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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抗战时期众多国际友人来华，其行迹遍布中国各地。他们结合自身的行旅体验创作了大量描写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游记、报道。虽然来华友人因身份、立场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视角不够全面，描写有待深入等问题，但他们作品较真实描写了抗战中国的新面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成为了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关键词：行旅 抗战 中国 新形象
全面抗战时期，大量国际友人来华，行迹遍布中国各地。总体来说，这一阶段来华友人无论是数量还是旅行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身份复杂，立场虽各有不同，但大都能结合自身的行旅体验创作了描写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游记、报道等作品。虽然其创作因身份、立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视角不够全面，描写不够深入等问题，但他们作品因行旅体验的导入，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东方描写的“乌托邦”或“意识形态”倾向。特别是深入中国民众当中，通过跨文化的叙述，变革了书写的内容、话语和表述方式，实现了旅行者、叙事者、评价者的结合，以较真实描写了抗战中国的新面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成为了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一.行旅体验定义和变化
自马可波罗时代开始，对东方的想象伴随着旅行者的足迹往亚洲延伸，但局限于时局的动荡和旅行工具的低效，能够成功到达东方的旅行者为数不多，对中国的介绍多以逸闻的方式流传，这种逸闻反映了西方对东方财富的觊觎，夹杂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书写，造成了海外中国形象的虚构远大于真实的怪相。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所言，对外界的了解多从器物开始，推及制度，落脚在文化。13-18世纪以来西方视域下的中国形象证明了梁启超的论断，在商人和传教士的笔下，中国形象经历了大汗的国度、长老约翰的国度、哲人王的国度到停滞的国度的轮转，散落于《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记》、《大中华帝国志》、《中国孤儿》、《风俗论》等游记或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启蒙时代的美化中国，还是近代社会的丑化中国，中国形象总在虚构与真实两极之间游移不定，在神秘浪漫的同时，也增添了些许邪恶的色彩。
进入20世纪以来，得益于交通工具的变革，出行方式从古典过渡为现代，文化想象不再是人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诸多旅行者离开自己的文化空间去体验异质文化，扫清了旅行者自身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障碍。旅行和观光不同，后者偏向浮光掠影的风景浏览，前者则重视“游”的特质，在强调旅行者自由活动的同时，更推崇独特审美体验的获得。20世纪上半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阶段，由于抗战时期中国的特殊地位，大量外国人士前往中国，其人数之多，人员构成之杂，行迹之广阔，作品之多样，停留时间之长，均前所未有。他们的作品在回忆亲身经历的同时，也以新闻报道、回忆录、小说等形式将中国形象带入了全球视野，既让世界了解中国成为可能，也让中国通过抗战来重塑大国形象成为可能。
二.行旅体验和抗战时期来华人士创作
抗战时期来华外籍人士剧增，先后有美国、英国、德国、苏联、印度等十多个国家友人来华工作，职业也十分多样，有记者、军事人员、传教士、商人、作家等，由于身份、职业、信仰、立场的不同，造成了关注点的差异，也让中国形象变得复杂多义，但其共同性在于对中国描写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前人。
记者是报道中国形象的主力军，也是当时人数最大，身份最为优越的人群，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采访国共双方的军政要员。由于抗战中国地位的凸显，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出于商业的需求，各大外国报纸纷纷派出驻华记者。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统计，1939年1月至1941年4月，国民党国际宣讲处共举行外国记者新闻会议250次，其中1940年共举办外国记者新闻会议54次，介绍外国记者采访国民党官员312人次。在抗战之前，外国记者业已常驻在上海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交通便利，通信手段先进，生活条件优越，是记者来华的首选城市。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伴随着东部城市沦陷和国民政府迁都，出于安全和新闻报道的需求，大量记者前往重庆工作，也让抗战的大后方成为报道的热点。据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统计，从1937年底截止1941年，武汉和重庆这两大城市共接待外国记者168人，其中美国记者约为77人，占据了大多数，为其余各国来华记者的总和。美国记者来华人数居多和美国独特的文化相关。20世纪初的美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成长为了世界的工业强国，在摆脱了大萧条的泥淖之后，美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角色和承担更多的义务，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推动下，大量美国人不满意文化想象，开始前往神秘的东方国度寻找一展身手的舞台，在斯诺等人成功经验的引导下，大量的记者、商人、探险家、旅行者前往中国。亨利.卢斯比斯诺更加值得关注。身份和经历的独特性，让亨利.卢斯对中国抱着好感，这直接影响了《时代》对中国的理想化报道，《时代》塑造了理想的中国军人形象。普通士兵是训练有素的，“强壮结实、收拾的干净利索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他们擅长和日军短兵相接，与一般的中国人相比，他们的身材要高大一些，休息时全身心放松，一旦打起仗来则杀气冲天。（《时代》1941）”军官则年轻智慧，“他们可以说是最有趣的一群人，自拿破仑建立其大军团以来最有趣的一群人。”（《财富》1941）。这种描写虽过于理想化，但也不失真实。
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普罗岑科、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林迈克则把视角伸向了身处新闻边缘的抗战根据地。前往抗战根据地是必要的，不仅是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必要，也和记者内心的开拓情节有关。以美国记者为例，20世纪30年代，美国来华人士达到了一万三千人，记者多达数百人。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移民文化深刻植入了美国人的民族文化之中。美国历史学家特纳指出，美国的特性是“由衡越大陆向西开放的经验形成的，美国人随时准备动身，不仅向西部，也向每一个方向”（《边疆假设》特纳）由于美国自1893年停止了边疆的拓展，滋生了国内的民族主义伤感，他们前往中国，视中国为美国新边疆的一部分，愿意充当跨越太平洋的拓荒者。以斯诺为例，1928年斯诺来华，先后任《密勒氏评论报》、《芝加哥论坛报》等报驻华记者，先后游历中国、日本、东南亚，后在北平安家，任职燕京大学新闻系。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斯诺前往延安进行采访，并以此为背景创作《西行漫记》。受其影响，其夫人海伦也前往延安进行采访，完成了《续西行漫记》等作品。“在路上”是斯诺的新闻生涯的最好写照，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渴望是其创作的根本动力，对真相的挖掘是其创作的目标。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斯诺冲破各方阻力，成为第一个进入陕北根据地采访的记者，并采访了上至共产党领袖、高级将领，下至普通士兵和平民的不同对象。从《西行漫记》可见，在根据地采访的四个月时间内，斯诺和毛泽东就中国军事、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话题涉及中国的命运、长征、联合政府、红军发展史等诸多问题，并和张学良、邓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通过此次访问，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和30多个胶卷回到北平，并将此行的见闻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等刊物上，这些报道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战事迹，宣传了红军的正面形象，赞美了红军战士的乐观英勇，肯定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的壮举，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鼓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是外国记者介绍红军真相的最早、最权威的著作。
关键词：行旅 抗战 中国 新形象
全面抗战时期，大量国际友人来华，行迹遍布中国各地。总体来说，这一阶段来华友人无论是数量还是旅行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身份复杂，立场虽各有不同，但大都能结合自身的行旅体验创作了描写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游记、报道等作品。虽然其创作因身份、立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视角不够全面，描写不够深入等问题，但他们作品因行旅体验的导入，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东方描写的“乌托邦”或“意识形态”倾向。特别是深入中国民众当中，通过跨文化的叙述，变革了书写的内容、话语和表述方式，实现了旅行者、叙事者、评价者的结合，以较真实描写了抗战中国的新面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成为了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一.行旅体验定义和变化
自马可波罗时代开始，对东方的想象伴随着旅行者的足迹往亚洲延伸，但局限于时局的动荡和旅行工具的低效，能够成功到达东方的旅行者为数不多，对中国的介绍多以逸闻的方式流传，这种逸闻反映了西方对东方财富的觊觎，夹杂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书写，造成了海外中国形象的虚构远大于真实的怪相。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所言，对外界的了解多从器物开始，推及制度，落脚在文化。13-18世纪以来西方视域下的中国形象证明了梁启超的论断，在商人和传教士的笔下，中国形象经历了大汗的国度、长老约翰的国度、哲人王的国度到停滞的国度的轮转，散落于《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记》、《大中华帝国志》、《中国孤儿》、《风俗论》等游记或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启蒙时代的美化中国，还是近代社会的丑化中国，中国形象总在虚构与真实两极之间游移不定，在神秘浪漫的同时，也增添了些许邪恶的色彩。
进入20世纪以来，得益于交通工具的变革，出行方式从古典过渡为现代，文化想象不再是人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诸多旅行者离开自己的文化空间去体验异质文化，扫清了旅行者自身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障碍。旅行和观光不同，后者偏向浮光掠影的风景浏览，前者则重视“游”的特质，在强调旅行者自由活动的同时，更推崇独特审美体验的获得。20世纪上半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阶段，由于抗战时期中国的特殊地位，大量外国人士前往中国，其人数之多，人员构成之杂，行迹之广阔，作品之多样，停留时间之长，均前所未有。他们的作品在回忆亲身经历的同时，也以新闻报道、回忆录、小说等形式将中国形象带入了全球视野，既让世界了解中国成为可能，也让中国通过抗战来重塑大国形象成为可能。
二.行旅体验和抗战时期来华人士创作
抗战时期来华外籍人士剧增，先后有美国、英国、德国、苏联、印度等十多个国家友人来华工作，职业也十分多样，有记者、军事人员、传教士、商人、作家等，由于身份、职业、信仰、立场的不同，造成了关注点的差异，也让中国形象变得复杂多义，但其共同性在于对中国描写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前人。
记者是报道中国形象的主力军，也是当时人数最大，身份最为优越的人群，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采访国共双方的军政要员。由于抗战中国地位的凸显，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出于商业的需求，各大外国报纸纷纷派出驻华记者。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统计，1939年1月至1941年4月，国民党国际宣讲处共举行外国记者新闻会议250次，其中1940年共举办外国记者新闻会议54次，介绍外国记者采访国民党官员312人次。在抗战之前，外国记者业已常驻在上海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交通便利，通信手段先进，生活条件优越，是记者来华的首选城市。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伴随着东部城市沦陷和国民政府迁都，出于安全和新闻报道的需求，大量记者前往重庆工作，也让抗战的大后方成为报道的热点。据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统计，从1937年底截止1941年，武汉和重庆这两大城市共接待外国记者168人，其中美国记者约为77人，占据了大多数，为其余各国来华记者的总和。美国记者来华人数居多和美国独特的文化相关。20世纪初的美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成长为了世界的工业强国，在摆脱了大萧条的泥淖之后，美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角色和承担更多的义务，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推动下，大量美国人不满意文化想象，开始前往神秘的东方国度寻找一展身手的舞台，在斯诺等人成功经验的引导下，大量的记者、商人、探险家、旅行者前往中国。亨利.卢斯比斯诺更加值得关注。身份和经历的独特性，让亨利.卢斯对中国抱着好感，这直接影响了《时代》对中国的理想化报道，《时代》塑造了理想的中国军人形象。普通士兵是训练有素的，“强壮结实、收拾的干净利索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他们擅长和日军短兵相接，与一般的中国人相比，他们的身材要高大一些，休息时全身心放松，一旦打起仗来则杀气冲天。（《时代》1941）”军官则年轻智慧，“他们可以说是最有趣的一群人，自拿破仑建立其大军团以来最有趣的一群人。”（《财富》1941）。这种描写虽过于理想化，但也不失真实。
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普罗岑科、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林迈克则把视角伸向了身处新闻边缘的抗战根据地。前往抗战根据地是必要的，不仅是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必要，也和记者内心的开拓情节有关。以美国记者为例，20世纪30年代，美国来华人士达到了一万三千人，记者多达数百人。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移民文化深刻植入了美国人的民族文化之中。美国历史学家特纳指出，美国的特性是“由衡越大陆向西开放的经验形成的，美国人随时准备动身，不仅向西部，也向每一个方向”（《边疆假设》特纳）由于美国自1893年停止了边疆的拓展，滋生了国内的民族主义伤感，他们前往中国，视中国为美国新边疆的一部分，愿意充当跨越太平洋的拓荒者。以斯诺为例，1928年斯诺来华，先后任《密勒氏评论报》、《芝加哥论坛报》等报驻华记者，先后游历中国、日本、东南亚，后在北平安家，任职燕京大学新闻系。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斯诺前往延安进行采访，并以此为背景创作《西行漫记》。受其影响，其夫人海伦也前往延安进行采访，完成了《续西行漫记》等作品。“在路上”是斯诺的新闻生涯的最好写照，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渴望是其创作的根本动力，对真相的挖掘是其创作的目标。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斯诺冲破各方阻力，成为第一个进入陕北根据地采访的记者，并采访了上至共产党领袖、高级将领，下至普通士兵和平民的不同对象。从《西行漫记》可见，在根据地采访的四个月时间内，斯诺和毛泽东就中国军事、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话题涉及中国的命运、长征、联合政府、红军发展史等诸多问题，并和张学良、邓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通过此次访问，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和30多个胶卷回到北平，并将此行的见闻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等刊物上，这些报道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战事迹，宣传了红军的正面形象，赞美了红军战士的乐观英勇，肯定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的壮举，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鼓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是外国记者介绍红军真相的最早、最权威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