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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剧院”是小城当年最长面子的建筑。这种高大敦实，俗称“马脊梁”的仿苏式建筑，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讲，它是一段历史，更是一段记忆。苏式建筑大都讲究公众意识，因此，即便是这座外表斑驳的建筑，已经被小城的百姓称之为“老剧院”了，但它内部空间依旧宏大，显现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庄重气派。我走入社会谋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座刷着绿油漆的铁皮屋顶建筑物里，卖录像票兼写宣传海报。
“老剧院”里似乎永远都是昏暗一片，走进这座建筑物里时，常会让人产生白昼不分的时间混乱。两面墙壁上的壁灯，只需看看它的造型就知道，它是这个剧院的原装货，和剧院一同诞生于那个火红的年代。壁灯是一只手，手里擎着火炬，黯淡的灯光影影绰绰地映照着舞台下一排排、一行行空荡荡的椅子，油漆斑驳的木椅靠背上还印着座位的顺序，排和号在古板地强调着过去的已经失效的秩序。
舞台对面，也就是入口的上方还有一截占去了剧院上空约五分之一空间的半弧形看台，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将这一层称作二楼，准确地说，应该一个是“池”，一个是“台”。这个台让我联想到戏剧中那些揣着金怀表，大腹便便的富绅和手持毛绒绒扇子的娇宠小姐，而舞台上应该正在上演《哈姆雷特》或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没有戏剧上演，舞台已经谢幕很久了。从这个位置观看舞台，舞台上方的顶灯投下一束雪亮的光，照在垂满褶皱的暗红色金丝绒幕布上，那光并没有将周边照亮，而是被暗红色的帏幕吸收了，周围依旧昏暗。金丝绒帷幕长久地，纹丝不动地垂在光亮中，似乎遮掩着幕后天大的秘密。
在高大空旷的空间里，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在宁静深海中游弋的章鱼。十七岁本身就是个浑身长满触角的年龄。这些触角时而小心翼翼地触及未知，时而又自以为是地张牙舞爪，时而又因外界惊扰而紧紧地收拢卷曲。
我绝对相信这个县城在历史上曾经和千里之外的陕甘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上了年岁的老人大都迷恋秦腔、眉户等戏曲。只是时间推移到我出校门那会儿，秦腔和其他戏曲一样几乎成了博物館文化，别说我这个新疆孩子，只怕土生土长的陕西娃也不一定对那个——白胡子出来“当、当、当”，红胡子进去“镪、镪、镪”，可着喉咙喊的秦腔发生兴趣。
台上的演出虽然早已谢幕，但台下的生活却生生不息。在“老剧院”当过影剧院、县大礼堂之类的用途后，当我走进它的身体，如它运营的部件时，它最大的用处就是充当录像放映厅了。
那年月录像机是奢侈品。社会上也有个别脑筋活、胆子大、一掷千金买一台录像机、联系单位放录像收门票的个体户。而只有“老剧院”才是一般人能花钱看录像的地方。因此，这份工作虽然薪水微薄，但我还是相当满意，许多传说中的片子都是在这里恶补的。
脸面光洁的没有一个褶子的我，坐在那间被莫合烟和北山煤熏得看不出颜色的晦暗的小房间里，通过那个豆腐块大的孔洞，收着伸进窗口的各种手捏着的毛票，然后递出去一张张拓了红戳的票。也有看不懂汉字或根本不识字的人，弓着腰将各种各样的脸凑近孔洞询问，询问的内容通常千篇一律，简洁明了，问：“打不打？”我也就千篇一律，语气坚定地回答：“打。”如果有场面火爆的录像我还会强调一句：打日塌了。
面对这个小小的孔洞，看惯了各式各样的脸，我就滋生了些许遗憾。这个小小的孔洞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和我一样年轻的异性面庞。我暗自猜测，也许她们惧怕清一色的男性观众，也许她们对打打杀杀的录像根本就没兴趣。
有次我们从乌鲁木齐引进了最流行的香港连续剧，我用沾满情绪的广告色写下了：爱情，枪战连续剧《上海滩》时，就想，这次一定会有女孩来看。我希望有张年轻漂亮的脸能出现在孔洞那端，我们邂逅，然后像录像中的那样……那些情节我已经在独处或者小说中设计过无数次了，什么英雄救美啦，纯洁美丽的少女为了拯救堕落的少年而产生的爱情啦……
那么长的连续剧一连放了数天，竟然没有女孩来看，一个都没有。倒是财务室那个胖胖的老姑娘来了。一连几天她都随着剧情的展开而喜而忧，伤心时就捏着手绢低声抽泣，抹着眼角的泪水；开心时就嘴角上翘，挂着会心的笑。后来我看席慕蓉那首《戏子》，“今生今世我只是个戏子，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的诗句时，冷不丁就想起了她。
其实那时候这个孔洞就告诉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但我就是这么个长醉不醒的人，当别人把想法付诸于行的时候，我还淫浸在无边的幻象中。
录像散场后，我会长久地站在谢幕的舞台上，望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发愣，雪亮的光线从我的头顶泻下，我身后是纹丝不动的金丝绒帷幕。我想像着当年“老剧院”年轻时的场景，台上演员穿梭，台下人头攒动。样板戏，秦腔，电影，官员们振振有词，台下振臂高呼，所有的声音都搅和在一起……瞬间，我所有的触角都在空中舞动着。
我在舞台两侧发现了两个被布幔遮住的隐蔽房间。这里曾经是演员的化妆室。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唱戏用的家什，以及红旗横幅之类的宣传用具。我曾悄悄地反复多次光临过这两间落满了历史尘埃的房间。站在屋的中央，我浑身的触角就在空间里张开。演员呢？曾经在这里梳妆打扮的演员呢？很奇怪，我甚至嗅到了哪间是女化妆室。
也就是《上海滩》放完不久，“老剧院”终于迎来了它久违了的一次演出。猴子说这次演出是财务主任联系的。猴子是我同学，我来“老剧院”时他已经是剧院的“老人”了。
财务室除了那个看见“许文强”就毫不吝啬自己眼泪的老姑娘之外，还有一个大她十多岁的女财务主任，虽然她上了年岁，但模样、身段却一点都不显老，“半老徐娘”用在她身上很恰当。
我是偶然间看见“半老徐娘”练功的。空旷的舞台上，在那束光亮下，那女人舞动着手中的剑，不是凌厉的动作，而是戏曲中惯有的舞剑手法。舞台上的她练得那样投入，她好像不是在练功而是在表演，兰花指、水蛇腰、轻盈细碎的步伐，一招一式，一丝不苟。最让我惊奇的，是她用剑挑起舞台上的一个红绣球，轻轻一抛，那绣球就飞到了脑后，只见她并不转身，而是以一个标准的传说中的“倒踢紫金冠”的动作将绣球踢回。这传说中的一脚猛地就把我踢醒了，原来演员在这里。这一点后来在猴子那里得到了证实，猴子说，她当年是剧团的当家花旦。 乌鲁木齐秦剧团终于来小城演出了。陈旧的剧场在一片雪亮的灯光中被唤醒。一帮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在台上忙活着，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古旧的秦腔，还带来了都市的气息。秦腔我是觉得没啥看头，倒是那些身着红衬衣、蝙蝠衫的青年男女演员深深地吸引着我。
二十多年前的小城，男性敢穿红衬衣是需要勇气的。我也有一件红衬衣.最初来“老剧院”报到时就穿着它。剧院的经理上下打量了我半天才说：“娃娃，红衣裳是丫头穿的，长头发是丫头留的，你打扮最好和正常人一样些。”经理这么说我时，她在一旁偷笑。后来我才知道大家都叫她“鸽子”。鸽子是个细眉细眼小嘴巴的女孩，我在房间里为“老剧院”卖录像票的时候，她穿着白大褂在清真餐厅门前绿色纤维瓦棚下，为“老剧院”卖凉皮。
我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认识那个长我几岁的女演员了，但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她艺名及真实姓名，这足已说明她在我记忆中留下的烙印有多深。她见我吸烟就问我的年龄，说这么小的年龄就“吃”烟不好。她用了“吃”而不是新疆人常用的“抽”或者“吸”。她说剧团有规定，干这行台上台下都一样，得说陕西话。她说话的语调舒缓，有着年长女性特有的温暖。见着她，我就觉得有一朵花在十七岁少年的心里懵懵懂懂地开了。说不清，道不明。
剧团在小城演出五天，临走那天下午，我们剧院和他们组织了联谊活动。我看见一个男演员端起水杯刚喝了一口，剧团里最漂亮的那个女演员就从他手里拿过水杯，在他喝过水的杯沿接着喝，其结果是在他的唇印上又重叠了一个唇印，只是别人都看不见那两个唇印，我看到了……
没有演员的舞台又恢复了往日的空寂，那朵在心里才开的花开得没着没落。我又不止一次地走进女化妆间，想努力找寻到点什么，是她遗落的，还是我丢失的？几天后，我按照她留的通讯地址给她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已经模糊，大致的意思是有时间希望她能再来小城。
“老剧院”实在是太老了，为了紧跟时代的节拍，剧院經理请“口里人”在剧院门前的空地上修了个水池，水池里用炉渣和水泥堆砌了一座假山，假山上盘了一条头大身子短的龙，然后又塑了两只像鸭子的丹顶鹤，一只在山上往下看，一只在水里往山上瞧。竣工那天，五短身材的经理背着手围着水池转了一圈，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转了一圈，突然想起点什么说：“我说缺点啥，这水里缺鱼，你们几个快，快去皇渠里给我摸狗鱼去。”
剧院有辆柴油“蹦蹦车”，按现在的说法叫“农用车”。它是剧院除了摩托之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平时下乡放录像全靠它。路上我对猴子说：“经理没水平，那龙呀，鹤呀实在太难看了。”猴子说：“你可不敢这么说，经理可是个能人，你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他先前是剧团的杂役，剧团解散了，演员都改行干了别的，他愣是承包了剧院，一点点地干到现在这个局面。”那天下午回来，我们摸了一水桶活蹦乱跳的狗鱼。
清真餐厅门前的凉棚下，我经常有一句没一句地和鸽子聊天。鸽子说，你才来时我觉得你像个“溜光锤子”，熟悉了才觉得你人挺好的。见我和鸽子聊得热闹，猴子也喜欢过来凑，鸽子也不冷淡他，但我心里知道鸽子对我好，因为她任何时候给我抓的凉皮都比他多。聊的多了我就和鸽子成了朋友。
在后堂上头灶、脖子上搭一条白毛巾、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一仰脖子后脑勺就堆起一沓子槽头肉的马大师，见我没事爱往鸽子这里跑，就经常挤眉弄眼地揶揄我。论岁数，马大师几乎能当我师爷了，他和白案子瘦得像猴的何师都是旧社会学徒出来的餐饮人。
这肥头大耳的马大师最拿手的一道菜叫生烧肉。第一次吃他做的生烧肉时我就纳闷了，这不就是炒烤肉嘛。马大师说，味道有点像，但绝对是两道不同的菜。鸽子在一旁插嘴说，她也一直觉得奇怪，明明就是个炒烤肉，咋就怪么势势地叫个生烧肉呢？马大师呷了一口搪瓷缸子里的浓茶说，这些都是过去的老菜。要弄清楚生烧肉名称的由来，还得先明白另一道叫熟烧肉的菜……“要想会儿，先和师傅睡。”瘦猴何师穿着白大褂，打断了马大师的话。鸽子白了何师一眼：“我才不稀罕。”老剧院的人都知道何师的看家本领是蒸油塔子。他蒸的油塔子从蒸笼拿出来，用手轻轻地拍几下，然后一抖，就见那油塔子瞬间就被拉成梭状，垂下来有胳膊长。你要再夸他手艺高，何师准会说：也没啥，面匠嘛，就是要把功夫下到，俗话说，打服的婆姨，揉到的面。
鸽子和我都住在城西边，每天录像放完，也就是食堂打烊的时候，我就和鸽子一起骑自行车回家，小城除了主街上有几盏路灯外，其余都是摸黑。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骑，没话说的时候她就让我唱歌，我就唱《迟到》，那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如果唱完了还没什么话可说，她就说再唱，我就接着唱《小秘密》。和鸽子在一起是轻松愉快的，我喜欢看她笑，她笑的时候本来就细长的眼睛就弯成了一条缝。
就在我几乎忘了曾经寄过的信时，却收到了她的来信。信上说，她一直在外面忙巡回演出，还说有时间来省城找她，她带我去看画展。不可否认的是时间能冲淡一切，不管当时经历得多么刻骨铭心，只要经历了时间的打磨，它都会变淡。在记忆的河流里偶然间或者偶尔想起这段往事时，我甚至怀疑这段记忆的真实性，是否真的收到过她的回信。特别是多年以后在网络上看到她的消息，说她在西北五省的秦腔大赛得了个什么冠军，我才知道，现在她已经是西北曲艺界的名人了。她曾经给我回了信么，我翻箱倒柜地寻找记忆中的那封信，遗憾的是，我真找到了，虽然信签纸已微微泛黄，但纯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
经理派我们外出放录像，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好久没这样的外出任务了，不管什么生意，不规范的时候最好做。对录像的放映管理条例，办公室贴了一墙，从进货渠道到放映内容都有了约束。过去放片子时打打擦边球，放点群众喜闻乐见的“带镜头”的还能吸引人气，现在公安局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老剧院”的生意也大不如从前。据说公安局马上还要进一辆带雷达的车，专门接收录像的信号。那种车我是在反特的电影中见到过的，车顶上装有一个来回转动的雷达，专门接收地下党秘密电台发出的信号。 “蹦蹦车”的驾驶室坐满了人，当、当、当地上路了。我和猴子最年轻，只有“漂”大厢的份，风吹得我们的头发乱扎，我们心里还是高兴极了。这是通往省城的道路。中途休息时，司机说我们的目的地离乌鲁木齐只有一百公里，我和猴子强烈要求去乌鲁木齐“浪”一圈，司机说，这样的车进省城只怕是要罚款，再说经理知道就麻烦了。那我们也得找个没去过的地方吧，这里离天池不远，司机说。好，好，好，那咱们就去天池。司机想了想又说，天池那么高，这个车爬不上去。
鸽子说不让我送她了，是在我把所有会唱的歌唱完之后，她说和她弟弟一起回家。
“老剧院”组织旅游，乌鲁木齐我到底还是去了。安顿好之后，我和猴子去X剧院看录像。我知道X剧院一楼唱秦腔，二楼放录像，她说过的。走到剧院门口就见大红的宣传牌上写着她的名字。进了剧院我就盘算着见了她该说些什么，按理应该去后台直接找她的，可我实在没有勇气。没想到还真的见她从剧院门口背着个包匆匆进来，猴子眼尖，一眼就认出了她：“嗳，那不是在咱们‘老剧院’演过戏的吗？”我心里一慌，忙把猴子一拉说，走，上楼，录像马上就开始了。
我偶然值了一次班，也就偶然发现鸽子根本就不是和她弟弟一起回家，是猴子送她的。猴子在前面骑，她在后面还搂着他的腰。第二天，经理在门口大喊水池子的狗鱼怎么一晚上全死光了，我說可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也就是同一时间里，拉牛肉面的大师傅在后堂嚷嚷：才买的蓬灰怎么就没了。
“老剧院”的录像生意一天比一天差，挨过多日，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经理毅然决定将“老剧院”内的所有椅子全部拆除，改成大众舞厅。与此同时，我也决定了另外一条谋生的道路。
最后一次听秦腔是去年在西安的出租车上，听交通广播一个观众互动栏目，一个女声唱段。
祖籍陕西韩城县，
杏花村中有家园，
姐弟姻缘生了变，
堂上滴血蒙屈冤。
多年不听，猛地我就觉得又有类似触角似的东西在我体内探头探脑。我说这是《三滴血》中的唱段，满口陕西话的司机说：“一听你就不是这里的人么，咋还知道三滴血？”我当然知道，当年她在“老剧院”唱这出的时候，我在台下侧耳聆听。
二十年后再回小城，“老剧院”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崭新的宾馆。酒酣耳热之际我问猴子：“你那时到底把鸽子怎么着了？”猴子说：“也没怎么着，就是接个吻什么的，那个年龄还敢干啥。”说完猴子瞄着我说：“我发现你这家伙记性好，都是几百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了，你还记得。”我说：“心理医生说我的心理年龄停滞在成长的某个阶段了，你们都在成长，而我老是生活在过去。”
责任编辑孔维兵
“老剧院”里似乎永远都是昏暗一片，走进这座建筑物里时，常会让人产生白昼不分的时间混乱。两面墙壁上的壁灯，只需看看它的造型就知道，它是这个剧院的原装货，和剧院一同诞生于那个火红的年代。壁灯是一只手，手里擎着火炬，黯淡的灯光影影绰绰地映照着舞台下一排排、一行行空荡荡的椅子，油漆斑驳的木椅靠背上还印着座位的顺序，排和号在古板地强调着过去的已经失效的秩序。
舞台对面，也就是入口的上方还有一截占去了剧院上空约五分之一空间的半弧形看台，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将这一层称作二楼，准确地说，应该一个是“池”，一个是“台”。这个台让我联想到戏剧中那些揣着金怀表，大腹便便的富绅和手持毛绒绒扇子的娇宠小姐，而舞台上应该正在上演《哈姆雷特》或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没有戏剧上演，舞台已经谢幕很久了。从这个位置观看舞台，舞台上方的顶灯投下一束雪亮的光，照在垂满褶皱的暗红色金丝绒幕布上，那光并没有将周边照亮，而是被暗红色的帏幕吸收了，周围依旧昏暗。金丝绒帷幕长久地，纹丝不动地垂在光亮中，似乎遮掩着幕后天大的秘密。
在高大空旷的空间里，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在宁静深海中游弋的章鱼。十七岁本身就是个浑身长满触角的年龄。这些触角时而小心翼翼地触及未知，时而又自以为是地张牙舞爪，时而又因外界惊扰而紧紧地收拢卷曲。
我绝对相信这个县城在历史上曾经和千里之外的陕甘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上了年岁的老人大都迷恋秦腔、眉户等戏曲。只是时间推移到我出校门那会儿，秦腔和其他戏曲一样几乎成了博物館文化，别说我这个新疆孩子，只怕土生土长的陕西娃也不一定对那个——白胡子出来“当、当、当”，红胡子进去“镪、镪、镪”，可着喉咙喊的秦腔发生兴趣。
台上的演出虽然早已谢幕，但台下的生活却生生不息。在“老剧院”当过影剧院、县大礼堂之类的用途后，当我走进它的身体，如它运营的部件时，它最大的用处就是充当录像放映厅了。
那年月录像机是奢侈品。社会上也有个别脑筋活、胆子大、一掷千金买一台录像机、联系单位放录像收门票的个体户。而只有“老剧院”才是一般人能花钱看录像的地方。因此，这份工作虽然薪水微薄，但我还是相当满意，许多传说中的片子都是在这里恶补的。
脸面光洁的没有一个褶子的我，坐在那间被莫合烟和北山煤熏得看不出颜色的晦暗的小房间里，通过那个豆腐块大的孔洞，收着伸进窗口的各种手捏着的毛票，然后递出去一张张拓了红戳的票。也有看不懂汉字或根本不识字的人，弓着腰将各种各样的脸凑近孔洞询问，询问的内容通常千篇一律，简洁明了，问：“打不打？”我也就千篇一律，语气坚定地回答：“打。”如果有场面火爆的录像我还会强调一句：打日塌了。
面对这个小小的孔洞，看惯了各式各样的脸，我就滋生了些许遗憾。这个小小的孔洞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和我一样年轻的异性面庞。我暗自猜测，也许她们惧怕清一色的男性观众，也许她们对打打杀杀的录像根本就没兴趣。
有次我们从乌鲁木齐引进了最流行的香港连续剧，我用沾满情绪的广告色写下了：爱情，枪战连续剧《上海滩》时，就想，这次一定会有女孩来看。我希望有张年轻漂亮的脸能出现在孔洞那端，我们邂逅，然后像录像中的那样……那些情节我已经在独处或者小说中设计过无数次了，什么英雄救美啦，纯洁美丽的少女为了拯救堕落的少年而产生的爱情啦……
那么长的连续剧一连放了数天，竟然没有女孩来看，一个都没有。倒是财务室那个胖胖的老姑娘来了。一连几天她都随着剧情的展开而喜而忧，伤心时就捏着手绢低声抽泣，抹着眼角的泪水；开心时就嘴角上翘，挂着会心的笑。后来我看席慕蓉那首《戏子》，“今生今世我只是个戏子，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的诗句时，冷不丁就想起了她。
其实那时候这个孔洞就告诉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但我就是这么个长醉不醒的人，当别人把想法付诸于行的时候，我还淫浸在无边的幻象中。
录像散场后，我会长久地站在谢幕的舞台上，望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发愣，雪亮的光线从我的头顶泻下，我身后是纹丝不动的金丝绒帷幕。我想像着当年“老剧院”年轻时的场景，台上演员穿梭，台下人头攒动。样板戏，秦腔，电影，官员们振振有词，台下振臂高呼，所有的声音都搅和在一起……瞬间，我所有的触角都在空中舞动着。
我在舞台两侧发现了两个被布幔遮住的隐蔽房间。这里曾经是演员的化妆室。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唱戏用的家什，以及红旗横幅之类的宣传用具。我曾悄悄地反复多次光临过这两间落满了历史尘埃的房间。站在屋的中央，我浑身的触角就在空间里张开。演员呢？曾经在这里梳妆打扮的演员呢？很奇怪，我甚至嗅到了哪间是女化妆室。
也就是《上海滩》放完不久，“老剧院”终于迎来了它久违了的一次演出。猴子说这次演出是财务主任联系的。猴子是我同学，我来“老剧院”时他已经是剧院的“老人”了。
财务室除了那个看见“许文强”就毫不吝啬自己眼泪的老姑娘之外，还有一个大她十多岁的女财务主任，虽然她上了年岁，但模样、身段却一点都不显老，“半老徐娘”用在她身上很恰当。
我是偶然间看见“半老徐娘”练功的。空旷的舞台上，在那束光亮下，那女人舞动着手中的剑，不是凌厉的动作，而是戏曲中惯有的舞剑手法。舞台上的她练得那样投入，她好像不是在练功而是在表演，兰花指、水蛇腰、轻盈细碎的步伐，一招一式，一丝不苟。最让我惊奇的，是她用剑挑起舞台上的一个红绣球，轻轻一抛，那绣球就飞到了脑后，只见她并不转身，而是以一个标准的传说中的“倒踢紫金冠”的动作将绣球踢回。这传说中的一脚猛地就把我踢醒了，原来演员在这里。这一点后来在猴子那里得到了证实，猴子说，她当年是剧团的当家花旦。 乌鲁木齐秦剧团终于来小城演出了。陈旧的剧场在一片雪亮的灯光中被唤醒。一帮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在台上忙活着，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古旧的秦腔，还带来了都市的气息。秦腔我是觉得没啥看头，倒是那些身着红衬衣、蝙蝠衫的青年男女演员深深地吸引着我。
二十多年前的小城，男性敢穿红衬衣是需要勇气的。我也有一件红衬衣.最初来“老剧院”报到时就穿着它。剧院的经理上下打量了我半天才说：“娃娃，红衣裳是丫头穿的，长头发是丫头留的，你打扮最好和正常人一样些。”经理这么说我时，她在一旁偷笑。后来我才知道大家都叫她“鸽子”。鸽子是个细眉细眼小嘴巴的女孩，我在房间里为“老剧院”卖录像票的时候，她穿着白大褂在清真餐厅门前绿色纤维瓦棚下，为“老剧院”卖凉皮。
我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认识那个长我几岁的女演员了，但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她艺名及真实姓名，这足已说明她在我记忆中留下的烙印有多深。她见我吸烟就问我的年龄，说这么小的年龄就“吃”烟不好。她用了“吃”而不是新疆人常用的“抽”或者“吸”。她说剧团有规定，干这行台上台下都一样，得说陕西话。她说话的语调舒缓，有着年长女性特有的温暖。见着她，我就觉得有一朵花在十七岁少年的心里懵懵懂懂地开了。说不清，道不明。
剧团在小城演出五天，临走那天下午，我们剧院和他们组织了联谊活动。我看见一个男演员端起水杯刚喝了一口，剧团里最漂亮的那个女演员就从他手里拿过水杯，在他喝过水的杯沿接着喝，其结果是在他的唇印上又重叠了一个唇印，只是别人都看不见那两个唇印，我看到了……
没有演员的舞台又恢复了往日的空寂，那朵在心里才开的花开得没着没落。我又不止一次地走进女化妆间，想努力找寻到点什么，是她遗落的，还是我丢失的？几天后，我按照她留的通讯地址给她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已经模糊，大致的意思是有时间希望她能再来小城。
“老剧院”实在是太老了，为了紧跟时代的节拍，剧院經理请“口里人”在剧院门前的空地上修了个水池，水池里用炉渣和水泥堆砌了一座假山，假山上盘了一条头大身子短的龙，然后又塑了两只像鸭子的丹顶鹤，一只在山上往下看，一只在水里往山上瞧。竣工那天，五短身材的经理背着手围着水池转了一圈，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转了一圈，突然想起点什么说：“我说缺点啥，这水里缺鱼，你们几个快，快去皇渠里给我摸狗鱼去。”
剧院有辆柴油“蹦蹦车”，按现在的说法叫“农用车”。它是剧院除了摩托之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平时下乡放录像全靠它。路上我对猴子说：“经理没水平，那龙呀，鹤呀实在太难看了。”猴子说：“你可不敢这么说，经理可是个能人，你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他先前是剧团的杂役，剧团解散了，演员都改行干了别的，他愣是承包了剧院，一点点地干到现在这个局面。”那天下午回来，我们摸了一水桶活蹦乱跳的狗鱼。
清真餐厅门前的凉棚下，我经常有一句没一句地和鸽子聊天。鸽子说，你才来时我觉得你像个“溜光锤子”，熟悉了才觉得你人挺好的。见我和鸽子聊得热闹，猴子也喜欢过来凑，鸽子也不冷淡他，但我心里知道鸽子对我好，因为她任何时候给我抓的凉皮都比他多。聊的多了我就和鸽子成了朋友。
在后堂上头灶、脖子上搭一条白毛巾、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一仰脖子后脑勺就堆起一沓子槽头肉的马大师，见我没事爱往鸽子这里跑，就经常挤眉弄眼地揶揄我。论岁数，马大师几乎能当我师爷了，他和白案子瘦得像猴的何师都是旧社会学徒出来的餐饮人。
这肥头大耳的马大师最拿手的一道菜叫生烧肉。第一次吃他做的生烧肉时我就纳闷了，这不就是炒烤肉嘛。马大师说，味道有点像，但绝对是两道不同的菜。鸽子在一旁插嘴说，她也一直觉得奇怪，明明就是个炒烤肉，咋就怪么势势地叫个生烧肉呢？马大师呷了一口搪瓷缸子里的浓茶说，这些都是过去的老菜。要弄清楚生烧肉名称的由来，还得先明白另一道叫熟烧肉的菜……“要想会儿，先和师傅睡。”瘦猴何师穿着白大褂，打断了马大师的话。鸽子白了何师一眼：“我才不稀罕。”老剧院的人都知道何师的看家本领是蒸油塔子。他蒸的油塔子从蒸笼拿出来，用手轻轻地拍几下，然后一抖，就见那油塔子瞬间就被拉成梭状，垂下来有胳膊长。你要再夸他手艺高，何师准会说：也没啥，面匠嘛，就是要把功夫下到，俗话说，打服的婆姨，揉到的面。
鸽子和我都住在城西边，每天录像放完，也就是食堂打烊的时候，我就和鸽子一起骑自行车回家，小城除了主街上有几盏路灯外，其余都是摸黑。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骑，没话说的时候她就让我唱歌，我就唱《迟到》，那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如果唱完了还没什么话可说，她就说再唱，我就接着唱《小秘密》。和鸽子在一起是轻松愉快的，我喜欢看她笑，她笑的时候本来就细长的眼睛就弯成了一条缝。
就在我几乎忘了曾经寄过的信时，却收到了她的来信。信上说，她一直在外面忙巡回演出，还说有时间来省城找她，她带我去看画展。不可否认的是时间能冲淡一切，不管当时经历得多么刻骨铭心，只要经历了时间的打磨，它都会变淡。在记忆的河流里偶然间或者偶尔想起这段往事时，我甚至怀疑这段记忆的真实性，是否真的收到过她的回信。特别是多年以后在网络上看到她的消息，说她在西北五省的秦腔大赛得了个什么冠军，我才知道，现在她已经是西北曲艺界的名人了。她曾经给我回了信么，我翻箱倒柜地寻找记忆中的那封信，遗憾的是，我真找到了，虽然信签纸已微微泛黄，但纯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
经理派我们外出放录像，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好久没这样的外出任务了，不管什么生意，不规范的时候最好做。对录像的放映管理条例，办公室贴了一墙，从进货渠道到放映内容都有了约束。过去放片子时打打擦边球，放点群众喜闻乐见的“带镜头”的还能吸引人气，现在公安局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老剧院”的生意也大不如从前。据说公安局马上还要进一辆带雷达的车，专门接收录像的信号。那种车我是在反特的电影中见到过的，车顶上装有一个来回转动的雷达，专门接收地下党秘密电台发出的信号。 “蹦蹦车”的驾驶室坐满了人，当、当、当地上路了。我和猴子最年轻，只有“漂”大厢的份，风吹得我们的头发乱扎，我们心里还是高兴极了。这是通往省城的道路。中途休息时，司机说我们的目的地离乌鲁木齐只有一百公里，我和猴子强烈要求去乌鲁木齐“浪”一圈，司机说，这样的车进省城只怕是要罚款，再说经理知道就麻烦了。那我们也得找个没去过的地方吧，这里离天池不远，司机说。好，好，好，那咱们就去天池。司机想了想又说，天池那么高，这个车爬不上去。
鸽子说不让我送她了，是在我把所有会唱的歌唱完之后，她说和她弟弟一起回家。
“老剧院”组织旅游，乌鲁木齐我到底还是去了。安顿好之后，我和猴子去X剧院看录像。我知道X剧院一楼唱秦腔，二楼放录像，她说过的。走到剧院门口就见大红的宣传牌上写着她的名字。进了剧院我就盘算着见了她该说些什么，按理应该去后台直接找她的，可我实在没有勇气。没想到还真的见她从剧院门口背着个包匆匆进来，猴子眼尖，一眼就认出了她：“嗳，那不是在咱们‘老剧院’演过戏的吗？”我心里一慌，忙把猴子一拉说，走，上楼，录像马上就开始了。
我偶然值了一次班，也就偶然发现鸽子根本就不是和她弟弟一起回家，是猴子送她的。猴子在前面骑，她在后面还搂着他的腰。第二天，经理在门口大喊水池子的狗鱼怎么一晚上全死光了，我說可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也就是同一时间里，拉牛肉面的大师傅在后堂嚷嚷：才买的蓬灰怎么就没了。
“老剧院”的录像生意一天比一天差，挨过多日，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经理毅然决定将“老剧院”内的所有椅子全部拆除，改成大众舞厅。与此同时，我也决定了另外一条谋生的道路。
最后一次听秦腔是去年在西安的出租车上，听交通广播一个观众互动栏目，一个女声唱段。
祖籍陕西韩城县，
杏花村中有家园，
姐弟姻缘生了变，
堂上滴血蒙屈冤。
多年不听，猛地我就觉得又有类似触角似的东西在我体内探头探脑。我说这是《三滴血》中的唱段，满口陕西话的司机说：“一听你就不是这里的人么，咋还知道三滴血？”我当然知道，当年她在“老剧院”唱这出的时候，我在台下侧耳聆听。
二十年后再回小城，“老剧院”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崭新的宾馆。酒酣耳热之际我问猴子：“你那时到底把鸽子怎么着了？”猴子说：“也没怎么着，就是接个吻什么的，那个年龄还敢干啥。”说完猴子瞄着我说：“我发现你这家伙记性好，都是几百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了，你还记得。”我说：“心理医生说我的心理年龄停滞在成长的某个阶段了，你们都在成长，而我老是生活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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