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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7年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立项201710656041。
摘 要：近年来一股“汪曾祺热”悄然形成。然繁盛的另一面也不难看出，汪曾祺散文在题材、内容、情节上的重复屡见不鲜，甚而达成可观的规模。本文旨在通过“汪氏自传体系列散文”这一线索深入挖掘和探讨其散文重复现象的价值和可能性，拓展并深化汪曾祺研究。
关键词：汪曾祺散文；重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2
“散文的最大特点，是自由。”一九九二年，汪曾祺于《当代散文大系》总序中提及近年散文不足之处，由此可反现汪曾祺晚年相对成熟散文观：其一，散文是“家常的”文体，可以写得“随便”一些，不必过于狭窄；再者，中国当代散文的复兴需要不断从民族传统、外国作品中汲取营养；除此之外，一个作家要做到真正的创作自由，需对生活非常熟悉，从而可以随心所欲、挥洒自如。一九八九年，汪曾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散文集《蒲桥集》问世，初版本封面上作者自撰广告词“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是其散文观最集中的体现。前有《晚翠文谈》《旅食集》，后继之《塔上随笔》《逝水》《独坐小品》，于编排与行文中，可以看出汪曾祺在拓展散文天地多方面的尝试下，也同样践行着“苦心经营的随便”原则。
然纵观汪曾祺的散文创作，我们不难发现“重复”始终是隐含在各集背后的关键词。汪氏散文呈现在题材、情节、语言中大大小小的重复已然形成一种可观规模令人难以忽视其存在。一九九六年，奚渭明先生于《文学自由谈》中发表《汪曾祺的“重复”》一文，将汪的重复缘由归结至创作力的枯竭与拉稿出集的疏忽：“一位惜墨如金、文字精炼的老作家，在题材、内容、情节、细节，直至文字上一再重复自己，这实在令人遗憾而惋惜。退一步说，如果他在集结出版时，把重复的篇目、内容、文字，加以删改，也可以弥补一下，可惜他对此忽视了。”诚然，除却后续出版因素不论，“创作力枯竭”为论者切入“重复价值”打开方便之门。
汪曾祺的创作立足于生活，由故乡风物到故人往事，无不怀着其浓厚的生活印记。提炼其题材背景，大可分为高邮、昆明、上海、张家口和北京五地。《逝水》是汪曾祺所作带自传、回忆性质的系统散文，“重复”作为现象首先在“高邮生活”中体现并勾系内外部：将清朝拔贡、医眼、节省作为关键词，《自报家门》《我的祖父祖母》中曾对“祖父”做过相类似的叙述；如换做是祖父对“孙儿的偏爱”，《自报家门》与《自得其乐》两篇内亦有片段相看不厌；更为显著的是从“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着眼，该情节描述以《我的父亲》为详，在《两栖杂述》《多年父子成兄弟》《自报家门》《自得其乐》《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等篇目出现不同程度上切片式的重复；除此之外，“母亲画像”“徽州人”“徽州菜”等单句叙述同样可找到相似归属。一九三九年，汪曾祺辗转多地至昆明考大学，路患疟疾一真实回忆在《自报家门》《旧病杂忆》《七载云烟》中大致相当；吴雨僧在《七载云烟》《新校舍》中为林妹妹们让座已成常态；这段时期“重复”最具代表的“沈从文”，不单其形象深植于作者的脑海中，“贴到人物来写”这条指导明里暗里反复体现在汪曾祺的创作；此外还有沙岭子农科所里对于“马铃薯”“多尔波液”的挚爱，京剧团时期对裘盛戎、赵燕侠的回忆，以及戏曲鉴赏中对萧恩、苏三、王宝钏、宋世杰的描述等，同样引人注目。粗略查阅作家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主要反映汪曾祺自传体散文的《浮生杂忆》与《说说唱唱》两卷，单本重复情节计算，前者27处，后者57处。
上述数据单就内容“创新”来看，一个作家再三重复不免令人诧异。然由“自由”角度看来，重复的出现为汪氏散文提供进一步的美学张力。纵观汪曾祺自传体散文重复之处，其题材上大体围绕五个生活背景展开；内容上，在生活经历的闭合区域出现频率较高，偶有涉及绝不赘言；语言上注重语感表达，用词、造句自然灵活而非机械字句上的重复；更值得注意的是，重复以阶梯式的结构在文本中穿梭，散文凭借所需元素将材料或删或减。
汪曾祺是一位讲究语言艺术的文学大家，他有意打破小说与散文之间的界限——结合小说情节的起承转合与散文重氛围的特点，为舒张“自由”的空间提供更大弹性。作为维系二者的枢纽“语言”，其同样在散文内部产生影响。“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和内容同时存在，不可剥离。”汪氏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沉积着个人涵养，它是作者思想的直接表达。通过“书面文化”与民间文学的共同淬炼，流于纸上的是顾盼有情、痛痒相关的“文气”。这种文气作为润滑剂推动着字句间的磨合与重组。所谓一枝摇，百枝动，汪氏语言风格独树一帜，正依赖于这种“活”。在汪曾祺散文重复的语句之中，不难发现其意在笔先，漫笔行文的写作习惯。信笔所之的“随便”，是汪氏主张语言本体论的直接表现。
其次，评判“重复”价值的一条重要标准：于所在篇目是否多余？汪曾祺在《小說陈言》中主张文章“刀切水洗”——不能芜杂。急于搁置材料，其结果必然致使文章拥挤不堪。小说如此，散文亦然。生活本身难以被机械切分，千丝万缕中掬起一捧记忆碎片，不同视角反映的事物、情感千差万别。基于这种指代的不确定性，重复的内容隐含在平淡质朴、如话家常的文风背后，与个人化细小琐屑的题材相得益彰。以“父亲”为例，汪淡如的生平集大成于《我的父亲》中，他是个运动骁将、艺术天才、医眼高手。他爱孩子，爱家人，平常来往三两画友……这些细节在此框架内安排得合情合理，汪老娓娓道来，亲切自然。《自报家门》与《多年父子成兄弟》是作者介绍自己的原生家庭题材的散文，父亲作为其中一角铺叙不得，便借助三两事迹将父亲多才多艺的形象勾勒出来。《自得其乐》本是篇罗列“业余爱好”的文章，于“父亲”又有何关系呢？原来汪曾祺对用墨、用水、用色的领会皆承其父，从“艺术天才”拆分出绘画的章句，点到为止。《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从父亲善弄乐器，他拉我唱引出下文，毫不赘述。此类切片式的重复如瓜牵蔓在字里行间，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再是汪的散文继承明清和五四散文的特点，讲求文气。品茗鉴古，兼述掌故。内里小考信笔所之，与文章相映成趣，绝无老饕炫技之疑。以昆明花果吃食为例，分题短章连缀式的记叙在把握文体材料起到双向沟通的桥梁作用。汪曾祺的“重复”依傍着生活经历在文章中穿行自如，可以说，这种重复来源于现实，凭借生活记忆的反复重叠构建出伫立在文本上，可自由驰聘的理想乡园。 其三，“重复”之于创新建树何在？徒留“重复”编织着理想家园的美梦，没有新鲜元素的参与，散文最终只能成为一碟子腌白菜。令汪氏散文重复价值独辟蹊径的，还在于其在拓宽散文天地方面，取得相当长足的进展。“目前的散文，怀人、忆旧、记游的较多。其实书信、日记、读书笔记乃至交待检查，都可以是很好的散文。”汪氏散文讲求“真”，首得益于生活，最终指向现实。除自传体系列散文之外，汪曾祺的“重复”还以情节为单位体现在小品、随笔、游记、文论诸多文体中。有关“沈从文”一题材的重复，很直观的得到体现。《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是较全面回忆总结沈从文生平的一篇文章。该文从人物、地点入手，依傍时间的灵活跨渡给予事件高度弹性。“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人物品《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短评《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自报家门》甚至序言《中学生文学精读〈沈从文〉》都能看到沈从文谈创作所发挥的余热。《西南联大中文系》中汪无意赘述，但该句依然保留在文中可见影响之深远。在汪的理解，作者之心要与人物贴近，同悲喜，共哀乐。汪曾祺小说《异秉》的结尾，陈相公与陶先生在厕所中相遇，他们想知道自己是否也有异秉。这种荒唐行为的描述正是贴到生活环境中去展现一代小人物的风貌。与此类似，儿时家乡的美德和俗气、西南联大的自由、沽源时期的忍耐杂糅成一股力量流动于行文之中。“重复”被赋予生命隐藏文字之后，宣告脱胎的胜利。“创作力”在故土之外，于令人望而却步的荒漠中生根发芽。
由此观之，汪曾祺的重复并非毫无意义。在汪老笔下，一座走入其内心世界的理想乡园已然构建。但此现象弊端亦显而易见——阅读价值在编修选集中消磨。近年来“汪曾祺热”悄然形成，国内多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了他的作品。汪曾祺的重复现象不单给编选者抛下难题，更是给读者的接受提出挑战。“裘盛戎病危”一节即是求“全”与求“意”矛盾冲突的表现：在《说说唱唱》中，《艺术和人品》《裘盛戎二三事》《名优之死——纪念裘盛戎》《马·谭·张·裘·赵》接连地编排，程式化的表述掩盖此中深情，这不免与汪曾祺“文求雅洁”之散文观背道而驰。汪曾祺的重复价值在现今社会中易为人忽视。相较其他作家，汪氏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蒲桥集[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6.
[2]汪曾祺.獨坐小品[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6.
[3]汪曾祺.逝水[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6.
[4]汪曾祺.晚翠文谈[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6.
[5]汪曾祺.说说唱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8.
[6]汪曾祺.浮生杂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8.
[7]奚巍鸣.汪曾祺的重复[J].文学自由谈，1996.8.15.
[8]周荷初.汪曾祺散文创作管窥[J].当代文坛，1993（4）.
摘 要：近年来一股“汪曾祺热”悄然形成。然繁盛的另一面也不难看出，汪曾祺散文在题材、内容、情节上的重复屡见不鲜，甚而达成可观的规模。本文旨在通过“汪氏自传体系列散文”这一线索深入挖掘和探讨其散文重复现象的价值和可能性，拓展并深化汪曾祺研究。
关键词：汪曾祺散文；重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2
“散文的最大特点，是自由。”一九九二年，汪曾祺于《当代散文大系》总序中提及近年散文不足之处，由此可反现汪曾祺晚年相对成熟散文观：其一，散文是“家常的”文体，可以写得“随便”一些，不必过于狭窄；再者，中国当代散文的复兴需要不断从民族传统、外国作品中汲取营养；除此之外，一个作家要做到真正的创作自由，需对生活非常熟悉，从而可以随心所欲、挥洒自如。一九八九年，汪曾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散文集《蒲桥集》问世，初版本封面上作者自撰广告词“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是其散文观最集中的体现。前有《晚翠文谈》《旅食集》，后继之《塔上随笔》《逝水》《独坐小品》，于编排与行文中，可以看出汪曾祺在拓展散文天地多方面的尝试下，也同样践行着“苦心经营的随便”原则。
然纵观汪曾祺的散文创作，我们不难发现“重复”始终是隐含在各集背后的关键词。汪氏散文呈现在题材、情节、语言中大大小小的重复已然形成一种可观规模令人难以忽视其存在。一九九六年，奚渭明先生于《文学自由谈》中发表《汪曾祺的“重复”》一文，将汪的重复缘由归结至创作力的枯竭与拉稿出集的疏忽：“一位惜墨如金、文字精炼的老作家，在题材、内容、情节、细节，直至文字上一再重复自己，这实在令人遗憾而惋惜。退一步说，如果他在集结出版时，把重复的篇目、内容、文字，加以删改，也可以弥补一下，可惜他对此忽视了。”诚然，除却后续出版因素不论，“创作力枯竭”为论者切入“重复价值”打开方便之门。
汪曾祺的创作立足于生活，由故乡风物到故人往事，无不怀着其浓厚的生活印记。提炼其题材背景，大可分为高邮、昆明、上海、张家口和北京五地。《逝水》是汪曾祺所作带自传、回忆性质的系统散文，“重复”作为现象首先在“高邮生活”中体现并勾系内外部：将清朝拔贡、医眼、节省作为关键词，《自报家门》《我的祖父祖母》中曾对“祖父”做过相类似的叙述；如换做是祖父对“孙儿的偏爱”，《自报家门》与《自得其乐》两篇内亦有片段相看不厌；更为显著的是从“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着眼，该情节描述以《我的父亲》为详，在《两栖杂述》《多年父子成兄弟》《自报家门》《自得其乐》《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等篇目出现不同程度上切片式的重复；除此之外，“母亲画像”“徽州人”“徽州菜”等单句叙述同样可找到相似归属。一九三九年，汪曾祺辗转多地至昆明考大学，路患疟疾一真实回忆在《自报家门》《旧病杂忆》《七载云烟》中大致相当；吴雨僧在《七载云烟》《新校舍》中为林妹妹们让座已成常态；这段时期“重复”最具代表的“沈从文”，不单其形象深植于作者的脑海中，“贴到人物来写”这条指导明里暗里反复体现在汪曾祺的创作；此外还有沙岭子农科所里对于“马铃薯”“多尔波液”的挚爱，京剧团时期对裘盛戎、赵燕侠的回忆，以及戏曲鉴赏中对萧恩、苏三、王宝钏、宋世杰的描述等，同样引人注目。粗略查阅作家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主要反映汪曾祺自传体散文的《浮生杂忆》与《说说唱唱》两卷，单本重复情节计算，前者27处，后者57处。
上述数据单就内容“创新”来看，一个作家再三重复不免令人诧异。然由“自由”角度看来，重复的出现为汪氏散文提供进一步的美学张力。纵观汪曾祺自传体散文重复之处，其题材上大体围绕五个生活背景展开；内容上，在生活经历的闭合区域出现频率较高，偶有涉及绝不赘言；语言上注重语感表达，用词、造句自然灵活而非机械字句上的重复；更值得注意的是，重复以阶梯式的结构在文本中穿梭，散文凭借所需元素将材料或删或减。
汪曾祺是一位讲究语言艺术的文学大家，他有意打破小说与散文之间的界限——结合小说情节的起承转合与散文重氛围的特点，为舒张“自由”的空间提供更大弹性。作为维系二者的枢纽“语言”，其同样在散文内部产生影响。“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和内容同时存在，不可剥离。”汪氏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沉积着个人涵养，它是作者思想的直接表达。通过“书面文化”与民间文学的共同淬炼，流于纸上的是顾盼有情、痛痒相关的“文气”。这种文气作为润滑剂推动着字句间的磨合与重组。所谓一枝摇，百枝动，汪氏语言风格独树一帜，正依赖于这种“活”。在汪曾祺散文重复的语句之中，不难发现其意在笔先，漫笔行文的写作习惯。信笔所之的“随便”，是汪氏主张语言本体论的直接表现。
其次，评判“重复”价值的一条重要标准：于所在篇目是否多余？汪曾祺在《小說陈言》中主张文章“刀切水洗”——不能芜杂。急于搁置材料，其结果必然致使文章拥挤不堪。小说如此，散文亦然。生活本身难以被机械切分，千丝万缕中掬起一捧记忆碎片，不同视角反映的事物、情感千差万别。基于这种指代的不确定性，重复的内容隐含在平淡质朴、如话家常的文风背后，与个人化细小琐屑的题材相得益彰。以“父亲”为例，汪淡如的生平集大成于《我的父亲》中，他是个运动骁将、艺术天才、医眼高手。他爱孩子，爱家人，平常来往三两画友……这些细节在此框架内安排得合情合理，汪老娓娓道来，亲切自然。《自报家门》与《多年父子成兄弟》是作者介绍自己的原生家庭题材的散文，父亲作为其中一角铺叙不得，便借助三两事迹将父亲多才多艺的形象勾勒出来。《自得其乐》本是篇罗列“业余爱好”的文章，于“父亲”又有何关系呢？原来汪曾祺对用墨、用水、用色的领会皆承其父，从“艺术天才”拆分出绘画的章句，点到为止。《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从父亲善弄乐器，他拉我唱引出下文，毫不赘述。此类切片式的重复如瓜牵蔓在字里行间，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再是汪的散文继承明清和五四散文的特点，讲求文气。品茗鉴古，兼述掌故。内里小考信笔所之，与文章相映成趣，绝无老饕炫技之疑。以昆明花果吃食为例，分题短章连缀式的记叙在把握文体材料起到双向沟通的桥梁作用。汪曾祺的“重复”依傍着生活经历在文章中穿行自如，可以说，这种重复来源于现实，凭借生活记忆的反复重叠构建出伫立在文本上，可自由驰聘的理想乡园。 其三，“重复”之于创新建树何在？徒留“重复”编织着理想家园的美梦，没有新鲜元素的参与，散文最终只能成为一碟子腌白菜。令汪氏散文重复价值独辟蹊径的，还在于其在拓宽散文天地方面，取得相当长足的进展。“目前的散文，怀人、忆旧、记游的较多。其实书信、日记、读书笔记乃至交待检查，都可以是很好的散文。”汪氏散文讲求“真”，首得益于生活，最终指向现实。除自传体系列散文之外，汪曾祺的“重复”还以情节为单位体现在小品、随笔、游记、文论诸多文体中。有关“沈从文”一题材的重复，很直观的得到体现。《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是较全面回忆总结沈从文生平的一篇文章。该文从人物、地点入手，依傍时间的灵活跨渡给予事件高度弹性。“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人物品《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短评《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自报家门》甚至序言《中学生文学精读〈沈从文〉》都能看到沈从文谈创作所发挥的余热。《西南联大中文系》中汪无意赘述，但该句依然保留在文中可见影响之深远。在汪的理解，作者之心要与人物贴近，同悲喜，共哀乐。汪曾祺小说《异秉》的结尾，陈相公与陶先生在厕所中相遇，他们想知道自己是否也有异秉。这种荒唐行为的描述正是贴到生活环境中去展现一代小人物的风貌。与此类似，儿时家乡的美德和俗气、西南联大的自由、沽源时期的忍耐杂糅成一股力量流动于行文之中。“重复”被赋予生命隐藏文字之后，宣告脱胎的胜利。“创作力”在故土之外，于令人望而却步的荒漠中生根发芽。
由此观之，汪曾祺的重复并非毫无意义。在汪老笔下，一座走入其内心世界的理想乡园已然构建。但此现象弊端亦显而易见——阅读价值在编修选集中消磨。近年来“汪曾祺热”悄然形成，国内多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了他的作品。汪曾祺的重复现象不单给编选者抛下难题，更是给读者的接受提出挑战。“裘盛戎病危”一节即是求“全”与求“意”矛盾冲突的表现：在《说说唱唱》中，《艺术和人品》《裘盛戎二三事》《名优之死——纪念裘盛戎》《马·谭·张·裘·赵》接连地编排，程式化的表述掩盖此中深情，这不免与汪曾祺“文求雅洁”之散文观背道而驰。汪曾祺的重复价值在现今社会中易为人忽视。相较其他作家，汪氏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蒲桥集[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6.
[2]汪曾祺.獨坐小品[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6.
[3]汪曾祺.逝水[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6.
[4]汪曾祺.晚翠文谈[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6.
[5]汪曾祺.说说唱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8.
[6]汪曾祺.浮生杂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8.
[7]奚巍鸣.汪曾祺的重复[J].文学自由谈，1996.8.15.
[8]周荷初.汪曾祺散文创作管窥[J].当代文坛，19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