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了一世，
　　痛了一世，
　　念了一世，
　　等了一世，
　　我没有过悔，
　　即便再等三生三世。
　　我叫王泉媛。1934年，恰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党中央提出“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我成了长征途中仅有的30名女红军中的一员。
　　那年的夏天，我被分配做扩红工作，那时，我遇见了中共中央组织局秘书长王首道。第一次见面时，他28岁，风华正茂，精神抖擞。但红军长征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生孩子。因此，我将对王首道的感情深埋在了心中。
　　如果不是因为到了遵义后的事情，我也许会将这份感情一辈子埋在心里。到了遵义后，我和王首道都被抽调帮助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尽管辛苦，但形影不离的我们，心也在慢慢靠近。
　　遵义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长征依然在艰苦地行进。我们四渡赤水，日夜兼程。渡过金沙江后，我们进入四川。一天晚上，蔡畅到干部休养连，叫我也过去。蔡畅是当时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也是我们的领导。让我没想到的是，除了谈工作之外，她还要给我介绍对象，对象正是王首道。
　　长征途中结婚是极为罕见的，而我与首道算是极为幸运的。在川南特委筹建处，我们举办了简朴的婚礼。那场婚礼没有花轿、没有嫁妆。新婚之夜，首道送给我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颗子弹。他对我说：“我没什么东西可以送你，嫁给我你要吃许多苦。”我含着泪对他说：“我不怕吃苦。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该在新婚之夜送你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没能送他布鞋，是我心里的遗憾。
　　战场情况，风云变幻，在我们结婚两天后，蒋介石开始了对川南的进攻，我与首道被迫分开。新婚燕尔，我们却分隔两地。再见已经是1935年6月26日，那天，我随中央卫生部到两河口，首道派通讯员送信给我。那一个晚上，我忘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只记得心里想着，但愿从此再也不要分开。
　　47年后的1982年，又是在夏天，我从江西来到北京。当时首道已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派人通知我说他要见我。我的眼泪不受控地往外流，那个曾经日思夜想的人如今就要出现在面前，我该如何面对他呢？
　　跨越半个世纪再见，他已没有了初见时的瓜子脸，而我只是不断重复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首道对我说：“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还以为你不要我了！”那么广阔的红军长征路，我们都能在一起，而小小的延安，我们却没有找到彼此。命运弄人，我们，所有的得到与失去，所有的错过和遇见，在此刻都只是回忆。而回忆里还有一双没有送出的千层底布鞋。
　　1994年，我再次到北京，探望病中的首道。他交代工作人员，不许外人在场。那天，我带去了我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首道见到那双布鞋时，双手颤抖，老泪纵横地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是啊，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尽管经过了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一切都翻天覆地，但当年的承诺怎能忘记？（根据红军王泉媛的故事改编）（责编：彭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