子”、“小红袍”、“血滴子”“吕四娘刺死雍正帝”等等，社会上不少人把传说故事和历史混为一谈，却把它当成了历史，这就难怪出现采桑女和孔子联句的怪事。这里姑且举脍炙人口的“杨家将”来说吧：杨业(继业)在陈家峪(今山西朔县南)孤军奋战，矢尽粮绝，重伤后被俘，誓死不降，绝食牺牲。这样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事迹在当时就已广为流传，民心不可侮，人民的爱憎是分明的，也不是统治者所能左右的。传播故事者踵事增华，在民间逐渐形成了“杨家将”的传说，但却非历史。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鉴于五代十国的政权象走马灯似的递嬗，都是由于将帅掌握军队，发动政变的结果。为了赵氏的万世基业，他对谁也不放心，只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而在军事上制定“强干弱枝”、“守内驭外”、“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专兵”，文官和武将相互牵制的政策。然而，有利必有弊，天下事无非权衡它的利害得失与后果而已，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是一厢情愿的。这一军事政策，虽使骄兵悍将和地方割据势力消失了，但对外的战斗力却削弱了。北宋和辽(契丹)在大小八十一次的战斗中，据说只胜过一次，哪里有“天门阵”、“破洪州”的事？穆桂英，历史上根本无其人。至于杨业原为北汉降将，不是赵氏的嫡系部队，朝廷是不甚信任的，官不过“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他的地位是不能和开国元勋曹彬、王审琦、高怀德、石守信、潘美等相比的，从何而来“天波杨府”？至于佘太君(赛花)是个谜，即如郝树侯教授《杨业传》的考证，应为折太君，“百岁挂帅”无非想像，“十二寡妇征西”子虚乌有。前年我至五台山，名胜古迹，大都荒废、破坏，而杨五郎“出家”、“会兄”的所谓遗迹还在，可见元人杂剧的影响之大，后来好事者附会，居然真有其事了。
前几年我在北京工作，一次到故宫去经过午门，有位同志象煞有介事地介绍：“这就是推出午门斩首的地方”，还指点那边就是挂人头的地方。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些常识性问题。
封建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它统治的锐利武器。纵观历史，封建统治者是相当重视法律的制订工作的，为了它的长治久安，一般懂得“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故而整饬吏治，振刷法纪，认为冤案、错案对于统治是不利的，所以在审判方面对于死刑的执行相当慎重。所谓“恤刑”，无非借以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官逼民反”罢了。它为了有效而准确地实施司法镇压，凡是判决死刑的执行，必须在形式上经过皇帝的批准。北魏律继承汉律就规定“诸州国之大辟(死刑)，皆先谳报，乃施行”。历代相沿，到唐朝还要经过“三复奏”或“五复奏”，后代一般一复奏。除谋反、大逆，因情况紧急立即处决外，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一般要经过“三审六问”和明清的秋审(朝审)等，法制的强制规定，基本上是按律而行的。
“十五贯”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件发生在明朝，就以明朝为例来说吧。地方上发生案件，州县为第一审级，只能处决较轻的笞刑和杖刑的案件；凡属于较重的刑徒和流刑案件必须上报府、州处理，为第二级审；府、州复审后上报省提刑按察使，是第三级审，而它只能处决徒刑，徒刑以上的重案必须上报中央刑部，无权擅决，听候批示，才能执行。中央的司法机关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组成，叫做“三法司”。刑部十三清吏司分别接受全国十三承宣布政使司(省)的上诉案件和审核各地上报的重案以及审理朝廷百官的案件；大理寺则对刑部审理的案件进行复核；都察院对刑部的审判活动和大理寺的复核情况，负有监督之责。三个司法机关相互制约，起了平情决狱，减少冤滥的作用。可是，刑部只有处决流刑案件之权，死刑案件还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凡遇有重大的人命案件，要经过“三法司会审”，称之为朝审或秋审。所以一般死刑的判决要等到中央复审、复核、批准后到明年立秋以后才能执行，故名秋决。在死刑执行时，“凡死囚临刑叫冤者，再勘问陈奏。”但为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停刑再进行审讯，查明死囚确非冤枉，罪有应得，那么监斩官就要负责任，有所惩处。况钟奉中央刑部命令监斩，因死囚喊冤不已，认为此案可疑，对百姓负责到底，依法办事，冒着处分的风险，再从事调查研究，终于平反冤案，救了两条人命。午门既非行刑之所，而死刑的执行又要经过三、四道法定程序，哪里来的“推出午门斩首”？前些时候赴意大利出席中国法制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少外国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立法颇为周详缜密，有其合理与进步的地方。而我们却对祖国的法制了解不多，竟把戏曲、小说里虚构的什么告状“滚钉板”(见“九更天”“杨乃武与小白菜”)，“百姓告官当问斩”(见“四进士”的“三公堂”)等，却信以为历史真实，以误传误，未免说不过去吧！
“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于《柏梁》数百年，而托始于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后之人博之至于是也。”
多少年来，由于民间的口耳相传，就“满村听唱蔡中郎”了。说部、戏曲的影响，从“闻太师夜走绝龙岭”、“二十八宿上天台”、“借东风”、“三请樊梨花”到“四郎探母”、“狸猫换太子”、“小红袍”、“血滴子”“吕四娘刺死雍正帝”等等，社会上不少人把传说故事和历史混为一谈，却把它当成了历史，这就难怪出现采桑女和孔子联句的怪事。这里姑且举脍炙人口的“杨家将”来说吧：杨业(继业)在陈家峪(今山西朔县南)孤军奋战，矢尽粮绝，重伤后被俘，誓死不降，绝食牺牲。这样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事迹在当时就已广为流传，民心不可侮，人民的爱憎是分明的，也不是统治者所能左右的。传播故事者踵事增华，在民间逐渐形成了“杨家将”的传说，但却非历史。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鉴于五代十国的政权象走马灯似的递嬗，都是由于将帅掌握军队，发动政变的结果。为了赵氏的万世基业，他对谁也不放心，只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而在军事上制定“强干弱枝”、“守内驭外”、“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专兵”，文官和武将相互牵制的政策。然而，有利必有弊，天下事无非权衡它的利害得失与后果而已，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是一厢情愿的。这一军事政策，虽使骄兵悍将和地方割据势力消失了，但对外的战斗力却削弱了。北宋和辽(契丹)在大小八十一次的战斗中，据说只胜过一次，哪里有“天门阵”、“破洪州”的事？穆桂英，历史上根本无其人。至于杨业原为北汉降将，不是赵氏的嫡系部队，朝廷是不甚信任的，官不过“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他的地位是不能和开国元勋曹彬、王审琦、高怀德、石守信、潘美等相比的，从何而来“天波杨府”？至于佘太君(赛花)是个谜，即如郝树侯教授《杨业传》的考证，应为折太君，“百岁挂帅”无非想像，“十二寡妇征西”子虚乌有。前年我至五台山，名胜古迹，大都荒废、破坏，而杨五郎“出家”、“会兄”的所谓遗迹还在，可见元人杂剧的影响之大，后来好事者附会，居然真有其事了。
前几年我在北京工作，一次到故宫去经过午门，有位同志象煞有介事地介绍：“这就是推出午门斩首的地方”，还指点那边就是挂人头的地方。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些常识性问题。
封建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它统治的锐利武器。纵观历史，封建统治者是相当重视法律的制订工作的，为了它的长治久安，一般懂得“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故而整饬吏治，振刷法纪，认为冤案、错案对于统治是不利的，所以在审判方面对于死刑的执行相当慎重。所谓“恤刑”，无非借以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官逼民反”罢了。它为了有效而准确地实施司法镇压，凡是判决死刑的执行，必须在形式上经过皇帝的批准。北魏律继承汉律就规定“诸州国之大辟(死刑)，皆先谳报，乃施行”。历代相沿，到唐朝还要经过“三复奏”或“五复奏”，后代一般一复奏。除谋反、大逆，因情况紧急立即处决外，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一般要经过“三审六问”和明清的秋审(朝审)等，法制的强制规定，基本上是按律而行的。
“十五贯”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件发生在明朝，就以明朝为例来说吧。地方上发生案件，州县为第一审级，只能处决较轻的笞刑和杖刑的案件；凡属于较重的刑徒和流刑案件必须上报府、州处理，为第二级审；府、州复审后上报省提刑按察使，是第三级审，而它只能处决徒刑，徒刑以上的重案必须上报中央刑部，无权擅决，听候批示，才能执行。中央的司法机关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组成，叫做“三法司”。刑部十三清吏司分别接受全国十三承宣布政使司(省)的上诉案件和审核各地上报的重案以及审理朝廷百官的案件；大理寺则对刑部审理的案件进行复核；都察院对刑部的审判活动和大理寺的复核情况，负有监督之责。三个司法机关相互制约，起了平情决狱，减少冤滥的作用。可是，刑部只有处决流刑案件之权，死刑案件还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凡遇有重大的人命案件，要经过“三法司会审”，称之为朝审或秋审。所以一般死刑的判决要等到中央复审、复核、批准后到明年立秋以后才能执行，故名秋决。在死刑执行时，“凡死囚临刑叫冤者，再勘问陈奏。”但为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停刑再进行审讯，查明死囚确非冤枉，罪有应得，那么监斩官就要负责任，有所惩处。况钟奉中央刑部命令监斩，因死囚喊冤不已，认为此案可疑，对百姓负责到底，依法办事，冒着处分的风险，再从事调查研究，终于平反冤案，救了两条人命。午门既非行刑之所，而死刑的执行又要经过三、四道法定程序，哪里来的“推出午门斩首”？前些时候赴意大利出席中国法制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少外国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立法颇为周详缜密，有其合理与进步的地方。而我们却对祖国的法制了解不多，竟把戏曲、小说里虚构的什么告状“滚钉板”(见“九更天”“杨乃武与小白菜”)，“百姓告官当问斩”(见“四进士”的“三公堂”)等，却信以为历史真实，以误传误，未免说不过去吧！
读书小札
杨廷福清代学者崔述《考信录》有一段话：
“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于《柏梁》数百年，而托始于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后之人博之至于是也。”
多少年来，由于民间的口耳相传，就“满村听唱蔡中郎”了。说部、戏曲的影响，从“闻太师夜走绝龙岭”、“二十八宿上天台”、“借东风”、“三请樊梨花”到“四郎探母”、“狸猫换太子”、“小红袍”、“血滴子”“吕四娘刺死雍正帝”等等，社会上不少人把传说故事和历史混为一谈，却把它当成了历史，这就难怪出现采桑女和孔子联句的怪事。这里姑且举脍炙人口的“杨家将”来说吧：杨业(继业)在陈家峪(今山西朔县南)孤军奋战，矢尽粮绝，重伤后被俘，誓死不降，绝食牺牲。这样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事迹在当时就已广为流传，民心不可侮，人民的爱憎是分明的，也不是统治者所能左右的。传播故事者踵事增华，在民间逐渐形成了“杨家将”的传说，但却非历史。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鉴于五代十国的政权象走马灯似的递嬗，都是由于将帅掌握军队，发动政变的结果。为了赵氏的万世基业，他对谁也不放心，只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而在军事上制定“强干弱枝”、“守内驭外”、“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专兵”，文官和武将相互牵制的政策。然而，有利必有弊，天下事无非权衡它的利害得失与后果而已，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是一厢情愿的。这一军事政策，虽使骄兵悍将和地方割据势力消失了，但对外的战斗力却削弱了。北宋和辽(契丹)在大小八十一次的战斗中，据说只胜过一次，哪里有“天门阵”、“破洪州”的事？穆桂英，历史上根本无其人。至于杨业原为北汉降将，不是赵氏的嫡系部队，朝廷是不甚信任的，官不过“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他的地位是不能和开国元勋曹彬、王审琦、高怀德、石守信、潘美等相比的，从何而来“天波杨府”？至于佘太君(赛花)是个谜，即如郝树侯教授《杨业传》的考证，应为折太君，“百岁挂帅”无非想像，“十二寡妇征西”子虚乌有。前年我至五台山，名胜古迹，大都荒废、破坏，而杨五郎“出家”、“会兄”的所谓遗迹还在，可见元人杂剧的影响之大，后来好事者附会，居然真有其事了。
前几年我在北京工作，一次到故宫去经过午门，有位同志象煞有介事地介绍：“这就是推出午门斩首的地方”，还指点那边就是挂人头的地方。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些常识性问题。
封建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它统治的锐利武器。纵观历史，封建统治者是相当重视法律的制订工作的，为了它的长治久安，一般懂得“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故而整饬吏治，振刷法纪，认为冤案、错案对于统治是不利的，所以在审判方面对于死刑的执行相当慎重。所谓“恤刑”，无非借以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官逼民反”罢了。它为了有效而准确地实施司法镇压，凡是判决死刑的执行，必须在形式上经过皇帝的批准。北魏律继承汉律就规定“诸州国之大辟(死刑)，皆先谳报，乃施行”。历代相沿，到唐朝还要经过“三复奏”或“五复奏”，后代一般一复奏。除谋反、大逆，因情况紧急立即处决外，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一般要经过“三审六问”和明清的秋审(朝审)等，法制的强制规定，基本上是按律而行的。
“十五贯”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件发生在明朝，就以明朝为例来说吧。地方上发生案件，州县为第一审级，只能处决较轻的笞刑和杖刑的案件；凡属于较重的刑徒和流刑案件必须上报府、州处理，为第二级审；府、州复审后上报省提刑按察使，是第三级审，而它只能处决徒刑，徒刑以上的重案必须上报中央刑部，无权擅决，听候批示，才能执行。中央的司法机关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组成，叫做“三法司”。刑部十三清吏司分别接受全国十三承宣布政使司(省)的上诉案件和审核各地上报的重案以及审理朝廷百官的案件；大理寺则对刑部审理的案件进行复核；都察院对刑部的审判活动和大理寺的复核情况，负有监督之责。三个司法机关相互制约，起了平情决狱，减少冤滥的作用。可是，刑部只有处决流刑案件之权，死刑案件还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凡遇有重大的人命案件，要经过“三法司会审”，称之为朝审或秋审。所以一般死刑的判决要等到中央复审、复核、批准后到明年立秋以后才能执行，故名秋决。在死刑执行时，“凡死囚临刑叫冤者，再勘问陈奏。”但为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停刑再进行审讯，查明死囚确非冤枉，罪有应得，那么监斩官就要负责任，有所惩处。况钟奉中央刑部命令监斩，因死囚喊冤不已，认为此案可疑，对百姓负责到底，依法办事，冒着处分的风险，再从事调查研究，终于平反冤案，救了两条人命。午门既非行刑之所，而死刑的执行又要经过三、四道法定程序，哪里来的“推出午门斩首”？前些时候赴意大利出席中国法制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少外国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立法颇为周详缜密，有其合理与进步的地方。而我们却对祖国的法制了解不多，竟把戏曲、小说里虚构的什么告状“滚钉板”(见“九更天”“杨乃武与小白菜”)，“百姓告官当问斩”(见“四进士”的“三公堂”)等，却信以为历史真实，以误传误，未免说不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