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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与朋友聊天，猛然觉察“三十二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便情不自禁地感叹：自己肯定要在编辑这个岗位上为河南的文艺出版工作奋斗终生了。谁料朋友却说：“你这辈子只作了出版一件事，不就是当下所提倡的‘工匠精神’嘛！”
我一愣：自己的工作经历简单，几十年如一日，既没有什么升迁，也没有向其他更好的单位流动，是自己缺少能耐的表现。这与时下所说的“工匠精神”有什么联系？此前，倒是有人说我身上具有“儒雅气”，我便以“腹有诗书气自华”聊以自慰；不少人说我身上尽是“书生气”，我就以“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陡生感慨；也有人干脆说我“半傻”——我听后哈哈一笑，无以言对。但后来仔细想想：我哪里是“半傻”？简直就是“全傻”嘛！
1983年从河大中文系毕业，我就被分配到原省计委经研所。不过，只一年就要求调到了正在组建的黄河文艺出版社——理由是“自己的性格不适合从政”。此后，看着同龄朋友纷纷升迁、买房、买车，而自己也从实习编辑到编辑、副编审、编审像蜗牛一样“进步”着。至于生活，则长期住在一个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建筑面积65平米的旧房子里。说实话，自己也曾不甘心啊！凭什么我买不起房、买不起车？但每每想到，自己从一个纯粹农民的儿子，完全凭着个人的努力，不仅在省会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而且还评上了高级专业职称。房子虽小，但却是著名画家李伯安老师曾住过的地方——这可是大艺术家的故居呢！于是，一种由衷的“满足感”，终究还是把“不甘心”拼了下去——不傻的人，会这样阿Q吗？
从到出版社工作至今三十多年，很少有过节假日、礼拜天。书出慢了，让作者等待太久，自己会心里不安，也觉得读者需要早日看到新书。所以，每编一本书都像催命似的往前赶。记得1989年前后，国家刚刚开始实行休假制度。我第一次请休年假，被批准了一周的时间。但这个假期里，我却在硝滩当时的家里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大浩劫》的编辑工作。后来，很少再有请假休息的机会。不瞒朋友，当时为了“台港文学艺术丛书”的选题上报，我曾经与时任的领导吵架争取；为了这套书的宣传发行，还自己出钱在第四届中原书市上做展板、打广告。当时的《中华读书报》，曾以《中原书市亮出个人展板》为题进行报道——不傻的人，会这样吗？
1996年6月18日，河南文艺出版社在原河南人民出版社文艺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之前，当时的河南教育（大象）出版社、河南少儿（海燕）出版社，先后邀我到他们那里工作，却被我婉言谢绝了。理由是：“自己学的中文，还是应该做文学出版更合适。”现在想想，无论是哪个出版社，其待遇肯定要比待在文艺社高出许多倍。
1996年至1998年，我与张宝明、王中江两位博士合作，策划出版了三卷本的“新文化元典丛书”——《回眸〈新青年〉》。期间那个艰苦，真正是一言难尽啊！整整近两年的时间，面对办公桌上几十本《新青年》原版的杂志，一个人默默地编啊编……有位当年一同进社的朋友感慨道：“国钦，你天天这样，简直从新青年编成老青年了。”是啊，仅仅两页的《编选出版说明》，稿件在我这里就前后修改了二十遍之多。为了读者就这套书与原版文章的对应查阅方便，我在编辑过程中萌生了请作者编撰整理《〈新青年〉总目录》的想法。但两位作者太忙，却把这个任务安排了给我。最后，当作者认为我应该就《总目录》的整理署名时，我却以“自己只是责编”为由婉辞了——不傻的人，会这样吗？
1998年5月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回眸〈新青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我不仅为此打前站，而且扛着书、流着泪在北京街头打的请专家。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在给本次座谈会的贺信中说：“祝贺北大百年校庆，必不能忘记‘五四’；而纪念‘五四’，又必不能忘记《新青年》。《新青年》实为‘五四’先驱的火炬。河南文艺出版社有此眼光出版《回眸〈新青年〉》，敬佩无量，感谢无量！”那时候，发自内心的激动与自豪感，使我原来所有的辛苦与委屈都已经荡然无存了。后来，这套书在获得河南省优秀校对奖的基础上，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这可都是河南省的图书专业最高奖，也是河南文艺出版社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奖哟！
为了发挥自己爱好诗词的专长，1998年我又认真策划了“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丛书（十卷），并找到中国社科院的古典文学专家陈祖美做主编。陈先生掩饰不住喜欢这套丛书，爽快地答应担任主编这套书并组织专家分别编写，但是希望我做这套书的副主编以便协助她。考虑作为这套书的责编，我又坚决地婉辞了——不傻的人，会这样吗？
《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原在外省某出版社发行了十年，但我2003年取得“增订二版”的修订版版权时，才发现书中的内容错误与技术错误太多了。在对书稿差错校订与原作者出现不同见解时，我顶着极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做好了被作者起诉的准备。付印前的一周时间了，我莫名其妙地头痛难忍，无缘无故地双泪长流——我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我无法说服自己不坚持，所以只能自己熬煎自己，这不是太傻是什么？对于长篇小说《天幕流星》的修改与出版，是在原创书稿中修改得比较艰苦的。连续两个春节，当别人带着全家返回家乡或者外出度假的时候，我却在自己的蜗居里加工、编辑这部书稿。即便从2005年竞岗成功担任本社副总编辑之后的十多年里，我每年的责编工作量起码在一百万字以上。尤其是在套书《焦裕禄精神文献典藏》的主编（执行）过程中，自己就责编了全部三十一册中的五册——不傻的人，会这样吗？
其实，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很傻。傻在总是相信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所以就要求自己务必善待他人；傻在“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傻在总不计较任何荣誉，也不计较别人的歹意。总把自己的一切荣辱都与单位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也不知道通过经商、炒股等渠道赚些外快；总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尽管因此吃了不少亏、受了不少苦，但还总认为“吃亏是福”“难得糊涂”。自己从不长记性，就只好一如既往地傻着、傻到现在！
其实，傻也有傻的好处。不计较别人，自己没负担；不计较荣誉，心里就坦然；凭工作领工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的什么地方，只要稍微安定下来，马上就能进入睡眠状态。问题是自己的心虽很宽，但身体却总也胖不起来，便只能因“不能为社会主义增光添彩”而遗憾不已。 2016年6月18日，河南文艺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的日子。一下子又二十年了？算一算自己被吓了一大跳。刚刚毕业来到郑州的情景如在眼前，简直就是昨天的事情嘛，很多东西还都没来得及做呢！
比如当年颇受市场欢迎的“台港文学艺术丛书”，一直想在学术和文化的层面上延续下去；比如毛泽东诗词系列，除已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毛泽东诗词唱和》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选题可能填补国内相关空白；比如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出版之后，那个《全民国诗话》的合同才刚刚签订；比如策划出版《20世纪中华诗词大典》的计划还一直没有机会开始进行；比如一直期望着在没有音乐课本的前提下，让本社图书有一个很好的市场表现；比如让数字出版成为本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什么时候也能获得个国家图书奖什么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得奖，而是想为本社争取一个应该得到的荣誉！
当然，前后三十多年的出版生涯，也使我深切感受到了我们文艺出版社可贵的“工匠精神”。
我依然记得：著名作家二月河的“康雍乾帝王”系列，最初就是从我们文艺社开始推向社会的。我当时的导师顾仕鹏先生，多少年如一日，帮助作者一字一句地修订、改稿、加工，终于让一个只有“中学水平”的业余作者成为了著名作家，同时也成就了一套当代文学史上数十年畅销不衰的历史长篇名著（遗憾的是，二月河老师当年期待与我进行合作的愿望，却因为种种情况而没有实现）。想想《康熙大帝》《乾隆皇帝》当年在全国图书市场那个“火”，让外地发行商带着现金在郑州等书都等不到——那才叫“牛”啊！
也依然记得：我到出版社工作就有幸参与其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文库》，先后推出了六十种之多。如巴金、茅盾、老舍、叶圣陶、贺敬之、冰心、王蒙、宗璞、魏巍、王愿坚、蒋子龙、郭小川……一大串著名作家的名字闪闪发光。那可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出版史上的第一套大型作家文库，其影响之大，至今还让一些读者在旧书摊上发现后奉为珍品呢！
我同样知道：作为我社名满全国的著名刊物《名人传记》，创刊三十多年来不仅团结了大批的作者队伍，而且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群体。在图书市场、期刊市场多年来严重萎缩的情况下，要维持一个刊物成长到三十岁靠什么？不就是杂志社编辑同仁那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与高质量的稿件吗？！
还有《大秦帝国》，从开始出版到全部完成，前后整整经历了十年的时间。河南文艺出版社成立当年，第一次选题会上就进行了热烈讨论。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其中不仅有编辑辛勤的汗水，更有历届班子及全社人员的共同努力！包括后来《大秦帝国（点评本）》的出版，若没有编辑包括发行人员共同的不懈工作与持续努力，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社出版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散文丛书”，曾经在国内同类书的市场上名声远扬。《民间经典文学书系》的出版，不仅很好地发挥了文以图配、图以文说、文图并茂的特色，而且第一次把“民间文学”“经典”化，并且取得了不俗的市场成绩。《散文诗九十年》一书的出版，对把散文诗列入“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序列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小说家的散文”的策划同样十分精彩：除选题独特、编辑认真之外，版本的精致与封面的精美也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必须为本社多年以来在装帧设计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感到骄傲。在2008年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的装帧设计排名中，本社竟然排在了前十一名。而每一种优秀封面的设计，无不体现了设计者对图书内容的理解和对美学观念的艺术阐释。像《看草》《杂花生树》《我的单词薄》《说食话》等图书的设计，那确实是需要以“工匠精神”去进行阐释的。
我社正在进行中的“思想者文丛”，其每一位作者的学术品味与影响力，那可都是“杠杠的”。正在进行中的“民俗文化全典”，正在进行中的“现当代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以及“当代作家评传”，其规模、其阵容，应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还有长篇小说《焦裕禄》《中国红旗渠》，其中所弘扬的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正是当下社会所特别需要的！我还特别想说的是《汪曾祺集》这套书，主编李建新对书稿内容十多年的精雕细琢，让我这个项目人不得不特别变动了社里正常的编校流程；装帧设计者张胜对封面每一个细节的用心与考究，让读者真正体会到了爱不释手的感觉。这套书部分图书出版之后，在读者中引起的轰动效应使我不由想起：“工匠精神”这个词汇放在他们二人身上，也倒是名副其实的！还有年轻编辑提出的“私历史”概念、所策划的“贺岁书”出版，年轻编辑与河南大学作家合作的“作家签约”行动，也分别具有各自特色的执着精神……当然，能够体现“工匠精神”的，还体现在我社的照排与校对环节。每一位员工兢兢业业并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标点符号、错字别字等微小错误的态度，不仅令人欣慰，而且令人感动！
所谓的“工匠精神”，我理解就是工匠对自己产品严谨认真、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执着精神。真正的工匠，对不断雕琢产品、不断提高品质的过程是非常享受的。而这种“工匠精神”的内涵，我觉得应该包括专注敬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执着持续、极致完美等方面。任何的轻飘浮躁、投机取巧或短平快行为，都是与“工匠精神”格格不入的。
英国航海钟的发明者约翰·哈里森，先后历时40余年造出了五台航海钟。其中的“哈氏4号”在六十四天的航行中只慢了五秒，比当时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二分钟还少一分五十五秒。小野二郎是全球最年长的米其林三星大厨，在日本被誉为“寿司之神”。许多世界各地的美食家，慕名而来品尝这位“寿司第一人”超过五十年的精湛技艺。但让人惊讶不已的，是他的餐厅只有十个座位，小小的店面从来没有扩张过。他肯定不是不能扩张，而是执意坚守着不扩张。据说：东京所有最棒的饭店都这么小，而且只做一样料理。因为要把事情做好、做漂亮，其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对事物追求至善至美过程中的愉悦。
有资料显示：截止到2012年，全世界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在日本有3146家（居全球之首），德国837家，荷兰222家，法国196家。而在只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竟然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从纯专业的角度看，为什么德国、日本的产品一直受全世界客户的追捧与信赖？这与他们所长期奉行的“工匠精神”肯定有着重要关系。 千万不要以为具有“工匠精神”的都是什么著名人物，是什么领导、富翁、老板、教授，其实多是一些身份非常平凡的刀工、钳工、捞纸工、研磨工、技术工、泥瓦匠等普通工人甚至小手工业者。许多人学历不高甚至没有学历，但他们都有对职业技能的完美追求。正是靠着对专业技术的传承和钻研，靠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坚守，靠着在日常工作中无比娴熟的专业技能，才最终成为了一个个不可或缺的顶级人才。
其实，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少这种工匠及“工匠精神”。如水滴石穿、磨杵成针、庖丁解牛、运斤成风、百步穿杨以及卖油翁等典故中所记述的，都是古代“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如杭州丝绸、汴京刺绣、景德镇瓷器、朱仙镇年画、洛阳唐三彩、安徽宣纸、云南蜡染以及著名的茶具茶叶、竹器漆器、金银器等产品，千百年来也是世界各国王宫贵族争相购买的物品。如赵州桥、故宫、天坛、万里长城、江南园林、都江堰、雕版印刷乃至我国特有的甲子历法，在世界上不都是独具特色的伟大工匠成就吗？
如果说工业、手工业、制造业、建筑业需要“工匠精神”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出版事业就更需要这种可贵的“工匠精神”了，因为文化是真正需要“传之后世、利在千秋”的精神产品。如茅盾、鲁迅、郭沫若、叶圣陶、邹韬奋、傅璇宗等，都是从普通编辑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作家或学者的。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上海辞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文出版社等，都曾出版过许多的经典学术著作、文艺作品、世界名著。以中华书局的《辞海》为例，正是经过几代编辑的辛勤劳作、近万名编写者的几易其稿，最后才编就了世界出版界的鸿篇巨制。再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先后修订达十一版之多，不仅获得了“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在质量上实现了“零错误率”，从而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广泛好评。有一年在北京参加春季图书订货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展台旁边整整的一面墙上，喷绘出了数十位在该社出版过作品的著名作家。洋洋大观的队伍中，都曾在这里出版过煌煌巨著——那阵势，真叫“牛”！
所谓“工匠精神”，不过是一种比较文化、比较好听的说法。其本质上，也就是一种“笨”与“傻”的精神。“笨”，就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严苛严谨的状态；“傻”，就是心无旁骛、拒绝诱惑、持续执着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把本职工作做好、做精！有人说：一个人的工作状态折射着他的人生态度。也有人说：工作是一种修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将毕生岁月奉献给一门手艺、一项事业的一种信仰，也是对自己从事工作的敬畏态度。唯有敬畏，才觉神圣；唯有神圣，才须专注；唯有专注，才见严谨；唯有严谨，才有可能追求品质与境界啊！
一直有朋友问我：“当年从省计委到出版社，几十年固守贫穷，后悔吗？”
“不后悔！”我真心地认为：文学出版事业，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业。数十年来能够为社会奉献出那么多的好书，能够帮助一些人成就了他们想当作家的梦想，自己不是很幸福吗？！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的传承则是一个民族历史传承的重要方式。我参与了文化的传承，实际上不就是参与了历史的传承吗？你说傻吧？确实傻！你说高尚吧？确实高尚！
“高尚多少钱一斤？”又一句话问得我无言以对。
其实，我只是一个傻得可以、不懂变通的“编辑匠”而已——尽管，这个“编辑匠”与朋友所说具有一定精神的“工匠”还相距甚远。凭心而论，在当下的编辑队伍中，本人也算是有些追求的——追求每一本图书的编校质量都能合格、优秀！追求书稿的内容更多一些正能量，追求作家的作品能够抑恶扬善、扶正怯邪，追求更多的读者通过我编辑的图书多做些好事、善事，追求读者能够从好书中找到自己积极的信仰与精神的归宿！当然，好在我距退休还剩有几年时间，自己还有机会继续努力工作。最起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
因为有人说我“半傻”，所以曾在坐公交上班的路上写了一首《“半傻编辑”的傻人歌》以自娱。忽然觉得拿来作为本文的结束也行：
这个世界不得了，精明人多傻子少。
仕途艰难风险多，你勾心来我斗角。
哈腰点头基本功，脸肿大来鞋子小。
河边岂能不湿鞋？贪心失足不如草。
商家赔赚不得了，斤斤岂能不计较？
不拐不骗不想蒙，牛市房租向上炒。
真情问他值几何，有钱不赚是傻鸟。
别嫌心黑手段毒，无人监管鬼知道。
八两半斤不得了，初一十五哪里跑！
一脸笑容一把刀，笑里藏刀多烦恼。
两个黄鹂翠柳鸣，你一拳来我一脚。
什么流水与高山，悲乎管鲍死得早。
记者而今不得了，光明阴暗不讨好。
妙笔欲写能量正，人送一顶马屁帽。
焦点访谈剜毒瘤，黑脸包公哪里找？
但愿今后傻人多，雷锋旗帜永不倒。
傻人傻编不得了，为人作嫁心不老。
赋诗荡胸生层云，上班阴阳无昏晓。
编得好书向明天，中华梦里都温饱。
匠人精神情未傻，峰高一览众山小。
我一愣：自己的工作经历简单，几十年如一日，既没有什么升迁，也没有向其他更好的单位流动，是自己缺少能耐的表现。这与时下所说的“工匠精神”有什么联系？此前，倒是有人说我身上具有“儒雅气”，我便以“腹有诗书气自华”聊以自慰；不少人说我身上尽是“书生气”，我就以“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陡生感慨；也有人干脆说我“半傻”——我听后哈哈一笑，无以言对。但后来仔细想想：我哪里是“半傻”？简直就是“全傻”嘛！
1983年从河大中文系毕业，我就被分配到原省计委经研所。不过，只一年就要求调到了正在组建的黄河文艺出版社——理由是“自己的性格不适合从政”。此后，看着同龄朋友纷纷升迁、买房、买车，而自己也从实习编辑到编辑、副编审、编审像蜗牛一样“进步”着。至于生活，则长期住在一个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建筑面积65平米的旧房子里。说实话，自己也曾不甘心啊！凭什么我买不起房、买不起车？但每每想到，自己从一个纯粹农民的儿子，完全凭着个人的努力，不仅在省会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而且还评上了高级专业职称。房子虽小，但却是著名画家李伯安老师曾住过的地方——这可是大艺术家的故居呢！于是，一种由衷的“满足感”，终究还是把“不甘心”拼了下去——不傻的人，会这样阿Q吗？
从到出版社工作至今三十多年，很少有过节假日、礼拜天。书出慢了，让作者等待太久，自己会心里不安，也觉得读者需要早日看到新书。所以，每编一本书都像催命似的往前赶。记得1989年前后，国家刚刚开始实行休假制度。我第一次请休年假，被批准了一周的时间。但这个假期里，我却在硝滩当时的家里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大浩劫》的编辑工作。后来，很少再有请假休息的机会。不瞒朋友，当时为了“台港文学艺术丛书”的选题上报，我曾经与时任的领导吵架争取；为了这套书的宣传发行，还自己出钱在第四届中原书市上做展板、打广告。当时的《中华读书报》，曾以《中原书市亮出个人展板》为题进行报道——不傻的人，会这样吗？
1996年6月18日，河南文艺出版社在原河南人民出版社文艺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之前，当时的河南教育（大象）出版社、河南少儿（海燕）出版社，先后邀我到他们那里工作，却被我婉言谢绝了。理由是：“自己学的中文，还是应该做文学出版更合适。”现在想想，无论是哪个出版社，其待遇肯定要比待在文艺社高出许多倍。
1996年至1998年，我与张宝明、王中江两位博士合作，策划出版了三卷本的“新文化元典丛书”——《回眸〈新青年〉》。期间那个艰苦，真正是一言难尽啊！整整近两年的时间，面对办公桌上几十本《新青年》原版的杂志，一个人默默地编啊编……有位当年一同进社的朋友感慨道：“国钦，你天天这样，简直从新青年编成老青年了。”是啊，仅仅两页的《编选出版说明》，稿件在我这里就前后修改了二十遍之多。为了读者就这套书与原版文章的对应查阅方便，我在编辑过程中萌生了请作者编撰整理《〈新青年〉总目录》的想法。但两位作者太忙，却把这个任务安排了给我。最后，当作者认为我应该就《总目录》的整理署名时，我却以“自己只是责编”为由婉辞了——不傻的人，会这样吗？
1998年5月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回眸〈新青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我不仅为此打前站，而且扛着书、流着泪在北京街头打的请专家。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在给本次座谈会的贺信中说：“祝贺北大百年校庆，必不能忘记‘五四’；而纪念‘五四’，又必不能忘记《新青年》。《新青年》实为‘五四’先驱的火炬。河南文艺出版社有此眼光出版《回眸〈新青年〉》，敬佩无量，感谢无量！”那时候，发自内心的激动与自豪感，使我原来所有的辛苦与委屈都已经荡然无存了。后来，这套书在获得河南省优秀校对奖的基础上，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这可都是河南省的图书专业最高奖，也是河南文艺出版社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奖哟！
为了发挥自己爱好诗词的专长，1998年我又认真策划了“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丛书（十卷），并找到中国社科院的古典文学专家陈祖美做主编。陈先生掩饰不住喜欢这套丛书，爽快地答应担任主编这套书并组织专家分别编写，但是希望我做这套书的副主编以便协助她。考虑作为这套书的责编，我又坚决地婉辞了——不傻的人，会这样吗？
《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原在外省某出版社发行了十年，但我2003年取得“增订二版”的修订版版权时，才发现书中的内容错误与技术错误太多了。在对书稿差错校订与原作者出现不同见解时，我顶着极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做好了被作者起诉的准备。付印前的一周时间了，我莫名其妙地头痛难忍，无缘无故地双泪长流——我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我无法说服自己不坚持，所以只能自己熬煎自己，这不是太傻是什么？对于长篇小说《天幕流星》的修改与出版，是在原创书稿中修改得比较艰苦的。连续两个春节，当别人带着全家返回家乡或者外出度假的时候，我却在自己的蜗居里加工、编辑这部书稿。即便从2005年竞岗成功担任本社副总编辑之后的十多年里，我每年的责编工作量起码在一百万字以上。尤其是在套书《焦裕禄精神文献典藏》的主编（执行）过程中，自己就责编了全部三十一册中的五册——不傻的人，会这样吗？
其实，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很傻。傻在总是相信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所以就要求自己务必善待他人；傻在“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傻在总不计较任何荣誉，也不计较别人的歹意。总把自己的一切荣辱都与单位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也不知道通过经商、炒股等渠道赚些外快；总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尽管因此吃了不少亏、受了不少苦，但还总认为“吃亏是福”“难得糊涂”。自己从不长记性，就只好一如既往地傻着、傻到现在！
其实，傻也有傻的好处。不计较别人，自己没负担；不计较荣誉，心里就坦然；凭工作领工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的什么地方，只要稍微安定下来，马上就能进入睡眠状态。问题是自己的心虽很宽，但身体却总也胖不起来，便只能因“不能为社会主义增光添彩”而遗憾不已。 2016年6月18日，河南文艺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的日子。一下子又二十年了？算一算自己被吓了一大跳。刚刚毕业来到郑州的情景如在眼前，简直就是昨天的事情嘛，很多东西还都没来得及做呢！
比如当年颇受市场欢迎的“台港文学艺术丛书”，一直想在学术和文化的层面上延续下去；比如毛泽东诗词系列，除已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毛泽东诗词唱和》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选题可能填补国内相关空白；比如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出版之后，那个《全民国诗话》的合同才刚刚签订；比如策划出版《20世纪中华诗词大典》的计划还一直没有机会开始进行；比如一直期望着在没有音乐课本的前提下，让本社图书有一个很好的市场表现；比如让数字出版成为本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什么时候也能获得个国家图书奖什么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得奖，而是想为本社争取一个应该得到的荣誉！
当然，前后三十多年的出版生涯，也使我深切感受到了我们文艺出版社可贵的“工匠精神”。
我依然记得：著名作家二月河的“康雍乾帝王”系列，最初就是从我们文艺社开始推向社会的。我当时的导师顾仕鹏先生，多少年如一日，帮助作者一字一句地修订、改稿、加工，终于让一个只有“中学水平”的业余作者成为了著名作家，同时也成就了一套当代文学史上数十年畅销不衰的历史长篇名著（遗憾的是，二月河老师当年期待与我进行合作的愿望，却因为种种情况而没有实现）。想想《康熙大帝》《乾隆皇帝》当年在全国图书市场那个“火”，让外地发行商带着现金在郑州等书都等不到——那才叫“牛”啊！
也依然记得：我到出版社工作就有幸参与其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文库》，先后推出了六十种之多。如巴金、茅盾、老舍、叶圣陶、贺敬之、冰心、王蒙、宗璞、魏巍、王愿坚、蒋子龙、郭小川……一大串著名作家的名字闪闪发光。那可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出版史上的第一套大型作家文库，其影响之大，至今还让一些读者在旧书摊上发现后奉为珍品呢！
我同样知道：作为我社名满全国的著名刊物《名人传记》，创刊三十多年来不仅团结了大批的作者队伍，而且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群体。在图书市场、期刊市场多年来严重萎缩的情况下，要维持一个刊物成长到三十岁靠什么？不就是杂志社编辑同仁那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与高质量的稿件吗？！
还有《大秦帝国》，从开始出版到全部完成，前后整整经历了十年的时间。河南文艺出版社成立当年，第一次选题会上就进行了热烈讨论。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其中不仅有编辑辛勤的汗水，更有历届班子及全社人员的共同努力！包括后来《大秦帝国（点评本）》的出版，若没有编辑包括发行人员共同的不懈工作与持续努力，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社出版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散文丛书”，曾经在国内同类书的市场上名声远扬。《民间经典文学书系》的出版，不仅很好地发挥了文以图配、图以文说、文图并茂的特色，而且第一次把“民间文学”“经典”化，并且取得了不俗的市场成绩。《散文诗九十年》一书的出版，对把散文诗列入“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序列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小说家的散文”的策划同样十分精彩：除选题独特、编辑认真之外，版本的精致与封面的精美也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必须为本社多年以来在装帧设计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感到骄傲。在2008年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的装帧设计排名中，本社竟然排在了前十一名。而每一种优秀封面的设计，无不体现了设计者对图书内容的理解和对美学观念的艺术阐释。像《看草》《杂花生树》《我的单词薄》《说食话》等图书的设计，那确实是需要以“工匠精神”去进行阐释的。
我社正在进行中的“思想者文丛”，其每一位作者的学术品味与影响力，那可都是“杠杠的”。正在进行中的“民俗文化全典”，正在进行中的“现当代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以及“当代作家评传”，其规模、其阵容，应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还有长篇小说《焦裕禄》《中国红旗渠》，其中所弘扬的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正是当下社会所特别需要的！我还特别想说的是《汪曾祺集》这套书，主编李建新对书稿内容十多年的精雕细琢，让我这个项目人不得不特别变动了社里正常的编校流程；装帧设计者张胜对封面每一个细节的用心与考究，让读者真正体会到了爱不释手的感觉。这套书部分图书出版之后，在读者中引起的轰动效应使我不由想起：“工匠精神”这个词汇放在他们二人身上，也倒是名副其实的！还有年轻编辑提出的“私历史”概念、所策划的“贺岁书”出版，年轻编辑与河南大学作家合作的“作家签约”行动，也分别具有各自特色的执着精神……当然，能够体现“工匠精神”的，还体现在我社的照排与校对环节。每一位员工兢兢业业并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标点符号、错字别字等微小错误的态度，不仅令人欣慰，而且令人感动！
所谓的“工匠精神”，我理解就是工匠对自己产品严谨认真、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执着精神。真正的工匠，对不断雕琢产品、不断提高品质的过程是非常享受的。而这种“工匠精神”的内涵，我觉得应该包括专注敬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执着持续、极致完美等方面。任何的轻飘浮躁、投机取巧或短平快行为，都是与“工匠精神”格格不入的。
英国航海钟的发明者约翰·哈里森，先后历时40余年造出了五台航海钟。其中的“哈氏4号”在六十四天的航行中只慢了五秒，比当时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二分钟还少一分五十五秒。小野二郎是全球最年长的米其林三星大厨，在日本被誉为“寿司之神”。许多世界各地的美食家，慕名而来品尝这位“寿司第一人”超过五十年的精湛技艺。但让人惊讶不已的，是他的餐厅只有十个座位，小小的店面从来没有扩张过。他肯定不是不能扩张，而是执意坚守着不扩张。据说：东京所有最棒的饭店都这么小，而且只做一样料理。因为要把事情做好、做漂亮，其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对事物追求至善至美过程中的愉悦。
有资料显示：截止到2012年，全世界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在日本有3146家（居全球之首），德国837家，荷兰222家，法国196家。而在只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竟然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从纯专业的角度看，为什么德国、日本的产品一直受全世界客户的追捧与信赖？这与他们所长期奉行的“工匠精神”肯定有着重要关系。 千万不要以为具有“工匠精神”的都是什么著名人物，是什么领导、富翁、老板、教授，其实多是一些身份非常平凡的刀工、钳工、捞纸工、研磨工、技术工、泥瓦匠等普通工人甚至小手工业者。许多人学历不高甚至没有学历，但他们都有对职业技能的完美追求。正是靠着对专业技术的传承和钻研，靠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坚守，靠着在日常工作中无比娴熟的专业技能，才最终成为了一个个不可或缺的顶级人才。
其实，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少这种工匠及“工匠精神”。如水滴石穿、磨杵成针、庖丁解牛、运斤成风、百步穿杨以及卖油翁等典故中所记述的，都是古代“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如杭州丝绸、汴京刺绣、景德镇瓷器、朱仙镇年画、洛阳唐三彩、安徽宣纸、云南蜡染以及著名的茶具茶叶、竹器漆器、金银器等产品，千百年来也是世界各国王宫贵族争相购买的物品。如赵州桥、故宫、天坛、万里长城、江南园林、都江堰、雕版印刷乃至我国特有的甲子历法，在世界上不都是独具特色的伟大工匠成就吗？
如果说工业、手工业、制造业、建筑业需要“工匠精神”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出版事业就更需要这种可贵的“工匠精神”了，因为文化是真正需要“传之后世、利在千秋”的精神产品。如茅盾、鲁迅、郭沫若、叶圣陶、邹韬奋、傅璇宗等，都是从普通编辑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作家或学者的。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上海辞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文出版社等，都曾出版过许多的经典学术著作、文艺作品、世界名著。以中华书局的《辞海》为例，正是经过几代编辑的辛勤劳作、近万名编写者的几易其稿，最后才编就了世界出版界的鸿篇巨制。再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先后修订达十一版之多，不仅获得了“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在质量上实现了“零错误率”，从而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广泛好评。有一年在北京参加春季图书订货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展台旁边整整的一面墙上，喷绘出了数十位在该社出版过作品的著名作家。洋洋大观的队伍中，都曾在这里出版过煌煌巨著——那阵势，真叫“牛”！
所谓“工匠精神”，不过是一种比较文化、比较好听的说法。其本质上，也就是一种“笨”与“傻”的精神。“笨”，就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严苛严谨的状态；“傻”，就是心无旁骛、拒绝诱惑、持续执着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把本职工作做好、做精！有人说：一个人的工作状态折射着他的人生态度。也有人说：工作是一种修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将毕生岁月奉献给一门手艺、一项事业的一种信仰，也是对自己从事工作的敬畏态度。唯有敬畏，才觉神圣；唯有神圣，才须专注；唯有专注，才见严谨；唯有严谨，才有可能追求品质与境界啊！
一直有朋友问我：“当年从省计委到出版社，几十年固守贫穷，后悔吗？”
“不后悔！”我真心地认为：文学出版事业，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业。数十年来能够为社会奉献出那么多的好书，能够帮助一些人成就了他们想当作家的梦想，自己不是很幸福吗？！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的传承则是一个民族历史传承的重要方式。我参与了文化的传承，实际上不就是参与了历史的传承吗？你说傻吧？确实傻！你说高尚吧？确实高尚！
“高尚多少钱一斤？”又一句话问得我无言以对。
其实，我只是一个傻得可以、不懂变通的“编辑匠”而已——尽管，这个“编辑匠”与朋友所说具有一定精神的“工匠”还相距甚远。凭心而论，在当下的编辑队伍中，本人也算是有些追求的——追求每一本图书的编校质量都能合格、优秀！追求书稿的内容更多一些正能量，追求作家的作品能够抑恶扬善、扶正怯邪，追求更多的读者通过我编辑的图书多做些好事、善事，追求读者能够从好书中找到自己积极的信仰与精神的归宿！当然，好在我距退休还剩有几年时间，自己还有机会继续努力工作。最起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
因为有人说我“半傻”，所以曾在坐公交上班的路上写了一首《“半傻编辑”的傻人歌》以自娱。忽然觉得拿来作为本文的结束也行：
这个世界不得了，精明人多傻子少。
仕途艰难风险多，你勾心来我斗角。
哈腰点头基本功，脸肿大来鞋子小。
河边岂能不湿鞋？贪心失足不如草。
商家赔赚不得了，斤斤岂能不计较？
不拐不骗不想蒙，牛市房租向上炒。
真情问他值几何，有钱不赚是傻鸟。
别嫌心黑手段毒，无人监管鬼知道。
八两半斤不得了，初一十五哪里跑！
一脸笑容一把刀，笑里藏刀多烦恼。
两个黄鹂翠柳鸣，你一拳来我一脚。
什么流水与高山，悲乎管鲍死得早。
记者而今不得了，光明阴暗不讨好。
妙笔欲写能量正，人送一顶马屁帽。
焦点访谈剜毒瘤，黑脸包公哪里找？
但愿今后傻人多，雷锋旗帜永不倒。
傻人傻编不得了，为人作嫁心不老。
赋诗荡胸生层云，上班阴阳无昏晓。
编得好书向明天，中华梦里都温饱。
匠人精神情未傻，峰高一览众山小。