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1900年有双重的重要背景，在这一时期动力性精神病学首次为学院派医学所接受，其影响逐渐扩大，同时，新的动力性精神病学开始发展，这两种倾向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潮流有密切关系。　　自19世纪以来世界局势有了很大的改变：法国革命和拿波仑战争、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科技、工业和贸易日新月异的进步以及对世界未知领域的探索，给人的影响是人类文化已经接近其巅峰。人们对有异于我们想象的世界有着太多的兴趣，故必须竭力去弄清真实面目。　　首先深植于人们心中的是一成不变和安全感。虽然存在着局部和地区性的战争，罢工、社会激进活动、犯罪行为尚不足以引起世界动荡；经济上虽然存在着周期性危机，但由于国际间的金融贸易以金币的形式进行，没有多种货币之间的兑换引起国家间的矛盾，货币的概念是相对稳定和固定不变的一种价值形式。在那个时期，人们不需要国家之间以武器换和平的方式来竞争，每个人均可以自由地选择离开故土到全世界旅行(俄罗斯和土耳其例外)，生活的稳定和固定模式也反映在建筑上：银行、旅馆均是用厚实的墙砖砌成，固定资产和私人财产均以这种围墙方式加以保护，生活的优裕使得人们对享受个人生活的兴趣大于对社会、政治的兴趣。　　男人是社会的主导者，这是个男人的社会，女人只能屈居第二。在政治上女人更是没有权力可言，性别上如此之大的差异是今天所不能想象的。在这个男人的组织中没有可以为女人说话的地方，甚至当时所用的秘书也是男人。那时，大学中还没有女学生，社会上有很多男人俱乐部，用于男性的多种服务，男人就餐后马上就会到吸烟室去高谈阔论，而女人们只能呆在居室中。很多书中提及男人的极权，包括威严、攻击性和优雅。男性行为还包括留胡须、络腮胡子、使用步行拐杖、从事轻微运动、骑马和击剑，与今天的运动形式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决斗作为另一项男人的官方性需要，在德国大学生所谓的高层贵族圈子中非常流行。　　从另一方面来讲，女人也有她的圈子：女人沙龙、妇女协会、妇女杂志或列车中妇女专座。妇女们穿着长裤、剪着短发，然而吸烟的妇女几乎没有!男人对孩子和对妻子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教育是权威性的，专制的父亲形象天天出现，只有在太残酷的情况下才会被揭露。代与代之间的冲突，特别是父子之间的冲突比起今天来要严重得多。权威是这一时期的载体，它并不只在家庭中出现，而是在社会上普遍存在：部队、机关和法院等。法律是保守的，对年轻人惩罚是严历的，体罚被认为是必须的，这一切均可归于弗洛依德的“娥底浦斯情结”。　　社会阶层有着比今天更严格的界分。特别在农村，贵族们即使在特权被剥夺的情况下仍能恣意享受生活，那时王权盛行，君王堡或皇宫在欧洲的多处存在(世界上法国和瑞士是最早的共和制国家)，然而资产阶级为社会的主流阶层，多数的财产和政治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中，并以工业和金融的方式加以控制，在他们之下直接面对的就是工人阶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工人阶级的生活自19世纪以来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虽然进步很大，与今天相比，很多工人仍然十分贫穷，社会缺乏他们所能依持的保护法规，工作时间长，许多工人被过多地剥削，罢工或五*一均是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下进行。虽然当时不容许童工，但女工或工厂不提供饮食的情况并非不存在。农民的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但还不够足以使他们呆在田地上，许多城市大量涌入农民，人满为患!到处可见(农村)劳动力匮乏以至消失。无产阶级位于社会最下阶层，在这一阶层中，酗酒等其他反社会行为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另外的一个社会现象为大量佣人的出现，在富人或贵族家中常雇佣了不止一个佣人。主人与佣人的关系不再是家长制的关系，在100年前是绝对权威和无情的。　　白人的统治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种殖民主义，基于这种思潮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土著民族迅速消亡，这一事实被当作时代进步的代价——伤感但又必须!欧洲的文明化使命所包含的这一后果被称为是“白人的苦恼”。　　在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个现象也非常常见，富裕阶层非常消闲，贵族女性或资产阶级圈子中不工作的人不在少数，除他们外，还有许多男人靠已有的财产生活 。在艺术家、作家、记者圈子里，泡酒吧成为时尚。在那一时期，没有电视、收音机或电影院，剧院是人们常常光顾的地方，著名的歌剧演员希望籍此机会能通过记者、通过沙龙闲聊等得到宣传或引起注意，不象今天，大牌影星通过商业广告可以名扬天下。歌剧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也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装腔作势、捏腔拿调、公开辩论和调解等。人们常常问：为何在19世纪80年代有着那样多的癔症在进入90年代后迅速减少，显然这与戏剧化情感介入生活有密切关系。　　爱情是这一时期的中心话题，不难理解，精神通过对肉体细致入微的刻画得以表达，受到当时戏剧中偷情情景的影响，“恋爱然后做爱”可以在当时许多作者的剧本中见到(阿瑟*斯尼兹乐尔)，类似的情形也可在瓦格那的音乐、叔本华和冯.哈特曼的潜意识哲学及尼采的作品中发现。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理解这些背景对理解动力性精神病学有着重要的意义。节选于《潜意识的发现》(Die Entdeckung des Unbewuen),Diogenes,Zth.1996,P350-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