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掠劫，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从他们的行为来看，胜利者也可能是强盗。一场对圆明园的空前洗劫开始了，两个征服者平分赃物。真是丰功伟绩，天赐的横财?选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他的口袋，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了他的箱子。然后，他们手挽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历史。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
　　……
　　———维克多·雨果
　　致巴特勒上尉的信
　　１８６１年
　　
　　千万宝物散落世界各地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绵不绝，光耀于世，浩瀚的文化古籍和巧夺天工的文物珍品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
　　
　　但自近代以来，承载中华厚重历史文化的文物却以惊人的速度流失海外。据国家文物局教授、高级工程师罗哲文先生介绍，从国宝流失的数量上讲，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球４７个国家的２１８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１６３万件，而该数目充其量也只相当于在世界所有私人手中收藏的中国文物的１／１０。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教授经过十多年的实地考察和文献查考后认为，中国仅流失海外的名画就达３００００件以上。
　　这些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或者在博物馆、美术馆、学校图书馆，或者在私人收藏家手中。
　　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是欧洲，其中以英国所藏最多。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剑桥的费茨威廉博物馆、剑桥大学博物馆，牛津的亚士摩兰博物馆，爱丁堡的皇家苏格兰博物院，都有大量的中国文物。此外在布里斯托、格拉斯哥等地，也都有丰富的藏品。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馆最为著名，其收藏中国文物的数量和质量，都是首屈一指。号称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极高地位的作品，被称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开卷之图”。大英博物馆的唐三彩、陶俑、雕刻藏品质美量丰。而敦煌文物的收藏，特别是唐代画幡、绢画、写经和文书的收藏，更是举世无双，玉器、瓷器、珐琅的收藏也很丰富。院中也有不少珍贵的青铜器，也曾经有殷墟甲骨，原为美国传教士方法敛搜刮的旧物，后转到不列颠图书馆。
　　
　　在欧洲国家中，法国收藏的中国文物仅次于英国。卢浮宫博物馆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其分馆吉美博物馆是亚洲文物的专馆，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的文物，达３００００件以上，尤以原始社会的彩陶器、商周青铜器、瓷器和敦煌画幡为大端。瓷器的收藏量达６０００多件，多为精品，是除北京故宫以外的最大的中国瓷器收藏中心。巴黎市立东方博物馆所藏文物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物达１００００多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
　　在美国，有世所公认的七大收藏中国文物的中心：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收藏中，以亚洲艺术品最为丰富，而亚洲艺术品中又以中国的藏品最多，共有１０个中国文物陈列室，分为雕刻、绘画、铜器、陶瓷等。在古代绘画室中，有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历代帝王图》，宋徽宗赵佶临摹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和他签押的《五色鹦鹉图》，还有宋代擅长画墨龙的陈容的《九龙图》。
　　
　　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介绍，弗利尔美术馆以大宗的青铜器收藏而闻名。这些青铜器大多是从美术角度精选的，对于研究器物形制和纹饰有特殊价值。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及新近落成的沙可乐博物馆，也有不少珍贵的青铜器、铜镜等，玉器尤其精美，如一件有字的商代玉戈、有线刻纹的玉斧等。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在有计划地收藏中国文物。现在全日本共有１０００多座博物馆、美术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的文物。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最为丰富，该馆设有东洋陈列馆，共有五大展室，专门陈列中国的文物。大仓集古馆、静嘉堂、根津美术馆、出光美术馆、藤田美术馆、藤井齐成会有邻馆、东京五岛美术馆、白鹤美术馆、大原美术馆等也是各有特色的著名收藏馆。值得一提的是静嘉堂和藤井齐成会有邻馆。前者由三菱集团岩崎弥之助父子收集的藏品组成，中有古典汉籍１２万册，这其中就有清末大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包括宋刻书２００种、元刻本４００种和１５万卷善本书，均是在陆死后被他妻子卖给日本人的。后者是日本著名的私立美术馆，收藏中国珍宝非常丰富，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中国古印，总数达６０００方以上，包括号称“收藏甲海内”的清代金石学家青岛人陈介祺的旧藏和清末大员吴大澂、端方的藏品。而白鹤美术馆则以青铜器的收藏闻名，商周青铜器达１０００余件，重要的收藏有１９２６年洛阳郊外唐墓中的所有出土文物和１９２８年殷墟出土的文物。
　　
　　谈到日本收藏的中国文物，必须提一下甲骨。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２０ 万片甲骨，流失海外的就约有２６７００片，遍及日、美、英等１２国。其中日本最多，达１２４４３片。这些甲骨大多藏在东洋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至于有人哀叹“甲骨文在中国，甲骨学在日本”。
　　俄罗斯、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和瑞士等其他国家也都有相当丰富的中国文物收藏。
　　
　　宝物何时遗海外
　　
　　如此众多的精美文物是如何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呢？
　　除了其中很少一部分是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出去的以外，绝大多数是以非法途径流失的。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闯进“万园之园”圆明园，大肆抢掠、砸毁，最后放火焚烧。无数珍宝被抢劫一空。据《石渠宝芨》记载，圆明园所藏历代名画有２００多幅在此次浩劫中或被焚毁，或被劫掠。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唐人所摹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沈源所画《圆明园十景》，都出自圆明园。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公开洗劫三天，之后，军人的私下抢劫也没有停止。古观象台遭到德、法侵略者的劫掠；紫禁城被劫，有后来的《洋人拿去乾清宫等物品清单》为证；作为联军总部的中南海也被劫掠；圆明园又再次沦为被掠夺的目标，八旗兵丁和地痞也趁火打劫；英、德、法、意四国抢劫保定的古莲池，并纵火焚烧。《庚辛记事》说，经此浩劫，中国“盖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１８９９年在安阳殷墟发现了甲骨。这些甲骨是中国殷商后期的王室档案，内容几乎涉及了３０００年前殷商时期的方方面面。但自出土之日起，这些甲骨便惨遭流失。外国传教士库寿龄、方法敛、明义士等较早收集了众多甲骨。据较为确切的统计，安阳小屯出土近２０万片甲骨。在海外收藏中,日本最多，加拿大次之，计共有十二个国家或地区收藏，约２６７００片。
　　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中国西北是世界各国探险家的“乐园”。一些探险队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此肆意盗窃文物，非法窃取中国文化遗址的物品，造成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敦煌藏经洞，拥有宝藏无数，美轮美奂的壁画和泥塑表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然而，自１９００年被发现后，敦煌宝藏的灾难便降临了。１９０７年，英国人斯坦因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藏经洞来。他千方百计诱骗千佛洞主持王道士，拣选了２４箱古写本，五箱古画和丝绣品，计一万余件，全部运抵伦敦大英博物馆。而他为这些稀世奇珍只付给王道士５００两银子和交了１３０镑税金。１９１４年，斯坦因又从这里骗走五大箱手稿，计有６００多卷佛经。其中公元８６８年的木刻本《金刚经》，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从吐木休克和库车已经攫掠了许多珍贵文物，其中有用库车早期文字所写的佛教经典。在敦煌密室里，伯希和翻阅了三个星期，将斯坦因遗漏未取的全部精品捆载而去，付出的代价仍然是区区５００两白银。同时，他还逐洞摄影，编印出六大本《敦煌千佛洞壁画集》。几年后，千佛洞被白俄士兵严重破坏，竟使这批照片成了反映千佛洞壁画原貌的稀有资料！
　　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从这里骗走了约６００份经卷，俄国的鄂登堡不仅盗走许多彩色塑像，还盗走了２００多份手稿。
　　美国人来到敦煌时，这里易于携带的文物已经不多了，因此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大型壁画和雕塑。１９２４年，兰登·华尔纳用树胶粘走３６方唐代壁画，还盗走一尊精美的盛唐彩塑菩萨像，又在泾州下王母庙石窟盗走七个菩萨头像、一段唐代菩萨残躯，在居延海黑城子盗走一尊彩塑佛像、几方壁画。由于增加了这些文物，哈佛小小的福格博物馆顿时身价百倍。次年，野心膨胀的华尔纳又带着大批胶布，企图粘走完成于公元５３８至５３９年一个洞窟的全部壁画，由于当地愤怒的百姓群起攻之，才未能得逞。
　　据统计，现在敦煌遗书在国内仅存２万件，而英国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１．３７万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６０００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有１．２万件，英国印度事物部图书馆约２０００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有敦煌文物收藏。除此之外，黑水城的西夏历史文化遗迹、楼兰古城遗址、于阗古国遗址、龟兹石窟、高昌佛教遗迹、佉卢文木简和西北的魏晋简牍，叠遭劫难。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一经发现，便是惨遭厄运的开始。
　　
　　清朝灭亡后军阀混战，后又有日寇侵华，文物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和数量流失国外。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大量赏赐、抵押、盗窃珍贵故宫文物；１９２４年被赶出故宫后，又携带出大量珍宝。逃往天津后，他不断出售文物，清宫珍宝开始散佚。１９２８年７月，军阀孙殿英用炸药炸开慈禧的清东陵和乾隆的裕陵，将地宫中的珍宝洗劫一空，绝大多数被孙殿英用于购买军火而散落异域他乡；１９４５年冬，一股土匪又将东陵中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及其后妃的寝陵破坏、盗窃。
　　日本侵华战争更是给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带来了一场浩劫。日本侵略者除公然将中国沦陷区的大量馆藏文物运回日本外，还在中国东北、华北地区非法进行了长时间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也全部被运回日本。这一时期流失最严重的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至今仍为国人魂牵梦绕。
　　建国后，康生、陈伯达等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许多珍贵文物占为私有。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文物又被当作“四旧”损毁，文物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文物流失不计其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盗挖古墓和古建筑遗址肆虐，“要想富，挖古墓，一夜能成万元户”，成为当时流行于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中西部省份的一句顺口溜。此外，博物馆被盗和管理人员监守自盗的事件也层出不穷，使得文物走私日趋疯狂，呈现出大批量走私增多、珍稀文物流失增多、内外勾结增多的特点，使我们的文物保护事业面临严峻的挑战。
　　
　　让海外遗珍重归故里
　　
　　文物的流失是民族血脉的流失。让流失海外的国宝重回祖国，这是所有炎黄子孙长久以来难以释怀的情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国家对文物和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开始出现流失文物的回流。建国后，中国政府开始通过出资购买或外交途径收回一些文物。
　　１９５１年６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把《永乐大典》１１册送还我外交部；１９５４年６月，苏联列宁图书馆又把原藏日本满铁图书馆的《永乐大典》５２册，送还给我外交部；１９５４年，苏联科学院把《永乐大典》“梦”字韵的一册送还给我国访苏代表团；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东德总理格罗提渥访华期间，将流落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三册《永乐大典》送还给我国。这些是《永乐大典》自１９００年被八国联军从北京翰林院抢去之后，首次被送还给我国。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特殊的国家关系使得彼此送还文物成为可能。
　　赎买《中秋帖》和《伯远帖》这个案例，显示了国家对珍贵文物的高度重视。《中秋帖》为王献之所书，《伯远帖》是王珣的真迹，加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就是乾隆帝爱不释手的《三希帖》。自乾隆至清末宣统年间，《三希帖》一直被保存在清宫；但自辛亥革命清帝逊位后，“三希”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就被光绪的瑾妃悄悄带出宫外卖给小古董铺。刚一露面，就被袁世凯的大红人郭葆昌以高价买去。解放前夕，“二希”被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仪带到台湾，后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不成，又被携至香港，被抵押给银行换取贷款。因被银行催款，郭昭仪打算出售。当时徐伯郊正在香港为国家抢救流失的国宝，便请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最终以３５万港元成交。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被带到台湾，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先后从香港收回了唐代以画牛著称的韩滉的《五牛图》，从印度收回从北京天坛流失的金编钟，从美国和英国收回了即将被拍卖的湖北被盗的战国铜墩及其他走私文物。
　　当前，国内的一些博物馆和企业也在不断地收回这些代表传统文化的无价之宝。在这方面，上海博物馆和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海博物馆积极抢购流散海外文物，著名的有吴王夫差盉、晋侯苏编钟、吴王光剑、春秋早期子仲姜盘、错金银鸟篆壶等。作为近来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的简帛研究，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竹简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后者就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买的。１９９３年初，香港文物市场出现了一批竹简，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立即告诉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并寄去几支《周易》简的摹本，凭着职业的敏感，马承源先生立即判明了这批竹简的价值。经与港方几次协商，最终决定立即出资收购。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２００余件竹简运抵上海。２００３年４月，上海博物馆又以４５０万元的巨额资金从美籍犹太人收藏家安思远的手中购回了被誉为“法帖之祖”的北宋刻《淳化阁帖》。当时，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激动地说：“这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文物回归。”
　　保利艺术博物馆自１９９８年以来，也相继从海外收集了一百多件青铜器，较为著名的戎生编钟，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套编钟，铭文中有“穆天子”一词；蟠虺纹编鎛，是春秋时期按实用乐器制作的礼器，个体之大是春秋时期编鎛中少见的；其他如蟠螭纹鼓座、镶嵌鸟兽纹壶等。
　　
　　海外侨胞、国际友人中也慷慨解囊，买下文物并捐赠给国内的博物馆。就如上文提到的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竹简，其中就有一批是香港的华侨买下来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而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流失的十扇铜窗，就是美国国际集团友邦保险公司创办人斯达先生的基金会于１９９３年７月从法国收藏家中购得，并无偿送还中国。
　　当然，用重金从国外买回流失的国宝，是我国收回流失海外文物的一种方式；近来，根据联合国公约，利用外交、司法等手段，也陆续从国外收回一些文物。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７日，美国纽约海关边防局正式移交给中国驻美大使的六件被盗走私出境的中国西汉陶俑，就是根据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的通报，同美国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取得的结果。虽然利用这种方式可以不必付出数额巨大的资金，但是适用的范围，与流失海外庞大的文物相比，还是很有限的。
　　
　　回归路漫漫
　　
　　虽然现在文物保护有法理上的依据，但从数量上讲，能够归还的文物和事实上归还的，只是流失文物中的很少一部分。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９日，大不列颠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１９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原属国。《声明》称：“长期以来，这些获得的物品，不管是通过购买还是礼品交换等方式，已经成为保管这些文物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且延伸为收藏这些物品的国家的一部分。”
　　此外，他们还从法律角度，认为占有国目前所占有的文物是合法的，各种文物收藏机构均无权让渡他们的藏品。其原因在于文物占有国有足够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保护文物，而文物的原所有国则不能很好的予以保护；他们还认为文物不仅是创造国的历史遗产，更是全人类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文物占有国现在有发达的科学和研究能力，使得这些文物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
　　也许，众多的海外遗珍，还会在她们目前的栖身地继续耐心等待回家的日子；而我们还要为重新聚拢这些散落的国宝付出艰辛的努力。
　　
　　文物归还的国际法依据
　　
　　针对战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巨大破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１９５４年组织主持了《海牙公约》，规定“缔约国”“在武装冲突中不使文物置于可能面临破坏或损坏的境地；制止对这些文物的任意敌对行动”；“禁止、防止以及必要时制止对文物的任何形式的偷窃、抢劫和占用”，使文物保护取得了法理依据。但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实行。
　　面对文物走私和非法交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１９７０年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物和转让文物所有权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切实措施，减少、杜绝文物走私和非法交易。虽然确立了一些原则，但缺乏可操作性，真正批准的国家也不是很多。１９７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遂召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为促进文物归还和偿还原有国的政府间委员会”规约。１９９５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召开的关于国际范围内返还文物的外交大会，通过了《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文物返还公约》）最后的文件和公约文本。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最后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