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星龙是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乐堂村一名80后村医，很多人称呼他为“摩托医生”。每天，他都会背着药箱，行走在村庄里，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窑洞炕头，都是他行医治病的舞台。
　　从2000年行医至今，20年间他出诊17万人次，背烂了12个行医包，骑坏7辆摩托车，服务周边28个村的村民，行程40多万公里。但在贺星龙看来，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更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承诺。

“替咱多招呼着”

　　一条川、两面垣，沟连山、水入黄，面积大、人口少，十年九旱……大宁是山西出了名的贫困县，乐堂村是大宁出了名的贫困村。从大宁县城到贺星龙所在的乐堂村卫生所，35公里路程，驾车一个多小时。贺星龙回到乐堂村前，村里没出过一名专业医生。
　　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夺去性命。贺星龙12岁时，最疼他的爷爷去世了，一场重感冒引发心力衰竭。“如果及时治疗，爷爷肯定能活下来。”从那时起，贺星龙就萌生了当医生的念头。
　　1996年，贺星龙考上了卫校，但3000多元的学费让全家犯了愁，母亲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才找出302元。就在贺星龙以为求学梦要破灭时，村民们伸出援手，你家30，他家50，把他送进了学校。
　　毕业后，成绩优异的贺星龙主动放弃留城机会，2000年毅然回到村里當了一名村医。
　　每年腊月，贺星龙都是村里最忙的人。村民们讲究“正月不看病”，“老病号”要赶在年前把病看了，把药备上。对贺星龙来说，除夕夜常常出诊不止一次。因为那句“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他没有拒绝过一次出诊，风里雨里，随叫随到。
　　山大沟深，村落分散，“离城区近的都去城区看病，需要我的是那些在大山深处行动不便的人。只要有人生病，我就翻山越岭上门。”贺星龙说。每次出诊，他都要在摩托车上绑“三件套”：自制的医药包、蓝色药箱和一根长扁担。在摩托车无法通行的地方，扁担可以用来挑药箱和医药包。最多时一天出诊30次，他宁肯多跑10趟出诊治病，不会少去一趟延误村民病情。
　　每到过年，在外务工的人总喜欢到他家坐坐。“平时我们顾不上，老人孩子你就替咱多招呼着。”一句“替咱多招呼着”，贺星龙把它看作信任，当成责任。“老人们眼神不好，也记不住，我就给他们把手机设定好，按一个键就能拨通我的电话。”说话间，贺星龙有些“小得意”。

“活下了4000多乡亲，值”

　　“2011年，我每月有400元的乡村医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这几年经费有所提高。”“半农半医”的贺星龙每年行医收入不过万元。为了补贴家用，他养了两头驴，地里种了玉米和向日葵，妻子在县城打些零工，就这样维持着一家老小的开销。
　　“行医以来，我都不收出诊费，哪里有病人我就去哪里。”这些年，他免去的出诊费、医药费和“不好意思要的账”，加起来至少三四十万元。“当年要不是乡邻们帮衬，哪有我的今天？”贺星龙说，要想挣大钱，自己就不会回来。
　　他开药都选最便宜、实用的，有的药只要两三元。一来二去，上门送药的都不愿到村里来。“太贵的药，老百姓哪用得起啊！”贺星龙说。村里留守老人多，大事小情都喜欢找贺星龙。平时，他作为村里的年轻党员，带着大伙引水、修路、栽果树，村里的事样样离不开他。
　　“每天看病的时候最快乐。”被乡亲们需要，是贺星龙坚守下来的动力。
　　“我问自己，人活着到底图个啥？这里穷人多，需要帮助的人更多，我走了谁来管他们呢？”贺星龙说，“在老百姓跟前，咱算是有用的人;出去呢，普通人一个！”
　　从城市到乡村的逆行，贺星龙从不后悔：“钱是没挣下，但咱活下了4000多乡亲，值！”

“看得见前途了”

　　初心，是回报村里的乡亲;使命，是让乡亲们有病可医。贺星龙不忘自己的初心，牢记自己的使命。
　　“作为一个乡村医生，能够把乡亲们的病看好是最重要的。”贺星龙这些年还“培养”出了自己的妻子，“现在两个孩子都住校，我媳妇去年和我一起考取了国家统一颁发的乡村全科助理医师资格证，现在在离我30多里路的岭山村做村医。”
　　既是夫妻，也是同事，夫妻俩相隔30多里，为村里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深入推进，村子富起来了，村里的年轻人也多起来了。“以前没工资，很多医生不愿意来村里。现在大宁县为了留住乡村医生，各个村委从光伏发电的固定收入中每月拿出1000元补贴乡村医生。看得见前途了，医生们愿意在村子里留下来了。”贺星龙说。
　　今年10月，《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促进办法（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促进办法提出，稳步推进乡村医疗卫生一体化建设，逐步将村卫生室纳入县级医疗集团管理。此外，建立乡村医生收入和老年退养村医生活补助动态增长机制，以及支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并与县级医疗集团签订合同的村卫生室人员，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我们县共有84名乡村医生，但只有10多个医生有乡村全科助理医师资格证。我劝他们都考证，这几年不断有保障乡村医生的政策出台，不能政策来了你却没证，白白辛苦一辈子。”贺星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