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曼德拉身陷囹圄期间的精神支柱，就包括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作品。曼德拉曾表示，咀嚼这些文字，“监狱的围墙也似在无声中崩塌”。
　　更喜欢阿契贝作品的则是普通尼日利亚人。该国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常见小贩们穿梭往来于拥挤的街头，叫卖各式商品，其中阿契贝小说和回忆录就很受欢迎。
　　阿契贝最著名的作品《崩溃》，被公认为当代第一部非洲作家成功描写非洲的文学作品。我迟至2007年才有机会拜读此书。那年春天，瑞典教育部公布高中生应读的50部世界文学经典，《崩溃》名列其间。出于好奇，也为补非洲文学课，我借暑假之空，细细捧读一番。
　　阿契贝以向世界推介非洲文学，对抗长期以来欧洲殖民主义对非洲之偏颇叙述而知名。但翻开这本书，赫然看见扉页上引用了四行英文诗，出自叶芝名作《二度来生》，令我愈加好奇。
　　阿契贝于1930年出生在尼日利亚的伊博族（Ibo）村庄奥吉迪。父母都是基督徒，以将上帝的光辉遍播尼日利亚为志业，足迹遍及各地。他们收集到的传奇故事，成为阿契贝文学素养的启蒙。
　　在阅读涉及祖国和故乡的冒险故事时，阿契贝发现人物程式化地分为两派，一方是正直、勇敢的白人探险者，另一方则是粗野、丑陋的非洲土著。进入伊巴丹大学就读后，他认真反思这一现象，意识到本民族文学不彰，为害甚大：“当狮子没有自己的历史学家时，狩猎的历史将永远写满猎人的荣耀。”他决意成为一名作家，写非洲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阿契贝离开校园进入尼日利亚广播公司工作，还曾赴英国，在英国广播公司短暂就职。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创作过程艰难而痛苦，他一遍遍修改、润色文字，手稿几乎难以辨认，因为一页稿纸上，未改动过的字句凤毛麟角。阿契贝想到请打字公司将手稿做得体面一点，以便吸引出版商。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家英国公司的广告，毫不犹豫地将唯一的手稿和32英镑打字费寄往伦敦。但无论怎样催促，对方再无回音，阿契贝在忧愁与担心之中度过几个星期，变得瘦削不堪。好在一位朋友去了伦敦，才将他的手稿寻回。阿契贝自此更坚信，所谓“高贵民族”是多么虚妄的说法。
　　但非洲人写非洲的小说，难于找到出版商。阿契贝在碰壁中一再尝试，最终得到海尼曼（Heinemann）出版公司支持，决定出版此书。这就是于1958年面世的长篇小说《崩溃》，第一版只印制2000册，最初在评论界也没得到多大反响，《纽约时报》刊登关于此书的书评，只有区区500字。
　　小说讲述白人和异教降临非洲后，凝聚黑人的传统习俗濒临瓦解，那些努力维系传统习俗的黑人成为悲情角色。奥康渥是智勇双全的黑人，小说开头就写他“名震部落九村，甚至远播四乡”。奥康渥生不逢时，在对抗异教文明的斗争中彻底失败，许多部落同胞也皈依异教，再没勇气与他一起抵抗。他的生活只剩恐惧、忧虑与愤怒，最后自戕。
　　这个悲剧故事，融合浓郁的非洲文化特征，意外地受到读者追捧。坊间还出现传言，说小说主人公存在一个现实中的原型，致使屡次有人向他表明身份，说自己就是奥康渥的儿子。
　　阿契贝后来还有多部佳作出版，如《人民公仆》《神箭》《荒原蚁丘》等。但《崩溃》是他文学创作的巅峰。
　　1966年初，阿契贝出版《人民公仆》，故事涉及一场政变。但仅仅几天之后，尼日利亚竟真的爆发政变。国内形势的发展，酷似小说的情节，引来军政府怀疑，认为他是政治事件的参与者。阿契贝的否认无济于事，只好逃往英国。但失去了故土的滋养，创作变得艰难。他经常坐在书桌前，钢笔拿在手中，虽然心怀对祖国的悲悯，情思却如同断了线，落在纸上的尽是琐碎。他哀叹，创作小说似乎成了一件“轻佻的事情”。
　　经历波折与打击，阿契贝在精神上仍眷恋故土，为人却平和了许多。1972年，他任教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教授非洲文学。学生们偶尔提出对非洲文化存有偏见的问题，他也能耐心地予以解答。但涉及文学时，他的凌厉之风丝毫不减。他最反感以“东方主义”姿态描写非洲的文学，撰文批评过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他还攻击奈保尔是“把自己卖给西方的出色作家”。
　　然而，阿契贝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明显受西方文化影响。《崩溃》的扉页上印着的叶芝诗句，如同为非洲古老文明唱出的挽歌；简洁而透明的文字，颇有几分海明威文学语言的“冰山”风格。实际上，阿契贝本人恐怕也是一位“把自己卖给西方的出色作家”。
　　阿契贝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荒原蚁丘》，于1987年出版。后来的一场交通事故又让他坐上轮椅。他悲叹，身体的残疾和远离故土毁掉了想象的魔力。
　　阿契贝不守旧，但他始终拒绝使用打字机和电脑，因为“每次坐在打字机前，都感觉我和文字被隔开了”。
　　作者为翻译家、瑞典笔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