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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年前有幸结识《乡土中国》这本中国社会学的“巨作”，当时对社会学是何物还不怎么明了，而对此书的初衷只是缘于好奇而已，顺手拿来，断断续续地啃完。因此，关于书中内容的记忆也是模糊的。最近，终于有了空闲的时间和读书的心境，便一口气读完了此书。故地重游，更是有另一番滋味在心头。细细品来，觉得《乡土中国》更像是一幅中国农村社会的素描，且是中国似的笔法，散点透视、写意兼工笔，有理论性的概括，也有生动有趣的生活细节描述。此书所透露的学术思想跟我所理解的“学术”也差不多。我所认为的“学术”应该是用一种最朴实的语言表述最抽象的问题，用最简单的逻辑说明最复杂的现象。总之，真正高明的学者应该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不是简单问题复杂化。无疑，费老是这样的一位高明学者，而他写的《乡土中国》更是像在学术思想和大众生活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我对费老在《乡土中国》里那鞭辟入里的分析更是非常的欣赏，也引起了共鸣。在认真了解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之后，我大胆地设想把中国的农村社会比喻成一个肌体，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肌体。并冒昧地认为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和“礼治统治”就是这个肌体的骨架，是它们共同支撑着这个安稳的乡土社会结构；把“血缘和地缘”之间的动态关系看作是这个肌体的血液，从而维系着乡土社会的绵延；而土地则作为这个肌体的肌肤，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这个肌体中最厚实的东西，是永远都离不开的。那么在这个比喻之下，整个乡土社会便被建构了。而费老所概括的乡土社会的林林总总，如“男女有别”、“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家族” 等，则是这个肌体所表现的特征，有外表上的、也有心理上、更有骨子里的。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费老所阐述的在乡土社会中所衍生的土的、愚的、私的、病的等乡土特性，它们是这个肌体所表现出的病态，是需要诊断和医治的。无疑，费老是一个资深的社会医生，他在用自己的眼睛给中国社会看病，而《乡土中国》则是一份极有价值的分析报告。综合看来，中国的乡土社会经过了几千年的变迁，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症状” ：
土。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人多地少，但农民却又紧紧地被土地所束缚，生于斯、长于斯、最后死于斯。就像费老所说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在费老看来，“从泥土里讨生活的人，不能老移动，他得守住土。老子产生‘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是很自然的。”因此，乡土社会在土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由此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私。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乡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私”。正如费老所说的“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种毛病的。现在已成为了外国舆论一致攻击我们的把柄了。所谓贪污无能并不是每个人绝对的能力问题，而是相对的，是从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说的。中国人并不是不善经营，只要看南洋那些华侨在商业上的成就，西洋人谁不侧目？中国人更不是无能，对于自家的事，抓起钱来，拍起马来，比哪个国家的人能力都大。因之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
愚。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当然也有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人也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结。然而，费老在《乡土中国》所谈及到的“愚”并不是指的智力方面的，他曾质疑到：“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么样应付汽車，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这又愚在什么地方呢？”因此从理论的层次上理解乡土社会的“愚”，这应该是一种不自觉的“愚”。是因为在这个熟人的乡土社会中，丧失了产生文字知识的需要，而文字作为一种文化，在不能满足需要的功能的前提下，是很难酝酿的。
稳。乡土中国是亚普罗式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裂。也就是说，乡土社会是一个平稳的社会，而这种稳定性则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 就是这个稳定的乡土社会的支架。正如费老所说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少，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较慢的社会变迁速率则在无形中成了孕育“礼治”的土壤。因为在这种前提下，乡土社会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乡土社会中出现的生活问题。
认真研读了费老这本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诊断报告，我对乡土社会的特性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份“诊断报告”的背后，我深刻感受到费老“医术”的高明。他采取了“中西结合”的理念，在对乡土社会的分析和反思中始终贯彻着马林诺夫斯基的经验功能主义，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但同时他又在解释过程中高度概括出一些中国化的东西。面对农村社会的种种病态，费老又试图从经验功能主义中“需求的视角”来医治乡土社会。如他在书中提出了用刺激需求来实现“文字下乡”，用“社会计划”来刺激乡土社会的变迁，最终改变其劣根性。而在《乡土中国》之后，费老又写了一本《乡土重建》，探讨中国农村怎样引入工业生产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实现温饱，步入小康生活。这些建设性建议的提出，也算是对中国社会开出的一副良药吧。可惜的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他的这些“良药”却被看成了资产阶级的“毒药”，最终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今，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乡一体化的逐步实现，城乡人口相互流动的趋势加剧，我国已经进入了“转型社会”这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农村社会出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二者间发生激烈的碰撞，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如乡土性渐变、礼治淡化、长老统治与教化权力弱化等社会特性。再回过头来参照费老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些思考，倍感切实、中肯，其思路对解决“农村社会发展”问题将是有益的补充。
（作者简介：舒浪（1987.7—）男，汉，湖南省怀化市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06级本科在读。）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我对费老在《乡土中国》里那鞭辟入里的分析更是非常的欣赏，也引起了共鸣。在认真了解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之后，我大胆地设想把中国的农村社会比喻成一个肌体，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肌体。并冒昧地认为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和“礼治统治”就是这个肌体的骨架，是它们共同支撑着这个安稳的乡土社会结构；把“血缘和地缘”之间的动态关系看作是这个肌体的血液，从而维系着乡土社会的绵延；而土地则作为这个肌体的肌肤，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这个肌体中最厚实的东西，是永远都离不开的。那么在这个比喻之下，整个乡土社会便被建构了。而费老所概括的乡土社会的林林总总，如“男女有别”、“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家族” 等，则是这个肌体所表现的特征，有外表上的、也有心理上、更有骨子里的。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费老所阐述的在乡土社会中所衍生的土的、愚的、私的、病的等乡土特性，它们是这个肌体所表现出的病态，是需要诊断和医治的。无疑，费老是一个资深的社会医生，他在用自己的眼睛给中国社会看病，而《乡土中国》则是一份极有价值的分析报告。综合看来，中国的乡土社会经过了几千年的变迁，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症状” ：
土。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人多地少，但农民却又紧紧地被土地所束缚，生于斯、长于斯、最后死于斯。就像费老所说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在费老看来，“从泥土里讨生活的人，不能老移动，他得守住土。老子产生‘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是很自然的。”因此，乡土社会在土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由此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私。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乡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私”。正如费老所说的“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种毛病的。现在已成为了外国舆论一致攻击我们的把柄了。所谓贪污无能并不是每个人绝对的能力问题，而是相对的，是从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说的。中国人并不是不善经营，只要看南洋那些华侨在商业上的成就，西洋人谁不侧目？中国人更不是无能，对于自家的事，抓起钱来，拍起马来，比哪个国家的人能力都大。因之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
愚。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当然也有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人也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结。然而，费老在《乡土中国》所谈及到的“愚”并不是指的智力方面的，他曾质疑到：“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么样应付汽車，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这又愚在什么地方呢？”因此从理论的层次上理解乡土社会的“愚”，这应该是一种不自觉的“愚”。是因为在这个熟人的乡土社会中，丧失了产生文字知识的需要，而文字作为一种文化，在不能满足需要的功能的前提下，是很难酝酿的。
稳。乡土中国是亚普罗式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裂。也就是说，乡土社会是一个平稳的社会，而这种稳定性则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 就是这个稳定的乡土社会的支架。正如费老所说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少，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较慢的社会变迁速率则在无形中成了孕育“礼治”的土壤。因为在这种前提下，乡土社会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乡土社会中出现的生活问题。
认真研读了费老这本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诊断报告，我对乡土社会的特性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份“诊断报告”的背后，我深刻感受到费老“医术”的高明。他采取了“中西结合”的理念，在对乡土社会的分析和反思中始终贯彻着马林诺夫斯基的经验功能主义，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但同时他又在解释过程中高度概括出一些中国化的东西。面对农村社会的种种病态，费老又试图从经验功能主义中“需求的视角”来医治乡土社会。如他在书中提出了用刺激需求来实现“文字下乡”，用“社会计划”来刺激乡土社会的变迁，最终改变其劣根性。而在《乡土中国》之后，费老又写了一本《乡土重建》，探讨中国农村怎样引入工业生产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实现温饱，步入小康生活。这些建设性建议的提出，也算是对中国社会开出的一副良药吧。可惜的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他的这些“良药”却被看成了资产阶级的“毒药”，最终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今，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乡一体化的逐步实现，城乡人口相互流动的趋势加剧，我国已经进入了“转型社会”这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农村社会出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二者间发生激烈的碰撞，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如乡土性渐变、礼治淡化、长老统治与教化权力弱化等社会特性。再回过头来参照费老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些思考，倍感切实、中肯，其思路对解决“农村社会发展”问题将是有益的补充。
（作者简介：舒浪（1987.7—）男，汉，湖南省怀化市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06级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