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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奥尔良市在2005年所遭受的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和水灾袭击，为美国数十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这两次飓风也唤醒了学者对灾难研究的注意力。灾难不仅冲击了社会结构，造成了不同群体聚合或边缘化，也作为一种显示器，昭示在灾难过程中最为脆弱的是穷人群体。人类学家不仅要研究灾难的影响与结果，也应该联合起来，参与救灾活动，直接为受害群体提供援助。
［关键词］苏珊娜•M•霍夫曼；灾难人类学；社会结构；灾难显示器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1）06—0036—03
作者简介：苏珊娜•M•霍夫曼（Susanna M. Hoffman），女，美国人，知名灾难人类学专家，曾任旧金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现为独立学者和作家；黄春（1963-），女，四川达县人，西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四川 成都 610041；彭文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华莱士（F. C. Wallace 1956a, 1956b, 1957）就已经开始研究灾难及其对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未引起人类学家的重视。我们中大多数人对所研究的社区和主题趋向于认为似乎所选的地点的结构从来没有受过灾害的侵袭，而且也没有因这些事件的发生而形成混乱的格局。②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地点时常都受到灾难性事件的袭扰——或源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谓的四元素：土、水、气、火；或肇端于人类的过失与渎职。许多地方要么周期性地经历这些事件，要么是非周期性地因这些事件，断续或可预测性地内嵌于当地或政治之中。
过去几年来，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与社会领域里的数起灾变强化了人类学的研究兴趣。2005年新奥尔良发生的两次袭击，即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袭击，又一次唤醒了我们的注意力。③这两次飓风不仅拭去了我们主要的文化带的繁荣参数之一，而且也摧毁了一个带有特色性的、且受珍爱的亚文化城市。正因为如此，居住在受灾区的人口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也的的确确、或多或少地渗透进了一人口群的文化意识。所以，或许我们应该在研究中更多地探讨灾难的结果。
一、社会结构的损毁
灾难几乎不可避免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向我们全面展示了这些变化。最明显的是，一个社区的物质外观会被改变。不过，随着物质外观的变化，社会结构也会受到破坏，再也不能修复如初。一个社区的经济解体——工作场所不复存在、交通中断、顾客逃离，于是湾区的农夫、生动活泼的爵士乐演奏者、卡津厨师④、工人、商店经营者、家佣和园丁们也因此迁走。新的领导阶层兴起，新的政治纲要也开始实施。旧的领导阶层有时会被摒弃，幸存者们被原来曾参与过的社区疏离。实际上，在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为灾民们提供的移动住宅也变成了隔离的城市新区，其中不少不公正地变成了一种幸存者贫民窟。这种边缘化情形不限于物质方面。幸存者们现在发现应该与那些彼此利益相关、有共同的话语的人聚合在一起。他们对那些未受灾的人开始心存敌意，而且具体的敌人总是会出现。在新奥尔良的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中，FEMA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美国联邦紧急管理署）就成了敌人，紧随其后的是各大保险公司。而且，一种“聚合”（convergence）的现象以前所未闻的规模在发生。灾难发生后各种外来者纷纷抵达现场，包括工程师、建筑商、经纪人及其机构、货郎、专家和开发商等。他们的观念、规则和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在经历了飓风和水灾后，一群建筑师们已在讨论他们将如何重新规划一个“新的”新奥尔良市，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灾前新奥尔良的居民。
这些不过是灾难所造成的一些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我们或许更应该将其视为所研究地点的构成部分。其他的还包括工会组织的毁损、性别歧视的反弹、新的宗教仪式的产生，以及先前废弃的风俗习惯的回归。
二、作为显示器的灾难
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还鲜明地呈现了有关灾难的另一个层面。灾难也是显示器，它们揭示了某一社会和文化不太彰显的进程，尤其是灾难中谁会变得更加脆弱的问题。灾难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并非单纯的物态事变，而是长时段之内由社会构建、生产出来的。卡塔琳娜和丽塔飓风之后，虽非一定，但通常最为脆弱的是穷人，而且在穷人中，最为脆弱的是我们国家里长期处于弱势的非主流种族群体。被揭示出来的是被一些人称作“布帘”（cotton curtain)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足以让我们惊骇的是我们人口中的一部分如此穷苦、如此缺乏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他们在灾难中受害最深。两次飓风也昭示了我们群体中部分人的风险运作程度，或许对那些自鸣得意，“开发”该地区的人来说更是如此。飓风、洪水和海岸防护堤的垮塌，周期性地侵袭居民区。一百多年来，新奥尔良市中心的那条汹涌的河流从北面绵延数十英里直到海边，虽被人工控制，但仍难以驯化，危险程度也很高。这些因素都被湮没在灾难的最佳搭档——缄默与否认的迷雾之中。
卡塔琳娜和丽塔飓风之后，通常被忽略的人类学的另一面也开始崭露头角，或者应该说是走向前沿。人类学家开始思考对那些受到灾害侵袭的人来说，能做些什么来施以援助。这也是我们通常称为应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不过在卡塔琳娜和丽塔飓风灾害的个案里，实际上是援助的问题。我们是专家，不过我们不是属于那种只会讲“文化应对”这样的陈词滥调的人。我们属于那种能直接参与受灾人群活动的人，因此我们也许更为熟悉并能努力提供幸存者们的真实所需。在这里，我不仅认为我们应加强对灾难影响的研究，而且也呼吁在发生像卡塔琳娜和丽塔飓风这样的灾难以后，作为人类学家的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有所施为。
注释：
① 本文原刊于美国人类学会主办的2005年11月《人类学动态》(Anthropology News)。苏珊娜•M•霍夫曼（Susanna M. Hoffman）博士赐稿并授权翻译成中文发表。
② 人类学家们习惯将自己研究的文化与社会看作是“传统性的”，脱离了时间的范畴，很少受到外界或非常态因素的干扰。这种习惯思维使人类学家们常以敌视或漠视的态度来看待变化，包括灾变对社区的影响。
③ 即2005年8月29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袭击，飓风引发的洪水淹没了该市大部地区，导致大量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为美国数十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
④ 路易斯安那州的卡津人是加拿大境内法语区的阿卡迪亚人的后裔。
参考文献：
[1]Anthony F. C.Wallace.Revitalization Movement[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6，58: 204-81.
[2]Anthony F. C.Wallace. Human Behavior in Extreme Situations [M].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56.
[3]Anthony F. C.Wallace. Mazeway Disintegration: The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Socio-Cultural Disorganization [J].Human Organization, 1957, 16: 23-27.
[4]Anthony Oliver-Smith and Susanna M. Hoffman, eds. The Angry Earth: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M].London: Routledge, 1999.
[5]Susanna M. Hoffman and Anthony OliverSmith, eds. Catastrophe and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M].Santa Fe,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2.
收稿日期：2011-09-10
责任编辑 彭文斌
［关键词］苏珊娜•M•霍夫曼；灾难人类学；社会结构；灾难显示器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1）06—0036—03
作者简介：苏珊娜•M•霍夫曼（Susanna M. Hoffman），女，美国人，知名灾难人类学专家，曾任旧金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现为独立学者和作家；黄春（1963-），女，四川达县人，西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四川 成都 610041；彭文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华莱士（F. C. Wallace 1956a, 1956b, 1957）就已经开始研究灾难及其对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未引起人类学家的重视。我们中大多数人对所研究的社区和主题趋向于认为似乎所选的地点的结构从来没有受过灾害的侵袭，而且也没有因这些事件的发生而形成混乱的格局。②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地点时常都受到灾难性事件的袭扰——或源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谓的四元素：土、水、气、火；或肇端于人类的过失与渎职。许多地方要么周期性地经历这些事件，要么是非周期性地因这些事件，断续或可预测性地内嵌于当地或政治之中。
过去几年来，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与社会领域里的数起灾变强化了人类学的研究兴趣。2005年新奥尔良发生的两次袭击，即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袭击，又一次唤醒了我们的注意力。③这两次飓风不仅拭去了我们主要的文化带的繁荣参数之一，而且也摧毁了一个带有特色性的、且受珍爱的亚文化城市。正因为如此，居住在受灾区的人口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也的的确确、或多或少地渗透进了一人口群的文化意识。所以，或许我们应该在研究中更多地探讨灾难的结果。
一、社会结构的损毁
灾难几乎不可避免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向我们全面展示了这些变化。最明显的是，一个社区的物质外观会被改变。不过，随着物质外观的变化，社会结构也会受到破坏，再也不能修复如初。一个社区的经济解体——工作场所不复存在、交通中断、顾客逃离，于是湾区的农夫、生动活泼的爵士乐演奏者、卡津厨师④、工人、商店经营者、家佣和园丁们也因此迁走。新的领导阶层兴起，新的政治纲要也开始实施。旧的领导阶层有时会被摒弃，幸存者们被原来曾参与过的社区疏离。实际上，在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为灾民们提供的移动住宅也变成了隔离的城市新区，其中不少不公正地变成了一种幸存者贫民窟。这种边缘化情形不限于物质方面。幸存者们现在发现应该与那些彼此利益相关、有共同的话语的人聚合在一起。他们对那些未受灾的人开始心存敌意，而且具体的敌人总是会出现。在新奥尔良的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中，FEMA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美国联邦紧急管理署）就成了敌人，紧随其后的是各大保险公司。而且，一种“聚合”（convergence）的现象以前所未闻的规模在发生。灾难发生后各种外来者纷纷抵达现场，包括工程师、建筑商、经纪人及其机构、货郎、专家和开发商等。他们的观念、规则和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在经历了飓风和水灾后，一群建筑师们已在讨论他们将如何重新规划一个“新的”新奥尔良市，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灾前新奥尔良的居民。
这些不过是灾难所造成的一些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我们或许更应该将其视为所研究地点的构成部分。其他的还包括工会组织的毁损、性别歧视的反弹、新的宗教仪式的产生，以及先前废弃的风俗习惯的回归。
二、作为显示器的灾难
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还鲜明地呈现了有关灾难的另一个层面。灾难也是显示器，它们揭示了某一社会和文化不太彰显的进程，尤其是灾难中谁会变得更加脆弱的问题。灾难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并非单纯的物态事变，而是长时段之内由社会构建、生产出来的。卡塔琳娜和丽塔飓风之后，虽非一定，但通常最为脆弱的是穷人，而且在穷人中，最为脆弱的是我们国家里长期处于弱势的非主流种族群体。被揭示出来的是被一些人称作“布帘”（cotton curtain)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足以让我们惊骇的是我们人口中的一部分如此穷苦、如此缺乏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他们在灾难中受害最深。两次飓风也昭示了我们群体中部分人的风险运作程度，或许对那些自鸣得意，“开发”该地区的人来说更是如此。飓风、洪水和海岸防护堤的垮塌，周期性地侵袭居民区。一百多年来，新奥尔良市中心的那条汹涌的河流从北面绵延数十英里直到海边，虽被人工控制，但仍难以驯化，危险程度也很高。这些因素都被湮没在灾难的最佳搭档——缄默与否认的迷雾之中。
卡塔琳娜和丽塔飓风之后，通常被忽略的人类学的另一面也开始崭露头角，或者应该说是走向前沿。人类学家开始思考对那些受到灾害侵袭的人来说，能做些什么来施以援助。这也是我们通常称为应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不过在卡塔琳娜和丽塔飓风灾害的个案里，实际上是援助的问题。我们是专家，不过我们不是属于那种只会讲“文化应对”这样的陈词滥调的人。我们属于那种能直接参与受灾人群活动的人，因此我们也许更为熟悉并能努力提供幸存者们的真实所需。在这里，我不仅认为我们应加强对灾难影响的研究，而且也呼吁在发生像卡塔琳娜和丽塔飓风这样的灾难以后，作为人类学家的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有所施为。
注释：
① 本文原刊于美国人类学会主办的2005年11月《人类学动态》(Anthropology News)。苏珊娜•M•霍夫曼（Susanna M. Hoffman）博士赐稿并授权翻译成中文发表。
② 人类学家们习惯将自己研究的文化与社会看作是“传统性的”，脱离了时间的范畴，很少受到外界或非常态因素的干扰。这种习惯思维使人类学家们常以敌视或漠视的态度来看待变化，包括灾变对社区的影响。
③ 即2005年8月29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袭击，飓风引发的洪水淹没了该市大部地区，导致大量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为美国数十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
④ 路易斯安那州的卡津人是加拿大境内法语区的阿卡迪亚人的后裔。
参考文献：
[1]Anthony F. C.Wallace.Revitalization Movement[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6，58: 204-81.
[2]Anthony F. C.Wallace. Human Behavior in Extreme Situations [M].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56.
[3]Anthony F. C.Wallace. Mazeway Disintegration: The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Socio-Cultural Disorganization [J].Human Organization, 1957, 16: 23-27.
[4]Anthony Oliver-Smith and Susanna M. Hoffman, eds. The Angry Earth: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M].London: Routledge, 1999.
[5]Susanna M. Hoffman and Anthony OliverSmith, eds. Catastrophe and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M].Santa Fe,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2.
收稿日期：2011-09-10
责任编辑 彭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