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事人申请主义模式下，我国“执转破”启动运行不畅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参与分配，而是启动破产对当事人利益保障有限所导致的当事人同意“执转破”的动因不足，加之依职权强制启动破产的立法缺失，使“执转破”呈现“失范”现象。执行退出难和破产启动难激发我国“执转破”的变革，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82条规定的“执转破”启动模式，将当事人同意调整为终结本次执行前提下的法院依职权强制启动，并叠加破产法院原则上应当受理，增设依职权启动的规定，由此确立我国破产启动的“当事人申请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二元模式。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考察表明，虽然当事人申请主义是破产启动的主流，但职权主义并未被完全摒弃。其成因在于，国家应在执行和破产程序中把公共利益的考量纳入其中，破产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应有之义。职权进行主义在程序推进的同时要求，只要不再有进一步审理的余地，即使当事人提出异议，法官仍命令终结并不违反程序规定。就金钱执行而言，我国集中执行模式以债务人全部责任财产作为执行标的，奠定“执转破”职权启动与两法衔接的基础。从本质上说，“执转破”是国家净化市场的职权干预方案，实现特定主体的快速出清，故“执转破”启动职权主义的发展方向是依职权宣告破产并适用简易破产程序，快速实现债务人的破产清算。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国家干预执行与破产具备正当性和适当性。然而，不加限制地普遍适用强制启动，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当事人实体和程序双重权利的侵蚀，以及司法资源的超前消耗，摧毁“执转破”启动职权主义的正当性基础。是以，需在厘清执行法与破产法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功能界分和制度协同的基础上，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即以执行对话缓和职权强制效果，以执行形式化原则穷尽被执行人含财产、信用、劳力在内的清偿能力，以审查破产利益去除非必要之“执转破”，限缩“执转破”职权启动的适用范围，为债权人权利实现，以及债务人法益保护提供制度供给与切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