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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走红的男明星有谁？
“美国最优秀演员”摩根·弗里曼，还有中国的甄子丹、胡军和孙红雷……观众看惯了他们的面孔，却总叫不上名字。突然间，他们名声大噪，积攒多年的能量喷薄而出，比任何司空见惯的明星都耀眼。吴秀波也是这样。四十二岁的时候，才有人愿意翻开他这本书。带着浏览畅销书的心情打开，不期然，读到的却是一部直指人心的男人传纪。
对吴秀波来说，现在的时间显然不够用。一部《黎明之前》让他成为2010年最炙手可热的明星。岁末年初的这段时间，他更是天南地北地跑，把中国大大小小的传媒和娱乐奖项拿了个遍。
但他突然不坐飞机了。这让恨不够用的时间有一半花在了咣咣当当的火车上。本来需要手足并用，这下子疾驰的速度又减慢了。
千年极寒的冬日，他坐火车去南京参加活动，卡着休息时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时光已经在他的眼角烙下了痕印，但那张面孔俊朗不减。不过，最动人的是他的神情，不带路途颠簸的倦意，是一种能让人安定下来的闲情。他说话的声音也不徐不疾，回答有些问题时需要思考。他的答案，又时时带着某种关于信仰、哲理和人生意义的深刻内涵。
这样的他很难被迅速读懂，就像让他演活的刘新杰，他们的味道需要咀嚼，慢慢地，味儿才会出来。像品尝一杯沉藏了四十年的好酒。不甜舌，不醉人，入喉的味道是一股脑儿的醇香。
二十而冠
古人说，二十而冠。男人到了二十岁，虽未壮年，却已成人。二十岁的吴秀波，干着和现在很像的事情，甚至比他四十二岁以前的很多时候都要自如。那一年，他刚好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最初吴秀波被分配到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属于体制内的人。工作是坐着空荡荡的列车，下路表演。表演小品、唱歌以及其他能给人带去快乐的内容。每个月拿着70块钱的工资。
但这不是吴秀波当年生活的全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吴秀波已经懂得如何去夜总会走穴。他晚上在酒吧驻唱，唱客人点的歌或其他应景的歌。所以他的收入每个月可以飙到惊人的六千。在北京长大的他，也不乏大院儿男孩的爽性，挣了钱不忘身边的朋友。于是，他顿顿宴请二十几个发小。天天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是怎样一种状态？在他的老朋友刘蓓看来，就是吊儿郎当。晚上走穴，白天忙着胡吃海喝还有睡觉。这让吴秀波常常无法准时上班。终于见到了这样的场景：被文工团的团长拿着枪唬叫。
不过，对吴秀波来说，这也没有什么。换了新团长，照旧迟到，事大不过写检查。他请朋友写了万言检查，新团长的感动劲儿还没过，他又迟到了。看着团长紫酱的脸。吴秀波说：“您什么都别说了，我辞职。”
三十不立
吴秀波小的时候，他爸爸是中国驻瑞士的外交官。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有小轿车和瑞士巧克力的味道。但三十岁的时候，吴秀波开始了真正的人生，品尝到了另一番滋味。
离开文工团的吴秀波已经有妻有子。儿子即将出世，准爸爸才开始闯荡社会。这时候，已经是社会自由人的吴秀波，迅速发散着他的能量。除了唱歌，他还有澎湃的经商宏愿。从发廊到饭馆，全国各地从南到北地跑，最癫狂的时候，曾在两年内开了七家饭馆。
也许与他沉默寡言的个性有关，也许与他的“慵懒”有关。几年过去，他的生意只打雷不下雨，投入三十多万，挣回来的也就十几万，好在他的选址不错，最后把饭馆打包卖了，帐头居然也有盈利。
这段时间，吴秀波还参加过谷建芬的声乐学习班，称得上毛阿敏的师弟。不过，一起唱歌的人慢慢都上了电视，他不仅没赚到什么钱，甚至连生活温饱都出现了问题。过了三十岁，再回歌厅驻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越来越看不清路标的方向。2002年，就在中国队冲击世界杯的那一年，他攥着朋友送的两张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球票，愣是没路费去现场，在家里看电视转播的时候，看着看着哭了。
没饭吃的日子，还是早年相识的刘蓓帮了他一把。吴秀波成了刘蓓的经纪人。他们成立了一家公司，结果因为不善言谈，大多数片约都要靠刘蓓自己谈，吴秀波则更像个鞍前马后的助理。捣鼓了两年，这才意识到真的穷途末路了，连刘蓓也开始催他：赶紧去减肥拍戏。
四十不惑
2002年，吴秀波重新接戏回归了演员的职业。一切从零开始。好在科班出身的他在这一行不缺熟人。虽然他的第二次演员生涯并不如意—戏约不多，重量级角色也很少，但起码谋生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吴秀波想明白了：演戏不用投资，人在活儿就在。
后来，从《兄弟门》、《嫁衣》、《道可道》、《剑谍》、《大爱无敌》，到《相思树》……出演的剧多了，也在电视上混了个熟脸，成为那种“最熟悉的陌生人”。直到2010年，凭借《黎明之前》，吴秀波红了。这种红仿佛寒冬里经过霜打的柿子，是一夜之间的滟红。累累地挂在萧索的枝头，叫人无法不去注意。瞬间，与吴秀波相提并论的人超越了一线和明星的概念，是无人能敌的“明叔”陈道明。
吴秀波一直从事着与明星为伍的职业。不过，明星对他的涵义始终并不深刻。刚红的时候，他有过波动，战战兢兢地，担心自己会越演越差。他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有一天我变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来，我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和原谅我”。
不过，到底是见惯了人生的大场面。很快，他调整了过来，用他的说话就是“放下了千万个得失”。现在的吴秀波，无论热闹有多大，他不过只是个看客。作为一名当红演员，吴秀波表现出少有的羞涩和矜持。他仍旧寡言、清淡，甚至在衣香鬓影的公众场合，也不合基调地置身事外—放大数倍的镜头扫过他的脸庞，捕捉到的笑容仍然非常淡薄。而这一切，放在吴秀波身上，不仅不会显得突兀，反而更衬托出了他的与众不同。
采访的时候，说到好玩处，吴秀波会很孩子气地笑。有些问题，他不愿意回答，却依旧真诚。他说，演员只不过是工作。对他而言，所有的荣誉和成功也都只是持续工作的结果。他对利益的需求有限，所以他只想安好地把工作放进生命。他仍然安静地走在路上，正常地活着。有点惭愧地接受着观众的喜爱—那是他用工作换来的生存资本。戏中的角色，只是扮演了别人。而这种扮演对他毫无意义。因为他的舞台始终只有他一个演员，没有任何观众。
现在是一种修行
记者：最近得了许多奖，有没有特别感受？
吴秀波：得了奖越多，越感觉惭愧。尤其是得到行业外的奖时。那种场合，同台的人讲述的是观点，是社会的使命。而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虽然我羞于和他们交流，但得这些奖让我受益匪浅。我战战兢兢地接受着人们的褒奖，渐渐理解每一个人。
记者：刘新杰成就了你的事业，你和他之间最大的异同在哪里？
吴秀波：相同点是软弱。我和他身上都有某种柔软的东西。他扮演了一个休眠的间谍，十年间，不用做任何情报工作，唯一的任务就是扮演好总务处长，遥遥无期地等待着被唤醒。我在四十二岁之前，一事无成，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最大的不同是，刘新杰有信仰，而我没有。
记者：努力了这么多年，对现在的状态满意么？
吴秀波：我比较认可两三年前的生活状态。那时是一种自己希望达到的样子。现在对我对来是一种修行，我在找寻一种安全的行走方式。不过，也没有不满意，人生就是自我耕种的过程，每一天也许都是最后一天，我收一茬儿又种一茬。我对利益的要求有限，对工作不想太过投入，因为那样会容易厌倦，厌倦了就无法再胜任。我需要做的是把工作安好地放进生命。
记者：有没自己的偶像？
吴秀波：我的两个儿子、猴子，和一切有灵性的动物都是我的偶像。他们让我意识到一种最自在的生存状态。我经常看《动物世界》，只要电视开着，我就会看它，只要有这个节目，我就不会换台。
“美国最优秀演员”摩根·弗里曼，还有中国的甄子丹、胡军和孙红雷……观众看惯了他们的面孔，却总叫不上名字。突然间，他们名声大噪，积攒多年的能量喷薄而出，比任何司空见惯的明星都耀眼。吴秀波也是这样。四十二岁的时候，才有人愿意翻开他这本书。带着浏览畅销书的心情打开，不期然，读到的却是一部直指人心的男人传纪。
对吴秀波来说，现在的时间显然不够用。一部《黎明之前》让他成为2010年最炙手可热的明星。岁末年初的这段时间，他更是天南地北地跑，把中国大大小小的传媒和娱乐奖项拿了个遍。
但他突然不坐飞机了。这让恨不够用的时间有一半花在了咣咣当当的火车上。本来需要手足并用，这下子疾驰的速度又减慢了。
千年极寒的冬日，他坐火车去南京参加活动，卡着休息时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时光已经在他的眼角烙下了痕印，但那张面孔俊朗不减。不过，最动人的是他的神情，不带路途颠簸的倦意，是一种能让人安定下来的闲情。他说话的声音也不徐不疾，回答有些问题时需要思考。他的答案，又时时带着某种关于信仰、哲理和人生意义的深刻内涵。
这样的他很难被迅速读懂，就像让他演活的刘新杰，他们的味道需要咀嚼，慢慢地，味儿才会出来。像品尝一杯沉藏了四十年的好酒。不甜舌，不醉人，入喉的味道是一股脑儿的醇香。
二十而冠
古人说，二十而冠。男人到了二十岁，虽未壮年，却已成人。二十岁的吴秀波，干着和现在很像的事情，甚至比他四十二岁以前的很多时候都要自如。那一年，他刚好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最初吴秀波被分配到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属于体制内的人。工作是坐着空荡荡的列车，下路表演。表演小品、唱歌以及其他能给人带去快乐的内容。每个月拿着70块钱的工资。
但这不是吴秀波当年生活的全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吴秀波已经懂得如何去夜总会走穴。他晚上在酒吧驻唱，唱客人点的歌或其他应景的歌。所以他的收入每个月可以飙到惊人的六千。在北京长大的他，也不乏大院儿男孩的爽性，挣了钱不忘身边的朋友。于是，他顿顿宴请二十几个发小。天天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是怎样一种状态？在他的老朋友刘蓓看来，就是吊儿郎当。晚上走穴，白天忙着胡吃海喝还有睡觉。这让吴秀波常常无法准时上班。终于见到了这样的场景：被文工团的团长拿着枪唬叫。
不过，对吴秀波来说，这也没有什么。换了新团长，照旧迟到，事大不过写检查。他请朋友写了万言检查，新团长的感动劲儿还没过，他又迟到了。看着团长紫酱的脸。吴秀波说：“您什么都别说了，我辞职。”
三十不立
吴秀波小的时候，他爸爸是中国驻瑞士的外交官。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有小轿车和瑞士巧克力的味道。但三十岁的时候，吴秀波开始了真正的人生，品尝到了另一番滋味。
离开文工团的吴秀波已经有妻有子。儿子即将出世，准爸爸才开始闯荡社会。这时候，已经是社会自由人的吴秀波，迅速发散着他的能量。除了唱歌，他还有澎湃的经商宏愿。从发廊到饭馆，全国各地从南到北地跑，最癫狂的时候，曾在两年内开了七家饭馆。
也许与他沉默寡言的个性有关，也许与他的“慵懒”有关。几年过去，他的生意只打雷不下雨，投入三十多万，挣回来的也就十几万，好在他的选址不错，最后把饭馆打包卖了，帐头居然也有盈利。
这段时间，吴秀波还参加过谷建芬的声乐学习班，称得上毛阿敏的师弟。不过，一起唱歌的人慢慢都上了电视，他不仅没赚到什么钱，甚至连生活温饱都出现了问题。过了三十岁，再回歌厅驻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越来越看不清路标的方向。2002年，就在中国队冲击世界杯的那一年，他攥着朋友送的两张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球票，愣是没路费去现场，在家里看电视转播的时候，看着看着哭了。
没饭吃的日子，还是早年相识的刘蓓帮了他一把。吴秀波成了刘蓓的经纪人。他们成立了一家公司，结果因为不善言谈，大多数片约都要靠刘蓓自己谈，吴秀波则更像个鞍前马后的助理。捣鼓了两年，这才意识到真的穷途末路了，连刘蓓也开始催他：赶紧去减肥拍戏。
四十不惑
2002年，吴秀波重新接戏回归了演员的职业。一切从零开始。好在科班出身的他在这一行不缺熟人。虽然他的第二次演员生涯并不如意—戏约不多，重量级角色也很少，但起码谋生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吴秀波想明白了：演戏不用投资，人在活儿就在。
后来，从《兄弟门》、《嫁衣》、《道可道》、《剑谍》、《大爱无敌》，到《相思树》……出演的剧多了，也在电视上混了个熟脸，成为那种“最熟悉的陌生人”。直到2010年，凭借《黎明之前》，吴秀波红了。这种红仿佛寒冬里经过霜打的柿子，是一夜之间的滟红。累累地挂在萧索的枝头，叫人无法不去注意。瞬间，与吴秀波相提并论的人超越了一线和明星的概念，是无人能敌的“明叔”陈道明。
吴秀波一直从事着与明星为伍的职业。不过，明星对他的涵义始终并不深刻。刚红的时候，他有过波动，战战兢兢地，担心自己会越演越差。他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有一天我变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来，我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和原谅我”。
不过，到底是见惯了人生的大场面。很快，他调整了过来，用他的说话就是“放下了千万个得失”。现在的吴秀波，无论热闹有多大，他不过只是个看客。作为一名当红演员，吴秀波表现出少有的羞涩和矜持。他仍旧寡言、清淡，甚至在衣香鬓影的公众场合，也不合基调地置身事外—放大数倍的镜头扫过他的脸庞，捕捉到的笑容仍然非常淡薄。而这一切，放在吴秀波身上，不仅不会显得突兀，反而更衬托出了他的与众不同。
采访的时候，说到好玩处，吴秀波会很孩子气地笑。有些问题，他不愿意回答，却依旧真诚。他说，演员只不过是工作。对他而言，所有的荣誉和成功也都只是持续工作的结果。他对利益的需求有限，所以他只想安好地把工作放进生命。他仍然安静地走在路上，正常地活着。有点惭愧地接受着观众的喜爱—那是他用工作换来的生存资本。戏中的角色，只是扮演了别人。而这种扮演对他毫无意义。因为他的舞台始终只有他一个演员，没有任何观众。
现在是一种修行
记者：最近得了许多奖，有没有特别感受？
吴秀波：得了奖越多，越感觉惭愧。尤其是得到行业外的奖时。那种场合，同台的人讲述的是观点，是社会的使命。而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虽然我羞于和他们交流，但得这些奖让我受益匪浅。我战战兢兢地接受着人们的褒奖，渐渐理解每一个人。
记者：刘新杰成就了你的事业，你和他之间最大的异同在哪里？
吴秀波：相同点是软弱。我和他身上都有某种柔软的东西。他扮演了一个休眠的间谍，十年间，不用做任何情报工作，唯一的任务就是扮演好总务处长，遥遥无期地等待着被唤醒。我在四十二岁之前，一事无成，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最大的不同是，刘新杰有信仰，而我没有。
记者：努力了这么多年，对现在的状态满意么？
吴秀波：我比较认可两三年前的生活状态。那时是一种自己希望达到的样子。现在对我对来是一种修行，我在找寻一种安全的行走方式。不过，也没有不满意，人生就是自我耕种的过程，每一天也许都是最后一天，我收一茬儿又种一茬。我对利益的要求有限，对工作不想太过投入，因为那样会容易厌倦，厌倦了就无法再胜任。我需要做的是把工作安好地放进生命。
记者：有没自己的偶像？
吴秀波：我的两个儿子、猴子，和一切有灵性的动物都是我的偶像。他们让我意识到一种最自在的生存状态。我经常看《动物世界》，只要电视开着，我就会看它，只要有这个节目，我就不会换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