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中国与西方，融汇古典与现代
　　2017年，是中国著名美术家张仃先生诞辰100周年，这位20世纪的大美术家，一生经历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目睹了艰难贫弱的多事之秋。他以人生为画布，以赤诚为笔墨，终其一生为国梳妆。
　　近日，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它山之石”纪念展，让人们有机会穿越时光，一睹张仃先生的艺术人生。
　　温情与苍茫
　　国画大师黄宾虹曾这样评价张仃的美术成就——“（张仃）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一代之中，曾不数人”。的确如此，张仃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在国画、漫画、壁画、书法、动画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本次展览中，中国美术馆粹选了37件馆藏张仃画作，以时间为序，将张仃的美术生涯和新中国的国画历史娓娓道来。之所以起名为“它山”，一方面源自张仃对故乡蛇盘山的眷恋（“它”是“蛇”的古体字）；另一方面取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此表现张仃对自然、生活以及各艺术门类的学习借鉴之愿。
　　这37件作品，一半是“江南写生”的温情。比如创作于1950年的《苏州庭园》和1956年的《苏州古塔》。在这些作品中，张仃以西方绘画对景写生的方式，突破传统的文人画体系，表现江南古城的清新和雅致。他直接用毛笔在宣纸上现场绘制，笔法遒劲，皴擦点染并施，画中的明暗、透视以及对光影的运用，是过去中国画中罕见的，在当时被视为一次创举。
　　然而另一半，却是“焦墨山水”的苍茫。比如创作于1981年的《巨木赞》。当时，张仃到新疆写生，在戈壁灘上看到一片古胡杨林，有的拔地而起，有的断裂为二。他将自己对生命的体悟倾注其中，创作了史诗般的《巨木赞》，整幅画作丝丝入扣，笔笔扣人心弦，以焦墨的沧桑和凝重，表现着巨木历经百年雨雪风霜后的不朽。
　　穿行在这“两重天地”，体味到的不仅是色彩和格调的天差地别，也是一位艺术家人生境界的起承转合。
　　“为人生而艺术”的终生信念
　　1917年，张仃出生于辽宁北镇，成长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东三省的沦陷。为了生存，年少的张仃跟随一位北京浪人，从辽宁前往北京。结果到了天津，被浪人中途抛下，幸得人帮助，于1932年进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学习。他不满于当时学院闭门造车的画风，凭着一腔热血投身抗战刊物的宣传工作。
　　1934年，张仃前往同学凌子风家。宪兵队闻讯，守在那里，将他逮捕，送到了南京宪兵司令部，判刑3年半。因不满18岁，改送苏州反省院。在狱中，张仃结识了爱国诗人艾青，见证了《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诞生。1年后，他被国立艺专的同乡赵珊保释出狱，在张恨水等人牵线下辗转来到红色圣地延安，开启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旅程。
　　张仃的夫人灰娃在接受采访时谈道，当年张仃出狱后，有一个老板看中了他的潜力和才华，出钱让他去法国留学，但被他拒绝了。“他说，中国人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快亡国了，我们怎么能到人家那儿去呢？”
　　来到延安后，张仃担任了鲁迅研究会的艺术顾问，帮助刊物设计封面。张仃年少时便敬仰鲁迅，认同其“以文章为匕首投枪”的文艺理念。他从鲁迅的杂文中获得启发，认为漫画也应该发挥批判时政的功能。“所有的艺术家都说抗日，没有不抗日的，那么你对抗战出什么力呢？如果一个人去画兰花能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当时的版画、漫画才是有战斗性的。它们到现在也没有像油画、国画那么红火地进入市场卖钱，可以说，版画和漫画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完全是义务地尽了责任。”暮年的张仃如是说。
　　抗战时期，张仃怀抱着美术救国的热忱；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也丝毫未曾动摇。
　　1949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张仃与梁思成分别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造系两个创作组，进行国徽设计。张仃一组选用了庄严雄伟的天安门象征革命胜利，梁思成一组则选用“璧”字凸显人文情怀。11年后，张仃亲率美术供应社的工人，将一枚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我认为最伟大的艺术家，成就最高的艺术家，都是关注人类命运、关心人类前途的。如果他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就有关注世界、关注人类的胸怀，创作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张仃的一生，在风云变幻中初心不改，用如椽之笔镌刻着“为人生而艺术”的信条。
　　“毕加索 城隍庙”的前卫实验
　　张仃号“它山”，据他自己的解释，它山有两层涵义：其一是对故乡蛇山的怀念，其二是对西方绘画艺术的学习借鉴。张仃不拘流派，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相连接，最终熔铸成别具一格的“张氏”风格。
　　早在学生时代，张仃就不满于国画系一味临古的风气，认为应该从写实中寻找灵感。上世纪50年代，他呼吁画家深入生活，到自然中对景写生。
　　1954年，张仃决定身体力行，与李可染、罗铭一起赴江南写生。这场3个月的写生，用成绩平息了当时的“国画窒息论”，为山水画在新中国的发展赢得了良机，被吴冠中称为“中国画革新的里程碑”。
　　进入60年代，就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的张仃，将兴趣转向了“装饰画”，也是在这一阶段，他将早年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本能模仿，上升为理论自觉，为新的艺术创造积淀了深厚的力量。
　　在影响张仃的数位西方大家中，毕加索可谓重中之重。张仃回忆自己第一次接触毕加索，是在北平美专读书的时候。“在一位家境较富裕的同学家里，看到了毕加索的画册，一下子就被镇住了。”自此，毕加索便化作一道长长的光影，投射在他的艺术旅程中。
　　1956年，张仃出访法国。出发前，他预感到可能会见到毕加索，便精心准备了两份礼物——一对珍藏多年的杨柳青门神版画，一套荣宝斋水印的《齐白石画集》。后来，由于随行的工作人员反对，那对门神被视作“封建迷信”未能送出，另一份礼物《齐白石画集》则令毕加索大为惊叹。在此行的合影中，76岁的毕加索左手搂着张仃的肩膀，年轻的张仃身子笔挺。一老一少，身高相仿，如同一对忘年交般亲密无间。 　　回国后，与毕加索的交流极大地激发了张仃的革新热情，他于1961年带领3名青年教师到云南采风，历时半年，足迹遍及西双版纳、大理、丽江、德宏、瑞丽。云南鬼斧神工的美景和多彩丰富的文化激发了张仃全新的灵感，他以云南为对象，创造出了几十幅“新中国画”的实验之作。
　　在《苍山牧歌》《女民兵》等画作中，张仃大胆地使用了抽象的造型和鲜艳的色彩，突破了中国画原有的框架，给人以狂野奔放的视觉冲击。对此，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称之为“毕加索 城隍庙”，形象地概括出了张仃艺术革新的核心特征。
　　张仃在众多美术领域里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制作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哪吒闹海》，指挥完成了首都机场的巨幅壁画《哪吒闹海》，还负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票和成立10周年纪念票的设计。评论家李兆忠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我用立体交叉桥比喻张先生，就是立足于民间的土壤，即学院的、古典的、中国的、现代的、理论的、实践的，四通八达都是流通的，不是单一的。”
　　素以为绚的焦墨世界
　　上世纪60年代，正当张仃的“新中国画”实验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文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其间，张仃的画作多次作为“黑画”遭到批判，有人指着《苍山牧歌》责问：“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油灯》居然被发现里面没油：“这不是攻击社会主义穷吗？”张仃无力面对铺天盖地的批斗，凝结着他多年心血的200多幅彩墨装饰画，也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
　　“文革”结束后，张仃对颜色感到了深深的厌恶和恐惧。他远离了曾经投身的现代中国画改革，从斑斓世界一脚踏入黑白天地，并与这白山黑水相伴，走完了人生最后的35年。
　　张仃的晚年自述，道出了他转向焦墨山水探索的缘由。“文革”后期，他住在香山樱桃沟。“我当时什么绘画工具也没有，就拿小学生写字用的毛笔、元书纸，拿个破墨盒去香山写生，这样慢慢地就画起焦墨来了。焦墨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很少，在民国初期有黄宾虹。我很欣赏黄宾虹的画，所以我覺得焦墨还有潜力可以发挥，可以画大。”
　　张仃的焦墨山水素以为绚、不饰颜色，古刹庙宇、荒郊野渡、莽莽昆仑、巍巍太行皆别有风致。这些山水图卷苍劲有力、宏阔辽远，被张仃称为“全素斋”——一种有益身心的精神素食。他的焦墨山水，是他心中的山水，透过画面的皴擦起伏、远近虚实，仿佛在诉说他坎坷的人生以及历经磨难后内心纯粹、干净的世界。
　　此后的几十年里，张仃足迹踏遍祖国河山。沪上美术评论家谢春彦与张仃相识于20年前，据他回忆：“年逾花甲的张老，写生都是竭尽全力。去黄山，他随身带一瓶开水，两个干馒头，从天亮画到看不见为止。”
　　然而，对于张仃的艺术转向，美术界却评价不一。尤其是曾经师从张仃学习“新中国画”的学生们，深深为先生转向“保守”而感到惋惜，认为从此失去了一个“中国的毕加索”。实际上，在张仃的焦墨山水中，对“城隍庙”的眷恋化作了对草根生活的细致描绘，而“毕加索”则融化在不拘格套的山水线条中。由浓烈到淡泊，由外放到含蓄，黑白之间方见精神。焦墨山水看似冲淡平和，实则如同斗牛一般，激动人心而兴味无穷。
　　晚年的张仃心态淡泊宁静，时常感叹“幸有十米画室终日笔耕不辍”“日饮毛尖茶，夜喝玉米粥，余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