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的轴心时代，在欧洲和亚洲产生了影响人类未来走向的几大文明系统。这些不同的文化传统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但历史的发展表明：虽然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仍将保留其各自的特征，它们却不再能保持自我封闭，而是必须在一种全球文化中生存。换句话说，人类正面临一种新的“范式”转换。斯维德勒《全球对话的时代》对这种转换作了独特的解读。
　　在19世纪以前的欧洲，真理是以一种绝对的、静态的、排他主义的方式被构想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个人和群体都有能力描绘关于实在的完整画卷，从而把握“绝对真理”；而且，如果什么东西在一个时间是真的，那么它就永远为真。在这种真理观的支配下，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是最接近真理的，我们是真理的独占者。于是，当我们遇到那些在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与我们不同的个人或群体时，我们总是习惯于要么把他们作为敌对者打败，要么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他们而去了解他们。这是一种独白式的思想范式。
　　与此相反，新“范式”的特征是对话。按照这种范式，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是有限的，因而都不能实现对真理的全面把握。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用自己掌握的真理去影响他人，而是虚心地向他人学习，用他人的真理丰富和改变我们自己。因此，“对话是在一个主题上持有重大分歧的见解的人们之间的一种以从对方学习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真理为目的的双向交流。”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范式，斯维德勒分别探讨了基督教的“内部”对话；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间的“彼此”对话，包括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对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方的对话，印度教与基督教的对话，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儒教与基督教的对话，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世俗的对话，包括人权、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和教育等领域的对话。
　　斯维德勒认为，为了有效地进行这种对话，必须自觉地形成一种通用的语言，即“普世的世界语”。这是一种得自体验而不是来自超验的语言。它采用了各种活着的语言中的内容，简洁而理性；它体现着“人类的一般”，任何有其本国语言知识的人，只要对其他语言略加了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这样的语言不能仅仅由理性的词汇构成，它必须包括象征符号、美学表达和行动。当然，这种语言决不能取代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国际性的补充语言起作用。
　　作为文化对话特别是宗教对话的重要倡导者，斯维德勒不仅在理论上致力于这种对话，而且在行动上积极推进这种对话。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几大洲。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在中国多所大学作过学术讲演和交流，这种对话“试验”对于我们来说显得格外亲切。
　　
　　（《全球对话的时代》，（美）L.斯维德勒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4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