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严格来说，我最早接触的新诗是昌耀老师的诗。所谓严格，即通读诗集，并对我深具影响。昌耀诗歌中丰富的意象和深奥的词汇，看起来像深埋大地的宝藏，很古旧，符合我的审美，那是茶凉的、怀旧的基调。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神性藏地，我曾在《青海日报》介绍藏地诗歌的引言中写道：“西藏大地的每一个石块里都栖居着一位神明。”藏族早期的宗教信仰“本波”就是泛神論，对藏族的世界观影响很大，对我的诗歌创作也深具影响，在我早几年的长诗中大量的意象来自于西藏神话。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抒写特质，在同辈内地诗人中，书写者渐渐分流、细化，各有所持，抒情者耽于抒怀，叙事者“喋喋不休”，说话者“我写我口”。
　　当然，我不能以我现在的审美趣旨，否定过往的诗歌之路，远且不说，在我开始养成书写习惯时对抒情诗抱有一种幻灭感。我最初认真阅读的《昌耀抒情诗集》，封面是一个裸体男人膂力弯腰拉琴的雕塑，诗歌——在当时看来仿佛是一种苦修，就像庞德在《地铁车站内》中写到的“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那是我站在诗歌的车站里对诗歌的第一感受，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深陷其中。直到2008年左右，网络文学红火，才发现“口语诗”等一系列形式各异的先锋创作，吟哦玩味，很是有趣，于是调转笔头也试着写了几年，尝试到不同的乐趣。
　　与其说我从未舍弃抒情，倒不如说我混搭了口语、抒情和叙事，尤其是现在我越来越喜欢那种不厌其烦的叨叨絮絮，以叙说之口吻将所见所闻化而诗之。我在诗歌里要说很多的“话”，而不是一味地“散文式”抒情叠加。
　　3
　　朋友在送我的书的扉页上写道：“诗歌中的神秘可能包括未来的方向或者神旨的意义，坚持到中年以后的写作，记得在年老的时候变得神秘！”——这话在当时揣摩良久，或许也暗合了我的写作径迹。如果有转变，并且是在这时候，可能是对少年时期的一种回想，一种对生命本质上的体认、经验，不再是大口啜饮美酒，而是不急不慢地、悠然地喝茶、呷酒。这个时候适合走漫长的人行道，不再动辄兴奋、猎奇。中年写作是学不会的，而我们谁都可以葆有童心，学写童诗。
　　在写作的过程中，总会有不确定的变化。譬如现在，看了不少，也写了不少现代诗，它们的写实手法，完全都是精致的小小说。粗略算来，约莫十年，我一直在寻找的路上，我所要表达的文学事实会根据个人写作经验、阅读经验、生活经验前行。
　　4
　　海子的麦地远去，藏地的格桑花也萎蔫凋零，一些诗人坚持以为，这些最基本的藏地意象，才能衬托出诗歌主旨和作者的民族特征，但现代诗不买这个账。的确，作为藏族，宗教情怀在我们的内心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在诗歌中大量的掺杂和堆砌直白的宗教和地域“标识”，在我以为是不完整的。
　　艰难险阻的高地险境和藏传佛教是外人猎奇藏地的两块主因，对我而言，这些皆是生活常态，并不感到稀奇，浑然不觉中的自然流露才最可贵。
　　5
　　昌耀在其长诗《慈航》中写道：“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这曾是我诗歌创作的基调，以后也将是，只是它将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我的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