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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影与教育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研究的重点，而其中对于红色电影的强调则是站在了基于电影艺术本体美学上，努力建构其在国家民族、宏观政治等层面上所折射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电影担负着启迪民众智慧、塑造民族形象、建设国家精神等多重功能，其中红色题材电影正是一种更加直接而有效地与观众沟通民族情感与国家话语的一种电影形态。
【关键词】 电影教育;红色电影;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7-0064-02
电影作为视觉文化的重要讀本，兼具商业、艺术、教育的多种功能，同时在建构人类意识或精神方面有其独特的效能，而红色电影作为讲述民族国家历史的媒介典型，更是体现了其教育潜能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可以说，电影和教育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潘公展就认识到电影在国民教育与文化传播上的根本意义。在文章《实施电影教育的途径》一文中，潘公展提出了实施电影教育的途径，其中第一条建议就是：“发挥‘娱乐电影’之正面的积极的教育作用。”这其中暗含的意义就是从根本上区别了“教育的电影”和“电影的教育”两者的本质差异，潘公展谈道：“电影从娱乐的工具进展为教育的工具，这不但是科学的一种新的光彩，而简直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种伟大的建设的力量。”可以说，红色电影的创作传统伴随着中国电影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摄制了丰富多彩的红色题材电影，使得中国红色电影创作达到了历史性高潮。
一、中国红色电影的教育传统与文化传承
红色电影承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职责，承载着对青年学生建构健康的社会观、人生观的引导功能，起到了提升民族国家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底蕴的作用。红色电影作为以视听形式为表达手段的艺术形态，为青年观众建构了重新了介入革命历史现场的具体情境，为青年观众提供了无数崇高的英雄典范或效仿对象，观众可以切实地感知银幕上的英雄，并与英雄一起经历曾经发生的艰苦卓绝，从外而内地得到心灵的净化与思想的提升。
早期的中国电影人更是智慧地发掘了电影的教育价值，1920年留学归来的戏剧家洪深于彼时就明确表达：“电影比舞台剧更能深入民众，是更好的教育社会的工具。”1931年9月，在我党的领导下，明确了电影人通过电影“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任务”，并且在“剧联”通过的左翼戏剧电影运动纲领《最近行动纲领》中提出：“组织电影研究会，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才，以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左翼电影的创作高潮。夏衍、田汉等早期中国电影人正是在这段时间，创造了《狂流》《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时代的儿女》等重要作品。
后来，这波革命性的电影运动遭遇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历经艰难。但不管怎样，“他们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启迪民众，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文化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电影不仅以简单形象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深刻剖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同时承担了宣传正确思想教育理念的重大职责。在一路泥泞荆棘中，中国电影走过了属于它的“黄金时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人更是创造了无数经典红色题材电影，比如《新儿女英雄》《中华儿女》《青春之歌》《小兵张嘎》《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等，这些电影“为中国观众贡献了一副极为壮观的中华民族谱系，其所呈现的英雄主义精神，不仅在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些电影中所传递出来的民族团结、英雄故事、国家精神等积极乐观的艺术理念，是中国电影一直坚守的理想与情怀。
电影创作者把目光聚集到刚刚过去的残酷战争，用镜头再现了那些在战争中用生命全力反击的战斗姿态与英雄形象。电影提供给观众一个具体的情境去观看、理解和思考过往的历史，这也是电影这一技术装置从记录影像成功走进人们精神世界的实践路径。电影的媒介特性让我们在感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使得我们关照事件或人物的注意力和心理行为变得具体而生动。
在战时，电影更是体现了其在政治宣传方面的极大影响力，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言：“当战争遭遇电影，通信区就变成了前线，宣传的媒体就变成了感知，杜希影院就变成了打击隐形敌人的作战方案。”在观众的情感深处，“这些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质的影片，深深扎根于艰苦卓绝又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实践，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理解历史、走进英雄的精神需求，也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建设国家的自豪感。”
由此而言，红色经典电影中所蕴含的教育价值是显见的，其内涵包含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塑造、政治信仰建立与文化理念建构等多方面内容，且这种形式本身也是对传统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的丰富与拓展。通过电影讲故事的方式可以把原本相对抽象的思想理念或观念，通过演员的演绎，宏大历史事件的铺陈，以及战争场面的重现，使得观众依从“复原的历史现场”转而认同剧中的英雄人物，最终达到情感与思想上的深刻共鸣。
二、红色电影的当代思想教育功能与实践价值
近些年，红色题材电影的创作不仅在艺术质量上，同时在商业影响力上都显示了较为良性的发展态势。《红海行动》《战狼》《厉害了，我的国》《湄公河行动》《攀登者》《古田军号》等等，这些电影在兼顾娱乐性的同时成功输出了政治性的表达，所塑造的国家形象与以往传统红色经典中的国家形象截然不同，一个遭遇劫难的国家在经历重重困境之后终于成为一个强者。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人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继往开来，彰显了一个大国的心胸和气魄，“但不管如何转变，红色电影所传承的奋斗精神一直没变，红色电影以创新来维系奋斗的主题一直没变。”爱国主义教育的输出方式和国家民族精神的刻画变得不再单调或刻板，这种与时俱进的艺术追求和表达方式，同样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期待与美学追求。 2018年春节档期上映的《红海行动》由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讲述了在中东伊维亚共和国发生战乱，中国海军受命前往执行撤侨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中国海军遭遇了恐怖组织的强烈阻击;在激烈的战火中，中国海军表现出“气吞万里如虎”的英勇，一个大国的军威得以弘扬;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威风凛凛，即便只剩下最后一个侨民也要付出全部代价救援;中国侨民的生命在异国他乡，得到了最温暖的尊重。电影通过具体的故事细节，生动精美的视听影像，在不经意间传递出深刻的爱国热情，真实而动人。红色电影整体艺术质量的提升，当然得益于中国电影制作水平在软实力和硬实力上的共同进步，正如李道新所言：“电影故事里的硬实力跟软实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共同构成电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2016年，林超贤就曾执导过《湄公河行动》。这部由公安部授权改编的电影，主要讲述了中国警察为了洗清被毒贩栽赃并残忍杀害的13名中国船员的清白，在境外奋力追凶并成功抓获特大毒枭的故事。现代镜头技法加上类型片的剪辑方法，让故事惊心动魄，在流畅的情节推动中国家形象矗然而立，所谓的爱国不就是在普通生命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后的一种自然情感流露吗？中国警察坚守自己的使命，为中国公民的生命奋力拼搏，这样的感动必将深留观众心灵深处。观众通过这些故事不断更新自己的生命体验，通过多元视角来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从而真正领会到人生的趣味与生命的价值。
时至今日，中国红色题材电影创作显然已经形成或具备了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创作思路、创作模式与创作能力。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更加应该看到红色电影在教育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效能。当然，随着一系列红色电影在市场上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有部分创作者利用市场效应对红色题材进行过度商业化的开发，以期获取暴利，这显然有悖于红色题材电影创作的内在诉求，更加有悖于红色文化所倡导的核心旨意。但不管怎樣，红色电影走到今天，已然开辟出了一条通往“人”的电影本体讲述路径，并积极与时代互动，形成了“我”与“祖国”深刻融合的故事讲述的新方式。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红色电影的创作与影响力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与艺术审美培养上的独特性价值正在被重新确认。红色电影作为担负弘扬民族精神文化表达的重要文本，应该继续深挖历史现实、主题思想与艺术表达。电影的核心议题是“人”，红色电影当然也概莫能外。基于历史现实的红色题材电影在创作的过程中，能够关注个体命运在时代中所遭遇的波澜，同时注入新鲜的关于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现代读解，是中国红色电影在艺术层面的整体性跨越。对于现代观众而言，能在电影中感受到民族国家的力量，同时修正自己的思想缺陷，从而找到内心的依靠。
参考文献：
[1]潘公展.实施电影教育的途径[J].吴兴教育行政周刊，1934，（15）：1-3.
[2]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71.
[3]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178.
[4]籍之伟，钟大丰等.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教育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22.
[5]沈义贞.红色经典电影再认识[J]，学术评论，2018（6）：35-45.
[6]（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M].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52-153.
[7]彭万荣.新时代红色电影的经典再造[J].人民论坛，2019，（26）：131-133.
[8]李道新.中国电影：故事里的硬实力与全球化的话语权[J].艺术评论，2015，（1）：57-62.
【关键词】 电影教育;红色电影;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7-0064-02
电影作为视觉文化的重要讀本，兼具商业、艺术、教育的多种功能，同时在建构人类意识或精神方面有其独特的效能，而红色电影作为讲述民族国家历史的媒介典型，更是体现了其教育潜能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可以说，电影和教育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潘公展就认识到电影在国民教育与文化传播上的根本意义。在文章《实施电影教育的途径》一文中，潘公展提出了实施电影教育的途径，其中第一条建议就是：“发挥‘娱乐电影’之正面的积极的教育作用。”这其中暗含的意义就是从根本上区别了“教育的电影”和“电影的教育”两者的本质差异，潘公展谈道：“电影从娱乐的工具进展为教育的工具，这不但是科学的一种新的光彩，而简直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种伟大的建设的力量。”可以说，红色电影的创作传统伴随着中国电影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摄制了丰富多彩的红色题材电影，使得中国红色电影创作达到了历史性高潮。
一、中国红色电影的教育传统与文化传承
红色电影承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职责，承载着对青年学生建构健康的社会观、人生观的引导功能，起到了提升民族国家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底蕴的作用。红色电影作为以视听形式为表达手段的艺术形态，为青年观众建构了重新了介入革命历史现场的具体情境，为青年观众提供了无数崇高的英雄典范或效仿对象，观众可以切实地感知银幕上的英雄，并与英雄一起经历曾经发生的艰苦卓绝，从外而内地得到心灵的净化与思想的提升。
早期的中国电影人更是智慧地发掘了电影的教育价值，1920年留学归来的戏剧家洪深于彼时就明确表达：“电影比舞台剧更能深入民众，是更好的教育社会的工具。”1931年9月，在我党的领导下，明确了电影人通过电影“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任务”，并且在“剧联”通过的左翼戏剧电影运动纲领《最近行动纲领》中提出：“组织电影研究会，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才，以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左翼电影的创作高潮。夏衍、田汉等早期中国电影人正是在这段时间，创造了《狂流》《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时代的儿女》等重要作品。
后来，这波革命性的电影运动遭遇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历经艰难。但不管怎样，“他们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启迪民众，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文化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电影不仅以简单形象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深刻剖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同时承担了宣传正确思想教育理念的重大职责。在一路泥泞荆棘中，中国电影走过了属于它的“黄金时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人更是创造了无数经典红色题材电影，比如《新儿女英雄》《中华儿女》《青春之歌》《小兵张嘎》《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等，这些电影“为中国观众贡献了一副极为壮观的中华民族谱系，其所呈现的英雄主义精神，不仅在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些电影中所传递出来的民族团结、英雄故事、国家精神等积极乐观的艺术理念，是中国电影一直坚守的理想与情怀。
电影创作者把目光聚集到刚刚过去的残酷战争，用镜头再现了那些在战争中用生命全力反击的战斗姿态与英雄形象。电影提供给观众一个具体的情境去观看、理解和思考过往的历史，这也是电影这一技术装置从记录影像成功走进人们精神世界的实践路径。电影的媒介特性让我们在感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使得我们关照事件或人物的注意力和心理行为变得具体而生动。
在战时，电影更是体现了其在政治宣传方面的极大影响力，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言：“当战争遭遇电影，通信区就变成了前线，宣传的媒体就变成了感知，杜希影院就变成了打击隐形敌人的作战方案。”在观众的情感深处，“这些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质的影片，深深扎根于艰苦卓绝又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实践，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理解历史、走进英雄的精神需求，也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建设国家的自豪感。”
由此而言，红色经典电影中所蕴含的教育价值是显见的，其内涵包含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塑造、政治信仰建立与文化理念建构等多方面内容，且这种形式本身也是对传统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的丰富与拓展。通过电影讲故事的方式可以把原本相对抽象的思想理念或观念，通过演员的演绎，宏大历史事件的铺陈，以及战争场面的重现，使得观众依从“复原的历史现场”转而认同剧中的英雄人物，最终达到情感与思想上的深刻共鸣。
二、红色电影的当代思想教育功能与实践价值
近些年，红色题材电影的创作不仅在艺术质量上，同时在商业影响力上都显示了较为良性的发展态势。《红海行动》《战狼》《厉害了，我的国》《湄公河行动》《攀登者》《古田军号》等等，这些电影在兼顾娱乐性的同时成功输出了政治性的表达，所塑造的国家形象与以往传统红色经典中的国家形象截然不同，一个遭遇劫难的国家在经历重重困境之后终于成为一个强者。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人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继往开来，彰显了一个大国的心胸和气魄，“但不管如何转变，红色电影所传承的奋斗精神一直没变，红色电影以创新来维系奋斗的主题一直没变。”爱国主义教育的输出方式和国家民族精神的刻画变得不再单调或刻板，这种与时俱进的艺术追求和表达方式，同样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期待与美学追求。 2018年春节档期上映的《红海行动》由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讲述了在中东伊维亚共和国发生战乱，中国海军受命前往执行撤侨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中国海军遭遇了恐怖组织的强烈阻击;在激烈的战火中，中国海军表现出“气吞万里如虎”的英勇，一个大国的军威得以弘扬;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威风凛凛，即便只剩下最后一个侨民也要付出全部代价救援;中国侨民的生命在异国他乡，得到了最温暖的尊重。电影通过具体的故事细节，生动精美的视听影像，在不经意间传递出深刻的爱国热情，真实而动人。红色电影整体艺术质量的提升，当然得益于中国电影制作水平在软实力和硬实力上的共同进步，正如李道新所言：“电影故事里的硬实力跟软实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共同构成电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2016年，林超贤就曾执导过《湄公河行动》。这部由公安部授权改编的电影，主要讲述了中国警察为了洗清被毒贩栽赃并残忍杀害的13名中国船员的清白，在境外奋力追凶并成功抓获特大毒枭的故事。现代镜头技法加上类型片的剪辑方法，让故事惊心动魄，在流畅的情节推动中国家形象矗然而立，所谓的爱国不就是在普通生命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后的一种自然情感流露吗？中国警察坚守自己的使命，为中国公民的生命奋力拼搏，这样的感动必将深留观众心灵深处。观众通过这些故事不断更新自己的生命体验，通过多元视角来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从而真正领会到人生的趣味与生命的价值。
时至今日，中国红色题材电影创作显然已经形成或具备了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创作思路、创作模式与创作能力。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更加应该看到红色电影在教育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效能。当然，随着一系列红色电影在市场上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有部分创作者利用市场效应对红色题材进行过度商业化的开发，以期获取暴利，这显然有悖于红色题材电影创作的内在诉求，更加有悖于红色文化所倡导的核心旨意。但不管怎樣，红色电影走到今天，已然开辟出了一条通往“人”的电影本体讲述路径，并积极与时代互动，形成了“我”与“祖国”深刻融合的故事讲述的新方式。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红色电影的创作与影响力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与艺术审美培养上的独特性价值正在被重新确认。红色电影作为担负弘扬民族精神文化表达的重要文本，应该继续深挖历史现实、主题思想与艺术表达。电影的核心议题是“人”，红色电影当然也概莫能外。基于历史现实的红色题材电影在创作的过程中，能够关注个体命运在时代中所遭遇的波澜，同时注入新鲜的关于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现代读解，是中国红色电影在艺术层面的整体性跨越。对于现代观众而言，能在电影中感受到民族国家的力量，同时修正自己的思想缺陷，从而找到内心的依靠。
参考文献：
[1]潘公展.实施电影教育的途径[J].吴兴教育行政周刊，1934，（15）：1-3.
[2]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71.
[3]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178.
[4]籍之伟，钟大丰等.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教育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22.
[5]沈义贞.红色经典电影再认识[J]，学术评论，2018（6）：35-45.
[6]（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M].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52-153.
[7]彭万荣.新时代红色电影的经典再造[J].人民论坛，2019，（26）：131-133.
[8]李道新.中国电影：故事里的硬实力与全球化的话语权[J].艺术评论，2015，（1）：5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